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檔守護到價值反哺，文化遺產數字化如何用好“數據”

在上個月的科隆國際游戲展上，《黑神話：鐘馗》以一支先導預告片驚艷亮相，引發全球游戲圈熱議。此前，國產3A游戲《黑神話：悟空》借助游戲載體讓山西古建筑等文化遺產“出圈”；登頂中國影史二維動畫電影票房榜的國產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也是如此……這些作品既激發了公眾對文化遺產的廣泛興趣，也展現出數字技術對文化產業的“賽博”加成。

　　從靜態記錄到活態傳播，數字技術正不斷為文化遺產注入新活力，讓千年瑰寶與當代受眾建立起深度連接。如何破解數字資源長期“沉睡”問題？數字資產如何進一步反哺文化遺產保護？這些問題，亟待我們在實踐中探尋答案。

工作人員在雙林寺開展數字化采集工作。

數字技術拓展文化遺產保護邊界

　　一年前，《黑神話：悟空》帶動了山西古建筑等文化遺產“出圈”，位于山西晉中平遙縣的雙林寺便是其中之一。平遙縣文旅局文物所副主任王文穎介紹，自2025年以來，雙林寺、鎮國寺客流量形成“井噴”趨勢，兩寺共接待游客41.42萬人，同比增長176.63%。

　　作為與平遙古城同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寺，雙林寺數字化保護始于2021年。彼時，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與平遙縣文物部門合作，運用三維激光掃描、數字修復等技術，對其建筑、壁畫、彩塑等開展全面數據采集與處理，以期為文物建立永久數字檔案。“僅菩薩殿的建筑、彩塑、懸塑，就拍攝了57787張圖像，數據容量約2.5TB。”王文穎說。

　　不止雙林寺，浙江大學團隊還針對山西省內不同文物的特性，針對性攻克技術難點。“在五臺山佛光寺采集時，我們重點采集了梁架與天花板間隱蔽空間的數據。”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刁常宇介紹，該區域此前未被系統記錄，其內部結構數據對研究唐代建筑工藝、開展后續修復保護具有重要價值。

　　“截至2024年底，團隊已完成220余個文物數字化項目，積累高清數據超500TB，涵蓋古建筑、彩塑、壁畫、可移動文物等多個類別，數字化保護‘版圖’持續擴大。”刁常宇說。

　　與此同時，數字化賦能正從單體文物保護向遺產群落系統守護延伸。

　　7月25日，福建省首個不可移動文物數字化保護項目——泉州府文廟大成殿數字化工程啟動。“該項目還要著力破解文物數字化標準不統一、數據精度不合理、成果實用性不強等難題。”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國家文物局數據中心）文物保護咨詢研究所負責人、研究館員吳育華說。

　　泉州市文物保護中心副主任、研究館員何振良表示，泉州后續將以此項目為樣板，推進22處世遺點位的三維掃描與建模展示利用工程，把大成殿的單體數字化經驗拓展為遺產群落的系統保護，構建集監測預警、修繕模擬、智慧導覽于一體的三維數據庫，讓文化遺產從孤立的“數字標本”轉變為互聯的“活態資源”。

泉州府文廟大成殿建筑本體外業數據采集（三維激光掃描）。

尚存技術與應用的“雙重制約”

　　《黑神話：悟空》等作品的走紅，印證了文化遺產已成為重要創作素材，而激活其價值的前提，是補好“文物數字化”短板。

　　山西省古建筑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院長路易認為，基層文保單位數字化瓶頸，根源并非文物等級低，而是在于基礎設施不足，缺乏渲染、呈現數字化成果的設備軟件；專業能力薄弱，基層人員往往無暇兼顧數字化專業技術學習，且高端數字化人才難流向基層；應用場景缺失，受限于設施與能力，基層難以開展有效的數字資源應用。

　　“基層的核心瓶頸還在于，技術標準不統一和本地化適配能力弱。” 何振良補充說。

　　放眼整個文物數字化行業，難題同樣突出。刁常宇將其總結為三點：一是一個大型古建筑項目需要數月時間采集、數名專業人員協作，單項目成本居高不下；二是市場化開發缺乏“前期投入—中期開發—后期反哺”的閉環，企業因權責不明不敢貿然入局；三是當前數字化多停留在“可視化信息采集”，而文物的“隱性信息”“關聯信息”未與數字模型有效鏈接，限制了應用場景的拓展。

　　“當前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核心瓶頸，在于數據管理與應用脫節，說白了就是能采集數據，卻管不好、用不好數據。”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工程專家庫專家鄭宇認為，數據“散、亂、雜”問題突出，既沒有統一標準，權屬又模糊不清，大量數據只能“躺”在硬盤里。

　　“有的基層文保單位收到合作公司交付的硬盤后，既不會調用數據，也不清楚使用邊界；文保工作需要高精度數據，大眾傳播更看重‘視覺真實’，但有些基層單位分不清兩者之間的差異，要么盲目抬高標準增加成本，要么使用低精度數據影響工作質量。”鄭宇坦言，更關鍵的是，專業數據授權機制不明確，部分傳播機構有時違規采集，既浪費資源又存在安全風險。

工作人員在云岡石窟第13窟內開展數字化保護采集。

亟需標準共建、產業“協同”

　　我國文化遺產數字化工作起步較早。2001年就開始了“文物調查及數據庫管理系統建設”項目。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數字化在文化遺產保護、溯源和活化利用方面得到了廣泛應用。比如，數字敦煌、數字中軸線、數字藏品等產品不斷出現；AI輔助文物修復、文物數字孿生、消失文化遺產數字復原等項目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當前，刁常宇團隊正與山西相關部門攜手，共同探索制定“古建筑彩塑壁畫數字化地方標準”，明確數據采集流程、精度要求、存儲規范，推動行業從“零散采集”向“標準化作業”轉型，為數據共享與協同保護打下基礎。

　　標準共建是文化遺產數字化協同發展的基礎。針對基層與行業痛點，科學的頂層架構成為破題關鍵。路易提出了圍繞數據采、存、算、管、用，構建“國家—省—基層”三級聯動架構的思路：“由文物部門牽頭建設‘國家文化遺產大數據庫’，承擔核心數據存儲與統籌職能；省一級研究機構搭建區域分庫，并可結合文物類型布局密集程度，設立石窟寺、寺觀彩塑壁畫等‘相關專業領域片區或國家分中心’，負責區域內數據的采集、管理、運維與技術支撐；基層單位只需接收經過‘輕量化、脫敏處理’的數字資源，專注數據應用與文物日常看護即可。”

　　這種架構既能破解基層困境，又能保障數據安全。“省級層面集中算力與存儲資源，將輕量化數據輸出至基層，大幅降低操作門檻；同時，敏感數據由省級統一管理，避免商業云平臺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路易強調，基層文保單位的核心需求是“能用好數據”，而非“能建設并運維數據庫”，“要把‘路’修到基層家門口，讓數字資源真正服務于文物保護實踐。”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團隊開展佛光寺文物數字化工作現場。

“超越”技術，回歸文化本質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是中外文化、佛教藝術與石刻藝術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藝術寶庫。云岡研究院數字化保護中心主任寧波的一項日常工作，就是做好云岡石窟的數字化保護和智慧景區打造。

　　“若把數字化利用比作‘炒菜’，數據是‘食材’，技術是‘烹飪方式’，而‘火候’則是對文化價值的把握。”寧波認為，文化遺產數字化工作已從‘幕后’走到‘臺前’，成為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播的重要方式，但技術必須回歸文化本質。

　　眼下，文化遺產數字化已經從“物理形態轉化”進入了“文化創新發展”階段。“數字資產確權和價值循環”這一關鍵內容，多次被從業人士提及。

　　“要讓數字資源形成保護與利用的正循環，首先要解決數字資產確權問題。”路易介紹，山西省正在推進“文物數字資產確權管理利用研究”項目，目標是打通“確權—授權—開發—分潤—反哺”的完整邏輯鏈。

　　但路易也表示，當前確權工作還存在一些“法理模糊地帶”，比如個人拍攝故宮角樓并生成三維模型，能否進行商業交易？對數字模型二次加工后，版權和文物權益該如何劃分？未來只有明確這些法理和操作規范，才能真正激活數字資源的市場價值，讓數字收益反哺實物文物保護。

　　在刁常宇看來，文化遺產數字化“永遠沒有完成時”。怎樣推動數字成果“可持續應用”？關鍵在于“官方授權+價值深挖”。鄭宇也提到，可借鑒虛幻引擎的運營模式，對公益用途實行免費開放，商業用途收取合理費用，所得收益反哺文物保護，既能明確授權邊界，又能留存早期數據，為文保研究提供動態支撐。

　　值得注意的是，復合型人才短缺仍是制約文化遺產數字化長遠發展的重要因素。“行業需要既懂文物保護又懂數字技術的復合型人才。”寧波建議，要吸引對文物與技術“雙向熱愛”的從業者，加強校企合作，為人才提供合適的工作條件與發展空間。

　　刁常宇也表示，高校可優化“文物+技術”交叉學科課程設置，增設古建筑數字化采集等相關專業課，并在研究生招生和專業設置上適當傾斜，為文化遺產數字化發展提供智力支撐。（轉自光明網 記者：雷渺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