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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侵吾國土,攻吾兵營,斯可忍,則國格、人格,全無法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愿與北大營共存亡。敵人正在炮擊本團營房,本團官兵勢不能持槍待斃。”
東北軍沈陽北大營
守軍團長王鐵漢
老正的話:再有幾天就是“九一八事變”94周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今天刊此文以為紀念。
這篇文章選自《十四年:從1931到1945中國將領抗戰親歷史》中的第一編首篇,是在“九一八事變”中打響反抗日軍侵略第一槍的東北軍沈陽北大營守軍團長王鐵漢的一篇回憶文章。(文中圖片由老正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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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本書輯錄了臺灣《傳記文學》雜志所載的抗戰親歷者回憶文章。這些親歷者既包括何應欽、張發奎、宋哲元等國軍高級將領,也有參加過大小戰斗的國軍中下級軍官。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始,中華民族經歷了長達十四年的浴血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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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選取了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淞滬會戰、臺兒莊戰役、對日受降五個重大歷史事件,分為五編,通過戰爭親歷者的回憶,用第一手資料為讀者解密不為人知的戰場細節,近景重現中華民族的悲壯史詩。
“不抵抗”的抵抗
——沈陽北大營守軍團長關于
“九一八”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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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鐵漢
“九一八”后果的總結
“九一八”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個沉痛的日子。三十二年前的這一天,目本軍閥在中國東北的沈陽、永吉(吉林省會)、長春、四平街等地同時發動攻擊,第二天占領上述各地。三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二日,日軍占領了東北三省,一月二十八日發動上海事變,三月九日導演偽“滿洲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三月四日,占領熱河省。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五月二十四日,導演偽“蒙古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開始長期抗戰。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軍攻襲珍珠港,引發世界大戰。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四日,日本向中、美、英、蘇四國無條件投降。日本軍閥窮兵黷武,蹂躪東亞,中間經過十四年,終遭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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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東北軍官兵
“九一八”前夕東北軍政情勢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以陸海空軍副司令職位駐在北平行營,并養病于協和醫院。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事務由軍事廳長榮臻代行,東北邊防駐吉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居父喪在錦州,東北邊防駐江副司令長官兼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萬福麟因公留北平,東北特區(哈爾濱)行政長官張景惠駐哈爾濱,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沈陽。當時東北軍政,實際上是由榮臻、臧式毅負責,亦即爾后日本對中國辦理交涉的對象。
東北軍力:東北空軍代司令張煥相駐沈陽。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在葫蘆島。陸軍為自陸軍獨立第七旅至第三十旅,共二十四個步兵旅(裝備精良而有戰力的,不過十六個旅)。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爾兩省者十二個旅,遼寧四個旅,吉林八個旅。騎兵為第一、二、三、四、六共五個旅,駐河北省兩旅,遼、吉、黑省各一旅。炮兵為獨立第六、七、八共三個旅,主力在平、津一帶。遼寧省防軍東邊鎮守使于芷山所屬步兵兩團,騎兵一團。洮遼鎮守使張海鵬所屬步兵一團,騎兵兩團。黑龍江有省防軍三個旅,蘇炳文即當時之黑龍江陸軍步兵第一旅旅長兼呼倫貝爾警備司令,馬占山為黑龍江陸軍步兵第三旅旅長兼黑河鎮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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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軍駐地北大營鳥瞰圖
北大營被攻的經過
事變當時,我任陸軍獨立第七旅第六二〇團團長,本旅共轄六一九、六二O、六二一等三個團。旅長為王以哲,第六一九團團長張士賢,第
六二一團團長何立中(因公在北平)。只有本團第一營駐皇姑屯,第六二一團三個直屬連駐東山酵子(沈陽城東)營房,其余全部駐在沈陽北大營。北大營的營房,是坐北向南并列著,第六一九團在東,第六二一團在西(外墻距南滿鐵路二三百公尺不等),旅部及本團在中間。日軍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北大營的本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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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下午十時一刻鐘,忽聞南滿鐵路方面發生爆炸,這就是事后查明日軍自己炸壞南滿鐵路一段,詭稱“中國軍隊炸毀鐵路”為借口的爆炸聲音。我正在團部,判斷又系地雷爆發,這是多少天以來司空見慣的事,本已不再惹人注意。但五分鐘后,北大營西墻外有手榴彈及斷續的步槍聲,接著就是炮響。這個時候,才覺得事態并不尋常,當即叫旅部電話,始知旅長在城內,又叫六二一團電話,已無人接聽,復問第六一九團張團長也不在營。至十一時將過,才得知第六一九、第六二一兩團已分別向東山嘴子撤退。我在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動,只有就營房及已有的簡單工事,做戰斗準備。到十二時,接奉旅長由城內來電話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聯絡。“等候”不等于“挨打”,敵人向本團營房進攻時,我決心還擊,這是“自衛”的必要手段,雖和“不抵抗”沖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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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與王鐵漢
十九日上午一時四十分鐘,日軍步兵二百余,并有跟進的部隊,逐次向本團接近,炮兵也開始射擊本團營房。此刻,適奉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電話,詢問情況,并嚴令“不準抵抗”。
我答稱:“敵人侵吾國土,攻吾兵營,斯可忍,則國格、人格,全無法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愿與北大營共存亡。敵人正在炮擊本團營房,本團官兵勢不能持槍待斃。”
榮廳長當即指示:“將槍彈繳庫。”
我答:“在敵人炮攻之下,實在無法遵命,我也不忍這樣執行命令。”
榮廳長又問:“你為什么不撤出?”
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無你出的命令。”
榮廳長又指示說:“那么,你就撤出營房,否則,你要負一切責任。”
電話也告中斷。正在準備撤退的時候,敵人步兵四百余,已向本團第二營開始攻擊,我即下令還擊,斃傷敵人四十余名。就在敵人攻擊頓挫之際,忍痛撤出北大營,正為十九日上午五時。本團第五連連長陳顯瑞負傷,士兵傷亡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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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營
次日,目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公布“日軍死傷一百二十余名”,乃是為了擴大“中國軍隊滋事”的反宣傳,并不確實。
本團撤出北大營后,即沿沈海鐵路向山城鎮(柳河縣屬)前進,行至鐵嶺縣大甸子鎮和由沈陽脫險的旅長相遇,本旅在山城鎮及東豐縣(縣長為現任“監察委員”王冠吾先生)附近,略事收容整頓,王旅長命令我代理旅長職務,他要自山城鎮乘火車經永吉、長春,先往錦州。我就指揮本旅又經鐵嶺越過南滿鐵路,于九月二十九日,分別從彰武縣、新立屯兩地車運錦州,即調駐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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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臻
對榮臻的建議
到達錦州的當時,我隨王旅長(二十五日到錦州)晉見已由沈陽化裝來錦的榮廳長,在報告撤出北大營經過之后,萊廳長即說:
“我們已將這次事變經過情形報告中央,經由外交途徑,向國際聯盟申訴。現在將駐遼寧的部隊,向遼河以西移動;吉林的部隊,駐地太分散,先將主力在長春、永吉以北地區集結;黑龍江部隊不多,暫維現狀,等待國際變化。不過萬主席(福麟)仍留北平,刻在此地(錦州)的張主席(作相)一二日內也要前往天津,吉、黑兩省軍政失去重心,還有許多問題。”
我聽了以后,很是驚異,當即未加思索地說:“我們自己的問題,只有靠自己的奮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與其往后退以待變,莫如向前進以求變。”
榮廳長冷笑著說:“你有何高見?”
我答:“按目前情況,萬主席應該趕快從北平回齊齊哈爾(黑龍江省會),穩定黑龍江局面,張主席即日赴哈爾濱,指揮在吉林的部隊,收復長春、永吉(通往齊齊哈爾、哈爾濱的鐵路,并無阻礙)。并把遼寧的部隊集結起來,若覺得兵力不足,應將在關內的部隊調回一部,派人統一指揮,收復沈陽,局勢仍然可以轉圜。”
我說到此處,榮廳長又笑著問:“這樣?”
我答:“我個人認為應當這樣做,如果有困難,您可以轉向北平建議和請示。”
榮廳長稍猶豫一下說:“再說罷。”
看情形,不便再說下去,我即先行辭出。位卑言高,自然不會被采納的。當日晚,本團由錦州車運北平。
在赴北平火車中默想,日軍侵犯吾國土,占領吾城市,在軍人的立場來講,沒能夠拼之于敵人攻城攻地的當時,也應不討成敗利鈍,和敵人排之于失城失地的今日。坐視不前,反向后走,總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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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頓調查團
在李頓調查團做證
國聯李頓調查團從沈陽回到北平以后,要我們去做證。王旅長率同我們三個團長及我方譯員張歆海(前駐波蘭公使),于二十一年六月十日上午十時,來到北京飯店,接受詢問。屆時,調查團的五位團員全體出席。
李頓爵士開口就說:“本調查團曾到過沈陽北大營現場。”
接著即詢問王旅長九一八事變當時日軍攻擊北大營全盤經過,均由旅長答復。李頓爵士隨即又拿起一張日軍給他的北大營寫景地圖,對我詢問幾點:一、“你看這張地圖是否正確?”
我答:“正確。”
二、“你的部隊,是否駐在這所營房(以手指圖)?
”我答:“是的。”
三、“日軍在這所營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隊擊死擊傷共一百二十余名,你是否知道?”
我答:“知道,但是據我的正確估計,日軍死傷不會超過五十名。”
四、“依你的觀察,日軍傷亡以少報多,其用意何在?”
我答:“我認為這是和日軍當時自已炸毀這一段南滿鐵路(以手指圖),借口‘中國軍隊炸毀鐵路’,突向北大營攻擊,同一用意。”
五、“你們攻擊日軍的理由是什么?”
我答:“我們并沒有進到日軍所在地的兵營,向之攻擊,而是目軍侵犯吾國土,攻擊吾兵營,我軍被迫還擊,是‘自衛’的必要手段。”
李頓爵士頜首未語,并轉間其他團員有無問題,僅意大利籍團員馬克迪伯爵說:“這是正當行動。”
做證即在十二時結束。
國聯根據李頓調查團報告,于二十二年二月宣布日本為侵略國。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在二十一年一月,發表不承認日本非法侵略的領土,并要求英國與美國聯合對日本提出嚴重抗議。目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初,系采取試探行動,如果當時英美共同出面于涉,根據國聯決議,壓迫日本撤兵,未必不能實現,這樣就可以消弭第二次世界大戰。但英國外相西蒙拒絕了史汀生的要求,因之,國聯中幾個強國也就沒有對日本制裁的決心。
日本看穿了英美不來取聯合行動,國聯的權勢又是紙老虎,于是蠻橫狂妄地退出國際聯盟,并肆無忌憚地續行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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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頓調查團的活動
李頓調查團到達沈陽時,沈陽郵政局意大利籍的副局長普萊第在他給李頓爵士的備忘錄中曾指出:“如果列強不在東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我相信不出三年,我的祖國意大利就要染指埃塞俄比亞。”英國著名學者凱士博士,于一九四〇年所著《戰禍的原因》一書的結論中,也曾說:“從滿洲事變中,墨索里尼學會一門重要的課程,所以西蒙爵士不能不對這次戰爭負有一部分責任。”其實,學會這一門重要的課程,豈止墨索里尼一人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目本誠然是禍首罪魁,又何嘗不是由于列強縱容所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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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榮臻、王以哲,王鐵漢
“不抵抗”的由來
“九一八”之夜,我兩次接奉電話命令:“不抵抗,等候交涉。”“不準抵抗???否則,你要負一切責任。”這就是事后備受輿論攻擊的“不抵抗主義”了。當時榮廳長、王旅長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據二十一年的日記,知道“不抵抗”出自“不與反抗”的“魚”電,那是二十年(一九三一)八月六日,張司令長官從北平發給榮臻廳長的。
原電:
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當夜事變發生,榮廳長用長途電話向北平報告的是十時三十分鐘以前的情況,那時日軍只是炮擊北大營,沈陽其他各處,都沒有變化。張司令長官基于累日日軍演習司空見慣一點,仍令遵照“魚”電指示辦理。等到沈陽當局發覺日軍大舉進攻,再向北平請示,電話線已被日軍割斷,雖改發無線電,但輾轉到達張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軍業經占領沈陽,實已超出“尋事”的范圍太大。現在回頭想起來,“不與反抗”,系以“尋事”為條件,當不會以“占領”條件,如果北平當局所得為“全面占領”的情況,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魚”電,應有問題。這就是說,“不抵抗”似由于情況不明及通信不靈而促成的。
迄今,我總認為“不抵抗”并不是“主義”,更不是中央的“主意”。而在當時,沈陽軍政負責人員味于情勢,事前未能提高警覺,來防備敵人的侵襲,臨事又未能適應情況,做權宜積極的處置,遂于倉皇失措中以“不抵抗”應付問題,實為一件最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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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臻與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權助
事變前的交涉
日本既決定“武裝占領東三省”,即從二十年六月起制造萬寶山事件、朝鮮排華事件、中村事件,來激動日本軍民“用強硬手段,解決滿洲中日現存之困難”。但是表面上仍透過外交形式,由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權助與我方之榮臻廳長、臧式毅主席進行交涉。幾月來,一方在必有所得,一方則虛與委蛇,當然不會獲得協議。林權助在交涉中看出我方在推拖敷衍,曾告知榮、臧兩氏“日本軍方不耐煩了,你們必須有具體的答復”。而我們認為這是日本外交上慣用的虛聲恫嚇,絕沒有想到會大規模來侵犯。同時,總以為這許多年來,一場問題都敷衍過去了,這次也能敷衍過去。因此,既無應變的計劃,更無應變的準備。到了“九一八”日軍攻擊北大營時,榮、臧才在驚疑中向林總領事交涉“立刻制止日軍行動”。
林答:“全不知情,正向軍部探詢。”
隨后臧主席又找林權助詢間日軍真意所在。林支吾其詞地說:“軍方行動,無權過問,外交官只能向東京請示。”
延至十九日上午二時,日軍攻勢益急,榮、臧再約林總領事詢問究竟,林已避不見面。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榮、臧束手無策,軍政即人無主狀態。沈陽就在十九日上午被日軍占領,永吉、長春、四平街等地,也同時失陷。這一次的國恥,也就是這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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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易幟與蔣介石合影
“九一八”的起因
九一八事變,為什么發生?近代史家,已多有敘述,不過在許多原因之外,尚有一點被人所忽略的,值得在此一述。
甲午中日戰爭之后,目本吞滅了朝鮮,日俄之戰,日本又取得“南滿”為勢力范圍,遂處心積慮,想利用東北做橋梁,以實現其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滿蒙政策”。于是威脅利誘主政東北的張作霖做他們的傀儡,開頭,張氏割據自雄,乃至中原間鼎,多少受有日本特務的策動。
但張氏絕不甘心把東北合并給日本,而且全力保護中國在東北的主權。直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目本乘張氏危難,提出所謂“滿蒙五路建筑權”要求,終張氏堅決拒絕。日人也認清楚了他終不為所用,在憤恨之余,竟一切不顧,使出最后的一招——置張氏于死地。其后,張學良繼起,懷于家仇國難,便于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二月底,毫不理會日本的多次警告及多方阻撓,毅然決然地舉遼、吉、黑、熱四省以效忠國民政府,助成中國的統一。迨十九年(一九三〇),閻、馮叛變,張氏又力排日本的干涉,于九月十八日發出“巧”電【1】申討,派軍人關,閻、馮瓦解,中國復歸于統一。
中國的統一,是日本“滿蒙政策”的死對頭,結果發生了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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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占領東北
“九一八”的教訓
中國近幾百年來的禍患,可以說是完全導源于東北。九一八事變,如果能夠給我們一種教訓的話,那應該是使我們更相信東北是中國之生命線,無東北,即無中國,東北的存亡,實和中國的存亡有連帶關系。換句話說,這個地方,我們自己不能利用,固然無從強國,若被旁人得去利用,反能使我們亡國。所以我們認為,只有獨立自主的中國政權在東北建立起來之后,中國才得安全,亞洲始有和平。
【1】張司令長官申討閻、馮的“巧”電,是十九年“巧”日(九月十八日)發出的,日軍選定二十年“巧”日(九月十八日)攻擊沈陽北大營,這恐怕不只是一個“巧”合的故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一期(一九六四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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