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說中國“人多地少”了，當年這么提的社會背景、發展階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如果有人問，哪一個觀念像基因一樣深植于幾代中國人的意識深處？“人多地少”這四個字，必定榜上有名。

從小學課本到新聞聯播，從計劃生育宣傳到每天的餐桌教育，我們都被一遍遍告知：中國，用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近20%的人口。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跡，而奇跡的背后，是“人多地少”這一看似不可逾越的資源緊箍咒。

然而，時代浪潮奔涌向前。當我們習慣于某個“真理”時，最需要做的，或許是停下來，冷靜地審視它誕生的土壤是否已經改變。今天，我們鄭重地提出一個觀點：“人多地少”這一提法，其賴以生存的社會背景、發展階段和人口前提，均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轉變。繼續沿用這一過時的敘事，不僅不科學，更會嚴重誤導國家政策方向，與社會現實需求產生尖銳矛盾。

一、 溯源：

“人多地少”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術語

我們必須首先回到歷史現場，理解這個觀念的“初心”。

1. 計劃經濟的“解釋器”：在改革開放前，物資極度匱乏，糧食、布匹、住房無一不憑票供應。如何向人民解釋這種普遍短缺？將原因歸結于客觀的“人多地少”，是一個高效且安全的策略。它巧妙地將經濟體制和管理效率的問題，轉移到了一個永恒的、無法反駁的自然約束上，從而緩解了民眾對體系的質疑。

2. 計劃生育的“理論基石”：在推行“一胎化”政策時，需要一套強大且易懂的邏輯來說服民眾。“人多地少”提供了完美的支撐：人口是負擔，土地是瓶頸，如果不控制人口，有限的資源將無法承載，大家的生活水平都無法提高。它成功地將一個侵犯家庭生育自主權的艱難國策，包裝成了一種關乎民族生存的理性抉擇。

換句話說，“人多地少”在當年，絕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或人口學的事實描述，更是一個被高度工具化的政治和社會學術語，服務于特定時期的特定國家戰略。它的廣泛傳播和深入人心，是政策強力灌輸的結果。

二、崩塌：

支撐這一提法的諸多前提已不復存在

任何理論都有其適用邊界。當年支撐“人多地少”論的幾大支柱，如今已搖搖欲墜，甚至轟然倒塌。

1. 人口預測的徹底失敗與歷史性轉折： “18億畝耕地紅線”政策的核心前提，是預測中國人口將增長到16億甚至18億。然而，冰冷的現實是：中國人口在達到14億峰值后，便毫不猶豫地掉頭向下，出生率斷崖式下跌，人口總量進入不可逆的長期下滑通道。幼兒園關門，小學招不滿，國家不惜發放補貼鼓勵生育——這與當年擔心“人太多”的焦慮形成了荒誕而又深刻的對比。

我國高等教育2038年左右將迎來歷史性“生源拐點”，屆時將可能引發生源數量危機和質量危機，并造成高等教育生態系 統 失衡， 大學面臨關閉 。 在2024—2037年間，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從1585.02萬人減少至1460.26萬人，年均下降約9.6萬人；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規模從1070.36萬人攀升至1356.07萬人，年均增長約21.98萬人，形成從514.66萬人縮小至16.98萬人的需求缺口。

數據來源：2024—2050 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需缺口態勢

一個旨在為“容納更多人口”而保護耕地的政策，其人口學基礎已經徹底瓦解。繼續用“人多”作為邏輯起點，無異于刻舟求劍。

2. 城市化進程的根本性轉向：過去四十年的“中國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土地資本化的史詩。大片農田轉變為工廠、住宅和商場，支撐了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中國的城鎮化率已趨近高位，動力減弱。更為顯著的變化是，無數三四線城市和縣域經濟正面臨“收縮” 的嚴峻挑戰。人口外流，商品房空置，新區淪為“鬼城”。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如何滿足城市擴張的土地需求”，轉變為“如何盤活存量土地、應對城市萎縮”。再用“保護耕地”來控制一個已經不再擴張、甚至正在收縮的城市化進程，已經毫無必要。

3. 國際比較下的認知偏差：我們真的“地少”嗎？簡單地用“國土總面積除以總人口”得出“地少”的結論，是一種懶惰且誤導性的計算。

· 比的是“質”而非“量”：與國土面積更大的俄羅斯、加拿大相比，中國擁有的東亞季風區（如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是世界上最頂級的農業區之一。這里雨熱同季，無霜期長，光熱水條件搭配極佳，遠非俄加兩國廣袤的凍土荒原所能比擬。

· 比的是“效率”而非“面積”：正是由于耕地珍貴，中國發展出了世界最精耕細作的農業模式。中國的糧食畝產是加拿大、俄羅斯的兩到三倍。我們是用更少的土地，通過更高的效率，養活了更多的人口。從產出角度看，中國的“地”非但不“少”，反而“效率奇高”。

“人多地少”的敘事，選擇性忽視了我們土地的高質量和高產出，片面強調了面積的絕對數字，從而塑造了一種扭曲的資源觀。

4. 食物結構與糧食安全內涵的演變：隨著國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們的食物結構已從“吃得飽”向“吃得好”轉變。肉蛋奶、水果、蔬菜的消費占比急劇上升。而生產這些食物，需要消耗遠多于直接口糧的耕地（用于種植飼料糧）。因此，新時代的“糧食安全”壓力，并非來自“人地矛盾”，而是來自“消費升級與資源分配”的矛盾。壓力源自我們膳食結構的改變，而非單純的人口數量。保障安全的重點，也應從“守死18億畝的數字”轉向如何優化農業結構、提高飼料自給率、通過科技提升單產等領域。

三、危害：

為何我們必須拋棄這個過時的提法？

繼續固守“人多地少”的陳舊敘事，將帶來三大顯著危害：

1. 不科學：它無法解釋為何人口在減少而發展焦慮仍在，無法正視中國農業條件的天然優勢，更無法應對城市收縮等新課題。用它來指導未來，是基于錯誤地圖尋找方向。

2. 誤導政策方向：最直接的誤導，就是讓耕地紅線政策失去彈性。在東部沿海大都市圈，寸土寸金，嚴格保護周邊耕地固然重要，但也推高了房價和商業成本，付出了巨大的機會成本。在西部收縮城市，大量建設用地閑置荒廢，卻因政策僵化難以復墾為耕地或生態用地，造成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政策需要的是“精細化管理和動態調整”，而不是“一刀切”的僵化守護。

3. 與社會需求不適應：社會的主要需求已經從“生存”轉向了“發展”和“生活品質”。民眾需要更宜居的城市環境、更便宜的住房、更多的公園綠地和公共服務設施。成都被砍樹恢復耕地就是血淋淋的案例。繼續強調“人多地少”，會成為拒絕滿足這些合理需求的“萬能擋箭牌”，阻礙城市更新和生活品質的提升。

四、阻力：

為何改變如此之難？

拋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因為它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 政策路徑依賴：一整套圍繞耕地保護建立的龐大官僚體系和審批權力，已經運行多年。改變意味著重構體系，觸動部門的權力和利益。

· 意識形態慣性：打破一個被寫進教科書幾十年的“真理”，需要巨大的政治和學術勇氣，會面臨來自保守力量的巨大壓力。

· 安全擔憂的綁架：任何放松耕地保護的提議，都容易被簡單粗暴地扣上“動搖糧食安全根基”的大帽子，從而扼殺理性的討論空間。

結語：

從“資源恐懼”走向“資源自信”

是時候告別“人多地少”帶來的資源恐懼癥了。

我們不應再被一個來自過去時代的緊箍咒所束縛。中國的新國情是：人口總量見頂下滑、城市化進入存量時代、擁有世界頂級的農業條件和效率。

我們的政策思維需要一場深刻的革命：從僵化地“守紅線數量”，轉向靈活地“守安全底線”；從孤立地“保護耕地”，轉向系統地“優化國土空間格局”；從“資源恐懼”轉向 “資源自信” 和 “效率優先”。

這要求我們建立更精細的土地管理機制，例如推行跨區域的用地指標交易，允許收縮城市將閑置建設用地指標賣給仍有發展需求的地區，并用收益進行產業轉型和民生改善。

拋棄“人多地少”的過時敘事，不是要否定過去的糧食安全戰略，而是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根據已經巨變的現實，繪制一張屬于未來的、更精確的導航圖。

這不僅僅是一個口號的變更，更是一次發展范式的現代化升級。

作者 | 吳必虎 DeepSeek

編輯 | 周晴

圖源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