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歸隊》中殘忍的“血拔計劃”，看日寇毒化政策對中國的危害

“看著敵人一針一針把“帕飛丁”打進田小貴的身體，就忍不住一陣心痛。”

這是最近反映抗聯(lián)十四年抗戰(zhàn)的電視劇《歸隊》中的情節(jié)，日軍制定“血拔計劃”。用“帕飛丁”控制田小貴，但最終田小貴還是用精神意志戰(zhàn)勝了藥物控制。

之前我們也聊過了，“帕飛丁”實際上就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稱的冰毒，二戰(zhàn)時期德軍為了在極惡劣的環(huán)境下保持戰(zhàn)斗力，曾將“帕飛丁”當做軍用品，配發(fā)給一線的作戰(zhàn)人員。

同樣，二戰(zhàn)時期日軍也有自己用的苯胺類藥劑，如“貓目錠”、“突擊錠”或“空擊錠”，士兵使用以后能夠不知疲倦的作戰(zhàn)。

在軍國主義思想余毒未清除的情形下，二戰(zhàn)結束后，日本國內(nèi)并沒有如德國一樣對二戰(zhàn)罪行悔罪，而是把戰(zhàn)敗當成恥辱，在這樣一種情緒下，日本大量國民飽受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壓力，苯胺類的藥劑就成為他們釋放情緒的辦法，他們還貼心的給這種藥劑取名為“覺醒劑”。

一直到1951年，日本才正式下令取締了“覺醒劑”，但即便如此，日本社會中的藥品特別是苯丙胺類興奮劑的濫用現(xiàn)象仍未能立刻消除，直到1954年后才慢慢減少。

就從這個角度來看，苯胺類藥物作為二戰(zhàn)時期一種新型的藥劑，日軍似乎不太可能對俘虜用（畢竟日本人自己都不夠用），他們企圖在精神上控制中國人，用的只有可能是鴉片、嗎啡以及海洛因這種舊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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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ù)部分資料顯示，在中國東北十四年抗戰(zhàn)里，日軍731部隊曾大量使用致幻劑、鴉片制劑等對俘虜進行實驗，部分受害者被迫成為“間諜工具”。

日軍在東北秘密推行“毒品戰(zhàn)”，僅1938年就查獲731部隊用毒品控制抗聯(lián)俘虜案例49起。受害者被注射后會出現(xiàn)幻聽、肌肉溶解、臟器衰竭等癥狀，平均存活時間不足兩年。

其中田小貴原型人物張惠民的檔案記載：

“雙手殘疾，毒癮深入骨髓，每日需注射3次嗎啡，最終因心臟破裂死亡。

（以上均來自網(wǎng)絡，未查到出處）

1840年中國打過一次鴉片戰(zhàn)爭，對鴉片這種東西并不陌生。

鴉片是從罌粟中提取出來的，屬于初級毒品，呈黑色或褐色。其氣味強烈，有氨味或陳舊尿味。一般經(jīng)燒煮和發(fā)酵，便成了可供人吸食，有香甜氣味。

根據(jù)化學檢驗，鴉片中含有10%嗎啡，所以嗎啡與鴉片提純以后得產(chǎn)物。而嗎啡在加入醋酸酐等物質(zhì)提煉以后，生成鎮(zhèn)痛效果更佳的半合成化衍生物，這就是最早合成的海洛因。早期海洛因還被用來治療嗎啡成癮。

不難看出，鴉片、嗎啡、海洛因是屬于同種毒品。

日本當年在中國銷售販賣毒品，主要也是以上三種，他們企圖用毒品摧殘中國人的精神意志，已經(jīng)不是一天兩天。

之前我們就聊過，從甲午戰(zhàn)爭開始，日本就有意識的向中國輸入鴉片、嗎啡、海洛因等毒品，甲午戰(zhàn)爭后，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后，日本在臺灣傾銷鴉片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后，便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向中國輸送毒品。

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藥物都來自日本，他們兜售販賣毒品，一方面摧殘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一方面則是攫取巨額財富，以實現(xiàn)他們“以毒養(yǎng)戰(zhàn)”的目的。

根據(jù)資料記載，僅是1939年日本人在上海開設的販毒機構華中宏濟善堂，通過各地的銷售網(wǎng)絡，（1944年關門歇業(yè)）五年時間就攫取財富10億日元，要知道當時日本建造一艘航母僅需要8000萬，一個宏濟善堂就能給日軍造12艘航母。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已在東北地區(qū)開展毒品販賣活動。日本浪人和特務在關東軍保護下，在關東租借地（如大連）從事非法毒品交易。關東軍第四課（負責政治事務）將鴉片視為“特殊武器”，用于征服中國。販毒所得支持了間諜活動和挑釁行動，包括策劃九一八事變。

1916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長加來佐賀太郎提出，若在中國4.2億人口中5%吸食鴉片，每年可獲利5.54億日元，顯示了日本對毒品經(jīng)濟潛力的早期估算。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于1932年建立偽“滿洲國”，并于1933年頒布《鴉片專賣法》，設立鴉片專賣公署，合法化鴉片的種植、經(jīng)營和吸食。

日本通過利誘和強制手段，迫使中國農(nóng)民改種罌粟，取代大豆和高粱。到1935年，東北鴉片種植面積超過106.65萬畝，年產(chǎn)鴉片500-600噸。熱河、吉林等地成為主要種植區(qū)，大連則成為毒品集散中心。

日本在吉林四平附近的八面城建立了大型毒品制造基地“制藥中心”，生產(chǎn)海洛因等毒品。這些毒品常標為“日本軍用品”，通過軍艦和炮艇運輸，覆蓋東北及華北等地。

在無日軍駐扎的地區(qū)，毒品交由日本領事館分發(fā)。大連的便利海陸交通使其成為東北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供應中國大部分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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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加中國癮君子的人數(shù)，日本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比如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中國活動期間，除了負責情報工作外，還專門負責毒品販賣，并為此制定了許多的計劃。

當時，日本制造了一種特別的香煙，名叫“金蝙蝠”，他們在香煙中特意添加少量的海洛因、鴉片，并把這部分香煙免費派發(fā)給毫無戒心的中國人，結果大部分的窮人因此而染上了鴉片。

不僅如此，日本還利用當時中國肺結核肆虐的特點，組織免費治療肺結核，但在治療過程中，在使用的藥物中添加鴉片，致使治療肺結核的病人染上了毒癮。

一旦對鴉片上癮，他們就會做任何事情來獲得每日劑量。

在當時，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基本上都有煙館、妓館或者是毒品的秘密銷售點，用于向中國人兜售鴉片。并從關外開始一步一步的向關內(nèi)拓展。

天津后來成了日本人制毒、販毒的中心，據(jù)當時調(diào)查，在天津日租界的蓬萊、福島、伏見等街道，白面莊和嗎啡日本的毒化政策得以實施，主要靠大批的浪人及朝鮮游民。此外，一些漢奸也投入了販賣毒品的行列。

1932年以后，東北地區(qū)的煙館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在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幾乎每條大街都設有煙館和毒品發(fā)售所。注射毒品的小攤子更是隨處可見。

癮士們和初學吸煙的人可以在攤前接受皮下注射，男女老少都可享受一下嗎啡、可卡因、海洛因的滋味。少年兒童在價格上享受優(yōu)待，每注射一針只需一、兩角錢。

有些售毒的小店極為簡陋，售毒人只是在板壁上開一個小窗，因為太窮而進不起煙館的煙民，只需輕叩一下窗門，店主便將小窗打開，煙民捋起衣袖，將胳膊伸進去，手上放上兩角錢，店主取錢后，便在他臂上注上一針。

東北作為日本人的毒品生產(chǎn)基地，自然也就成了染毒癮的重災區(qū)，根據(jù)日本三十年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當時登記在冊的東北煙民多達1300萬人（多年累積），占東北總人口數(shù)的三分之一，這其中還尤其以青年居多，占吸毒者總數(shù)的72%。

盡管日本在中國推行毒化政策，但日本政府和軍方卻嚴禁日僑和駐華日軍吸毒或賭博。

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印發(fā)的一本名為《日本人服務須知》的秘密手冊，對在“滿洲國”任職的日本官吏做出三十條規(guī)定，其中第二十一條就是：

“絕對禁止日本人吸食鴉片、海洛因、嗎啡等毒品和賭博行為，尤其是日人官吏，違犯者予以免職或其他處分，對于其他民族則放任不問。”

像之前我們提過的“金蝙蝠”香煙，在日本是屬于禁售的。

這里插一句題外話，當時的日本連同歐洲各國，對鴉片、嗎啡以及海洛因等毒品，都是嚴格管制，但是卻對效用更強的苯胺類藥品不加以禁止，以至于二戰(zhàn)結束以后，苯胺類藥物流向民間，造成大規(guī)模的濫用。

日本在二戰(zhàn)后，苯胺類的藥物濫用更是屢禁不止，催生了治安問題，暴力案件更是屢屢發(fā)生，至六十年代初還屢見報端。

更重要的是，苯胺類藥物的濫用間接催生了毒性更加猛烈的冰毒誕生，并在90年代蔓延到全球，取代海洛因成為新一代毒品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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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國推行毒化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一個普通的健康人，在吸食鴉片上癮后，不久就變得面龐黧黑，時間一長，精神萎靡，成為廢人。而吸毒要消耗大量金錢，隨著毒癮日深，吸毒者傾家蕩產(chǎn)，賣妻鬻子者屢見不鮮。

總而言之，吸毒對人而言，最后就只能有一個下場，即家破人亡。

一位到中國調(diào)查過的英國記者描述：

“在昌黎、唐山、東北，日本人控制范圍內(nèi)的地方，一些荒郊都變成了抽鴉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的拋在荒郊，有些尸體用蘆席包著，有些尸體已經(jīng)給野狗吃穿了肚子，有的尸體死不瞑目，有些還沒有斷。”

更重要的是，隨著毒品在中國泛濫，對于中華民族精神意志的消磨也是相當大的。

日本人當然是樂見其成：

“看到滿洲的中國人走向墮落，是心滿意足的。因為吸毒成癮的人是不會去推翻殖民統(tǒng)治的。

不過，日本人的企圖顯然是沒有達成，即便是在多災多難的年代，仍然也有許多義勇之士頑強抗爭。

根據(jù)南京大學檔案館、黨史資料館記載，1943年年底，中共地下黨員厲恩虞、王嘉謨利用日軍、日本占領當局和偽政府之間鴉片貿(mào)易利潤之間分配不均的矛盾發(fā)動了這一場清毒運動。

當時，南京作為淪陷區(qū)，一直是鴉片泛濫的重災區(qū)，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和汪偽政府狼狽為奸，和在上海宏濟善堂以慈善的名義勾結在一起進行著毒品的分銷，從中抽稅，根據(jù)資料記載，當時南京內(nèi)領執(zhí)照的販毒商人不下30家，供48萬人吸食毒品，日偽獲利頗豐，但因為分贓不均，引起內(nèi)訌。

一天，汪偽宣傳部部長林柏生為奪回鴉片專賣權，密召厲恩虞、王嘉謨兩人，要求他們“動員”學生搞一次反煙毒宣傳，并表示一定保護游行人員的安全。

厲恩虞、王嘉謨將此事報告給黨組織后，南京工委認為，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可以用來宣傳敵人用鴉片對中國毒害的企圖，激發(fā)更多的國人與鴉片斗爭。

1943年12月17日晚，厲恩虞、王嘉謨組織了200多個愛國學生走上街頭，向夫子廟煙館集中地出發(fā)。他們打砸了一大批逍遙閣、煙館、賭館等場所，收繳了一大批煙毒和煙具。

日軍憲兵隊見狀，迅速出動，盡管學生們的“清毒行動”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但卻激發(fā)了更多的學生以及南京市民走上街頭投入“清毒行動”。

第二天，3000多名學生齊聚街頭，展開了一次規(guī)模更大的打砸煙館行動，隊伍浩浩蕩蕩穿梭在街巷之中，口號聲如波濤起伏。

當天深夜，厲恩虞、王嘉謨將所有學生聚集在國民大會堂前，將收繳來的煙土、煙具等當眾焚燒，學生們則高聲唱著《畢業(yè)歌》。

南京的“清毒行動”激發(fā)了全國響應，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各個淪陷區(qū)均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清毒行動”，在強大的輿論壓力和民眾抵制下，南京、上海、蕪湖、南通等地的零售商、戒煙所紛紛停業(yè)。

不過，也因為鴉片等毒品在中國泛濫日久，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禁絕毒品，也花了不少功夫。

在蘭州涅惠渠區(qū)，當?shù)胤N煙群眾在綽號“白蛇”“黑蛇”等反動毒販的蠱惑下，準備了專人“坐牢”，保證“坐牢”者的家屬衣食無缺，對抗政府的禁煙法令。

面對反動毒販的猖狂，當?shù)厝嗣裾扇」麛鄨詻Q的措施，抓捕了以“三蛇”為首的反動毒販，最終鏟除了煙苗。

也因為新中國對鴉片等毒品采取了最為嚴厲的打擊手段，因此短短三年內(nèi)，中國基本禁絕了危害中華大地百余年的煙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