特朗普“驅趕”外企外資離開中國：欲效冬鳳剝綈袍

熱衷于關稅“大棒”的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之所以對這根大棒癡迷不改，很大原因是希望借此逼迫外資從中國等海外新興市場抽離，連同其所支持的產業鏈和制造業產能重返美國本土，從而兌現其“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政治承諾。

但如今許多美國專家和商界領袖均表示，“盡管特朗普言之鑿鑿，稱其貿易政策將引發制造業從中國“遷回”美國，但到目前為止，許多在中國運營的美國公司仍留在原地“。

當地時間8月31日，美國政治分析刊物《POLITICO》獨家刊發由該刊專事報道特朗普貿易及關稅政策的首席記者德羅切斯(Daniel Desrochers)、該刊負責為全球安全團隊撰寫“印太”相關新聞的記者兼《中國觀察家》專欄主持人凱恩(Phelim Kine，中文筆名“老康”)和該刊常駐白宮、專事特朗普政府國內政策及聯邦官僚機構改革主題文章撰寫的記者梅瑟利（Megan Messerly）聯合署名的獨家文章，承認“特朗普試圖吸引企業離開中國，但結果適得其反”（Trump’s attempts to lure companies away from China are backfiring）。

至少六位以上商界和商業團體領袖均表示，“留在中國”是風險最小的選擇，他們指出，特朗普不僅針對北京，還針對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制造業強國，全面提高關稅，而且總統未來貿易舉措存在不確定性。

多位商界領袖，如上海供應鏈咨詢公司 Tidalwave Solutions高級合伙人約翰遜（Cameron Johnson）等表示，特朗普利用關稅和替代政策將外資從中國市場“趕回美國”的戰略依據，是自2008年起醞釀、2013年起正式推出的所謂“中國加一”戰略（China Plus One，C+1），這是一種供應鏈戰略，旨在鼓勵企業通過多元化零部件采購國家，最大限度地減少其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其目標是降低過度依賴單一國家進行采購和制造的風險。這項戰略最初是商界為應對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漲，促使跨國公司在其他亞洲國家尋求替代制造和采購方案的純商業應對，卻先后被共和黨、民主黨內主張孤立主義的勢力用作鼓吹“去全球化”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并與兩個任期的MAGA深度捆綁。

然而時至今日，約翰遜等商界領袖斷言，“‘中國加一’格局已經破裂，因此美國中低端企業要么退出市場，要么倒閉”，且首當其沖的是美國企業、市場和消費者。他們指出，塔吉特（Target）、沃爾瑪（Walmart和家得寶（Home Depot）等大型零售商在第二季度財報中報告了關稅導致的成本上升——例如，根據Telsey Advisory Group 的數據，自 4 月份以來，塔吉特的芭比娃娃價格上漲了 42.9%。這三家公司在與投資者的電話會議中表示，在重要的假日購物季到來之際，其商店的價格將繼續上漲。

那些客戶無力承受關稅引發的價格上漲的美國企業已經陷入困境。家居用品零售商At Home Group和玩具及文具供應商IG Design Group自6月以來均已宣布破產，并將關稅歸咎于其收入下滑。他們并非個例。

上海美國商會前主席、咨詢公司 Foresight Restructuring 合伙人科爾·吉布斯 (Ker Gibbs) 表示，近幾個月來依賴中國供應商的美國公司破產數量激增，“就像一條曲棍球棒，我們的訂單已經滿了”。

盡管部分企業試圖通過改變產品結構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如星光游戲(Starlux Games) 被迫放棄對價格影響很大的玩具業務，轉而涉足其他領域，例如《龍與地下城》等桌面角色扮演游戲的樹脂骰子，但總體上于事無補，正如Tidalwave Solution 的約翰遜所言，“美國缺乏生態系統、人才、稅收優惠或資金”，讓資金和產能留在中國固然成本與日俱增，但鑒于“上述這些東西都不會回流”，因此“通過關稅手段迫使資金和產能從中國轉移在財務上是不可行的”。

《POLITICO》的文章援引一位白宮匿名官員的話為特朗普關稅政策辯護，認為“既然總統自第一任期以來就明確表示要將制造業轉移到美國——或者至少將其遷出中國——那么企業不應該對采取何種對待中國的方式感到困惑”，“如果擔心的是確定性，他們有一系列確定性的選擇，在近十年來，企業從中國轉移業務的必要性已經很明顯的情況下，不應該再存在揮之不去的不確定性”，“（美國）企業應該盡可能地將業務轉移回（美國）國內”。

對于這一論調，分析家和商界領袖們反駁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所作所為恰堵塞了他所指示的“替代路線”，并放大了企業和資本最擔心的“不確定性”。

他們指出，在過去十年中，在特朗普和拜登（Joe Biden）兩屆政府的鼓勵下，私營部門日益努力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亞洲更友好的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例如墨西哥和印度，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對中國征收的關稅加速了這一趨勢，新冠疫情也加速了這一趨勢。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征收的“互惠”關稅已沖擊了包括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在內的許多替代制造業中心，使關稅水平接近中國出口產品。與此同時，在特朗普決定提高稅率以懲罰繼續購買俄羅斯石油的印度企業后，印度現在面臨額外50%的商品關稅。

他們指出，特朗普喜歡因非貿易相關爭端而提高對其他國家的關稅，再加上與中國之間沒有明確期限的貿易談判，導致許多在中國采購零部件的公司選擇留在原地，“直到大致了解情況發展”——一言以蔽之，盡管在美國一再折騰下留在中國經營困難程度與日俱增，但去別處同樣甚至更加糟糕。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代表JCrew和Lands' End等企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拉馬爾(Stephen Lamar)就一針見血指出，美國企業和資本之所以不想離開中國，“理由只有一個：我們不希望最終將生產轉移到更加錯誤的地點”。

《POLITICO》文章則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包括關稅和貿易在內各項政策的朝令夕改、對華政策的前倨后恭，以及對中國以外其它國家（這些正是“C+1”所指示的“退路”）同樣動輒濫施關稅，都讓美國企業、資本所最擔心的“不確定性”增加，并堵塞了“C+1”的退路。8月29日，美國聯邦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無權征收專為應對中國通過第三方轉口對美出口的40%關稅，無權對中國和其它國家征收所謂“對等”關稅，盡管這一裁決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象征性的，卻可能導致今年晚些時候在美國最高法院展開一場官司，同時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另一些分析家則指出，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至第二任期，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權重”有增無已，而美國本土的營商環境卻因種種經濟或非經濟因素的干擾而繼續流失競爭力，民主黨執政時推行各種所謂“進步”政策，而特朗普重返政壇后又大力驅逐非法移民（他們恰提供了美國制造業最為急需的低價勞動力），所有這一切都讓美國制造業成本水漲船高。不僅如此，傳統上僅有民主黨熱衷于刺激工團主義等制約營商環境改善的“選舉要素”，如今為了取悅MAGA的核心擁躉，特朗普和共和黨同樣樂此不疲——而所有這些都是“讓美國企業和資本回家”的大敵。特朗普的“努力”一如《伊索寓言》中和太陽打賭、欲在寒冬臘月迫使路人脫下冬裝的寒風，吹得越猛，路人身上的冬裝卻裹得越緊。

7月16日發布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25年春季年度會員調查（Member Survey in spring 2025》》也給出了一言難盡、但基調明確的分析。

該調查報告旨在衡量商業信心，并分析當今中國市場面臨的挑戰、解決方案和機遇。我們的調查在行業協會中獨樹一幟，因為它涵蓋了美國公司在美中兩國的代表的反饋。

報告顯示，中美關系和關稅是美國企業在華經營的首要關注點。中美關系繼續位居商業挑戰榜首，而隨著貿易摩擦再度升級，關稅問題也從第八位躍升至第二位。在5月啟動的雙邊談判中，企業的首要任務是降低關稅。

報告認為，隨著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持續下降，中國的產業政策正在助推本土競爭對手。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隨著中國政府加大力度推出旨在扶持國內企業的產業政策和補貼，他們的市場份額正在下降。

報告承認，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正在重塑美國在華企業的運營。約40%的公司報告了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負面影響，許多公司在中國遭遇了銷售損失、客戶關系破裂以及聲譽受損，因為中國消費者越來越覺得美國公司是不可靠的供應商。

報告相信中國經濟放緩加劇了結構性弱點，并抑制了盈利能力。產能過剩一度主要局限于工業領域，如今已開始影響更廣泛的經濟領域，包括醫療保健和消費品。國內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仍然是盈利能力的最大制約因素。

報告稱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利潤穩定，但對未來業績的信心正在下降”。盡管82%的公司預計2024年將實現盈利，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對未來持樂觀態度，這反映出人們對關稅、通貨緊縮和政策不確定性的擔憂。

報告最后得出結論稱，“雖然大多數美國公司近期暫緩新的投資，但它們仍致力于長期在中國尋求機遇”。超過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中國投資是為了服務國內市場，而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表示，如果沒有中國業務，他們就無法保持全球競爭力。

Foresight Restructuring的吉布斯等則相信，正在應對特朗普難以預測的貿易政策的美國企業正在盤算，留在中國比回流更好——至少目前是這樣。“問題不在于關稅本身，而在于關稅是漲是降的不確定性”，這才是讓美國企業和資本陷入“癱瘓”境地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