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對中國人來說,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東北淪陷、抗日戰(zhàn)爭拉開序幕,國仇家恨,歷歷在目。然而在日本,情況卻完全不同,這場侵華戰(zhàn)爭被淡化為“滿洲事變”,在歷史敘述、媒體再現(xiàn)和民眾認知中始終帶著模糊、扭曲甚至遺忘的色彩。這種差異不僅反映兩國的歷史認知差別,更揭示了日本社會面對戰(zhàn)爭責任時的搖擺與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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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揚侵華的圖冊
一、日本官方的態(tài)度:動態(tài)與模糊
戰(zhàn)爭時期,日本把“九·一八”宣傳為“自衛(wèi)”。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段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然后開始炮擊中國東北軍營地并進攻沈陽。當時日本的借口是“維護南滿鐵路”“保護日本僑民安全”,把侵略包裝成“自衛(wèi)”,當時的教科書和宣傳電影也配合這種口徑,把東北描繪成等待日本“開拓”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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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滿鐵路柳條湖段被炸現(xiàn)場
八國聯(lián)軍侵華后,1901年,清政府被迫和包括日本在內的十一國簽訂《辛丑條約》,日本獲得了在中國東北駐軍的權益,細節(jié)見我以前的文章《侵華豈是“事變”?警惕日本及精日分子偷換概念》。為長期霸占中國東北,日本不但在當?shù)赝诘V建廠,還大量移民,通過宣傳和教育,把中國東北說成是他們“祖居地”,來東北就是“回老家”,中國人反抗,他們就“自衛(w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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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招募向中國東北移民的海報
日本戰(zhàn)敗后,東京審判確認“九·一八”是日本侵略的起點,但在日本國內教科書和主流敘事中,它往往被寫成“關東軍部分軍官的暴走”,把日本政府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
1972年,中日建交,出于當時兩國友好的需要,日本國內一些人開始反思歷史問題。部分教科書直言“九·一八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一些學者和教師也在推動歷史教育的改革,但這種努力始終面臨保守力量的阻撓。
進入21世紀,隨著歷史修正主義的抬頭,日本政界和教材又出現(xiàn)淡化甚至粉飾侵略戰(zhàn)爭的傾向,“侵略”一詞被謹慎回避,代之以“事變”“國際矛盾”“資源壓力”。“九·一八”的侵略性,再次被掩蓋。
二、日本媒體的態(tài)度:宣傳與遺忘
戰(zhàn)爭時期,日本主流媒體都和侵略者合流,“九·一八”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后,各媒體迅速接受并放大了關東軍的說法,將柳條湖爆破歸咎于中方,通過大量報紙?zhí)柾狻㈦s志特刊與無線廣播把事件包裝為正當行動;同時媒體之間為搶“頭條”展開激烈競爭,軍方又通過組織記者參觀、提供“證據(jù)照片”、以及施加行政壓力等方式,引導輿論朝對軍部有利的方向發(fā)展。
如1931年9月19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就以《奉軍爆破滿鐵線,日中兩軍開啟戰(zhàn)端》(奉軍満鉄線を爆破、日支両軍戦端を開く)為題發(fā)文,美化了日本的侵略行為。《產經(jīng)新聞》更是大肆呼吁日本要保衛(wèi)“日本民族的血汗結晶和特殊權益”。隨后的新聞紀錄片、社論都強調“正義出兵”,這樣,“九·一八”在日本公眾眼里成了一場“天經(jīng)地義”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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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朝日新聞》對“九·一八的報道
戰(zhàn)敗之后,媒體的態(tài)度并沒有迅速轉向批判。1945年后的日本新聞更關心日本自己遭受的傷害,如原子彈轟炸、東京空襲等,而且還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間界定為1941-1945年,即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為開端,刻意忽略中國戰(zhàn)場,力圖掩蓋其侵華罪行,把自己包裝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受害者,具體表現(xiàn),見《原子彈煙幕下的戰(zhàn)爭罪責:日本如何用“受害”敘事洗白侵略史》一文。正因為媒體的刻意回避,“九一八”也在日本社會討論中長期缺位,即使提及,多數(shù)媒體仍習慣用“滿洲事變”這一相對中性的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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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jīng)新聞》對”九·一八“的報道
直到1970年代,NHK、《朝日新聞》等才開始做專題,挖掘“九·一八”的內幕,揭示關東軍的陰謀。這些報道讓一部分日本人第一次意識到“九·一八”并非某些軍官的偶然“暴走”,而是國家擴張戰(zhàn)略的必然一步。然而這種反思性的報道從未成為主流。
三、日本民眾的態(tài)度:陌生與零碎
如果說歷史敘事和媒體報道塑造了“九·一八”的框架,那么普通日本民眾的認知則更為零散和分裂。
戰(zhàn)爭時期,日本普通民眾幾乎都是支持對外侵略的,男女老少都以各種形式支援前線。只不過,他們不認為派兵到海外打仗是“侵略”,而認為是為日本的“生存”而戰(zhàn)。所以,當時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參與了對外戰(zhàn)爭,連寺廟的和尚都穿上軍裝走向戰(zhàn)場,一些作家也組成了“筆部隊”,通過對戰(zhàn)爭的描繪,煽動民眾對戰(zhàn)爭的熱情。戰(zhàn)后,有人說“原子彈下無冤魂”,這話一點也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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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生“踴躍參軍”
日本戰(zhàn)敗后,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一代,對戰(zhàn)爭的認知出現(xiàn)了二元性:一方面,一些人仍然相信當年的宣傳,把“滿洲”視為拓展生存空間的樂土,把戰(zhàn)敗視作“隱忍”;另一方面,戰(zhàn)敗又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于是傾向于強調“日本也是受害者”。這種敘事里,加害與受害糾纏在一起,侵略的責任被模糊化。
戰(zhàn)后成長的一代,受教育影響更大。由于教科書在幾十年間反復搖擺,而且日本并無全國統(tǒng)一的教材,結果是有人接受過“侵略論”的教育,也有人在課堂上只聽過“關東軍的暴走”,同一代人之間對“九·一八”的認知差距極大。
至于當代年輕人,情況更為明顯。調查顯示,能準確說出“九·一八”意義的日本年輕人比例極低。在他們眼里,“九·一八”頂多是新聞里出現(xiàn)的一個地緣政治名詞,與現(xiàn)實生活無關。這種陌生感說明,“九·一八”已逐漸被排擠出日本人的日常記憶。
當然,日本也有少數(shù)民間團體和學者,堅持通過舉辦展覽、出版研究著作的形式,努力讓社會了解“九·一八”的真相,但他們的聲音在主流輿論場中往往顯得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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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綜上所述,日本對“九·一八”的態(tài)度,有過認罪表述,但主流觀點始終回避罪責、淡化侵略,甚至玩弄文字游戲,以“事件”“事變”等中性詞匯來描述侵華戰(zhàn)爭,以國家公祭、來華“慰靈”等拜鬼行為營造自己才是“受害者”的輿論。但日本侵華的累累罪行,不容篡改、不容遺忘,有良知的中國人,應當努力宣傳日本的戰(zhàn)爭罪行,通過全方位的研究、揭露、宣傳,在國際輿論場上形成正確的二戰(zhàn)史觀,從而迫使日本正視“九·一八”并對華深刻反省、謝罪,進而推進中日關系走上正常發(fā)展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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