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防疫給水”使命為名：石井四郎用 4 招，把 731 罪行瞞天過海

1940年哈爾濱731部隊的平房區，一位中國農民處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中，卻被一些日本軍醫綁在手術臺上，在毫無麻藥狀態下動手術。

在手術臺上，中國農民痛苦地掙扎。但是，此時731部隊的日軍“醫生”，卻認為這表情是珍貴的“實驗數據”——這不是恐怖片，而是731部隊的締造者—石井四郎冠冕堂皇“為人類醫學進步”的行動。

更諷刺的是，這支部隊的官方名稱就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打著為關東軍和東北地區民眾“預防瘟疫、保障飲水安全”的旗號，卻制造了人類史上最黑暗的生物戰實驗室。

現在，本文就揭露石井四郎如何打著“科學使命”，用四招設計騙局，通過一系列偽裝手段，掩蓋731部隊殘忍反人類的真實面目。

石井四郎的成長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葉縣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童年時候的石井四郎，在軍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滿是為天皇效力和侵略的野心，對知識的熱愛并非出于對真理的追求，而是將其當作掌控權力和出人頭地的工具，這為他日后從事反人類細菌武器研究的罪惡之路埋下了伏筆。

石井四郎在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讀書時候，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就是1915年人類歷史上首次大規模化學戰，讓石井四郎看到了化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和對敵方的威懾力，對石井四郎有深深的觸動。石井四郎就思考，是否存在一種比化學武器更具威力、成本更低、更隱蔽的武器。于是，他將目光投向了細菌戰領域。

石井四郎對細菌武器的研究

經過一番研究，1927年，石井四郎以《論細菌武器在國防中的可行性》一文，從京都帝國大學醫院部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在論文中，流露了石井四郎作為一名醫學生，卻沒有“醫者仁心”的仁慈博愛胸襟，更沒有憑借醫學專業知識為人類健康事業做貢獻的崇高思想境界，卻在軍國主義思想熏陶下，一心把學到醫學知識用在實現日本軍國主義擴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野心上。

石井四郎在論文中，以“細菌戰成本僅為炮彈的1/60”的冰冷計算，成功說服日本陸軍省撥款支持其研究。之后，1928-1930年間，石井四郎以所謂“學術交流”的名義，游歷了歐洲多個國家。

表面上，雖然是參觀各國的醫學研究機構，學習先進的醫學技術，但是他都是暗中搜集有關細菌戰的情報，如世界主要國家在細菌武器研究的進展、技術手段和面臨難題等信息。

回到日本后，石井四郎對日本陸軍省遞交一份關于細菌戰巨大潛力的詳細報道，聲稱細菌武器乃是改變戰爭格局的關鍵性力量。如細菌武器的成本低、殺傷力大、傳播范圍廣泛等優勢，通過大規模的傳染病，造成人員大量傷亡，不耗費太多兵力可以摧毀敵方的戰斗力和戰斗意志！

石井四郎提出細菌戰低成本、高回報的特點，能解決日本資源匱乏、國土面積狹小、通過對外侵略戰爭獲得資源和生存空間的需要，迎合軍國主義擴張的野心。于是，在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號稱日本“化學戰之父”的小泉親彥等人的資助和主持下，石井四郎開始罪惡的細菌戰研究歷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占領東北，石井四郎就決定在中國的東北，開始了自己野心勃勃的細菌戰武器研究，并且用了四招“偽裝術”掩蓋細菌武器罪惡的研究過程和反人類目的。

一 以 “防疫給水” 為掩護：披上合法的外衣

731部隊在對外宣傳中，始終強調自己就是關東軍的“防疫給水”工作的部隊，也就是為關東軍和東北民眾提供防治疾病和飲水凈化工作。

“防疫”是731部隊的完美掩護。當時東北鼠疫頻繁爆發，民眾急需治療鼠疫的醫療援助。于是，石井就趁機把這一支部隊偽裝為民眾的“救世主”，甚至經常舉辦防治疾病的“衛生講座”。偶爾也組織一些對外的防疫宣傳活動，給當地居民發當一些簡單的防疫藥品，口口聲稱自己為民眾提供飲水凈化。

石井四郎就是巧妙利用東北民眾對健康和衛生的關注，以及防疫和給水的正當名義，巧妙將掩藏細菌武器研究的邪惡目的。為了進一步迷惑外界，731部隊在對外宣傳中，不禁強調提供“防疫”和“給水”服務的部隊，還在基地周圍設置了一些看似與防疫相關的設施，如凈水廠、消毒站等，令外界對內部慘無人道的實驗和殺戮一無所知。

731部隊精心設計組織架構，通過偽裝“防疫”和“給水”服務，樹立了科研機構的完美形象，實質卻是掩蓋細菌武器研究的罪惡目的。根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保存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編成表》，該部隊在編制上被劃分為若干課，這個課就是部門，結構圖如下表：

第一課：細菌研究（實際負責人：石井四郎）

第二課：防疫研究（表面職能）

第三課：濾水器制造（表面職能）

第四課：細菌生產（實際職能）

從組織結構圖中可以看到，石井四郎就是巧妙將真實的細菌武器研發部門與正常的防疫、凈水部門混編在一起，形成完完美無缺的偽裝。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731部隊還曾以“防疫專家”名義出席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根據東京大學保存的資料，石井四郎本人曾在1938年以日本著名防疫專家身份出席國際醫學會議，并發表關于傳染病防治的演講。

就這樣，石井四郎以“救人”的高大上名義掩蓋殺人的罪惡目的，迷惑了民眾。于是，當731部隊的防疫車駛過村莊，沒人想到它載著研究細菌戰的致命菌液。

731部隊的虛偽，是被一些資料不攻而破。原731部隊運輸班成員越定男在1993年的證言中提到：

“我們白天確實會進行一些正常的凈水設備檢修工作，這是為了應付可能的檢查。但更多時候是在夜間運輸那些被稱為‘圓木’（指活體實驗對象）的人。”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最高負責人——石井四郎 - 日本戰犯資料 - 抗日戰爭紀念網

據Sheldon H. Harris《Factories of Death》（1994, p.32） 統計，731部隊90%的公開文件聚焦“水源凈化”“疫苗研發”，內部實驗記錄顯示，僅1940年就用3000名活人測試細菌武器。

二 借著“科學研究”的旗號：招攬人才與獲取資源

石井四郎不僅以“防疫給水”為掩護，還借著“科學研究”的旗號，進一步推進731部隊的罪惡行徑

石井四郎為了實現細菌戰計劃，是需要人才和資源。于是，他借著“科學研究”為旗號，在日本國內廣泛招攬醫學、生物學等領域的精英人才。

二十世紀，日本完成了農業國向工業國的過渡，醫學是備受推崇。很多日本科研人員就在石井四郎的“科學挑戰”和“發展機遇”的美好前景感召下，從事科學研究，吸引了許多科研人員加入731部隊。

這些科研人員中，很多都是日本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優秀人才，如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和學生。他們原來以為是從事醫學這一門造福人類的科學事業，可是進入731部隊之后，才發現這里所謂的“科學研究”，竟然是以活人作為實驗對象，來做各種慘無人道的細菌實驗。但是已經被卷入其中，沒辦法自拔，只能在細菌武器研究的罪惡路上越走越遠。

此外，石井四郎以“科學研究”為名義，向日本政府和軍方申請大量的資源和資金，從事細菌武器研究。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部對石井四郎成本低、效果快的細菌戰武器也是頗感興趣，對于他的要求都是有求必應，源源不斷為731部隊提供資金、實驗材料、設備等各種資源。當這些資源被石井四郎肆意揮霍，成為731部隊殘害無數生命的幫兇。

石井四郎在731部隊中，還以“種族主義”思想凌駕于醫學倫理上，對部隊成員灌輸“日本民族優越論”，聲稱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其他民族如中國、朝鮮等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這些劣等民族毫無生命價值，為日本民族利益和醫學科學研究發展，可以肆意屠殺。

于是，在種族主義思想毒害下，731部隊成員也喪失了學醫者應有的道德倫理觀念，失去了良知，在以活人做細菌實驗時候，對活人的疼痛，沒有憐憫之心，反而認為是軍事任務和醫學上偉大探索，心安理得享受著血腥的殘忍過程。

石井四郎就是打著科學研究的旗號，用種族主義思想，扭曲了科學倫理觀念，把731 部隊成為了一個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三 善用語言包裝術，偽裝罪惡的目標

731部隊也善于采用語言包裝術，用大量學術語言和虛偽的語言，掩蓋細菌武器研究的罪惡本質。如將活體解剖稱，稱為“特殊處置”，把細菌感染實驗稱為“疫苗效果測試”，把人體凍傷實驗稱為“寒冷地區適應性研究”。

同時，石井四郎嚴禁隊員說“活體解剖”，改稱“解剖學研究”或“材料處理”。在731部隊內部手冊《病理實驗規程》（現存哈爾濱731遺址博物館）中，受害者也被731部隊定義為“猴體替代材料”（因戰時“猴源不足”）。人體活體實驗對象，也被稱為“馬路大”（日語為“丸大”，意為“圓木”）。

石井四郎要求在實驗記錄中，將受害者編號為“原木103號”“原木217號”，并標注“耐寒實驗存活7小時”“胎盤感染路徑觀察中”等“科研數據”，掩蓋了殺人和對平民活體實驗之目的。

同時，石井對部下宣稱：“你們不是在殺人，而是在為帝國醫學收集數據”，借此掩蓋罪惡的行當。

李鵬閣（蘇聯及共產國際地下工作者）被“特別移送”至731部隊后，成為“原木307號”。檔案顯示，在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至少600人通過“特別移送”程序被送入731部隊，無一幸存。

原731部隊成員田村良雄，在回憶錄中也這么寫道：

“我們被要求在所有書面記錄中使用醫學術語，石井將軍說這樣即使文件被外人看到，也不會立即引起懷疑?！?br/>

石井對于細菌戰研究成果，也積極與國際醫學界“接軌”，將731數據包裝成“人類醫學突破”。如1942年，他向日本醫學會提交《滿洲防疫成果報告》 ，聲稱研發出“高效凈水技術”，這些凈水技術的真實數據，乃是真實的人體實驗數據，卻是掛著凈水的名義。

更狡猾的是：731部隊與京都大學合作發表論文，如《關東軍凍傷研究》（1943），數據來自實驗室真實的受害人活人實驗數據，卻打著關東軍凍傷的名義。

哈爾濱市檔案館收藏的中國受害者證詞顯示：

“日本軍醫一邊測量我們被凍傷者的體溫，一邊討論著‘這個數據會很珍貴’，完全無視我們正在痛苦中死去?！?br/>

就這樣，石井四郎通過學術語言的包裝，為731部隊的暴行披上了科學研究的外衣。這一種手段，在當時迷惑了國際社會。這些隊員以科研工作的名義，實質從事殺人的數據采集，掩蓋了劊子手的行當。

四 利用戰時特殊環境，掩蓋罪行

石井四郎和同僚在戰后，為731部隊細菌武器研究罪行辯護時候，他多次強調弄實驗，是為了在戰爭狀態下，為了拯救更多日本士兵的生命，不得不進行這些研究。目的就是利用戰時特殊環境，為日軍提供防疫疾病為理由，試圖把反人類罪行的合理化。

如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的《石井四郎審訊記錄》顯示，石井在面對美軍質詢時，口口聲稱，許多實驗項目與軍事需求是毫無關聯，實驗內容都是非軍事的，只是為日軍身體健康和防疫疾病服務，與前線戰事毫無關系。如活體解剖訓練，僅僅為訓練新入伍軍醫采取的手術技能

但是，哈爾濱市檔案館保存的日軍文件和中國受害者證詞，徹底揭穿了731部隊的“軍事需要”謊言。當時，731部隊的實驗對象，超過85%的實驗對象是平民，包括商人、農民、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蘇聯、朝鮮、蒙古等國的公民；一些特別檔案顯示，實際日軍士兵占比不足5%

而且，731很多實驗項目與日軍的軍事訓練毫無關系，純粹目的就是研究如何殺傷中國人和盟軍的細菌武器。如部隊成員喜歡將活人（稱為“馬路大”）在清醒狀態下進行解剖，這也是因麻醉會干擾生理數據真實性，目的是觀察人體在極端痛苦下的病理反應，為細菌武器研發提供“精準數據”，與日軍的軍事訓練毫無關系。

731部隊也經常將鼠疫桿菌注入活人的體內，觀察其反應，并研發“石井炸彈”（陶瓷外殼內裝攜菌跳蚤），用于大規模細菌戰，這與為日軍戰時防疫疾病的口號完全背道而馳，乃是虛偽的借口。

石井四郎這四種包裝手段，再加上美國在二戰后為了獲得731部隊的細菌研究資料，對其包庇，使得731的罪行很長一段時間沒被揭露，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更多檔案公開和受害者的勇敢發聲，這一段黑暗歷史才被世人知道。

結語

731部隊的罪行是人類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傷痛，勇敢揭露這些罪行，不僅是為了銘記歷史，更是避免類似悲劇的再次發生。我們應該汲取教訓，珍惜和平，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形式和反人類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