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視角下的大國關鍵核心技術競爭：結構、模型與策略

基于對技術民族主義和國家安全理論相關文獻的分析，從國家安全角度出發，揭示關鍵核心技術與國家安全競爭的內在關系。面對當前大國技術競爭的激烈態勢，如何在可預期的時間內扭轉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構建新形勢下競爭合作的組合策略以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是新時代亟須深入研討的重大課題。

基于中美科技競爭高度聚焦的、能夠塑造未來經濟與安全格局的關鍵技術領域，界定國家層面關鍵核心技術的主要內涵、技術結構和判斷模型；運用案例分析、理論建模等方法，分析中美部分關鍵核心技術的發展現狀、核心問題及發展策略；在此基礎上，提出關鍵核心技術的4種劃分類型，構建關鍵核心技術影響國家安全的數理模型，并提煉出基于“技術應用擴散機制”和“國家制度約束機制”的“國家技術競合三階段理論”等，以期推動更深一步的學術對話。

研究提出制定面向2035年和2050年基于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安全發展戰略，實施基礎科學研究計劃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行動，在細分技術領域采取差異化競爭合作策略等措施，最終實現國家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的協同共進。

2022年8月，美國正式簽署《芯片與科學法案》；同年10月，再次修訂了先進計算芯片和半導體制造設備兩項出口管制新規，此為10年來最系統全面的管制措施。其不僅導致全球半導體產業鏈重組，也加劇了國際技術競爭的激烈程度。美國在和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組成“芯片四方聯盟”后，又與荷蘭等國家就光刻機出口事宜展開談判并簽署協議。

近期，美國更是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科技限制措施：①加強對AI芯片的出口限制。自2025年4月起，美國政府要求英特爾對總DRAM帶寬達每秒1 400吉字節及以上的高性能AI處理器實施出口許可證制度。超威半導體（AMD）的MI308等部分面向中國市場的芯片產品，也因新規受到限制。此外，美國商務部進一步收緊了對英偉達H20 AI芯片向中國出口的限制，即便該芯片是專為滿足美國性能門檻而特意開發的。②制裁中國的AI初創企業。美國政府正考慮對DeepSeek實施嚴厲制裁，包括禁止其購買美國技術，甚至可能限制美國用戶獲取DeepSeek的服務。同時，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已對英偉達展開調查，試圖查明其芯片是否通過亞洲其他國家間接流入DeepSeek公司，從而規避美國的出口限制。③發布高科技投資限制新規。2024年10月28日，美國政府發布《對華高科技領域投資限制新規》，并于2025年1月2日正式生效。該規定限制美國企業及個人在半導體、量子信息技術及人工智能領域與中國開展特定交易活動，包括禁止開展或要求通報涉及先進集成電路設計或制造等的交易，并限制收購、成立合資企業等行為。④更新半導體出口管制措施。2024年12月2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發布新規，更新了先進計算和半導體制造物項的出口管制措施：將14家中國實體和2家新加坡實體列入“實體清單”；管制采用“16nm/14nm節點”及以下工藝，或非平面晶體管架構生產的邏輯集成電路；同時，加強對代工廠的盡職調查，防止半導體產品流向中國。這些措施均為確保戰略產業安全和國家總體安全。

2022年10月12日，美國政府發布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強調了國家安全戰略的兩個優先事項：一是大國競爭；二是跨國挑戰（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糧食短缺、傳染病、恐怖主義等）。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在記者簡報會上表示，即使有俄烏沖突，美國政府仍評估中國是更為關鍵的挑戰，并強調“未來十年將是決定性的十年”。美國明確以“加強國內投資（Invest）、構建國際聯盟（Align）和開展負責任競爭（Competeresponsibly）”的方式，推進大國競爭。

進入特朗普執政2.0階段，其科技發展思路仍延續調整與拓展美國技術主導權競爭策略的路徑。2025年1月23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重組“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要求該委員會為美國強化在科學與技術領域的國際領導地位制定方略，以實現并鞏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進生物技術和核能技術是特朗普執政2.0階段鎖定的核心技術領域。2025年1月22日，特朗普宣布與OpenAI、甲骨文、軟銀合作推出“星際之門”計劃；1月23日，簽署“加強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的行政令；4月9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推出《國防量子加速法案》《近期應用量子沙盒法案》和《推進量子制造法案》；5月23日，簽署“為國家安全部署先進核反應堆技術”的行政令。這些舉措共同表明，美國圍繞無盡前沿變革性技術主導權的安全競爭博弈升級。

總體而言，中美科技競爭高度聚焦于對未來經濟與安全格局具有塑造作用的五大關鍵技術領域：一是“半導體”領域，爭奪芯片設計、極紫外（EUV）光刻等先進制程制造及設備材料全產業鏈的主導權；二是“人工智能”領域，聚焦基礎算法突破、大規模軍事與商業應用拓展、全球技術標準及倫理規則制定權爭奪；三是“量子計算”領域，搶占硬件與算法的領先地位，其突破可能顛覆密碼學與復雜系統模擬；四是“生物科技”領域，涵蓋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及生物醫藥創新，涉及生命科學前沿探索與生物安全；五是“清潔能源”領域，圍繞下一代電池技術、光伏轉換效率提升、氫能開發及關鍵礦物供應鏈控制權展開，決定綠色轉型領導權的歸屬。這些領域的競爭，既是“技術主導權”的較量，也直接關系未來產業標準制定、國家安全體系構建與全球規則塑造能力，深刻影響著國際權力格局。

全球體系正加速重構，呈現技術、產業與規則日趨分離的特征，安全邏輯凌駕于效率原則與經濟全球化邏輯。

國家安全是21世紀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基石，事關中國式現代化事業能否順利推進。黨的二十大歷史性地將國家安全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并以專章形式圍繞“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主題，進行系統論述、部署和推進。

維護國家安全的三大支柱為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科技實力，其中關鍵核心技術是科技實力的支撐。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領域安全。面向2035年科技強國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堅定戰略自信、持續推進創新、筑牢國家安全屏障，是我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路徑。

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技術競爭態勢，如何從國家安全維度界定關鍵核心技術的內涵與結構？如何從理論上厘清關鍵核心技術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如何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可預期的時間內扭轉“卡脖子”困境？如何構建新形勢下競爭合作的組合策略？這些均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關乎安全與發展的重大課題。

既有涉及國家安全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學界習慣沿用“守成國”（Established Power）與“新興國”（Rising Power）的概念框架，將國家安全問題置于“權力轉移”進程的利益博弈模型中分析。然而，隨著中美關系的迭代和互動影響，當前“權力轉移”現象相較于歷史上通過戰爭實現的同類進程，在沖突形態、競合關系、產業關聯、交互密度、復雜程度及路徑選擇上都呈現顯著差異。現代“守成國”與“新興國”的關系更具復雜性——既非完全對抗，也非單向妥協，而是“競合并存”的動態平衡。特別是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先進生物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發生深刻變革的當下，厘清技術發展，尤其是關鍵核心技術與國家安全的本質關系，從關鍵核心技術的生成模型、結構差距和互動關系等維度，揭示技術發展規律對大國競合關系演變的影響，進而解析由此引發的國家安全問題，是兼具理論深度與政策價值的重要研究切入點。

1 文獻回顧

Robert Reich在《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中首次提出“技術民族主義”概念，并將其與國家安全關聯，基于20世紀80年代美日經濟競爭的背景，強調美國應采取強硬措施維護本國技術主導權。他認為，技術不僅是經濟競爭的基石，更是“國家安全的保障”，主張通過政府干預防止關鍵技術外流。這一研究為理解國家在技術競爭中的行為邏輯提供了“初步理論框架”。Paul Stoneman進一步闡釋了技術民族主義，將其定義為“將技術創新直接與國家安全政策和經濟發展相關聯的意識形態”。他指出，技術本土化是國家實現富強的“基本條件”，政府應通過補貼和保護主義政策培育本土技術能力。這一理論為后發國家的技術追趕提供了“政策依據”，但也隱含了封閉排外的潛在風險。日本學者Atsushi Yamada提出二分法，將技術民族主義劃分為“傳統”與“新型”兩種模式：傳統模式主要依賴“國家政治干預”，具有逆全球化特征；而新型模式則主張在全球化框架下通過技術交流和創新構建全球技術循環體系。

中國學者更多從實踐維度出發，聚焦美國等發達國家“技術霸權主義”的本質，主張通過自主創新實現突破。例如：余南平和戢仕銘以半導體產業鏈為案例，分析了技術民族主義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陳光結合中美半導體產業發展，分析了關鍵核心技術國家競爭的現狀與未來趨勢；周一帆則針對國家安全例外條款下的科技競爭規則展開研究。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對全球創新網絡構成了系統性挑戰，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全球創新網絡的割裂、安全概念的泛化，以及創新效率的損失。其中，安全概念的泛化在中美關系研究中備受關注。周一帆指出，美國國家安全措施呈現“泛化”“擴張化”和“自由化”趨勢。然而，并非所有“泛化”的安全考量均真實反映現實的大國關系。如何在技術民族主義與技術國際主義的張力下保持科技競爭與國家安全的平衡，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命題。關鍵核心技術如何構成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與核心變量？基于核心技術突破，如何更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這些問題在學理探索與政策實踐層面均具有研究價值。

2 基于國家安全的關鍵核心技術結構與模型

關鍵核心技術是指在技術與生產系統中發揮關鍵或核心作用的要素和環節。本文主要基于國家層面探討關鍵核心技術相關的國家安全問題。在國家層面，關鍵核心技術可被界定為：對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政治制度穩定、社會秩序安全、經濟體系自主可控及應對各類內外安全威脅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一旦缺失或受制于人將直接削弱國家防御能力、抗風險能力和發展主動權的技術集合。

學術界近期愈發關注關鍵核心技術引發的國家安全問題。當前研究普遍將關鍵核心技術視為國家安全的“壓艙石”與經濟競爭的“戰略制高點”。以智能語音技術、盾構機等為代表，中國在部分領域已實現從“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跨越，但在半導體、AI芯片等基礎技術領域仍面臨“卡脖子”瓶頸。2024年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備忘錄》明確將AI定位為“戰略競爭核心能力”，并通過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等構建技術壁壘，限制中國獲取先進算力和芯片技術。關鍵核心技術與國家安全的深度融合，正推動全球科技競爭，特別是大國科技競爭向“技術—治理—主權”三位一體模式演進。現有文獻在具體產業和技術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案例，但針對中美科技競爭引發的國家安全問題的學理性闡釋仍顯不足。面向未來，如何對中美技術競爭乃至不可避免的國家“對抗”作出系統性的理論解析，是學界亟待深化的重要學術議題。

關鍵核心技術的國家競爭現象隨國家實力的消長呈動態演變特征。本文以中美技術競爭的發展為現實背景，提出基于“技術應用擴散機制”和“國家制度約束機制”的“國家技術競合三階段理論”，旨在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新的學術對話框架。國家之間的技術合作與競爭本質是“技術應用擴散機制”和“國家制度約束機制”雙向作用的結果。其中：技術擴散（Technology Diffusion）指的是新技術、新方法、新流程或相關知識從其起源地出發，通過交流、模仿、合作、貿易等渠道，在不同主體（如企業、組織、地區、國家）之間傳播、推廣，并被采納應用的過程。國家制度約束（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是指基于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目標，通過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規、政策、規章等）與非正式制度（如社會規范、文化習俗、價值觀念等），對技術行為主體（包括個人、組織、市場等）的行為邊界、權利義務及互動關系設定的限制性框架。“技術應用擴散機制”和“國家制度約束機制”在不同的技術、經濟、政治條件下呈現多元關聯形態，可能表現為相互促進、相互排斥或競合程度各異的復雜關系。“技術應用擴散機制”主要由技術擴散和市場機制共同驅動形成；“國家制度約束機制”則受國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目標導向的影響。國家間技術競爭與合作關系的具體形態，取決于雙方的技術差距（Technological Gap），一般會經歷3個階段的動態演進。

從圖1可見：一區對應第一階段，即兩國技術差距顯著，且處于無合作、無競爭的狀態；二區對應第二階段，國家間的技術差距處于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覆蓋范疇內，合作大于競爭，技術擴散對雙方均能產生正向效益，屬于“技術應用擴散機制”發揮主導作用的階段；三區對應第三階段，“國家制度約束機制”占據主導地位，關鍵核心技術的國家安全競爭成為優先事項。本文將這一理論模型命名為“國家技術競合三階段理論”。

為適配國家安全競爭的現實需求，須構建一套適用于認知和診斷國家層面關鍵核心技術的結構性分析工具。基于相關文獻，可將關鍵核心技術歸納為4類：瓶頸性技術（Bottleneck Technology）、加速器技術（Accelerator Technology）、保護帶技術（Moat Technology）和安全性技術（Security Technology）。

①瓶頸性技術是指影響廣泛，且現有能力、資源不足以支撐其突破的一類技術。其在特定產業、技術體系或創新鏈條中，因自身發展水平不足或突破難度極大，成為制約整體系統性能提升、效率優化或向更高階段演進的關鍵環節，具有顯著的戰略性和底層性特征。例如，芯片制造中的光刻機技術、新能源領域的高端電池材料技術等，均屬于典型的瓶頸性技術。

②加速器技術是指具有強滲透性和賦能性的一類技術，一旦突破就可以為其他技術賦能，并增加其他技術的發明總量。半導體技術即為典型的加速器技術，其直接影響5G、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發展水平與產業化規模等。

③保護帶技術是指維持國家特定技術優勢、構筑高防御性競爭壁壘的一類技術。例如，防偽溯源技術、通信混淆技術、數字加密技術等均屬此類。

④安全性技術是指保障國家安全與重大利益免受直接威脅的一類技術。例如，網絡攻擊溯源技術、安全監控技術等均屬此類。

上述4類關鍵核心技術相互疊加，共同形成國家層面關鍵核心技術系統的整體結構，具體如圖2所示。

關鍵核心技術（KCT）的能力值可以通過瓶頸性技術（B）、加速器技術（A）、保護帶技術（M）和安全性技術（S）之間的可量化關系確定，并據此構建關鍵核心技術影響國家安全的數理模型，如式（1）所示。

基于關鍵核心技術能力數值（KCT），可以定量判斷一國關鍵核心技術水平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NS）的保障水平取決于國家總體經濟實力（Economic Power，EP）、軍事實力（Military Power，MP）和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程度。

其中，關鍵核心技術的缺失不僅會影響經濟發展質量，還會制約國家軍事實力的提升。在特定時期內，一國相對于競爭國的關鍵核心技術能力數值，正日益成為保障國家安全的“內生變量”。

3 我國關鍵核心技術發展態勢分析

3.1 科技實力整體攀升，關鍵核心技術取得重大突破

2006年，我國制定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GII）顯示，我國綜合創新能力已從2013年的全球第35位上升至2024年的第11位。同時，按照WIPO發布的全球區域性科技集群（Science & Technology Clusters）排名，在全球前100強科技集群中，中國擁有其中的26個，數量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此外，中國在載人航天、超級計算機、量子信息、核電技術、大飛機制造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標志著我國已經成為具有全球重要影響的科技大國。

3.2 部分關鍵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

據相關專業調查，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綜合能力不斷提升，已有16.3%的技術領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并跑”和“跟跑”領域占比分別為30.0%和53.7%。然而，受中美經貿摩擦影響，我國在核心電子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工業基礎軟件、產業技術基礎等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形勢依然嚴峻。

日本、荷蘭與美國達成協議，聯合限制向中國出口高端光刻機等先進制程制造設備，且美國近期仍在持續對中國實施多項科技限制措施。事實上，這些都是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先進計算和半導體制造物項出口管制新規》《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CET清單”）》及芯片聯盟等系統性制華行動的延續。中美科技競爭的加劇，不僅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斷裂與重組，更倒逼我國加速科技自立自強進程，解決“卡脖子”問題的嚴峻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2025年4月14日，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公開表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墻”政策已告失敗——僅僅尋求保護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是不夠的；美國新政府強調“有責任促進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為此需要同步推進“三重戰略”，分別是研究安全、供應鏈安全與出口管制①。在此框架下，安全問題成為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第一要件。

當前，中美科技競爭的前景如何？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發布的報告指出，“在21世紀的每一項基礎技術領域，中國可能很快就會成為全球領導者；在部分領域，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然而，對于這一研究預判，需要保持清醒認知：既要正視技術封鎖持續加劇、基礎研究存在短板、人才競爭壓力顯著、與發達國家科技合作受阻等挑戰，更要洞察國內市場需求強勁驅動、技術應用場景豐富多元、新興技術領域持續突破，以及特朗普政府“新政”帶來的時間緩沖等新機遇。基于此，亟須研究和不斷更新具有針對性的發展策略。

4 基于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競爭合作發展策略

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人均GDP為13 303美元，接近高收入經濟體人均14 005美元的門檻②。當前，我國正處于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此背景下，保障國家安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順利實現，堅決攻克關鍵核心技術難關、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已成為國家必須應對的重大歷史性戰略任務。

4.1 制定實施面向2035年基于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安全發展戰略

上一個中長期規劃周期內，我國成功實施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該規劃實施期間，中美技術競爭總體上處于“技術應用擴散機制”發揮主導作用的階段。當前，國際技術競爭環境已發生巨大變化，“國家制度約束機制”的作用日益凸顯，我國亟須制定并實施基于關鍵核心技術的國家安全戰略。

中美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雙方也是最大的“競爭對手”。面向2050年，中美關系的基本態勢最大可能是長期處于“強沖突弱合作”或者“競爭大于合作”的狀態。對此，須堅持“非對稱競爭”與“互補性合作”并舉，保持戰略定力，提高創新效率，爭取“和平崛起”的最大戰略空間。

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現代化能力建設。以“非對稱性”思路制定國家安全發展戰略，明確與科技安全相關的重大關切和優先事項。確定到2035年和2050年的安全發展目標和布局措施，形成面向2035年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科技強國和面向2050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安全發展戰略，并將其落實到政治、經濟、科技等具體領域。

4.2 制定實施基于國家安全的基礎科學研究計劃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行動

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推進原創性、安全性、引領性科技攻關。聚焦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戰略技術領域，制定并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路線圖，爭取用兩個五年規劃的時間從根本上扭轉安全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

二要充分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作用，守住安全底線，促進科技發展，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圍繞國家安全體系和現代化能力建設需求，布局發展關鍵核心技術。依據安全事項的緊急程度和國際技術差距的變化，制定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優先序——短期聚焦應急替代性技術攻關，長期謀劃自主戰略性技術布局。

三要遵循關鍵核心技術演變規律，逐步發展“功能性”核心技術（FCT）、“性能性”核心技術（PCT）和“可靠性”核心技術（RCT）。以清單化攻關為起點，長遠規劃、久久為功，為國家長治久安奠定科技基礎。

4.3 細分技術領域實施競爭合作組合策略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高水平開放合作互為基礎和條件，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在國際創新鏈產業鏈斷裂重組、技術環境深刻變革的當下，須圍繞安全與發展兩大主題，在細分技術領域構建兼顧國家安全底線與現代化發展的靈活有效的發展策略。

依據技術的安全敏感性差異和經濟成長性特征，制定差異化的競爭—合作組合策略（見圖3）。充分利用產業鏈的互補關系，推動“對抗性競爭”轉化為“競爭性依存”，從而擴大合作空間，降低沖突風險。

一是針對“高成長低敏感”領域，如氣候變化、全球衛生安全、軍控、核不擴散及民生民用科技等領域，應主動提升合作層級，拓展合作領域，聚焦低碳技術、綠色生態技術、公共衛生技術、14納米等中低端芯片技術及我國擁有優勢的材料技術等領域，推動高水平開放與實質性合作落地。

二是針對“低敏感低成長”領域，如成熟技術、傳統產業技術、農業技術、技術組合與改造等，采取積極合作策略，綜合考量經濟效益與空間拓展價值，為更廣泛領域及其他層次的合作創造機會。

三是針對“高敏感高成長”領域，應在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構建特定領域風險管控機制，明確競爭規則并組織有序競爭。注重發揮我國在制造優勢價值鏈領域和市場容量方面的突出優勢，即使面對已加入大國技術聯盟的國家和地區，仍可以積極主動保持合作，如芯片聯盟（CHIPS 4）中的韓國等。

四是針對“高敏感低成長”領域，確保“安全性技術”屏障有效、“保護帶技術”保護精準，突出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促進戰略科技力量穩定增長。動員和組織更多市場主體有序參與國際技術競爭與合作，整體性提升我國基于關鍵核心技術的安全競爭能力。

4.4 制定和調適差異化、精細化的技術產業政策

面向2035年創新發展目標，針對重點技術領域制定差異化、精細化產業政策。

在半導體領域，建立不同于傳統摩爾定律的差異化技術路線，重點發展基于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的功率器件，組建“半導體設備創新聯合體”，構建“光刻—刻蝕—薄膜沉積”設備協同開發機制。

在人工智能領域，實施“國家算力基礎設施躍遷計劃”，構建自主可控的AI芯片體系，深度拓展“AI+產業”賦能工程，深度參與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與治理標準制定。

在量子計算領域，加速技術工程化應用進程，實施“超導體系”“光量子路線”“金剛石自旋”等“三線并行”的研發策略。

在生物科技領域，聚焦“基因治療”“細胞再生”“抗體偶聯藥物（ADC）”等方向，加快生物醫藥創新突破；搭建AI輔助中醫藥研發平臺，推進中醫現代化工程。

在清潔能源領域，建設國家級光伏中試驗證平臺，加速新型電池從實驗室到量產的轉化；攻關鈣鈦礦疊層電池、薄膜電池等新技術，保持光伏技術的世界領先地位；實施儲能技術多元化發展戰略，布局第四代核電技術和可控核聚變技術研發等。

4.5 加強組織領導，構建國家關鍵核心技術新型攻關體制

一是凝聚共識，將落實高科技發展戰略、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與保障國家安全作為我國高科技發展的主攻方向。我國經濟總量已居全球第二，亟須加快構建更高水平重大科技裝備和科技創新發展的系統性戰略規劃，推動《國家新型科研攻關體制機制改革行動方案》《國家促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條例》等文件的出臺，為相關工作提供制度支撐。

二是在中央科技委、中央深改委統籌框架下，成立“國家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領導協調小組”，整合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相關部門職能。立足新型舉國體制下攻關體制的重建，打破經濟與科技部門分割的現狀；統籌政府與市場兩方面的作用，突出市場在攻關中的主體地位；以產業需求為牽引，組織科學家和企業家聯合開展產業技術發展趨勢預測，形成制約戰略產業發展的“卡脖子”技術攻堅清單；采用“賽馬制”“揭榜制”等攻關機制，提升創新效率。

三是實施關鍵核心技術分產業、分領域、分創新鏈負責制（創新鏈長制），明確各核心創新鏈的發展目標和戰略任務，統籌全國范圍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作；整合全國創新資源，強化區域協同，協調解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重大政策問題。

本文來源于《創新科技》雜志2025年第8期。陳光，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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