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一個月，班上29人吃抗抑郁藥，厭學孩子的父母有這些共性？

每逢開學后，各大精神衛生中心的心理科診室永遠排著長隊。

有高中家長說，孩子班上50人里，竟然有29個學生在吃抗抑郁藥……

本學期開學不久，來自湖北和江蘇的兩例中學生輕生事件，更是讓全國各地家長的心頭蒙上了陰霾。

與此同時，開學后北京大學的心理健康咨詢預約，每個時間段點進去，都是預約爆滿。

圖源小紅書@芝士魚魚

據《柳葉刀》子刊最新研究，中國兒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礙患病約3080萬例。這批孩子，是厭學乃至休學的高頻群體。

根據調研，超過50%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經歷過休學，平均休學通常不止一次（1.78次），多在初中期間休學（14.16歲）。

而每個抑郁癥孩子身后，都站著一個同樣迷茫的家庭：

有的剛遭遇“晴天霹靂”，對孩子的確診無比焦慮卻無所適從，“我們承認自己不懂，但愿意為他去學習”。

有的仍在陪伴孩子漫長抗爭，“我們開始學著好好說話，孩子變成這樣是我們的責任。”

有的則在教訓中艱難覺醒，“我女兒被救了回來，但不是每個人都這么幸運”。

三個孩子的故事，更是三個家庭的故事，他們的經歷，呼喚著更多人關注和支持抑郁癥孩子的情感療愈。

1

孩子確診抑郁癥后

爸媽反復詢問“是不是搞錯了”

14歲的阿哲走進心理科診室時，手指還在無意識地摳校服袖口。

校服上印著的校名，象征著他三年間轉的第三所學校——父親的工作調動讓他從縣城到地級市，再到如今的省會城市。

新學校的同學早已形成固定的小圈子，他插不進去；課本進度不一樣，數學課上老師講的函數，他連基礎概念都沒聽過。

漸漸地，阿哲開始躲著同學，課間縮在座位上假裝看書，放學故意磨蹭到最后一個走，晚上躺在出租屋的小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總循環著“我怎么這么沒用”。

母親最早發現他的不對勁：以前愛說愛笑的兒子，現在回家就關房門，問他在學校過得怎么樣，只能得到千篇一律的敷衍。

“給他買喜歡的籃球，以前都是歡天喜地去和朋友玩，現在就扔在床底下落灰。我覺得奇怪，但是問他也不說。”

直到有天晚上，母親起夜時發現阿哲在衛生間偷偷哭，手腕上有幾道淺淺的劃痕，才慌了神，第二天一早就帶他去了醫院。

阿哲確診了輕度抑郁癥和焦慮癥，拿到診斷書時，父親的聲音都在抖，他反復問醫生：“是不是搞錯了？孩子就是有點內向，適應適應就好了。”

母親則在一旁抹眼淚，想起網上一些“抑郁癥是矯情”“靠意志力就能好”的說法，竟真的試著跟阿哲說：“你就是太脆弱了，多跟同學打打球，別總胡思亂想。”

這話當然沒起到作用，阿哲反而更沉默，連飯都吃得少了。

復診時，醫生推薦阿哲的父母去聽抑郁癥科普講座，當聽到“頻繁轉學導致的社交斷裂，是青少年抑郁的重要誘因”時，父母才恍然大悟。

“我們以為給孩子更好的生活環境就夠了，實在是忽視了他的意愿，每次剛交到朋友就又搬家了。”

從那以后，家里的氛圍慢慢變了。父母不再逼阿哲盡快融入班級，也不再催他補齊新學校的學習進度，而是幫他報了線上數學輔導班，由著他從基礎學起。周末，阿哲不再參加安排得滿滿的補習，而是和父親一起去公園打籃球。

兩個月后再次復診，醫生說阿哲的抑郁情緒有明顯緩解。那天回家，阿哲主動跟父母說：“我們班有個同學也喜歡打籃球，下次我想約他一起。”

母親激動得差點哭出來，她看著重新打起精神的兒子，想起講座上說到，孩子患上抑郁癥時，家長的“不慌亂”比“多用力”更重要。

“我們承認自己不懂，但是為了兒子愿意去學習，愿意更耐心一些，多陪陪他，有用實在是太好了。”

阿哲的故事，是無數初遇抑郁困境家庭的影子。很多時候，家長的慌亂與誤解，會成為孩子康復路上的第一道障礙。

父母的及時轉向，不把抑郁癥當成孩子的錯，而是看作全家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是緩解孩子抑郁問題的關鍵一步。

輕度抑郁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家庭用錯誤的方式將孩子推向更深的孤獨。不妨聽聽孩子內心深處的聲音，他們所需要的，或許只是來自家人的支持與陪伴。

2

孩子“滿是爭吵”的記憶里

填滿了父母的忽視與傷害

在小棠的記憶里，父母的爭吵從未停過。

從忘了交水電費到對孩子不上心，一句話不對就能摔碎碗碟。有次父母吵到要離婚，吵醒了睡覺的小棠，父母都看到了，卻沒人過來抱她。

慢慢的，小棠學會了“閉嘴”。一回到家，她就把自己關在房間，用耳機堵住父母的爭吵聲，作業本上的字越寫越輕，成績從班級前十掉到中下游。

直到升入高中那年，父母因為給她報補習班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父親摔門時撞倒了她的書包，課本散落一地，小棠突然情緒崩潰，尖叫著把書扔得滿屋都是。

那次崩潰后，父母才帶小棠去看病，被確診為重度抑郁癥。母親坐在診室走廊里哭了很久，醫生的話讓她意識到，自己和丈夫的爭吵，早已在孩子心里刻下了傷痕。

醫生建議全家一起做心理咨詢，父親起初不愿意，覺得是孩子的問題，跟自己沒關系，但看到小棠服藥后仍頻繁情緒低落，還是妥協了。

第一次家庭咨詢時，咨詢師讓他們說說家里最溫暖的時刻，空氣沉默了很久。最后還是小棠小聲說：“小學時媽媽帶我去放風箏，風箏線斷了，我們追了一路，笑得肚子痛。”

母親聽到這話，眼淚又掉了下來，父親也紅了眼眶。太久沒關注過孩子的感受，他們甚至忘了，自己也曾是溫和的父母。

“我們開始學著好好說話。”父母約定以后不在孩子面前吵架，有矛盾就等小棠睡著后再溝通。

如此兩年后，現在的小棠，雖然還需要定期復診吃藥，情緒也會有反復，但已經能主動向父母表達情緒。“總體而言是向好發展的，我們不奢求她馬上康復，只希望不要再讓她更難受。”

小棠一家的抗爭之路，顯得十分漫長，也更加艱難。她的抑郁癥，源于家庭關系的裂痕，而康復的關鍵，也在于家庭關系的修補。

一般而言，如果孩子患上抑郁癥，其家長患病的可能性其實也很高。

根據斯坦福醫學院的綜述，在大多數抑郁癥病例中，大約50%的原因是遺傳的，大約50%源于其他因素。在一個不夠健康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孩子很難保持陽光向上。

很多時候，父母總以為給孩子物質就夠了，卻忘了孩子最需要的是溫暖的家庭。

抑郁癥的治療沒有捷徑，但當家庭愿意一起反思、共同改變，那么愛或許也能夠修補曾經的裂痕，給孩子更多與疾病對抗的力量。

3

孩子輕生被搶救回來后

一個家庭的悔恨與療愈

林溪從教學樓墜落的前幾天，外套口袋里還有一張皺巴巴的精神科掛號單。被送到醫院搶救的那三天，父母守在ICU外，幾乎沒合過眼。

母親一遍遍翻看林溪的手機，才發現女兒藏了太多秘密：

高中的QQ空間私密內容里，寫著她對生命的“無意義感”，當年被自己批評為心思不正；

剛上大學沒多久的第一張精神科掛號單，女兒從沒跟他們提過；

沒有關注任何人的社交媒體賬號里，最后一條更新內容是“太累了，好想歇會兒”。

但林溪的抑郁，其實早有征兆。

高中時，她因跟不上重點班進度而焦慮，跟母親說想轉到普通班，母親卻罵她沒出息；大學時，她不知道如何與陌生人相處，被室友孤立，和父母說在學校很孤獨，卻被要求要多適應，別總想著別人的問題。

她嘗試過自救。從大一開始，她就去精神科報了到，拿到抑郁癥確診書后，也嘗試去學校的心理咨詢室，卻預約了兩次都沒敢去。

從小到大，父母的反饋讓她認為情緒問題是“沒出息”的，是“羞恥”的，于是林溪把所有情緒都藏在心里，直到再也撐不住。

萬幸的是，她被救了回來。蘇醒后，她看著病床前憔悴的父母，沒說話，只是費力轉過頭盯著窗外。母親握著她的手，哭著說對不起，林溪的眼淚才掉下來。

那段時間，父母請了長假，24小時守在醫院，給她擦身、喂飯，即使得不到回應，也堅持和她說話聊天。

他們還加入了抑郁癥患者家屬互助群，跟著其他家長學習怎么跟孩子溝通，甚至去做了公益志愿者，在醫院給其他困境家庭分享經驗。

病床上的林溪，身體機能依然沒有完全恢復，但醫生的診斷讓這個家庭看到了一分希望：她的輕生傾向，已經不再強烈。

林溪家的教訓是沉重的，父母的忽視和指責，把孩子推向了絕望的邊緣，能在悔恨中重新學習如何愛孩子，是幸運之神的眷顧。

很多時候，家長總覺得孩子還小，不懂事，卻忘了恰恰是不懂得表演的孩子，他們的情緒從來不是小題大做；總以為學習最重要，卻忽視了心理健康才是孩子一生的基石。

林溪的幸運在于，輕生后能被救回來，這個家庭仍然有重新開始的機會；但不是每個孩子、每個家庭都有這樣的機會。

阿哲在家庭的陪伴下逐漸走出陰霾，小棠仍在與抑郁癥的抗爭中慢慢前進，林溪則在父母的覺醒中重新開始生活。

三個孩子的經歷，展現了抑郁癥對家庭的不同沖擊，也反映了抑郁癥比起個人的疾病，更像是整個家庭的痛苦。

研究表明，當孩子持續有癥狀未康復時，高達68.8%的家長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抑郁傾向（36.6%有抑郁傾向，32.2%高抑郁傾向）。即便孩子病情好轉，無明顯癥狀回歸正常社會，仍有46.2%的家長存在抑郁問題。

可以說，抑郁癥是整個家庭的潮濕。

而家庭同樣也是抑郁癥防治的第一道防線。

面對抑郁的孩子，家長需要摒棄“抑郁癥是矯情”“情緒問題不重要”的錯誤認知，把情緒教育納入日常。

多跟孩子聊感受而非成績，多關注異常信號而非表面乖巧，多給孩子試錯的空間而非過高的期待。

抑郁癥不是孩子的“病”，而是需要整個家庭甚至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挑戰。

它像孩子心里落了場漫長的雨，而來自家庭的溫暖，會讓他們知道這場雨總會停。

參考資料：

[1]男孩派：開學季兩個初三學生輕生事件：為什么越是優秀的孩子，心理問題越嚴重？

[2]谷雨數據：孩子抑郁休學，家長也在同一個漩渦里丨谷雨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