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漢，三千年一遇

這幾年，攝影師余嘉喜歡上一種不太常用的打光設備——頭燈。

它體積小巧，操作便捷，是考古隊員必備的裝備之一。平時往頭上一套，當作照明，用時伸手摘下，就能開始拍攝。雖然功能與可以調節亮度色溫的燈棒、影室燈相比毫無優勢，但余嘉已經知足。每次下坑，跪趴在四根鋼管懸吊住的、一米見方的工作平臺上時，他都慶幸自己還有這樣一個保底方案。

余嘉用頭燈給器物打光 圖源：余嘉

喜歡頭燈還有一個原因，是光線足夠“白”，拍攝的照片不會顯得太過風格化。像是一種提醒，看到的人“必須正視”。這恰恰是余嘉的目的——那些面具、象牙、祭壇被打爛丟棄在這里，而鋪著層層青銅碎片的土地上，我們和它們已隔了數千年的生死勞作。他希望世人再見古蜀時，風格是清冷神秘，絕不是詭譎怪異。

從2020年1月27日到2022年11月9日，一千多天里，余嘉是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唯一的官方攝影師。在他的硬盤設備中，存有超過十萬張文物照片，從青銅神壇、青銅大面具，到龜背形網格狀器、金鳥形飾，涵蓋了陶器、銅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不同種類。

區別于“正投影”的傳統拍攝方法，他的打光不僅在文物正上方，也在側面、背面，任何角度，“像拍人一樣”。這樣的藝術化表達，奇特地形成一種統一的影像特質。在他的照片里，青銅人面半仰躺著如傾倒的佛像，不覺可怖，反而有些安詳；當考古人員完整提取出青銅大面具時，那跨越千年的對視，既是疑問，也是堅定的回答；在少有關注的角落里，文物留在泥土中的銹跡印痕，顯現出非凡的青銅質地。他說，“考古發掘和文物影像也可以很藝術并具有生命力。”

事實證明，余嘉是對的。自新一輪發掘工作開展以來，三星堆持續火爆，陸續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21十大年度國家 IP”“新時代百項考古新發現”以及“世界考古論壇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流傳在媒體、展覽書目中的三星堆圖像，絕大多數出自余嘉之手。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展出，有一面墻全都是他的作品。

2024年2月，中共廣漢市委宣傳部、三星堆博物館景區管委會、三星堆博物館聯合啟動了“全域三星堆化”廣漢城市形象設計大賽，設計內容從公交車身到城市路名牌外觀，從城市景觀小品到主次干道路燈造型，還有城市卡通形象、Logo、宣傳語等，幾乎無所不包。它們是歷史礦洞里長長的影子，在燈光的配合下，描摹出已逝文明的輪廓。

因此，打光不僅是技能，更是沉重的義務。明白這一點，余嘉重拾起頭燈，奔波各地，辦展、寫書、參加活動去了。

百科上說，三星堆遺址最早于1929年，被一個名叫燕道誠的當地農民發現，是中國西南地區至2022年為止發現的分布范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文化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但很長時間里，它的存在沒有被足夠重視。直至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廣漢縣政府，聯合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三星堆1號、2號“祭祀坑”出土了青銅大立人像、青銅神樹、青銅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等上千件珍貴文物，轟動國內外。這才有了張愛萍將軍題詞稱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

1988年，三星堆遺址被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撤銷廣漢縣，設立縣級廣漢市，由四川省直轄，德陽市代管，延續至今；1997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建成，開始全面展示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

事實就是這樣，許多人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共識，存在的時間并不長。

余嘉讀師范期間，三星堆的影響力遠沒有現如今這么強。作為廣漢人，余嘉最初對三星堆的印象也不深，只記得那時候三星堆挖到了寶，要建一座博物館。還沒建成的時候，余嘉朝鴨子河畔遠遠望去，看到一座灰白色的圓筒狀建筑，像一座“燒磚的窯”。

余嘉知道，廣漢是有“家底”的，挖出寶貝不算稀奇。這里是成都市的東北邊，在古代，廣漢被稱為雒城，在《三國演義》中，就有鳳雛先生死于雒城外落鳳坡的故事，還有諸葛亮、張飛、趙云、魏延、黃忠齊聚，上演群英會戰攻雒城、金雁橋頭擒張任的好戲。

戰國時期，秦國設立雒縣。漢高祖劉邦專門設立廣漢郡，將雒縣等13個縣、道涵蓋在內，與巴郡、蜀郡并行。漢代后，廣漢成為西南地區的重要商貿中心。在清代《讀史方輿紀要》中曾提到：“自昔爭蜀者，必爭廣漢。”

1939年，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來到這座歷史悠久的小城，看見在西門城樓上掛著寫有“驅逐倭寇”四個大字的標語。如今，這座城樓連同魁星閣、城隍廟古戲臺、黃河會館等諸多古建筑已不復存在。

梁思成拍攝的墻上寫有抗戰標語的廣漢西城門

圖源：《影子之城》

上世紀90年代，廣漢彌漫著迷人的奮斗氣息。1991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批準成立四川廣漢經濟開發區；1994年，廣漢首次進入四川省十強縣榜單；多年的公有制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中，廣漢通過脫鉤、拍賣、股份化、租賃等方式，推動了企業的現代化和市場化進程。

具體來說，1993 年更名為“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廣漢分院”的這所學校，如今承擔了民航80%以上的飛行員培養；90年代末向陽鎮開業的第一家牛雜火鍋，開啟了如今占據全國重要地位的廣漢火鍋食材行業。

在人人都向上的氛圍里，余嘉也不閑著。從師范學校畢業后，他來到村小教書，還跑到當地電臺做兼職，主要負責直播、點歌、接熱線電話，有時候也去跑現場做報道，一個月能多補貼120塊錢。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館正式開放，余嘉作為電臺主持人參加開館儀式，工作是完成電臺的報道和錄制任務，這也是余嘉第一次正式接觸三星堆。儀式設在博物館門口的空地上，面前擺了幾個話筒。余嘉記得話筒很劣質，是塑料的，一臺音響放在旁邊，周圍彩旗飄飄。來參加的人很多，流程主要是領導講話。余嘉就站在不遠處錄制領導講話的聲音。那時，余嘉對三星堆沒有概念，只是當作一個正常的采訪工作，并沒有放在心上。

1999年，余嘉兼職工作的電臺停播。不久后，余嘉被借調到市委宣傳部，安排到《新廣漢》副刊部，讓他做一些文化報道。借著采訪工作，余嘉和廣漢文化圈開始熟絡起來，也有了更多機會前往三星堆采訪。

他能明顯感受到，有關三星堆的話題總能引起廣漢讀者的注意，重要的原因是1997年三星堆博物館開放后，廣漢開始將三星堆元素融入市政建設，廣漢人開始對三星堆有文化歸屬感。奔著三星堆博物館來的游客也漸漸變多了，一出火車站汽車站，拉客的小汽車總是會主動問，三星堆走不走？

走在廣漢市區街頭，三星堆的元素隨處可見。路燈以青銅大立人為原型，融入三星堆特有的圖案元素；公交站臺頂部掛著青銅獸面的圖騰；馬路地面和兩旁的居民樓墻面都印著青銅面具；在前往三星堆博物館的必經之路上，鴨子河畔的圍欄浮雕也都刻著青銅鳳鳥、虎、雞等文物。

工作中，余嘉有一種讓人會心一笑的狡黠。每次外出拍攝，他只交上去十幾張照片。宣傳部的其他領導慢慢注意到他，照片雖少，卻幾乎沒有廢片，相比其他交了上百張原片的記者，這個小伙子的“出片率”格外高。于是后來有重要活動，領導都點名讓余嘉跟拍。其實，這是余嘉有意為之，他自覺不是“科班出身”，攝影底子差，所以每次拍完都會花不少時間，專門挑出好看的照片呈交。

2007年，余嘉被選為擔任廣漢市攝影家協會主席。在他的帶動下，協會經常組織各種活動。每年，協會都會舉辦至少兩次攝影比賽，從確定比賽主題、制定規則，到聯系評委、安排場地，每一個環節余嘉都親力親為。

處處都是伏筆。1997年到2007年，三星堆從無名之輩成為全國聞名的文化遺址，余嘉也從村小教師變身協會主席、報社棟梁。這不算多么偉大的奇跡，卻是那個年代廣漢的生機與活力的證明。

十幾年后，《人民畫報》的《中國考古黃金十年》專題報道把余嘉拍攝的照片作為封面圖。照片里，修長的青銅人頭像斜躺埋在土里將露未露。此刻余嘉意氣風發，提前感受到類似的澎湃氣象。他也成了一座“燒磚的窯”，內里燃燒著激情，等待一切發生。

2007年是三星堆博物館建館十周年，博物館舉辦了“重走南方絲綢之路”的建館慶典活動，邀請專家一同出發，沿著緬甸、越南等國家走了一個多月。余嘉擔任活動特約攝影，負責器物攝影及人物攝影，重點是將文物拍漂亮，拍完整。

為了將所見所聞寫成稿件回傳，余嘉和此行多位專家進行了交流。過程中，余嘉第一次和后來的師傅肖先進見面。肖先進是三星堆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全國文博先進工作者，也是他最初堅持貸款籌建三星堆博物館，將三星堆的文物留在了廣漢本地。在三星堆文物保護和研究史上，他是一個絕對繞不開的“權威”。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關系也越來越近，交流內容也越來越多，什么都聊，逐漸成了“忘年交”，后來索性以師徒相稱。

除了和肖先進的交情，余嘉此行的另一大收獲，是發現南方絲綢之路沿途的文明，竟有不少三星堆的影子。在那之后，余嘉常常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和我們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好像是冥冥中的緣分，在余嘉心生疑問的第二年，廣漢又“挖出”寶貝了。央視編導胡勁草在拍攝《梁思成林徽因》紀錄片過程中，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資料室查閱資料，偶然發現了500多張黑白照片，這是當年營造學社在廣漢拍攝的全套照片。

營造學社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保護和研究古建筑為宗旨的民間學術團體，云集了諸如梁思成、劉敦楨等著名學者。

作家蕭易這么描述：“梁思成眼前的雒城，修建于清乾隆年間。蜿蜒的護城河，圍起一座四方形的城池，周長5千米的城墻有垛口3271個，設有東門朝陽、南門薰風、西門迎爽、北門承恩四道城門，東、南、西、北四條正街是古城主要通道，街上牌坊林立，商鋪鱗次櫛比，文廟、城隍廟是城市的中心建筑，開元寺、牛王廟、藥王廟、文昌宮沿著城墻分布，而湖廣會館、四川會館、廣東會館、溪南祠、透龍祠、黃氏祠等則隱藏在大街小巷中。

城里的公共建筑大多是清朝遺留下來的，縣政府、衛生院、郵政局、警察局雖有洋氣的名字，卻也借用古建筑：縣政府是清代衙署所在地，衛生院占據了某個不知名的祠堂，警察局則借用了亞圣祠；城外的鄉鎮中，還散落著數不勝數的寺院、宗祠、會館、民居。”

1941年夏天，受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委托，梁思成與劉致平應邀到廣漢（戴季陶的家鄉）參與重修縣志，留下了這套廣漢縣的完整影像資料。

時間回到2008年，三星堆博物館有關負責同志聽聞這批珍貴影像的存在，立即前往林洙家中尋訪拿回了第一批廣漢圖片。余嘉和師傅肖先進后來都看過這批圖片，相比余嘉，肖先進更有感觸些。

肖先進出生于1944年，梁思成記錄下的正是他兒時的廣漢。 他看著城內52座牌坊被拆去填地基，看著龍興寺羅漢堂被拆去修劇場，看著當年營造學社拍攝的70余處古建筑，如今只有文廟、龍居寺、溪南祠、益蘭祠、四川會館等留存下來，他是這一切變化的親歷者。

許多看過圖冊的人，都驚嘆于廣漢建筑的精美古樸，閱罷，搖搖頭說：“可惜了。”

這話讓余嘉聽了，久久不能忘懷。他又想起自己隱隱約約說不出口的困惑：我們和我們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是驚嘆與感概嗎？總覺得有些隔岸觀火、事不關己的意味。他想，師傅不會這么說。

2011年，余嘉正式提出想要根據梁思成的廣漢圖像做一本書。他說，我不想做一件“可惜了”的事情。他選擇的方法是講故事，他要讓讀者看到一個個鮮活的廣漢人，理解一座真實存在過的廣漢縣城。

在籌備和策劃的幾年里，余嘉的工作和生活都發生了變化。報紙《新廣漢》被手機報取代被迫停刊，職位沒了，但余嘉被領導留在了宣傳部，成了一個不屬于任何部門的“自由人”。2016年，宣傳部部長換了領導，余嘉選擇調到文化館，當一名攝影干部。

在文化館工作期間，余嘉終于完成了自己作為總策劃和執行人的第一本書，并命名為《影子之城：梁思成與1939/1941年的廣漢》。他的合作者是作家蕭易。一年多的時間里，蕭易每周都會去廣漢，拿著照片跟當地人聊天，一些老人看著照片，會想起自己的朋友曾經在旁邊生活過，或者在里面工作過，于是一個電話又把朋友叫來。

一篇報道中提到，蕭易分享了一個采訪得來的細節：一位大爺告訴他，舊時的廣漢，文廟在秋季祭祀之前一周，會派人物色一頭牛，選定了牛，掛上紅綢，就任它在城里游蕩。祭祀當天，牛頭祭祀孔子，牛肉則拉到菜市場去賣，因售價低廉，市場早就排起了長隊。這一天，廣漢城里幾乎都飄蕩著牛肉的香味。

雖然書中所用梁思成的圖片版權已歸屬公共領域，不過出于尊重，領導還是讓余嘉前往北京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家中尋求授權。余嘉還記得，第一次去找林洙時，林洙邊整理邊感嘆：這是川康古建考察時留下的，一抽屜竟然全都是廣漢的照片。為了補充資料，余嘉還親自參與整理了清華大學館藏的280余份梁思成古建筑測繪手稿。

持續的走訪、調查、研究，一張張零散無章的照片組成了舊日的影子。追尋歷史本就是向隱藏在深處的過往打光的過程，這些探尋的目光照不清消逝的歷史，只能照出長長的影子，聊以追思和想象。

余嘉知道，他們的復原與寫作終歸無法帶人回到過去，可沒有這樣“打光的人”，人們從哪里看到百年前的廣漢掠影呢？

2016年，美國動作巨星施瓦辛格應邀參觀三星堆博物館，走到青銅面具人像前時，他不自覺地張開了嘴。余嘉眼疾手快，記錄下這一畫面：遠道而來的客人與古蜀先民一左一右，一個驚訝，一個平靜。這跨越時空的“對話”瞬間在網絡上熱度很高，被網友稱為“三星堆驚呆‘終結者’”，也是余嘉第一次獲得網絡世界的關注。

時至今日，關于我們和歷史的關系，余嘉仍沒有一個答案。但那時，他想清楚了一件事，“對話”是他找尋這個答案的唯一方式。他要讓圖像和文字成為對話的橋梁，把光打向沉默的過往，把靜止的文物照得鮮活可愛，把孤立的遺存照得系統完整，把觀眾的“可惜了”照成“驚呆了”。

他說，按四川話講，這叫“文物是死的，但我們一定要把‘死寶’變成‘活寶’”。

《影子之城》的成功，讓余嘉徹底在廣漢打響了招牌。市政府招待客人用的兩本禮品書，一本是三星堆的畫冊，另一本就是《影子之城》。

2019年，余嘉從廣漢市文化館調任至廣漢市圖書館任館長。這是他完全陌生的管理崗位，多年以來，他習慣了單打獨斗或是小團隊合作，要管理面積6160平方米、館藏文獻100余萬的市圖書館，想想就頭疼。

廣漢市圖書館 圖源：鄧雨潔

2019年底，余嘉收到消息，三星堆祭祀區即將開始新一輪考古發掘。還沒等余嘉作出反應，《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圖片總編王彤的電話先打來了。兩人此前合作多次，余嘉已是雜志的特約攝影師。

王彤第一次見余嘉，就覺得這個小伙子帥氣、機靈、知識面廣、上手很快，兩人聊天也非常投緣。此時余嘉已經拍了不少廣漢當地的風光人文，攝影技術也磨練了出來。電話里，王彤語氣略顯興奮。他知道，以1號坑和2號坑已經出土的器物來看，這次針對祭祀區的考古一定非同小可，單位不會錯過，大量的版位等待填充。

為了能跟蹤拍攝，王彤特地出差到廣漢與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見面，表明了想做報道的想法。因為所在媒體的特殊性，希望能有獨家內容，所以委托余嘉拍攝。

與此同時，余嘉找到了師傅肖先進，提出想要參與拍攝。作為三星堆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肖先進的意見在三星堆考古發掘方面很有“重量”。肖先進大為支持，他找到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方以專業攝影師已配備為由拒絕。但肖先進沒有放棄，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堅持以人格擔保，余嘉的拍攝一定會呈現出不一樣的畫面。

這不僅是對余嘉的信任，更是老文博人的毒辣眼光。在他看來，余嘉的鏡頭不僅是記錄現實，更是文物的藝術性。而這種藝術化的創作手法，正是三星堆影像記錄，乃至整個考古文物攝影所缺少的。他曾對余嘉說，如果我們再不改變，就不需要人去拍照了，因為技術不斷發展，三維掃描拍攝精度只會越來越高，信息量越來越大。如果必須有人往前走一步，肖先進認為，“余嘉會是那個合適的人選”。

在王彤和肖先進的斡旋下，余嘉最終拿到進入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的工作證。

然而，得償所愿的余嘉，此時卻陷入惶恐和茫然。一邊是繁雜的圖書館事務，需要他迅速梳理并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一邊是從未涉足的考古發掘現場，對這類拍攝完全不知從何下手。

王彤對他的期待很高，他叮囑余嘉，這次拍三星堆一定要打破地域視角，不要只站在廣漢，只站在中國的角度，而是要站在全世界、全人類的高度上去拍，要對得起歷史，無愧于時代。余嘉不想讓任何人失望，更不想辜負肩上沉甸甸的使命與責任，可他忍不住懷疑自己：我真的可以做好嗎？

余嘉開始產生逃避的沖動。工作證辦好一個月，他始終不敢踏入發掘現場。開坑儀式時，他借機去福建出差，把拍攝任務丟給朋友。沒拍到開工儀式和搭建大棚的過程，是余嘉后來時常提到的遺憾。

另一位駐四川的《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特約編輯劉乾坤，每天給余嘉打電話，追問拍攝三星堆的進度。“那時真的很煎熬，兩邊的工作都像山一樣壓過來，完全不知道該怎么辦。去三星堆拍攝，我心里一點底都沒有，圖書館這邊又有那么多事等著我處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余嘉語氣中仍帶著一絲焦灼。

2021年的某一天，師傅肖先進突然來問余嘉：“華為最好的手機是什么？我要買。”余嘉感到奇怪：“我們買來干什么？”肖先進回答說：“買來獎勵給大功臣。”余嘉追問才得知，這次發掘發現了金面具，“大功臣”正是發現半張金面具的冉宏林。他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

“聽說發現了金面具，心里猛地一震，突然覺得自己不能再這樣逃避下去。這么重要的考古發現，我作為廣漢人，廣漢的攝影師，怎么能錯過呢？”余嘉說道。

金面具器物 圖源：余嘉

他開始努力適應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的拍攝工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昊是余嘉的朋友，此次三星堆遺址新一輪考古中，趙昊率領團隊負責8號祭祀坑的發掘工作，因其統籌全局職責，被稱為“坑長”。工作期間，考古人員一般每十天休息一天。休息時，趙昊經常叫上余嘉，帶著學生一起出去放松。

他回憶和余嘉的初次見面，“經人介紹，知道他是常駐攝影師。一開始，我感覺他拍照的速度挺慢的。別的新聞攝影師來，找幾個好看的器物拍幾張就走了，可后來我發現余嘉不一樣，他是想把現場完整記錄下來。”

2022年5月底，考古團隊正在做提取文物的預備工作，趙昊趴在神壇上專注清理灰土。狹小空間里，余嘉為了找個好角度拍照，緊貼著坑壁，找了塊極小的落腳地，蹲在那兒十分費勁。

“當時那個地方已經被我占了不少空間，他沒辦法趴在架子上，又得換著角度拍我們的工作場景。”趙昊提到，“他冒著危險，把手伸到吊車下面，身體半吊著，就為了能拍到我和同事手上的動作。從上面拍的話，根本看不到我們手上在清理什么，只有他這個角度才能展現出來。”

余嘉從下向上拍攝的文物圖源：余嘉

有時，王彤也會專程到發掘現場來，指導余嘉如何在不損害器物和打擾發掘工作的前提下進行布光和拍攝。王彤告訴余嘉，照片要盡可能豐富多元，一個器物從不同的角度去拍，要拍出和別人在玻璃艙外用手機拍的不一樣的視角，拍出身臨其境的現場感

事實上，余嘉并不是王彤知道的第一個用“藝術化”手法拍攝文物的攝影師，利用背景、打光增強感染力和吸引力不僅需要高超的攝影技術，還需要對藝術價值有所認知。王彤覺得，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應該賦予文物更多的色彩。

在逐漸適應并融入三星堆拍攝工作過程中，余嘉也越發深刻地認識到作為廣漢圖書館館長所肩負的責任。實現“對話”不容易，他作為一個日夜與文物相處的攝影師，尚且對三星堆只得一知半解，那么大棚之外，更多的廣漢人、中國人該如何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人？為此，他提出“以書為媒，共享美好藝術生活”的理念，積極推動圖書館文化活動的開展。

借此前有了妥善著落的古籍修復科室，余嘉籌備了古籍修復體驗活動，讓市民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和體驗古代遺存，感受傳統文化；他也邀請三星堆親歷人員分享故事，將神秘的三星堆文化帶到了市民身邊。

廣漢市圖書館舉辦的古籍修復體驗活動

圖源：廣漢市圖書館

不同于以往單點突破的辦事風格，深入參與三星堆考古發掘拍攝后的余嘉，看問題更加全面、一針見血。同事侯杰提到，余嘉格外關注廣漢市圖書館少兒讀者區域，要求監控系統需要隨時可調取，方便家長關注和記錄孩子在圖書館的狀況。同時，他還牽頭收集三星堆考古親歷者的聲音故事，將珍貴資料進行整理歸檔；計劃在圖書館打造三星堆數字庫，把自己拍攝的一手照片資料上傳到圖書館網站。

在這個過程中，余嘉不斷成長，逐漸褪去了初任館長和初涉考古拍攝時的不安和迷茫。剛到市圖書館的時候，有同事稱呼他“余館長”，余嘉總覺得不太適應，因為“長”不僅是職位，也是一種責任。現在他坦然多了，不說干得多好，至少盡心盡力，不敢懈怠。

直到三星堆考古發掘工作結束之前，他都過著這種“雙線作戰”的生活。每天早上八點半，他準時出現在圖書館，處理館內事務。一有空閑，他就扛著設備趕往發掘現場，拍攝考古工作的進展。拍攝結束后，他又匆匆返回圖書館繼續工作。

余嘉專門買了一塊智能手表接電話。一方面，考古現場不允許帶手機靠近；另一方面，他需要隨時保持通信暢通，以便應對突發情況。為了避免設備受損，他也從不在汽車后備箱放相機，而是將相機包放在圖書館門衛鐘大爺處保管，下班后再去取。

2024年，余嘉提出讓圖書館“動起來”的理念，不僅是改造環境，還要吸引老百姓走進圖書館。他邀請來自成都的總工程師和設計師為圖書館改造出謀劃策，并積極爭取資金，他希望用五年、十年的時間為市民提供更好的環境。

侯杰見證了這一切，她從19歲就在圖書館上班，經歷了四任館長，余嘉是第四位。在與余嘉共事的過程中，侯杰看到了他從逃避到主動，從生疏到精通的成長與變化。她說，余嘉是最合格的“館長”。

余嘉曾經問趙昊，某件器物是什么，趙昊說可能是一個銅鼓。挖著挖著，露出更多細節后，余嘉又跑去問趙昊，你再看看這是什么。趙昊回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余嘉覺得奇怪，“一個北大專門做考古的教授，又參加過全國多個大型考古發掘，怎么會不知道這是什么”。趙昊說：“鬼才知道古蜀人是怎么想的。”

從業30多年的上海博物館文物修復師張佩琛也跟余嘉說過，凡是青銅器的碎片，只要交到我的手里，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器物上的，但三星堆不行，我以為已經修完了，但時不時又會冒出來一個碎片。

這正是三星堆祭祀坑獨有的特征——里面有大量的、分散打碎且被火燒過的碎片。比如至今收藏在三星堆博物館的青銅鳥足神像，是由1986年發掘的2號坑出土的銅鳥足人像、2021年3號坑出土的爬龍銅器蓋、2022年8號坑出土的銅頂尊撐罍曲身人像、銅持龍立人像、銅杖形器等部分組合而成。誰也不知道，千年前的古蜀先民為什么要把數量如此龐大的器物打碎焚燒，分散埋葬在不同的祭祀坑。

青銅鳥足神像 圖源：三星堆博物館

余嘉走進考古現場，祭祀坑里的器物遠遠看去七零八落，尤其是3號坑又窄又長，晃眼一看更像是一個小型垃圾站。這么多碎片，怎么拍好三星堆？余嘉想了又想。

金大朝是故宮博物院金屬文物修復保護團隊中的一員。從考古發掘現場的監測，細致到祭祀坑內的環境、文物本體狀況，到文物出土瞬間的緊急保護，防止其因環境變化受損，再到后期實驗室里精細的修復和深入研究，每一個環節他都參與很深。

金大朝喜歡余嘉的拍攝方式，從不干擾考古人員正常作業，這讓他們感到十分舒適。在祭祀坑內，余嘉像個靈活的觀察者，背著專業的攝影設備，小心翼翼地在狹窄的空間里尋找拍攝位置。他的動作輕盈而謹慎，避免觸碰到周圍的文物和設備，眼睛時刻觀察著發掘的進程，一旦找到合適的角度，便迅速按下快門。

余嘉正在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工作 圖源：余嘉

在修復工作室里，每次拍攝前，余嘉總會主動走到金大朝身邊，輕聲詢問對文物修復的要求。他會認真聽對方關于文物原本顏色特征的描述，還會拿出小本子，快速記錄下關鍵信息。金大朝回憶，“他的這種態度，讓我們都很愿意和他合作。”

現場另一位文物保護工作者劉瀚文的感受與金大朝類似。他記得，有時候余嘉為了不干擾正常的考古工作，會選擇在大家收工后才開始拍攝。現場人員下班時，余嘉早早就等在一旁，手里拿著各種燈光器械，隨時準備下坑拍攝。

他們還曾有過一次正式的合作。在評估青銅器從出土暴露在空氣中，到從坑中提取出來這段時間的保存現狀時，劉翰文團隊遇到了難題。由于入駐現場時，部分器物已經發掘得差不多了，前期的照片缺失，使得評估工作缺少連貫性的資料。

得知劉翰文團隊的需求后，余嘉精心挑選出針對重點器物定期拍攝的照片。那些照片被存儲在四、五個5T的移動硬盤里，余嘉挨個查找，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三星堆的照片，這讓劉翰文驚嘆不已。這些照片為評估工作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幫助劉翰文團隊更準確地判斷器物出土時的保存狀況。

準確記錄不算什么，只是攝影師最本職的工作，玩弄光影、捕捉對話才是余嘉真正想做的事情。

傳統的文物攝影多采用“正投影”拍攝，從正上方拍攝文物，盡可能多地呈現文物信息。這種拍攝方式雖然能滿足記錄需求，卻缺乏情感和生命力。拍攝過程中，王彤和余嘉交流頻繁。發掘現場在大棚里，光線不好，王彤建議余嘉利用自然光和人造光源結合的方式拍攝，還得設計角度，不能簡單地從一個方向拍。

王彤強調，每張照片都是歷史的記錄，比如青銅器出土時不同的狀態，一旦錯過就無法重現。 “ 有件青銅器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外面的照片（指余嘉作品《蘇醒》），取出來后就再也拍不到了，這就是獨一無二的歷史瞬間。 ”

王彤說，“攝影是光的藝術，要拍出立體感，把相機或燈光放里面，制造側光效果，這樣拍出來的東西才立體。”這話提醒了余嘉，他意識到，通過光影和構圖賦予文物更多的故事性的關鍵就是打光，必須首先打破正投影的拍攝傳統，讓光“活”起來。

這么做的第一個困難，就是下到坑里。發掘工作剛開始時，雖然余嘉和三星堆博物館方很熟，但是過去大多數考古發掘項目都不會專門配備攝影師，頂多安排一個現場記錄員，想要在發掘現場“自由穿梭”，還沒那個先例。

祭祀坑里第一次發現人頭像時，余嘉正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中江開會，原本下午還有其他安排，但他也顧不上了，立馬縮回廣漢拍攝。緊趕慢趕回到現場，拍完一輪，三星堆博物館現館長雷雨正好也在旁邊，余嘉直接把相機遞給雷雨看。雷雨看完點點頭，覺得拍得挺不錯的，說：“你直接下坑拍吧。”余嘉聽到又驚又喜。

下到坑底，離器物已經非常近，能夠拍攝的角度和內容也更加豐富，完全是站在上面拍攝所不能比的。這次，余嘉在坑底拍的照片讓現場專家們刮目相看。劉瀚文至今存著余嘉拍攝的一張3號祭祀坑中方尊出土提取前的照片，“它完美呈現了我研究的青銅器銹蝕物特征，所以每次做講座都會用這張圖來講解。”

以前余嘉每次下坑拍攝都要單獨申請，后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跟余嘉說，“嘉哥，你以后不需要申請了，要下就直接下。”

圓口方尊 圖源：余嘉

有了足夠自由的發揮空間，余嘉的手法也越來越大膽創新。3號坑的張順利主要負責文物出土的視頻拍攝工作，有時人手不夠還會補位發掘工作。考古攝像要求精準記錄文物出土的第一瞬間，文字記錄、拍照、影像記錄缺一不可。而且，像土質土色的變化、分層這樣看似不起眼卻對后期還原考古環境至關重要的信息，都要細致地捕捉進鏡頭。

每次準備提取文物時，張順利都會提前和余嘉溝通。他會詳細告知余嘉文物的大致情況，如文物的尺寸、形狀、可能的出土難度等，讓余嘉能夠提前做好拍攝準備，選擇合適的拍攝設備和角度。

他們拍攝時使用的工具主要是補光燈，3號坑方艙內有兩個，余嘉自己帶了一個。由于余嘉對光線的要求極高，張順利需要按照他的指示，不斷調整補光燈的位置、角度和亮度。有時為了達到理想的光線效果，一個動作要保持很長時間，但張順利并不覺得枯燥，反而津津有味。

隨著拍攝增多，余嘉的經驗也不斷豐富。比如拍攝帶有彩繪的器物時，彩繪細節總是難以清晰呈現，這讓余嘉十分苦惱。他花費大量時間調整光線角度，從不同方向、不同強度打光，仔細觀察光線在彩繪上的反射效果。同時，他還不斷嘗試不同的拍攝距離，近景、中景、特寫，逐一對比效果。

還有通過調整明暗對比，突出不同青銅人頭像完全迥異的氣質；巧妙利用側光，突出青銅器表面破損的紋理，營造出歲月滄桑感；用頂光照亮主體，再通過側燈突出神壇鏤空部分細節，營造莊重神秘氛圍……余嘉逐漸找到了竅門，飛速進步。

有領導第一次看到余嘉拍的“藝術照”時，覺得不知所云，“烏漆麻黑”，那段時間余嘉生怕自己被換掉。直到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掘的第一批照片公開，余嘉的照片受到公眾喜歡，很多網友留言：“這才是我想看的發掘現場。”這位領導也跟著轉變了自己的想法，后來只要有余嘉拍的照片，幾乎都會轉發到朋友圈。

當然，余嘉偶爾也會“翻車”。剛開始余嘉很喜歡拍象牙，黑乎乎一層，還拍了很多，王彤不滿意，直接說：“我看了都不行，肯定是不行，你是編輯還是我是編輯，象牙固然是好，但我能用幾張象牙？最重要的是器物。”

兩人還交流過設備問題。一開始，余嘉用的是1800萬像素的相機，王彤直言不行，“那是為奧運會設計的，追求速度，畫質一般。”他建議余嘉換一臺像素更好的相機。“以后三星堆建新館，肯定有一面墻用于展示照片，你那臺相機根本拍不出效果！”

后來，余嘉換了臺1億像素的富士相機，這種中畫幅相機感應器面積大，單個成像點能記錄更多信息，差值后能形成大文件，更適合記錄三星堆考古發掘這樣重要的場景。余嘉沒想到，王彤一語成讖，2022年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展出，真的有一面墻掛滿了他的作品。

換相機不僅提升了拍攝質量，還意外促成了余嘉與富士的合作。2021年三星堆考古直播大火，富士公司注意到了現場有人在使用富士相機，大為驚喜。此前富士一直想和國內文博圈合作，只苦于沒有合適的攝影師，于是趕緊截了圖到處打聽，看誰認識。一開始，富士以為是媒體記者，問了一圈發現不是，又到網上檢索，最后通過攝影師圈子層層找人把余嘉給翻出來了。

富士對余嘉的拍攝理念和作品非常認可，邀請他成為富士簽約攝影師。富士的正式簽約攝影師非常少，且只能一年一簽，2024年中國簽約攝影師僅11位，余嘉是其中一個。

回到考古現場，余嘉認為，除了記錄文物的真實狀態，攝影師還應該在光影表達的基礎上，探索個人的藝術化創作。沿著這個思路，余嘉很快“進化”出了新的攝影理念，即故事化、內涵化的拍攝視角。

他每天在坑里逛來逛去，借著器物自然形成的姿態去尋找靈感。例如，當神樹露出一只飛鳥在上、一只老虎在下時，他自然地拍下了“飛禽走獸”的畫面；散落在青銅器間的青銅小人，像是打開一扇門正在好奇地向外探頭，也被他迅速捕捉下來。

此次發掘，有一個龜背形網狀器是首次被發現，其正上方正好端正地坐著一個小人，像是在祭拜。這張照片很特殊，渾然天成的狀態讓很多人誤以為是擺拍，余嘉擺了擺手說不是，挖出來就是這樣。

龜背形網狀器 圖源：余嘉

三星堆一共出土了兩個沒戴面具的人頭像，其中第二個就是在這次發掘中發現的。余嘉看著他的側臉在坑里剛剛露出，面帶微笑，給人奇特的安詳感，于是突發奇想將青銅器按照佛像的拍照方式去拍。照片里青銅人頭像“珠圓玉潤”，神秘又親切。還有一張照片是神壇上一大一小兩個青銅器，余嘉聯想到《大話西游》里面的孫悟空和大佛，用青銅的冰冷塑造出了兩個靜物之間的宿命感。

青銅人頭像躺在祭祀坑土堆里 圖源：余嘉

好故事需要天時地利，余嘉也不知道能不能再遇見。因此大多數時候，他的精力放在如何通過照片展示文物背后深厚的文化內涵，這些才是可復制的路徑。在拍攝每一件三星堆文物之前，他都會深入研究其歷史背景、可能的用途以及在古蜀文化中的地位。

有一次，余嘉注意到器物墨綠色和黑色銹跡之間夾雜著一點難以察覺的黃色。他帶著這張照片請教劉瀚文，才得知這種黃色名為鉛錫黃，通常是人工制備，在油畫或者琺瑯器上當作顏料使用。而三星堆青銅器銹蝕中發現的這一類化合物，卻是在自然腐蝕的過程中產生的，可以說極為罕見。他特意把這一點不一樣的黃，放在了照片的顯眼位置。

方口方尊 圖源：余嘉

隨著考古進程的推進，一些器物被提走，組合形態發生變化，露出的內容也有所不同。余嘉需要在這些變化中不斷尋找靈感。好在三星堆此次發掘屬于研究型發掘，三年時間每個坑都需要一層一層進行掃描記錄，這給了余嘉更多時間創作，也有回去畫分鏡頭、補拍的空間。

余嘉的拍攝理念也逐漸影響了考古隊員。他們開始意識到，文物攝影不僅僅是記錄，更是有著不俗的現實意義。后來，青銅大面具出土，原本的顏色被泥土、絲織物殘留、玉器殘渣和海貝所掩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復師任俊鋒在清理時有意識地先將右臉全部清完，留下左臉，方便余嘉“出片”。

對自己說得過去，對考古團隊也能交代了，可余嘉還是不滿足。

他的終極目標，是為三星堆拍出一種統一的影像風格與氣質。就像故宮，隨手一拍就知道是故宮，誰來都是那個味，不會認錯成是盧浮宮。在他看來，只有這種影像風格徹底成為共識，三星堆的文物才是真的“會說話”了，因為那時每一個觀眾都能理解它們在說什么。余嘉把自己的小野心做成了彩蛋，到處演講，演講名字就叫做“見器如面”。

2021年，三星堆發掘現場即將迎來首次直播。時間緊迫，發掘人員都開始趕工期，白天發掘，晚上掃描。余嘉穿上防護服傍晚進坑，直到凌晨四點才出來，不上廁所也不吃飯。因為每次掃描，都會把整個坑上覆蓋的塑料薄膜掀開，能完整看到整個坑內的情況，余嘉覺得機會實在難得，一分一秒都不想放過。

這股狂熱的干勁保持了很久。2022年大年三十，一家人正在看電視，下午余嘉突然接了個電話，轉身拿了個大包就出了家門，年夜飯都來不及和家人吃。“你爸爸肯定又去拍三星堆了！”妻子邱學慶沖女兒余童無奈地笑了笑。

一次，余嘉蹲在8號坑東邊只有80公分寬的地方找角度。大約半個小時之后，余嘉滿意地收起相機，準備起身，一用力卻發現腰僵住了，動彈不得。他整個人踉蹌了一下，相機也直直朝著坑里墜，余嘉心一緊，他不擔心自己，只怕相機摔下會破壞現場。好在前期的安全防護措施到位，相機帶拴在余嘉手上，沒掉下去。

余嘉疼得眼睛鼻子皺作一團，沒有說話，忍痛用手撐著地爬到一旁，翻出手機給醫院工作的朋友打電話，朋友問了情況之后判斷是彎曲時間太久，膜卡住了，要盡快回去躺平。余嘉聽完覺得問題并不是很大，又弓著腰拍了一個小時，最后讓掃描隊員幫忙背相機包，自己開車回家躺了一晚上。

每次拍照至少需要四十分鐘，各種凹造型、找角度。早些時候，穿防護服認不出人時，大家會說“凹造型的那個就是余老師”。這么高強度的彎腰工作，不出問題才奇怪。但他不介意這點工傷，被一塊三千年一遇的“餡餅”砸中，除了愉悅腦子里想不到別的。

在極致的投入中，余嘉仿佛有種錯覺，自己能讀懂三星堆，甚至在精神上與古蜀人相通。

有一次，趙昊發現了一件帶有紅色彩繪的器物，他知道彩繪很容易掉色，得趕緊記錄下來，于是馬上叫余嘉過來拍照。當時器物一半朝上，一半壓在土里，朝上的部分紅色彩繪已經斷斷續續不太明顯了，但他們猜測下面的部分保存得更好。等把器物翻過來，現場幾人驚呆了，紅色簡直嬌艷欲滴，那是朱砂。

余嘉迅速按下快門，記錄下這個瞬間。拍完器物，他還注意到地上因為彩繪留下的印跡，余嘉能感覺到，這些印記“保留了一些很生動的東西”。又是找角度，又是打光，費了不少心思，就為了把這個凹下去的印子拍出美感和價值。

他說，“任何的神秘的東西，或者說歷史的東西，本質就是一個器物。在當時它就是一個鮮活的東西，被人拿在手里使用，或者被供起來祭祀，鑄造它們的古人有很多想法寄托在上面。透過這個印跡，那個時代好像凝固下來了，我在拍它，我和它之間的距離只有時間，什么都沒有變，只有我們之間的三千多年。”

后來余嘉把類似的照片整理成了一組，取名叫《印跡》，時間印在泥土里的痕跡。它們都是文物從坑里提取出來后，土層里留下的痕跡。這些痕跡不是簡單的外部輪廓，里面還有粘下的青銅。但這種狀態只能維持十分鐘，一旦脫水，顏色就會暗淡。余嘉利用反方向布光，讓陰影折返回去，讓凹陷的痕跡看起來凸起，拍出的印跡甚至比青銅器本身更為精致。逼真程度甚至讓雷雨館長說：“你把我燒（騙）慘了。”

《印跡》系列之一 圖源：余嘉

后來三星堆發掘結束，一大群人聚餐，余嘉把一張青銅人頭像留下的印記給在場的工作人員看。許多人驚嘆，余嘉一抬頭，看見有人已經淚流滿面。

還有一張青銅鳳鳥留下的印跡，顏色五彩斑斕，其中也包含劉瀚文曾對余嘉科普的鉛錫黃。專家們分析，它的出現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坑里的文物被燒過，達到了一定的溫度；二是有氧的參與，因為文物和地面只隔了兩米的土層，周圍全是水田，氧氣含量不低；三是祭祀坑最上層的象牙，被腐蝕之后，生成的酸和青銅器產生了化學反應。

古蜀人開的頭，中間三千年火候正好，才等到了余嘉相機亮起的一刻。他相信自己沒有辜負文物，以及將文物托付于地下的三星堆。

作為圖書館館長，余嘉出去交流和開會的機會很多，但拍攝發掘的這三年他幾乎不去外地出差。唯一一次是廣漢獲得天府旅游名縣的稱號，領導點名要帶余嘉去。那時除了3號坑和8號坑，其他坑已經基本發掘完成。8號坑進入象牙層，短時間不會有變化，唯一的變數就是3號坑了。余嘉心里非常惱火，他將此事告訴3號坑坑長徐斐宏，徐斐宏直接說：“沒幾天，你不在我不會提重要器物。”于是，余嘉安心去九寨溝出差。

去九寨溝出差需要坐長途汽車，余嘉暈車很不舒服，加上飲食也不習慣，因此回來那天沒過問現場，回家吃了飯倒頭就睡。凌晨一兩點鐘，他突然夢到一個修長的青銅人頭像半躺在坑里，這是從來沒出現過的情況。自己幾天沒有去現場了，難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第二天一早，余嘉開車行至天府大道，有一段路正在修下穿隧道，所以需要拐彎。正在這拐彎的地方，余嘉給徐斐宏打電話，問他，“這兩天是不是有新發現？”徐斐宏很奇怪：“你怎么知道，誰告訴你了？”

國慶節時，徐斐宏帶著余嘉到坑里準備提取，這次，余嘉穿好了防護服正式下坑拍攝。順著梯子往下走，余嘉驚呆了，這和他夢里看到的器物一模一樣，連傾倒的角度、露出地面的部分都絲毫不差。

《蘇醒》 圖源：余嘉

余嘉打了燈，把相機放到坑底，花兩個小時復刻了一張和夢里完全一致的照片。后來，《人民畫報》將這張照片選為《中國考古黃金十年》專題報道的開篇圖。

包括坑里的發掘人員在內，很多人問過同一個問題，“嘉哥，為什么只有你能拍出不一樣的三星堆照片？我們也是天天待在坑里，怎么也沒看出來？”余嘉也不知道答案，他將原因歸咎于用心的代入。同事們“不明覺厲”，卻更加尊重他，配合他拍攝。

在展廳的文物拍攝難度很大，器物的擺放方式或形態已經被人為干預過，布光固定。余嘉曾經和徐斐宏打電話，說自己想在展廳里拍些東西，但很難拍。徐斐宏回答：“我相信你會拍好的。”隨后停頓幾秒，說：“因為我們都認識你。”

2021年3月，三星堆3號坑內埋藏的文物全面呈現，一個位于坑中部偏南背面朝上的青銅大面具十分顯眼。余嘉一直在等待青銅大面具提取，多次和提取人員溝通過預估提取時間和提取方式，構思畫面布局。

直到6月23日——青銅大面具的預估提取時間，早上余嘉問了不少人，都說今天下午不會提，明天才提，因為被另一件文物擋住了。于是余嘉準備正常去圖書館上班。上班之前，余嘉想著有時間還是去坑里轉一圈，于是把儲存卡裝好，背上器材出門了。

下午三點十二分，余嘉接到3號坑坑長徐斐宏的電話：“嘉哥，你來不來？”“干啥？”“我們要提大面具了。”余嘉以為和往常一樣提取過程緩慢，就說等會兒過來，徐斐宏著急了：“我十五分鐘之后就要提！”余嘉慌忙起身，開車往七八公里外的發掘現場趕，生怕趕不上。

半路上，余嘉火急火燎，徐斐宏反倒發來微信：“你別慌，我們等你。”到發掘現場，余嘉穿好防護服就往里沖，一路綠燈，直接省去了以往簽字等多個環節。透過玻璃大棚，余嘉看到發掘坑兩邊里三層外三層站滿了人。余嘉心一涼，這下完了，機位沒了。

轉頭，余嘉看到坑邊的核心機位站著的文保人員小馬，就問：“小馬那個位置，我可不可以去那拍？”“趕緊的，就是專門給你留的。”

直到余嘉到位，坑里工作人員才結束“磨洋工”，任俊鋒帶領團隊開始提取。和預估點位差不多，余嘉正躺在坑邊，相機舉過頭頂，想要抓拍大面具出土的第一個正面，任俊鋒此時也從下而上去看大面具，四目相對，成就了一張經典。

任俊鋒提大面具 圖源：余嘉

三星堆是重要的契機，它讓共患難的“坑友”們結下了深厚友誼。

王彤和余嘉認識多年，見面次數卻非常有限，兩人從來沒覺得生分，一打起電話或者見面，說話很隨意，“像是天天都見一樣”。余嘉有時候喝多了就會給王彤撥個電話，王彤也不覺得煩。

余嘉不喜歡挑照片，每天拍完以后也不會挨個翻看，而是憑感覺找照片提交，因此時常漏掉一些好照片。王彤偶爾會到余嘉工作室和他一起挑照片，他們在余嘉的工作室花了很長時間，余嘉忙得趴在桌子上睡著，王彤就自己接著挑，他對照片內容很熟悉，知道哪些適合雜志。

有時，余嘉挑得煩躁，王彤打趣，“這些都是你拍的，算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能說煩？”

工作之余，金大朝和余嘉的交流更加頻繁。在三星堆工作的日子里，他們常常一待就是一兩個月，下班后一起喝茶或是吃火鍋。張佩琛稱呼余嘉為“大師”，他對余嘉說：“大師，你是我在三星堆工作這么久最大的收獲，沒有之一。”工作多年，張佩琛都沒有一張像樣的工作照，余嘉在修復室為他拍下不少。

余嘉拍攝張佩琛工作時 圖源：余嘉

在三星堆博物館背后，城墻、河溝的發掘工作還在進行，余嘉空余時間就會背著相機包到現場去，幫考古隊員做器物照片的拍攝工作，或是用無人機拍現場俯視圖。

發掘現場有很多穿著樸素的民工，他們大多是附近的農民。自從三星堆出土文物之后，大大小小的發掘項目數不勝數，考古隊會請當地農民在農閑時一起參與發掘工作。如今，他們大多已經有七八年考古經驗，手法和工具的運用相當熟練。

余嘉給每一位農民都拍一張照片，讓他們單獨拿著工具站在自己發掘的坑前，并記錄下他們的名字。這是余嘉2025年要做的另一件大事，他想把視野聚焦到參與挖掘的具體的人身上去。

這樣的故事不少，和余嘉有過相處的人，常常被他的專業和人品折服。2025年1月7日，四川廣播電視臺制作的紀錄片《重返三星堆》在央視上映，分集導演趙鶴亭告訴余嘉，他把余嘉的名字也放在了片尾“攝影支持”一欄。余嘉覺得受之有愧，并沒有幫什么忙。

但趙鶴亭的態度很堅定，他說：“別的不說，有不少拍攝機位都是跟你學的。”余嘉聽了很高興，他喜歡這種感覺，雖然同事們都已離開廣漢，但只要彼此真心記掛，天涯也若比鄰。

回憶起故事的開始，余嘉硬著頭皮走進玻璃大棚覆蓋的考古現場。艙內濕度很高，口罩遮住口鼻，呼出的水汽會順著鼻尖縫隙在眼鏡上形成一層水霧。那時，3號坑還在挖探方，沒有器物露出。他不知道拍什么，也不敢在坑里隨意架三腳架和燈，只好端起相機拍下考古工作人員的工作照。

余嘉和考古隊員們的合影 圖源：余嘉

當時正值疫情，加之考古發掘現場要求，進坑手續繁雜。余嘉去現場辦公室找防護服穿，抬眼看到一位戴著一副銀色扁框眼鏡，不茍言笑的人，他把防護服一把扔給余嘉。這是余嘉進坑見到的第一位現場人員，被稱為三星堆“大內總管”的吳長元。

一千多天后的封坑儀式上，所有工作人員一起拍了一張合影。站在最前面的三個人是三星堆的第一代考古人，肖先進、陳顯丹和陳德安，后面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余嘉站在建設的建字下方。他曾為歷史里靜止的文物打光，為一個文明再現于世打光，為生活在廣漢、生活在考古工作一線的人們打光，

如今，閃光燈亮起，相機記錄下250萬流明照亮他的短短一瞬間。

余嘉和三星堆考古人員合影 圖源：余嘉

本文主要完成于2024年12月。

作者｜胡世鑫 鄧雨潔 許 愿 杜銳峰

注｜馮平對本文亦有貢獻

編輯｜杜銳峰

指導老師 | 陳顯玲

值班編輯｜王姝文

運營總監｜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