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德國工業革命是如何促進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

城市經濟發展與大量人口的涌入沖擊了社會固有的等級結構，傳統的政治機制與管理模式已不能適應城市的現實需求，也不能承受城市社會的內部張力。

因此，工業革命開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逐漸取代了傳統的貴族不平等制。以能力和成就確定社會地位逐漸取代了以出身論地位的傳統方式。

一、階級的變化

德意志帝國時期整個社會的結構發生了新的調整，這主要表現在貴族階級的變化、資產階級的變化、工人階級的變化三個方面。

第一，貴族階級的變化。19世紀初德國進行了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基本上進入了資產階級社會，但是貴族作為一個階級還是繼續保留了下來，在他們之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大貴族，他們仍然享有著很多特權，如獨占著普魯士軍官學校，在軍隊和高級官員中依靠貴族身份更快的晉升等。

雖然在資產階級改革的過程中，他們的身份、地位發生了細微的變化，但是并未撼動其特殊的社會地位。

另一類是中小貴族，他們大多數居住在農村地區，在改革中他們的大部分特權都被收回，且并不具備像大貴族一樣的人脈和資本。

因此整個群體社會地位都下降了，有的甚至為了生存賣掉了自己的莊園。據統計，“在東普魯士，到1829年，888個莊園中，有510個換了主人。”

第二，資產階級的變化。19世紀初資產階級的改革，讓德國的資產階級進入到了歷史舞臺。在他們中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工廠主、商人、銀行家。

他們擁有雄厚的資金，逐漸步入了社會的上層，并與高級官員相互聯合，社會地位極高，他們的子女也繼承他們的企業或資本，也穩居在社會上層，很少有向下的社會流動。

另一類是文職類、技術類的資產階級，如醫生、律師、作家等，他們在普通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試圖通過自身的努力為社會中出現的問題作出貢獻。

他們通常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給予了子女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們的后代也很少出現向下流動的現象，一般會從事與其父母相同的職業。

第三，工人階級的變化。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中最龐大的群體通常是以外來移民居多，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處境非常艱難。

以1906年居住在魯爾區的一戶家庭為例，他們是在1885年從奧爾登堡移居此地的。

當時，19歲的格魯奇來到魯爾區尋找工作，由于沒有工作經驗，他從學徒做起，每天工作近12個小時，與7-8個工友居住在不足20平的房屋中。

因此，工人階級通過罷工、抗議等形式要求消除舊的特權秩序，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1889年波鴻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在此次工人運動中，工人們就獲得政治權利。

改善生存環境和子女教育等問題提出抗議，他們大規模的罷工嚴重影響到了魯爾區工礦企業的正常運轉。

1890年初，當局就改善工人地位等問題進行改革，部分工人獲得了投票權，工人的子女在特定條件下可享受與當地兒童相同的教育。

在工人階級中，他們有的因掌握了技術開設了自己的工廠，有的因被選為工人代表步入了政治舞臺，但是這樣的概率是極低的。

大多數工人還是留在了自己原來的崗位，繼續接受這一現實。而他們的子女往往也會同父輩一樣，成為一名工人或者通過受教育步入資產階級的行列。

從更大范圍來看，當時整個德國的人口職業流動呈現出如下特點：一方面，工業部門內部的流動不存在嚴格的障礙，上層與下層之間能夠實現自由流動。

而農業部門和公務—文職人員中則存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很少有上層會淪為下層，從下層晉升到上層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工業部門的下層勞動力主要來自農業部門的對應等級。

這種流動往往是平級間的流動，也很少有人能實現越級流動。但總體上來說，在工業時代的這一階段，德國民族新的社會結構已初步形成。

總之，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貿易限制逐漸消除，技術革命帶來了生產轉型，舊的工業活動形式逐漸被新的工業形式所取代。

德國的工業得到迅速發展，這種發展推動了城市的發展、轉型，也進一步改變了德國人民的生活方式。

二、波鴻城市的初步發展

19世紀下半葉，德國西部地區的人口分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一時期，農村人口增長停滯不前，城市人口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

尤其是在萊茵、勃蘭登堡和薩克森地區的城市出現了高速城市化。據相關資料顯示，當時，城市人口在這些地區總人口中的比重已經超過50％，基本實現了城市化。

新興的工商業城市萊比錫和開姆尼斯的人口增長速度已經遠遠地超過傳統的行政中心如布萊斯勞，成為了工業蓬勃發展的焦點。

此外，當時的德國還出現了由密集的中型城鎮群組成的區域集聚區，例如，魯爾河谷城市群，這一地區的總人口在1900年甚至超過了柏林。

人口的增長為這一新興工業區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并使其迅速成為了當時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重工業城市發展的典范。

在這一時代和地區背景下，波鴻城市實現了初步發展，在前德意志帝國時期，先后經歷了準備階段和啟動階段。

波鴻城市發展的準備階段波鴻位于德國工業中心魯爾河谷，這里是一個非常緊湊、起伏平緩，幾乎沒有地理屏障的地區。從萊茵河到多特蒙德，東西跨度不足45公里。

從南邊的魯爾河到最北端的萊克林豪森市只有25公里的距離。魯爾地區的南面聳立著索爾蘭的崎嶇小山，那里有著茂密的山谷、淺而湍急的河流，這為小型工業和紡織廠提供了動力。

北部則是一片平坦的農業平原，延伸至北海。由于魯爾地區在19世紀以前處于兩條重要貿易路線的十字路口，所以該地區的經濟主要以商業和農業為主。

萊茵河是歐洲西北部最大、最容易通航的河流，也是南北貨物運輸的重要道路。早在中世紀，該河流沿岸就已經存在一些商業中心，他們就是依靠這條東西貿易路線發展起來的。

19世紀上半葉，魯爾地區83％以上的土地仍用于農業、林業和畜牧業，只有不到5％的人口從事采礦、化工、金屬、機械和建筑行業，該地區仍是以南部的紡織業為主。

三、城市的變化

到了19世紀中后期，隨著工業化的蓬勃發展，該地區的煤炭開采、銷售得到了發展，整個地區的農業用地僅占45％。

其中變化最大的是杜伊斯堡、埃森、波鴻和多特蒙德，據統計，這些地區的耕種和放牧面積從1849年的66％下降到1895年的35％。

與此同時，這些城市的人口也呈現出快速增長。

相關數據顯示，從事采礦、冶金、機械制造、化工、建筑貿易、商業、交通運輸的人口也從1849年的大約7％增長到1895年的將近58％。

與埃森、多特蒙德、翁納、韋爾、索斯特等城市一樣，19世紀初的波鴻還只是一個具有商業價值的城鎮。

在1800年仍保持中世紀的樣子，這時波鴻只有2000人，而多特蒙德和埃森的人口則剛剛超過4000人，作為黑爾韋格最大的城鎮索斯特，也僅有5000名居民。

在這一時期，波鴻的發展極為緩慢，居民大多從事農、林、牧業，也有部分居民從事手工業工作。

波鴻的紡織業是從18世紀開始興起的，據統計，在1788年，這里大約有26名亞麻織布工匠，直到19世紀初，才有了第一座小型紡織廠。

當時，咖啡研磨也是在小作坊進行的，1791年這里共有10家咖啡館，還有一些棺材錫飾廠和小型煙草廠。但到了19世紀中葉，這些產業幾乎都在衰落。

家庭和工廠的紡織品生產中心轉移到了更具競爭力的萊茵、咖啡生產轉移到哈根、棺材飾品大多是在伊瑟隆生產。

1842年，一項調查顯示：在波鴻有41家年收入超過200塔勒的本地企業中，沒有一家是工業企業。

直到1841年，在哈梅村附近發現了煤，此后，波鴻的煤炭開采才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這一時期的波鴻。

雖然工業還沒有取得很大的發展，但是豐富的煤炭資源吸引了早期的資本家，他們來到這里投資辦廠，于是高爐、鋼鐵廠、煤礦和煤焦廠相繼出現。

由此迎來了波鴻城市化的啟動和緩慢上升階段。波鴻城市發展的啟動階段在煤炭資源的開發與帶動下，波鴻的城市化步入啟動階段。

許多企業家來到波鴻投資辦廠，人們對于工業的看法也逐漸發生了改變。1842年，波鴻出現了第一家現代鑄造廠。隨后很多企業也把自己的工廠搬到了這里。

1846年，一位企業家邁爾將他的企業從亞琛附近的倫德爾道夫轉移到波鴻。在這一時期，波鴻的居民開始意識到工業給這座城市帶來的變化，從事工業行業的勞動者逐漸增多。

波鴻的工業企業和工業產值雖也在增加，但整體上較為緩慢，有時甚至有些停滯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