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人的迷茫，社會的矛盾，臨界感的逼近

技術人的迷茫，社會的矛盾，臨界感的逼近：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

我們需要理解：共識—協議—結構—敘事 的循環

技術人迷茫，尤其是中國的技術人。肉眼可見，推特上越來越多的中青年工程師在尋找“出海”和“獨立開發”的機會（這里頭有多少賣課的？）。經歷過 2010 年代那套“跟隨戰略”之后，再看看自己手機上那一萬個 App，你還能生出再做一個 App 的沖動嗎？經歷過 LLM 橫空出世的狂喜，再看到任何套殼功能都迅速被指數級進化的模型吞沒，你是不是更想躺平？——毀滅吧，趕緊的。

我也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但后來我發現，這其實是個死胡同。因為從根本上說，我們從未真正體驗過、進入過現代意義的工業迭代。我們習慣的是“好學生”模式：接外包、抄作業、后發優勢、跟隨戰略，把硅谷的成功搬過來。可整個技術圈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原生循環”，所以才在眼前的巨變里顯得格外無力。

這一切是什么？它不是單一事件，而是萬千頭緒的疊加：

科技飛躍發展；

社會躁動不安，就業市場低迷，“畢業即失業”，高校知識體系徹底脫節；

經濟衰退、通縮，社會信心幾年內跌入低谷；

國際關系驟然僵化，中美關系從十年多次往返簽證到如今的彼此封閉；

信息流洶涌而至，大腦完全跟不上節奏。

在這樣的背景下，問題回到原點：開發個什么？開發出來給誰？用來干嘛？你如何知道它有用？還是只是在盲目堆積代碼？

共識—協議—結構—敘事 的循環

我們往往沒有認真思考過：在工業社會里，技術突變如何推動社會變革，這背后有一個極其關鍵的循環。這個循環不是單一的直線，而是社會在各個層面上不斷上演的動態過程：有成功，也有失敗；有偶然的發現，也有刻意的設計。在一個技術既遵循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又承載人為設計和制度化推動的社會里，這個循環才是技術變革真正的動力。

很多人以為，新技術的崛起是從下往上，從第一行代碼寫起，逐步推到最高權力層面。但事實并非如此。技術的應用與擴張，從來都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互動：它有反饋、有閉環、有分叉（fork），并且這一切是可以通過文字去探討和推演的。如果你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循環，大概率只能在失敗者的陣營里。

遺憾的是，我看到許多中國技術人，尤其是獨立開發者，技術感很強，但社會感、推演力和與社會共識的連接力卻非常薄弱。于是他們更容易陷入“功能”與“代碼”的死循環，卻缺乏把技術嵌入社會循環的能力。事實上，這個循環并不是有固定起點和終點的，而更像是一條首尾相接的蛇：你生我，我生你，彼此生成，彼此強化。

那它到底是怎樣的呢？我認為，這個循環的基本原型就是：共識—協議—結構—敘事。

共識—協議—結構—敘事 這一循環，是技術與社會互動演化的核心路徑。

首先是一種 共識（Consensus）。社會必須在價值和判斷上達成某種普遍認同，這才是一切循環的起點。沒有共識，協議就是空洞的，結構是僵化的，敘事則變得虛假。比如，“貨幣必須有信用”，“AI 必須可解釋”，“能源必須清潔”——這些共識都是推動制度與技術演化的起點。

當共識逐漸穩定，就會被轉化為 協議（Protocol）。協議把抽象的價值翻譯成可執行的條文、標準或接口，它是文明的源代碼。金本位制、法幣制度、GDPR、AI 法案、巴黎協定，這些都是共識的協議化結果。

隨著協議被執行，它會在社會層面逐步沉淀為 結構（Structure）。結構是一種“硬件化”的結果，協議通過它轉化為具體的組織、崗位、制度和產業網絡。央行體系、銀行網絡、AI 倫理審計部門、第三方評估機構、碳交易市場、綠色能源產業鏈，都是從協議中演化出的社會結構。

然而，如果沒有 敘事（Narrative），結構和協議是難以為社會大眾理解和接受的。敘事把冷冰冰的制度轉化為可傳播的符號和故事，是文明的擴音器。比如，“美元=國家信用”“In God We Trust”，“透明=競爭力”“AI 是人類的最后發明”，“拯救地球”“綠色未來”，這些敘事為協議和結構提供了合法性和情感支撐。

整個循環以 閉環邏輯 的方式運轉：共識被寫入協議，協議沉淀成結構，結構通過敘事放大，再次反饋回新的共識。如此周而復始，推動技術與社會的互動演化。理解并主動參與這一循環，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做技術”。

當然，不是說所有的技術都能完美符合這個循環，但我們可以舉一個人人都聽得懂的例子：比特幣。

比特幣最初的起點，是一個共識：貨幣不應該完全依賴政府信用，價值必須有去中心化的保障。這個共識源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的信任崩塌——“貨幣必須透明、可驗證、不可隨意增發”。

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比特幣的白皮書就是那份協議。它不是模糊的宣言，而是一套清晰的規則：區塊鏈、工作量證明、有限發行、點對點的驗證機制。這些協議把去中心化的理想翻譯成了可執行的程序代碼。

隨著協議的運行，逐漸形成了新的結構。礦池、交易所、錢包服務商、監管沙盒、開發社區，這些都是圍繞比特幣協議自然生長出來的社會和產業組織。就像央行體系是法幣制度的結構化產物一樣，比特幣也有了自己的生態結構。

但如果沒有敘事，比特幣不會傳播開來。比特幣背后的敘事是“數字黃金”，是“對抗通脹的避險資產”，是“貨幣的未來”。這些敘事讓比特幣從極客圈走向公眾視野，讓它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而不僅僅是幾千行代碼。

于是我們就能清晰看到：比特幣從共識到協議，再到結構，最后被敘事放大，然后又反過來推動新的共識（例如“區塊鏈不止是貨幣，還可以用于智能合約”）。這就是循環的力量。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種 “結構化推演信息”真空 的狀態。

真的，完全真空。科幻故事滿天飛，但真正基于鏈式因果的大規模合理推演和嘗試的共識信息，卻幾乎難以找到。尤其是當下，我們所熟悉、從小習以為常的范式——比如全球化——已經走到盡頭。整個世界進入了一種“范式不穩定”時期：過去的經驗逐漸松動，看上去根本撐不到未來。

2015 年我去德國旅行時，眼中的德國是一個已經走上工業化巔峰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現在呢？德國車在美國的存在感越來越低。美國也是如此，我剛到美國時的感受和現在完全不同。國內更不用說，大家剛經歷了一個黃金時代，轉眼房價突然腰斬，魔幻得讓人懷疑現實。

這一切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整個世界的上層結構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上層已經變了，你怎么還能用舊有的技術思維去想象今天的開發工作？循環已經斷裂，信息的偏差正在急劇放大。更何況，當 LLM 這種級別的技術成熟時，它投下的可不是一塊小石子啊，而是一顆徹底改變水流方向的深水炸彈。

應用型的技術的思考，一定是先從上層出發的

上層邏輯的變化在于：技術必須先從社會層出發，才不會陷入“自嗨內卷”。 因為只有當方向和價值被錨定之后，技術才有存在的意義。

首先，上層決定合法性。技術的生死，往往并不取決于性能是否優越，而是取決于社會是否愿意認同它。谷歌眼鏡的技術曾經十分先進，但因為社會共識沒有準備好，它最終失敗了；而比特幣在技術上并不復雜，卻因為共識和敘事先行，至今仍頑強存活。換句話說，合法性才是技術能否走出實驗室的真正門票。

其次，上層可以約束迭代方向。如果技術僅僅從下層出發，往往會在“能做什么”的自我探索中迷失，結果是越做越偏離社會需要。而一旦從上層先行推演，就能預設價值邊界：哪些功能是必須的，哪些功能即便能實現也不能做。這樣一來，下層的技術開發才不會陷入盲目內卷，而是有清晰的采納接口，知道自己要服務的目標是誰。

最后，上層的敘事能反哺技術生態。只有當敘事被建構起來，開發者、投資人和政策制定者才能形成合力。沒有敘事的技術，社會往往冷漠以待；但一旦敘事先行，即使技術還不完善，也能迅速獲得試點和落地機會。

因此，從上層出發，不僅是為了合法性，更是為了方向、價值和合力。沒有上層邏輯的支撐，技術只能在自我封閉的循環中打轉，最終被社會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