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人而非解決問題，為何成了企業公關的最優解？

等了近一周，鎂的依然沒有獨立發表聲明與調查通報，也沒有對之前的媒體回應做進一步解釋。結合當事人張女士的沉默，基本可以判斷，雙方多半已在私下簽了和解協議。

關于此事我已寫了兩篇文章，在某平臺也有十多萬閱讀，算是出了一份力。不過事已至此，再繼續追問下去既無必要，也無意義了。

總之結果不是太壞。張女士從巨大的壓力中解脫，也解決了其父親的工資問題，雖然信仰可能就此崩塌，但至少全身而退了。

至于鎂的，那就更是戰略大勝利了——不僅通過一系列手段將輿論范圍控制在了局部，還用“裝死”的方式避免了自身像西貝那樣卷入無休止的自證漩渦。接下來只需等人們焦點轉移、憤怒消失，就算安全渡過危機了。

當然，對于這樣的策略，很多人不理解，畢竟相比于費時費力的花錢公關、壓制言論、與網友斗智斗勇，承擔一旦失敗便遭反噬的巨大風險，主動承認錯誤、彌補過失明顯更具長遠好處，更能贏得人們的贊譽與信任。

確實，我們從小就被教育“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亡羊補牢，未為遲也”“能補過者，君子也”，認為犯錯不要緊，只要敢于承認、誠懇道歉、盡力彌補，那就是浪子回頭金不換。反而那種死不認錯、逃避責任者，應人人敬而遠之。

然而，這套邏輯并不適用于企業。在犯錯這件事上，企業通常并不想承擔責任，更沒有長遠眼光。

從利益衡量來看，企業承認錯誤，的確可能因主動踐行社會責任，在信譽上加分，但這種抽象加分要轉化為實際利益不僅用時長、見效慢，而且變數多。

與不確定的回報相比，一旦承認錯誤，那花錢賠償、產品召回、停工整改可是馬上就到，嚴重影響業績不說，應對不力還可能被媒體放大，挖出更多黑歷史。

相反，壓制個人、雇傭水軍、私下和解不僅用時短、見效快，如果能成功將問題扼殺在搖籃，那負面影響與成本花費更是小得多。

因此，企業愿意這樣做，也有能力這樣做，越大的企業越是如此。

企業擁有足夠的資金、法律團隊、媒體關系、安保資源，甚至地方保護。既可以律師函警告、舉報刪帖封號、壓低輿論熱度，也可以選擇私下和解、軟硬兼施。

實在不行，還能簡單粗暴要求執法機關介入，將民事糾紛刑事化。遠的比如鴻茅藥酒事件，近的比如質疑校服質量被拘7天。

在個人與企業的較量中，除非是羅永浩這類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且恰好踩中了社會痛點，否則在資源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個人只有被拿捏的份兒。

那企業如此膽大妄為、踐踏個人權利需付出什么代價嗎？很遺憾，沒什么代價，至少與給當事人帶來的傷害相比，基本無虞。

可以說，個人得到的司法救濟與制度保護遠低于企業，除非證據十分確鑿，否則吃不了兜著走，但企業卻能利用某些法律的模糊性、執法的選擇性，最大程度的對付個人。

這導致名義上所有人都適用相同的法律條文，可最終承擔的后果卻天差地別。換言之，企業壓制、回避 → 事后暴露 → 代價極大的風險鏈條其實并不成立。

這就是為什么某為在251事件后，可以有底氣地說：如果李X元認為他的權益受到了損害，我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某為。這也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有意愿、有能力加上環境允許，共同構建了企業的行為邏輯。盡管輿論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個人與其對抗，但真正的話語權并不掌握在人們手里，所以我說，對于張女士而言，這個結果并不壞。

不過，在該事件中也不是沒有輸家，消費者與工人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