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兼談特朗普“新戰略”的世界影響

【摘要】1971年7月9日晚，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同秘密訪華的基辛格會談情況時，毛澤東指示“要給基辛格吹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不要老談具體問題。我們準備美國、蘇聯、日本一起來瓜分中國。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邀請他來的”。毛澤東同志為什么把國際形勢用“天下大亂”和“形勢大好”這二者完全對立的概念放在一起進行概括和總結？又為什么把邀請基辛格乃至于尼克松將來的訪華放在美國、蘇聯、日本一起來瓜分中國的基礎上呢？是歡迎他們來一起瓜分中國嗎？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在南北（即委內瑞拉和格林蘭島）開弓的同時，又要拋開聯合國獨自牽頭并拉上一些小伙伴們“另起爐灶”（即成立國際和平委員會）。這的確是對現行的國際秩序的挑戰，同時也引起了很多國際人士和國內的很多同志對未來形勢的擔憂。但是我們如果從特朗普“新戰略”的本質以及毛澤東主席的上述表態的核心內容來看，我們就應該對今天國際上出現的大分化、大調整除了保持一種必要的審慎態度之外，更要看到“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光明與希望。

一、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認識特朗普“新政”的關鍵

一年前的2025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宮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這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與之前第一個任期（2017年1月20日至2021年1月20日）和之后的民主黨拜登（2021年1月20日至2025年1月20日）任職期間所展現出的外交政策有明顯的不同。

特朗普第二次擔任總統后，進行了一些列的內政改革和外交政策的轉變。我們需要將二者聯系起來看，才能找出特朗普對外政策轉變的“合理性”。如果我們僅僅從對外政策的轉變這一個方面來看特朗普的“新戰略”極有可能會陷入一葉障目的窠臼之中。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為導火線引發的金融危機，對美國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傷。我們不能低估18年前的這次事件，因為它不是有些專家所說的僅是金融監管缺失和金融過度投機等表象問題。

我們從相關統計數據來看，從1990年到2021年，美國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69.9％增至80.1％。【1】 這說明蘇聯解體之后，美國“一超獨霸”的這30年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使得實體經濟出現了大規模的萎縮。這也就使得美國各界的有識之士開始思考實體經濟即工業化的發展成果的得失，從而迫使在金融危機發生的這一年當選的總統奧巴馬為此提出了“再工業化”，但是因為各種原因最后失敗了。如今的特朗普再一次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峻，并以極大的政治勇氣開始在國內進行整頓與改革。

特朗普整頓與改革的重點對象即是在美國實體經濟萎縮過程中而大獲其利的華爾街財團，如發布行政令將SEC、CFTC等獨立金融監管機構納入白宮監管。在這種“強硬干預”和“施壓”的方式初見成效后，對外即開始推出新的關稅新政。大規模向各國提高關稅的目的就是要以這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倒逼和引導逐步萎縮的實體經濟的復蘇，進而提高本國的生產能力。

特朗普主動采取這種“脫鉤”的方式，為的就是讓美國人自己主動選擇勞動，從而避免對世界各國尤其是具有強大生產能力的中國物美價廉商品的依賴。加強生產力是為了提升競爭力。因為特朗普很清楚美國如果繼續走開動“綠紙”印鈔機收割全球的路是不可持續的，而這種不可持續性首當其沖就會反噬美國自身。猶如一個既不勞動還坐享“山珍海味”的紈绔子弟，長此以往不僅大腦會退化，骨骼肌肉也會萎縮。現在作為“家長”的特朗普開始強制命令這個紈绔子弟不僅在生活上要學會“葷素搭配”，在身體上還要加強勞動鍛煉。實事求是的說這對美國當下不啻于一劑對癥的良方。

剛剛說到了美國自身，然而美國作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他的任何一項政策的變動都會對全球造成影響。那么美國這種內外政策的轉變對于世界到底是正面影響多還是負面影響多呢？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商品的生產和資本的擴張，誰更需要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呢？請注意，筆者這里說的是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從全局上來看毫無疑問是商品生產，因為商品生產的全過程是需要周期的，賺的是“慢錢”。而這種周期則需要相對穩定的市場，而相對穩定市場就需要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而資本的擴張，尤其是高利貸資本的擴張，周期越短越能循環疊加，賺的是“快錢”。特別是戰爭尤其是世界性大戰這樣的災難，對高利貸資本而言不亞于一場盛宴狂歡。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除了病、死、災這樣的危機出現，有幾個幸福安足的家庭會去借高利貸？這樣我們就明白了，資本擴張尤其是高利貸資本的擴張最大的敵人就是世界和平，而制造危機和災難尤其是制造世界性的災難則是資本擴張處心積慮的規劃。

順著這個邏輯進行分析，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特朗普的新政，首當其次的對立面并不是關稅大棒所指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而是本國的華爾街資本集團。那么從這個意義上對于中國來說，特朗普及其領導下的美國政府，是我們既需要斗爭，但同時也是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合作的對象。而對于背后的華爾街金融資本財團，則是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和斗爭的對象。

思考戰略問題，尤其是國際戰略，應當有全局決定局部的思維。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明白了毛澤東對周恩來所說的“不要老談具體問題”的深刻含義是什么？那么今天我們面對特朗普的“關稅大棒”，動輒就要“奉陪到底”和“霸氣回應”則是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

二、“國際和平委員會”本質上是對“雅爾塔體系”的匡正

自2025年9月29日，特朗普首次倡議成立“國際和平委員會”，至2026年1月22日瑞士達沃斯論壇舉行簽約儀式，共19國正式簽署章程，標志著委員會正式啟動運作。

有人說，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是對聯合國權威的削弱和戰后國際體系的顛覆。這種認識是不完整的。這里面確實有“削弱”和“顛覆”的性質，但我們要看具體“削弱”和“顛覆”的對象是誰？

在這里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簽約的這19個國家除了6個美國傳統的中東盟友之外，尚無一個美國在其他區域傳統意義上的盟友，甚至連他曾經最為親密的“五眼聯盟”都沒加入，至少暫時沒有任何積極回應。參與簽約的5個歐洲國家除了土耳其之外，其他四國均是東歐國家即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保加利亞和匈牙利，這四國不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就是前蘇聯的衛星國。這對于美國來說真是“西方不亮東方亮”，為何會產生這種帶有風向標性質的戲劇化？

有人說這是因為美國特朗普政府把關稅大棒的“黑手”都伸進歐洲盟友這里來了，必然會造成歐洲盟友的反彈乃至離心離德。其實發生這樣的變化，并不僅僅經貿問題所致，而是長期歷史原因積累的結果。老子曾經說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2】 美國二戰后一躍成為取代歐洲主導全球性事務的強國，則是起于二戰結束前美國領導人在以美國強大的國力為依托的基礎上，對當時的國際格局所進行的高超和精妙的戰略布局。也就是說，美國主導全球事務的開始也就是終結歐洲霸權的開始。那么，打倒和削弱歐洲也就成了美國能否實現主導全球性事務的關鍵一招。那么怎樣才能順利的將歐洲霸權的接力棒“潤雨細無聲”的悄然轉移到美國手上呢？

羅斯福明白“富貴不可獨占”和“一個好漢三個幫”的道理。1943年在德黑蘭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對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3】

羅斯福的這段話并不是在與斯大林討論印度的政治制度和發展前景，而是隱含的告訴了斯大林印度戰后可以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須知此時的印度還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德黑蘭會議并不是美蘇兩國領導人的雙邊會談，會議的主題是美英蘇三國關于美英開辟西歐第二戰場，東西方配合對德作戰問題。也就是說會議的參與方是美英蘇三國，既然是美英蘇三國共同參加的會議，那么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本人也在德黑蘭。如此我們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總統羅斯福即使在擁有希特勒這個共同敵人的條件下，在與英蘇討論對德作戰的這次會議中，并且還是在丘吉爾也在德黑蘭的“眼皮子底下”，主動的將自己盟友的利益出賣給了不同階級和意識形態陣營的斯大林。

羅斯福不惜將自己同為盟友和“親戚”【4】的重要利益出賣給斯大林，是因為羅斯福支持和同情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革命？顯然不是。因為羅斯福這位美國的政治領袖顯然明白“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這句來自中國的哲學所蘊含的深刻道理。同時也明白美國盡管力量強大，但并不足以包辦所有國際事務和打倒主導世界格局近三個世紀的歐洲霸權。所以果斷的拉上了在反擊納粹德國兩年多時間并在戰爭中展現出一定實力和戰績，并被歐洲邊緣化的斯大林。最終通過新的國際體系即“雅爾塔體系”正式取代了歐洲主導國際事務的“凡爾賽體系”，將本身分裂的歐洲進一步一分為二，將本身屬于歐洲勢力范圍的東歐交給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斯大林。

但羅斯福之后的美國領導人并不能理解“一個好漢三個幫”的道理，使美國國力如日中天之時在喬治·凱南的遏制理論和麥卡錫主義的戰略鼓動下，以及在丘吉爾“鐵幕演說”的忽悠和捧殺下，主動扛起了“民主世界”帶頭大哥的“重任”。投入了巨量的戰略資源，對蘇聯和中國進行了長時間的遏制與打壓，并最終在朝鮮和越南戰爭中大量的消耗了美國的元氣。

這里有幾個時間節點值得注意。就在美國與中蘇對峙并陷入越南戰場的泥潭之中的1967年，歐盟的前身即歐洲共同體成立。就在美國打倒蘇聯幫助歐洲解除地緣威脅的當年，即1991年《歐洲聯盟條約》簽訂。新世紀以來美國以“反恐”和“人權”為旗幟并在英國的鼓動下再一次揮師中東，也就在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第二年即2004年，歐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由之前的15國迅速增加為25國，幾乎涵蓋了東歐所有國家。歐洲這種表面恭維背后挖坑，以及“趁你病要你命”的行為，既是美國的報應，也逐漸的讓美國看清了其背后的狡詐與陰險。

這樣，我們也就理解了2025年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痛批歐洲政府“正在背離與美國所共享的一些最基本的價值”，這句話背后所暗含的潛臺詞是什么了？

有人說，二戰后北約和華約的產生，以及冷戰條件下的陣營對抗是“雅爾塔體系”的產物。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冷戰和陣營對抗非但不是“雅爾塔體系”的產物，相反是“雅爾塔體系”的異化和變種。“雅爾塔體系”的本質是主要大國在處置戰敗國、劃分勢力范圍、以及在大國共治實現多邊框架的基礎上以此來維護戰后和平，他本質上并不具有意識形態和陣營對抗的色彩。而恰恰是之后兩個軍事集團的成立和對峙形成了冷戰的格局，這不是“雅爾塔體系”的產物而是“雅爾塔體系”的異化和變種。

明白了這一點，再結合特朗普之前三令五聲的重申歐洲要提高北約軍費比例即這一美國“保護費”的要求，以及歐洲盟國對特朗普所發起的“國際和平委員會”的集體沉默。我們就能明白，特朗普絕不僅僅是為了幾個錢的問題跟歐洲過不去，這里面有歷史與現實對立的深層邏輯。

與此相反的是，普京對特朗普所發起的“和平委員會”則采取了接受邀請并啟動研究的態度。同時俄羅斯宣布：愿從被美國凍結的俄資產中撥付10億美元用于“和平委員會”的相關工作。俄羅斯這一些列動作的反應與歐洲盟國的集體沉默對比，讓人隱約看到了80多年前羅斯福與斯大林牽手前的歷史重復。

三、用“三個世界”而非“新冷戰”來指導和定位中國外交

以上簡單的把特朗普政府的內政改革和外交轉向進行了評述和分析。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話，那么今后的國際形勢就不是“冷戰”和“冷戰”條件下陣營對抗的重復，更遑論有些人提出的“新冷戰”。因為這種情況的出現，總體上不符合特朗普改革的需求。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如以上分析特朗普有向“雅爾塔體系”的方向進行矯正與回歸，也不是80多年前羅斯福與斯大林牽手的簡單重復，而是在新的形勢和新的環境下帶有新的歷史特點。而我們的外交斗爭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特點上的偉大斗爭。

剛剛我們談到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為了“自我保護”，而這種“閉關修煉”的“自我保護”則需要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而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決定了美國在一段時間內必然要進行有限的戰略收縮。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美國這種加強實體產業提升的強身健體的修煉，也需要攝取大量“營養”以彌補這種“體力的消耗”。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特朗普為什么會把手進美國南北兩邊的委內瑞拉和格林蘭島以及加拿大的石油礦產等豐富的資源聚集地。

那么，只要特朗普的改革政策能夠得到延續，近一段時期內國際局勢整體上就會呈現出總體穩定和局部動蕩的新特點，也可以說是全球總體穩定和美國周邊沖突的新特點。

用毛澤東對周恩來的話來說就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確切的說就是在“天下大亂”的表征下蘊含著“形勢大好”的戰略機遇。

1971年7月，周恩來總理與秘密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特使，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會談。會談中基辛格一方面表示美國十分重視對華關系并努力尋求與中國展開戰略合作的同時，另一方面又極力渲染蘇聯與日本在地緣上對中國的現實威脅（這種威脅確實存在）并愿意“幫助”中國降低這種威脅。對美國方面釋放出的這番“善意”，毛澤東同志似乎并不買賬。7月9日晚，毛澤東在聽取完周恩來與基辛格的會談內容后，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要給基辛格吹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不要老談具體問題。我們準備美國、蘇聯、日本一起來瓜分中國。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邀請他來的”。

與尼克松1969年就任美國總統后進行的戰略收縮態勢有所相似，今天的特朗普在進行戰略收縮并與中國進行接觸的同時，在戰術上也會采取內容不同的“兩手策略”。第一、會像當年的基辛格渲染某國對中國的威脅并同樣釋放出對中國“幫助”的“善意”，在所謂的利益交換中實現“空手套白狼”。第二、對中國采用戰術上的進攻來虛掩戰略上的收縮，以此在中國核心問題上進行虛聲恫嚇從而換取中國的讓步來實現美國的利益。不管出現前兩者當中的哪一種情況，我們都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學習毛澤東當年對美國的回應：“我們準備美國與某某國一起來瓜分中國，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跟美國打交道的”。

特朗普的新政決定了中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難以避免與美國在一定程度上的“脫鉤”。但從長遠來看，這并不完全是壞事。新中國在成立之初的相當長的時期，我們就是在與國際市場“脫鉤”的條件下獨立自主的發展起來的，并在這種不受國際市場“干擾”的條件下逐步培育形成了“人民的市場”。盡管其過程十分艱難，但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夯實了基礎和提供了抗拒風險以及釋放紅利的力量。很多人把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僅僅歸功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轉軌的政策，這種說法既是不完整也是不準確的。如果沒有新中國成立后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又由此基礎上形成了強大的“人民的市場”，我們很難想象面對此后國際資本的沖擊，中國經濟還能依然連續健康增長并釋放巨大的紅利。

而如今面對美國在一定程度上的“脫鉤”。這反而可以再一次倒逼我們自力更生在“卡脖子”領域進行逆境突圍，同時也可使我們運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團結和依靠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和鞏固“人民的市場”，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以此進一步夯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不可否認，特朗普內政外交的“新戰略”確實給原有的國際運行規則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但究其性質和方向來說，不是拉起鐵幕奔向集團對抗，而是筑起高墻的“自我保護”。只是在這種“自我保護”的過程中以“就近原則”來攫取營養，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球政治朝向多極化的方向。所以“后冷戰時代”和“新冷戰”之說是不符合實際的，而毛澤東同志在上個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的劃分仍然在今天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

中國六十年代曾在美蘇兩強的夾縫中艱難前行，并在這個過程中把外交的重點方向適度的轉移到了新興獨立的廣大亞非拉各國。同時在蘇攻美守即美國出現戰略收縮之際實現了中美關系正常化，并在此期間也就是基辛格秘密訪華的當年成功的進入了聯合國獲取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使中國的安全環境和國際地位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毛澤東曾感嘆道：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一個“抬”字，生動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同中國的深情厚誼。

那么現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與我們在一定范圍內的“脫鉤”，我們該怎么辦呢？首先我們要看到，美國這種筑起高墻的“自我修煉”并不僅僅是與外界的“脫鉤”，他首先是與華爾街資本集團內部的“脫鉤”，是一個美國與另一個美國的“脫鉤”。這種“脫鉤”對于美國來說具有一定的進步性，這種進步性決定了我們與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合作的空間。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受美國關稅大棒所傷并對美國有深度依賴的“第二世界”國家更在尋找新的合作對象，這同樣為我們提供了可能的合作空間。而特朗普的關稅大棒對“第三世界”更是系統性的負面沖擊，尤其是脆弱的經濟體與單一的產業國首當其沖，少數國家雖能夠獲得短期替代收益但難以抵消長期結構損害。這就為中國能與其合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早在13年前的2013年，中國最高領導人發布“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就選擇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這意在告訴世界中國的“一帶一路”首先敞開懷抱的對象就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

與當年中國是被廣大第三世界抬進聯合國一樣，今后的中國要實現互聯互通，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依然少不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捧場”。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第三世界國家則是我們的基本盤，因為他始終處于世界各國的大多數。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陽光總在風雨后，歷史總是在曲折中發展，光明也總是在黑暗中孕育。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最低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于強敵環伺的封鎖與打壓。而正是這種生存的黑暗與低點和發展中的封鎖與打壓，鍛造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品格。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上世紀60年代，面對與蘇聯老大哥的背離與“脫鉤”時所說的，“從此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我們拋棄了天條，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民族的精神是能夠遺傳的，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今天的中國也同樣會以自身奮斗的成果拋棄舊有的“天條”，與追求和平與正義的國家共同書寫新的“天條”即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世界的明天一定不是“天下大亂”而是“形勢大好”。

注釋：

【1】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22》，中國統計出版社2023年版，第80頁。

【2】春秋·楚·李耳《老子》第64章。

【3】《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4】丘吉爾曾得意地告訴斯大林，“從母系方面講，他一半是美國人”。《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3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