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老師開始“貸款上班”

期末考試剛結束，唐文生就被學校解聘了。“請于三個工作日內來人事處辦理手續。”學校通知他。

唐文生在西安一家民辦二本高校任教。今年5月，學校突然下發《科研教研工作量認定及考核管理辦法》，要求各職稱教師完成一項名曰“橫向經費”的到賬任務，金額為4.5萬到10萬不等。橫向經費是高校科研經費的一種，主要來自于企業和社會機構付款，與國家和地方政府立項資助的“縱向經費”相對。

唐文生是助教，需要認領4.5萬橫向經費到賬，在7月前完成。對他所在的文學院的教師們來說，為企業或社會機構提供技術服務來獲取這筆科研到賬，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年輕教師都在觀望。一個月過去，漢語言文學系43位教師，只有16位在橫向協議上簽字，完成率僅37.2%，文學院院長不得不開了一場動員大會。

那天，唐文生在線上參會，聽到院長如是“提點”老師們：如果你能拉來橫向科研項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來，你就去找一個公司做假合同。

院長在會上說，橫向經費是硬性要求，學校給文學院下達了702萬到賬的指標。為了能在2029年向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申報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學校必須保證，接下來5年，每年師均科研經費不低于4萬元。這也就意味著，唐文生需要連續5年完成橫向經費到賬。“這是支持學科建設，支持申碩，也是要永久保住我們自己的工作崗位的一個長遠之計，希望大家能夠理解。”院長說。

對文學系教師們低迷的完成率，院長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學院做院長，做得如此失敗。”她一遍遍強調，當她必須在某位教師的考核表上寫下“不合格”三個字時，她會有多么難受。她覺得同志們沒看清形勢：“要么走賬，要么走人……經濟這么低迷的情況下，我們不嚴格要求，讓老師失去飯碗，出去再找工作，這是我不想看到的。”

會上，一位教師提出困惑，“一個是途徑不太清楚，另一個就是有資金壓力”。

院長開始暗示老師們自掏腰包，“設置成分期付款的形式，壓力就不大了”。

她現身說法，以自己為例。今年暑假，院長正準備裝修已經住了24年的房子，她找了個裝修公司，和對方說好，一塊攢一個橫向課題。她擬的題目是——“人居環境文化主題策劃”，然后用 DeepSeek 做了一個10萬元的裝修方案。合同約定，裝修公司（實則是她本人）向乙方（學校）分批次支付調研費、設計費、實施費用。這筆橫向經費到賬后，她再拿裝修期間產生的發票，去學校財務處，想辦法把這10萬元報出來。

“這就是真題真做，”院長說，“你還有什么疑問？”

“我這腦子反應太慢，我再琢磨，我好像有點眉目。”這位老師磕磕絆絆地回復。

另一位教師問：“現在每個老師都是用自己的資金去報這個賬，不管是貸款也好，還是掏自己的資金也好，學校是否能保證我們的報銷下得來？”

“這個我估計學校不會不給的，因為我去年弄了9萬，學校真給了，我當時也有這個擔憂，今年我又弄了7萬，我沒有這個信心的話，我不會再給的。”教研室主任說。聽上去他沒有院長那么篤定。

在會議的最后，漢語言專業負責人總結分享了她的個人經驗，給大家傳遞信心：“我自己也是貸的款，貸了一年，中間付了幾百塊利息，一年以后全款付清，報賬下來是沒問題的。”

盡管學院再三擔保交上去走賬的橫向經費會“完璧歸趙”，唐文生 最終還是沒有在假合同上簽字。

他算了一筆賬。橫向經費到賬后，學校交6.7%的增值稅，再收取10%的管理費，他再花4%購買假發票，一圈下來，即使余錢能全部報銷，他也損失掉了不少“本金”。他每個月基本工資5000元，課時費40多一節，連續交5年橫向，約等于得賠進去一年收入。

錢還是小事，他更擔心學術造假會給他的職業發展留下污點。唐文生是95后，本碩都在澳洲就讀，學的是文化產業，疫情期間回了國。他先是去陜西一家國企工作，領導要他吃回扣，他膽小不敢做。辭職后，他來到高校，“覺得象牙塔可能相對來說會遠離塵埃”。工作之余，他仍在尋找國外的發展機會：“我的職業生涯可能是面對國外的，學術造假會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文學院近100位教師，和唐文生一樣，拒絕簽字的有6人，均被學校辭退。更多人還是愿意花錢，保住這份只能勉強糊口、但至少體面的工作。

失去工作后，唐文生也有些后悔，“收入沒了以后會感到恐怖，自己沒有正事干，每天就給家人打掃衛生做飯”。他是西安本地人，已婚，有房有車，家庭富裕，和那些來自外地農村的老師相比，4萬塊錢對他來說數目不大，他也有過閃念，“還不如給了算了”。

事后，唐文生最不能理解的是：大家都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他和不在高校的人交流，對方說：掏點錢保住工作很合理，現在找工作都得花錢呢！

如今在小紅書上搜索“橫向課題”，會出現許多帖子在交流“花錢自保”經驗。一位天津的大學教師，考慮到孩子要上學校的附屬幼兒園，賣掉房子，拿出40萬“充值”橫向；一位IP安徽的教師，慚愧地說著“是我太沒用了，沒有錢，沒有能力完成預期目標……不知道這樣工作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同時曬出已向銀行貸款8萬元的截圖。

活躍在評論區里的，不乏專業中介，他們幫助教師匹配企業資源，并給教師做報賬計劃。一位名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在朋友圈里亮出一份匯款記錄，表示今年2月他曾幫助一位經管老師完成100萬橫向，配文是：“24年8月加的好友，今天突然成交，若非學校政策逼得太緊，誰愿意這么折騰？”

石云在蘇北一家公辦本科任教，也是一名文科講師。她告訴鳳凰網，今年，她所在的學校改革了考核要求，明確把橫向課題寫進了職稱評定及崗位聘期考核里，如果完不成指標，績效和職稱評定都會受到影響。攤派到她身上的任務略高于唐文生：接下來三年，每年完成5萬到7萬橫向到賬。

“我還沒有聽到過哪一個文科老師能很正規地拉到橫向。”石云說。和應用性強的理工科不同，文科很難直接產生社會經濟效益。沒辦法，石云只能自己掏錢，再托做生意的親戚朋友，通過他們的公司賬戶，把錢打到學校。

橫向課題正在慢慢成為考核教師們的硬性指標，這一變化，石云說，她的學校大概始于2022年。2021年9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了2020年度新增的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名單。學位授予每3年評定一次，明確把該教學資質和經費掛鉤，對科研到賬經費和學校收入都提出了相應要求。石云覺得，高校“通過上一輪沖碩士點的操作嘗到了甜頭”，橫向到賬經費既能向上展示“科研實力”，參與考核比拼，又能為學校創收，“哪怕管理費只收1%，對學校辦學來說，都是一筆收入”。

這也是劉一均這兩年觀察到的變化。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博士，2023年畢業后，在中科院當了一年博士后。他觀察已在高校工作的師兄師姐的狀態，得出結論：“現在高校的邏輯是，你要么給我名，要么給我錢，名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錢就是橫向。”

多位二本院校教師表示，以二本院校的平臺去申請國家級課題，基本不可能。從唐文生所在的二本學院發布的文件來看，橫向科研項目，每到賬1萬元，算10個工作量，與之對比的是，國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立項結題，算2500個工作量。

石云最擔心的是法律風險。合同與報銷的流程經不起嚴格的法律審查，“等于你留著一個把柄在學校手上”。她認為，盡管校方暗示老師去造假，但校方并沒有下達紅頭文件明文要求，出了事，學校不必承擔風險。

眼下，她正發愁，財務處對橫向經費開支的報銷要求如此狹窄，今年她得買多少東西，才能湊夠5到7萬的發票？

二本院校鉚足了勁湊橫向，為的是保本申碩，而一本院校湊錢的目標則是：向“雙一流”看齊。

吳建軍在北方一所理工類院校任講師，他說：“從學校各類文件通知來看，我感覺在沖‘雙一流’，從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吳建軍從一所985高校博士畢業，靠投簡歷，入職了這所一本高校。學校實行預聘制，首聘期4年，通過聘期考核后，才能轉為長聘。他和學院簽訂了任務書，首聘期內，他需要完成累計100萬元的科研到賬經費。他努力完成了指標。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處的老師告訴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來，得累計150萬。

“我今年咬著牙，還得再弄50萬。”吳建軍說，文件解釋權在學校手里。

無論是因為領導要政績，還是學校要名氣，這兩年，吳建軍面臨的業績考核一直在加碼。他舉了個例子：假設學校有100個任務，10個二級學院，一個學院肯定不能只分10個，至少得分12個；學院分給老師，又會再加系數。

這突然增加的50萬，吳建軍雖然無奈但也有信心，這是因為，他也早早給自己加了系數，“為了完成100萬的任務，我給自己定了300萬的任務，這樣我才有把握完成100的任務量”。

交流起來，吳建軍有一種“劫后余生”的感覺。工作前三年，他特別恐慌，整日里狀態都很緊繃。雖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業合作上有優勢，但即便項目談成，經費到賬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續還沒走完，焦慮的時候，吳建軍也曾去銀行研究過能否貸款，“但沒有走到那一步，我的業績從去年開始慢慢上來了”。

為了拉橫向，吳建軍還去北京讀了個博士后，“去想辦法，拓展合作”。如果能拿到國家青年科學基金，那就是“碾壓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過考核，但數據顯示，2024年度國家青年科學基金的資助率為15.54%，對師門不夠強大、人脈資源匱乏的普通教師來說，難度太大。學院內部也有派系，吳建軍說，以市科技局的縱向項目為例，對院長派系的教師們來說，申報容易，他自己連報名資格都沒有。他所上交的150萬，都是實打實向企業爭取來的橫向經費，縱向他“根本拿不下來”。

在吳建軍看來，階級固化在高校也很明顯。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錢，200萬大筆一揮，他就能過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長江學者的門生，發論文、出成果，也會方便。

如果能順利通過首聘期，接下來，吳建軍下一步的規劃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覺得，“所謂的學歷腦力勞動在權力和資源面前是很微弱的”。努力搞“橫向”的這兩年，他對科研的認可度逐漸降低，“其實人生要有機會當領導干部，何必要搞技術”。

和吳建軍一樣，王森也對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歲，博士畢業后，在山東一所公辦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她是文科講師。今年年初，學院向她攤派了70萬的橫向到賬經費任務——她的年收入不過10萬元。

她拿不出這個錢來。學院領導找她談話，建議她把房子抵了，再自己注冊個公司。“有些老師的確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間有什么閃失，房子沒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養老錢去做這種有風險的事。”王森說。

現在來看，王森覺得，領導就是在PUA她。他對王森說，別看你是博士，現在博士也很卷的，30歲的博士，我們都嫌年齡大。

王森在2017年開始找教職，那是博士進高校最好的時候。那兩年，國家啟動“雙一流”建設戰略，合并“三本”院校，許多地方學院升級成為大學。但短短幾年后，高校教師就快速“超編”了，博士進高校也變得越來越困難。王森覺得，現在的高校教師和公司里的員工是一樣的，拉橫向課題，就像在拉贊助、賣保險。

過完年，王森選擇了辭職。除了無法完成的橫向任務，王森決定離開的另一個原因是，她放棄做科研了。本該專心做科研的時候，她總是患得患失，陷入災難化想象：這個立項書要是投不中怎么辦？情緒和狀態都非常差。

讀博的時候，她相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讀完博士，她發現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兒：適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語言表達能力和心理素質，還要有很強的公關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她不擅長。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沒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歡的教學部分，也幾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學就變味了，出現了許多條條框框的束縛。

首先是寫材料。入職七年，王森每年都要花大量時間修改教學大綱和人才培養方案，但實際上，日常教學很難按這個大綱去安排。去年，為了應對為期半個月的學科評估，王森來來回回地寫材料，忙活了一年的時間。吳建軍也有同感，“各種材料，無數次不定期地隨時抽查，隨時推倒重來。”這些材料包括基礎的學生作業、期末表現，還包括教學分析報告。

然后是全流程監管。吳建軍感到，所謂的信息化辦公系統，就是用來不間斷地對老師和學生進行監控。一個新概念是“無感聽課”。教室里裝上幾個攝像頭，360度全天候監控，領導不定期查看監控畫面，教師必須時刻站在能拍到的范圍里，前三排學生得坐滿。另一個概念是“抬頭率”，學生抬頭聽課的比率，只有保持抬頭狀態的學生，才算是在認真聽課。

這些監管讓吳建軍身心疲憊，他的身體出現了應激反應，“它（學校）一檢查，我就生病。”吳建軍說，“馬上感冒，嗓子不舒服，渾身不舒服。”

江蘇的石云覺得，教學已經變成表演，“最重要的是拿數據，讓各個環節都看起來很努力，有事情在做”。她所在的學院從不給教師批假或調課，無論發生什么事情，是去開學術會議，還是病得嚴重，只要人還活著，就得去上課。因為病假調休關乎到另一項數據，影響學院之間年底的排名。

傳統印象里的高校教師，工作穩定，自由，有寒暑假。但這兩年，“青椒敘事”早已不是這樣了。石云說，所謂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她如今身兼數職，教學、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睜開眼就要工作，晚上12點還在給同事發消息。對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師來說，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接受送審，從12月開始，教師就得為自己30頁的立項書精雕細琢。

高校教師的性價比逐年降低。石云說，如果讓她給博士畢業生建議，她會講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對方對科研有熱情、有理想，她還是會鼓勵他們進高校。

她自己就是這樣。雖然不能成為所謂的學術大佬，但石云說，她對學術仍然有理想，如果離開高校去做公務員，或者去教培機構，謀生當然可以，但精神層面的滋養，就會弱很多。

再三思慮后，王森決定告別科研。她感覺自己從讀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層面“正確”的道路上，但她越來越感到，這種生活方式不是她想要的，她沒有找到科研的真正的意義。辭職前不久，她在三個星期里感染了兩次甲流，也是因為生病，她突然意識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在辭職報告上蓋完公章，她感到釋懷，“它（辭職）就在我的計劃里頭的，博士畢業時我就想休息一年，無奈父母像催婚一樣催我盡快工作，這一等就晚了七年”。

之后，王森打算去做獨立老師，給學生提供學業規劃咨詢。教書育人仍是她的熱情所在，她希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幫助他們找到擅長之處。這是在如今的大學里，她難以實現的。

應對方要求，文中唐文生

石云、劉一均、吳建軍、王森為化名

作者王雯清｜ 編輯周褶褶

排版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