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證 |《發現李莊》作者岱峻：沒有他們，抗戰歷史或將改寫

▲李莊東岳宮16字電報影壁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1940年，被迫從上海遷到云南昆明的國立同濟大學，因昆明遭到日軍飛機轟炸，校方萌生繼續內遷的想法。

在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的中國，哪里能有張安靜的書桌？

就在師生們彷徨無助之際，位于長江邊僅有3000人口的李莊向同濟大學發出了以上16字電文，讓同濟大學的師生們看到了希望。當年秋，同濟大學師生們先走陸路再走水路，一船船的人、物資被運到李莊碼頭……

同樣為內遷發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地理研究所大地測量組等文教科研機構，也陸續遷駐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李莊。

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頂尖知識分子和高校師生，終于在李莊尋得了一張安靜的書桌。他們扎根李莊6年，在國仇家恨中潛心鉆研治學，取得了不朽的研究成果。勤勞樸實的李莊人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參與了抗戰，為賡續中華文脈、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01 同大遷川，唯有李莊

李莊位于長江南岸，其名源于長江上計量距離的“里樁”，而非李姓人聚居的村莊。據岱峻介紹，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曾在李莊一帶設“六同郡”，取天地東南西北六同之名。后因李莊地勢低平，常有洪澇災害，加之匪患猖獗，“縣城”被遷址南溪。

在長江邊李莊古鎮上河街中段，矗立著一座與周邊古建筑群風格迥異的巨大寬體建筑，它就是著名的李莊文化抗戰博物館。該館建筑由同濟大學章明教授設計，造型寓意“四手相握，文化脊梁”，展出與抗戰相關藏品共474件，這些藏品、文物見證了李莊參與“全民抗戰”的歷史。

今天，當人們走進原國立同濟大學工學院、法學院所在地李莊東岳廟時，“同大遷川 李莊歡迎 一切需要 地方供給”十六個大字便會赫然映入眼簾。

1939年，隨著日本侵略者大舉南侵，已經從上海輾轉遷到云南昆明的國立同濟大學再次遭到日軍轟炸，當地物價飛漲。校方決定再一次內遷，委托同濟大學校友、中元紙廠廠長錢子寧幫忙選址。

中元紙廠本在上海，為躲避戰火、繼續生產支援抗戰，紙廠選擇內遷宜賓。宜賓雖然地處長江黃金水道，宜賓機場等地也曾遭到日軍轟炸，但長江沿岸仍有不少在敵人軍事地圖上不曾標注過的偏僻村鎮，相對安全。

在戰火流離中，沿海內遷的人員、機構眾多，能容納得下同濟師生的地方寥寥無幾。一些仍有能力承接的地方則擔心“下江人”（當時四川百姓對長江下游地區人的稱呼）的到來會招致敵機轟炸、抬升物價、擾亂秩序，遂紛紛婉拒。

李莊退休教師羅亞新的父親羅萼芬當年十七八歲，親歷了李莊承接同濟大學等學術、科研機構的烽火歲月，并受到特殊時期的文化熏陶，后來也做了老師。在有生之年，羅萼芬不時向兒子提起當年李莊文化抗戰的諸多往事。

羅萼芬曾告訴羅亞新，有一天，在李莊威望頗高的羅伯奚、王艮伯前往南溪縣辦事，在茶館聽到有人議論因擔心抬高物價、招來日軍轟炸而反對同濟大學內遷南溪一事。羅伯奚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認為同濟遷川有弊則必有利，那么多人到一個地方要吃穿住行，定可活躍當地經濟。

二人一合計，決定馬上從南溪返回李莊，找當地更有名望的鄉紳商量能否接納同濟大學內遷李莊事宜。當晚，羅伯奚連夜趕到李莊羊街8號當時當地最有威望的鄉紳羅南陔家，向他“幺老爺”講述了從南溪聽來的消息。

▲羅南陔在李莊的期來農場，羅南陔居二排左三

聽完羅伯奚、王艮伯的講述后，李莊的鄉紳們敏銳地意識到：接納這些學府不僅是愛國之舉，更是李莊發展的歷史機遇。在當晚李莊鄉紳們商量時，羅萼芬在場，他聽到了父親和鄉紳們分析同濟大學落地李莊的“利之所在”。

小利方面，同濟大學及其他科研機構大量師生涌入人口僅3000人的李莊小鎮，意味著李莊人的空房可以出租，農產品、雞鴨魚肉銷路更暢物價更高，可富農富民。本地人可以享受上海等大城市才能享受的優質教育、醫療、衛生、科學、文化等資源，這是李莊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大利則關乎國家、民族存亡大業。李莊鄉紳認為承接同濟大學等機構，就是李莊人以實際行動直接參與全民抗戰的最好方式。

李莊32位鄉紳在羊街8號議事，羅萼芬負責端茶倒水，參加了會議。羅萼芬后來告訴兒子：當天的會議討論非常熱烈，眾人先談弊，后談利，大家積極響應支持。32位李莊鄉紳聯名給時任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區（宜賓）專員冷熏南寫信，表示李莊愿意接收同濟大學。

用于接收學術機構和大學的李莊“九宮十八廟”，在當地人心里有著非常崇高、神圣的地位，是當地人的精神依托，是李莊民眾尋求心理慰藉的重要宗教場所。尤其是在老年人看來，要請菩薩讓位，把“九宮十八廟”騰出來讓給同濟大學當作教室、宿舍、辦公室等，難以接受。

對于反對者，鄉紳們分工合作，逐門逐戶上門做工作。最終，憑借鄉紳們在李莊的威望和李莊人的大義，李莊人最終一致同意接納同濟師生。決定騰出古鎮“九宮十八廟”，并發出了“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16字電文。

▋02 大庇賢士，救亡圖存

“欲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岱峻說，當時的日軍高層，根本目的是想滅亡中國，他們要毀掉中國文化、文脈，同時他們要保留中華文化的精髓，中國人要尋找自己的文化基因，就不得不去日本。日本的盤算是讓沒有文化傳承的中國人徹底淪為任其宰割的“亡國奴”。

炮火硝煙中，中華大地上無數的亭臺樓閣化為瓦礫，無數的古籍珍寶被付之一炬，無數中華兒女流離失所淪為難民。岱峻認為，日軍當年對中國的文教機構進行狂轟濫炸，那不是誤炸而是故意為之，其目的就是要毀掉中華文脈，讓中國人失去文化記憶。

▲1940年代，長江邊上的李莊 | 《發現李莊》插圖

1940年秋天，李莊來了好多“下江人”——這是羅亞新父親羅萼芬常常講述的他親眼目睹的經歷。羅家所在的李莊羊街距離長江碼頭不過幾百米距離，十七八歲的羅萼芬和李莊當時的男女老少沒事就跑到碼頭看熱鬧，看那些讓他們感到好奇的“下江人”。

同濟大學的師生們從云南昆明出發，他們先走陸路，再經水路坐船沿長江抵達李莊。“好多人頂著秋天涼颼颼的河風，天天跑到碼頭上去看形形色色的‘下江人’。他們一個個從客船下到躉船，小心翼翼地踏著窄窄的跳板晃悠悠地移到岸邊。”羅南陔的曾外孫女闞文詠也曾聽母親講過當年的情景。同濟大學就這樣來到了李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立同濟大學經歷了四年的漂泊時光，先后輾轉九個省卻難尋一張安靜的書桌，最后在西南一隅、小鎮李莊安頓下來，教學、科研得以繼續。同濟大學工學院、法學院被安置于主祀泰山神的東岳廟，醫學院被安置在供奉真武大帝的祖師殿。1940年至1946年，同濟大學先后有近5000名師生員工遍布李莊各個角落。

李莊禹王宮、祖師殿、東岳廟、南華宮，肖家院子、劉家院子、曾家院子，麻柳坪、下麥壩、官山，寺觀廟宇、會館祠堂、民房私宅，或讓與，或租賃，或新建……同濟大學在李莊六年，李莊人竭力為這所“吾國學校中最有代價之學校”排憂解難，同濟師生方能致力潛心問學、科教濟世，李莊人用實際行動投身文化抗戰、救亡圖存。

“李莊歡迎”的消息不脛而走。

▋03 大師大家，云集李莊

同濟來了，“中央研究院”來了，中國營造學社來了……1940年到1946年，面積不到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僅3000來人的李莊陡然增加了12000余名高校師生和科研人員。

中國建筑學大師梁思成、中國現代考古學開拓者李濟、中國非漢語語言學大家李方桂、中國民族學開創者凌純聲、中國克隆技術開創人童第周、殷墟考古大家暨“甲骨四堂”之一董作賓，還有傅斯年、梁思永、陶孟和、吳定良、巫寶三、梁方仲、周均時、丁文淵、夏鼐、曾昭燏等一大批大師大家云集李莊。

▲1943年，李約瑟拍攝的同濟大學學生在李莊禹王宮校本部聽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來到李莊時，鎮上能空出來的房子已經沒有了，“史語所”不得不在距離李莊幾里外的板栗坳安家，傅斯年、董作賓等研究者們住進了張家大院栗峰山莊。梁思成和林徽因則帶著兒女，攙著老人，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了長江邊月亮田的農家小院里……

羅南陔家是個巨大的四合院，家里住著已經成家和沒有成家的兒子和未出嫁的女兒們。為騰出房間，羅南陔把大兒子羅蔭芬和六兒子羅季唐兩家人連同老婆孩子，全部趕到距離李莊幾里外的石板田鄉下居住。羅家騰出房子后，專門邀請身患重病的考古巨擘梁思永一家來居住、養病。

1942年，當同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數百名師生遷來時，可容納如此規模師生的李莊巨宅已“征用盡矣”。正當同濟大學校長徐誦明、同濟大學教授兼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祝元青一籌莫展之際，羅南陔再次站出來，慷慨將占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的羅家祠堂“集成公祠”借給工業職業學校辦學，且“不受租金”，無償供學校使用。

“南陔先生熱心教育，協助地方，尤足以繼紹祖德而光耀羅氏也。我附職師生，以抗戰勝利，行將復員滬濱，萬里之東，必有長憶羅祠風月而悠然興感者矣！”1945年12月，徐誦明親自撰文、祝元青親自書寫，木板上刻字為“徐祝羅匾”，特別感謝羅南陔的無私奉獻。“徐祝羅匾”目前珍藏在宜賓市博物館，為二級文物。

▲徐祝羅牌匾

抗戰期間，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教授、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教授先后到訪李莊，李莊成為戰時中國重慶、昆明、成都四大文化中心之一，被譽為“中國文化的折射點，民族精神的涵養地”。

李莊，這個在當時地圖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無論從歐洲還是美國寄來的信件，一定可以被準確送達……

以上轉自紅星新聞對《發現李莊》作者岱峻的專訪。

抗戰時期，李莊拼命守護著中華文明的命脈，艱難維系著與世界的交互往來，如果沒有李莊，中華文脈完全有可能成為另一種模樣。如果想了解那段真實的歷史，想知道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如何成為華夏文脈所系、國運所系之所在，《發現李莊》是必讀之經典。

傅斯年曾言：“抗戰不僅是槍炮之爭，更是文明的重構。”

談起當年的抗戰，人們都會想到導致日本最終投降的三股力量：國共雙方，以及以美蘇為代表的援軍。但還有一群知識分子，他們為抗戰勝利做出了根本性的貢獻——因為彼時中國更需要的是一種能把四萬萬同胞凝聚起來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

抗戰之前，中國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中華民族”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不解決這個最根本問題，那么，是誰在和日本作戰？如果連主體都未確立，又怎么會有民族精神、愛國精神，又怎會有士氣、榮譽感和凝聚力？

正是這一群知識分子，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披肝瀝膽，忍辱負重，夯實、傳播和普及了“中華民族”的概念，完成了“主權中國”的歷史敘事。而其中，以傅斯年、梁思成、董作賓等為代表的李莊知識分子，堪稱最杰出典范。他們在抗戰時期，帶著救亡圖存的使命，落腳于四川的偏僻鄉鎮李莊......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他們，抗戰的勝利至少要晚五年。然而，這群吃不飽、穿不暖的學者，這群為中華文脈留存最后希望的人，卻在今日幾乎被遺忘。但他們的意義，遠不止于戰爭的勝負——中華文脈的長存永續，根本上靠的是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的鑄造以及國家建設，又取決于知識分子提供的價值引導。

在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80周年的當下，世界又籠罩在戰爭的烏云下。如果歷史真的又走到決定未來的十字路口，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文化認同，鑄造更符合文明大勢的國家意識？李莊那段歷史，能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這是《發現李莊》的深遠價值，它早已越過了故事的外殼；這是岱峻在《發現李莊》中從頭到尾“執拗的低音”，終有一天會從四面八方反彈，匯成洪鐘大呂。感興趣的書友，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喜歡本書，還可以添加店長，獲取更多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