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故事之一，就是從小城鎮或村莊到大城市的移民。無論是從愛爾蘭小鎮去紐約，還是從中國鄉村去上海，人們面臨的內心掙扎是相通的。
見到科爾姆·托賓本人，很難將眼前這位精力旺盛、妙語連珠的“愛爾蘭說書人”和他筆下那些沉默、克制、情感深埋于心的角色聯系起來。
他已經年近七旬，眼珠是深邃的綠色，穿著一件亮藍色的長袖T恤，一副可以從中間打開、掛在脖子上的眼鏡是他獨特的標志。
他語速極快，思維敏捷，完全不需要提前看采訪提綱，拋出的回答時常引得全場大笑。聽他講話，像是在聽一場精彩的脫口秀。
事實上，科爾姆·托賓是當今英語世界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他是布克獎的常客，三次入圍最終短名單；憑借《布魯克林》和《大師》等作品，他將科斯塔圖書獎、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等一系列重磅獎項收入囊中；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布魯克林》，一舉入圍了三項重磅奧斯卡提名。
他被譽為“英語文學中的語言大師”，其文字精準、冷靜，卻擁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他的故事常常圍繞著一群相似的人——離開封閉的小鎮，來到紐約這樣大都會的年輕人，在時代與命運的夾縫中尋找自我身份。
這不僅僅是關于“離鄉”的故事，更是每一個離開“小鎮”的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擺脫的內心困頓。
從布魯克林到長島
一部女性遷徙史詩
在電影《布魯克林》的結尾，女主角愛麗絲·萊西告別故鄉恩尼斯科西，也告別了一段短暫卻刻骨的戀情，選擇回到美國，回到她與丈夫托尼的生活中。
這個結局讓無數讀者意猶未盡。十五年后，托賓令人意外地推出了續作《長島》，再次將讀者的視線拉回到愛麗絲身上。
“我本身是很厭惡續集的，而且我很慚愧，我寫了一部續集，”托賓坦誠地笑著說，“這完全在我自己的計劃之外，也沒有其他任何人叫我來寫。”
那么，是什么讓他打破了自己的原則？答案頗具戲劇性。“15年之后我走在街上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想法就擊中了我，于是我就開始寫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會寫。”
這個“擊中”他的想法，將愛麗絲的故事從1950年代的布魯克林，推進到了1970年代的長島。
當年二十多歲的愛爾蘭少女，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典型的美國中年中產家庭主婦。
一場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讓她帶著孩子，時隔二十多年再次回到了故鄉恩尼斯科西——那個在《布魯克林》中她拼命想要逃離，卻又魂牽夢繞的地方。
從布魯克林到長島，這個地理位置的變遷，本身就充滿了象征意義。
“首先是紐約的上西區，然后搬到布魯克林，再然后搬到了長島。” 這不僅僅是愛爾蘭移民的故事，也是意大利人以及許多其他族裔的故事。
人們離開擁擠的市中心，去郊區尋找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學校和一片可以裝點花園的土地。這幾乎是“美國夢”的一個縮影。
然而，對于愛麗絲而言，這個過程并非總是充滿陽光。在長島，她的生活圍繞著丈夫、孩子和龐大的意大利姻親家族展開。她看似融入了這里，卻依然感覺自己是個外來者。
當一個攜帶著丈夫秘密的陌生人敲開她的家門時，她在長島建立起的生活瞬間崩塌。這次回到愛爾蘭，不再是《布魯克林》中那個因為姐姐去世而短暫的返鄉，而是一次主動的、帶有某種決絕意味的“出走”。
托賓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時代變遷下個體的心理變化。
二十多年的歲月，足以讓一個地方天翻地覆，也足以重塑一個人。再次回到故鄉的愛麗絲，已經不再是那個懵懂、羞澀、凡事需要別人指引的年輕女孩。
她變得更加獨立，更有主見，也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這里有她古板的母親，有她曾經的戀人，還有那些窺探、議論的目光。故鄉，既是療傷的港灣，也成為了另一個圍城。
這種從鄉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回歸鄉村的經歷，在當下的中國也普遍存在。
托賓認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故事之一，就是“從小城鎮或村莊到大城市的移民”。無論是從愛爾蘭小鎮去紐約，還是從中國鄉村去上海，人們面臨的內心掙扎是相通的。
“你錯過了什么？你注意到了哪些事情？這些都是值得探尋的，我認為這是21世紀偉大故事的一部分。”
離開故鄉
才能更好地看清故鄉
“鄉愁”是托賓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但他的處理方式并不濫情。
他更像一個冷靜的解剖師，將這種復雜的情感細細剖開，展示其矛盾、模糊甚至荒誕的一面。
要理解他筆下的鄉愁，最好的例子或許來自他自身的經歷。
他在愛爾蘭小鎮恩尼斯科西長大，二十歲開始外出漂泊，讀書、工作，早早就體驗了四海為家的生活。
但是有段時間，他突然開始瘋狂地思念愛爾蘭。
“我會希望我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能夠吃上愛爾蘭的食物，吃到愛爾蘭的面包，喝到愛爾蘭的茶，但其實我本身根本就并不喜歡愛爾蘭的食物。” 他甚至開始想念那些自己根本不認識的愛爾蘭人，盼望能在新聞里聽到那些“其實并不有趣的愛爾蘭新聞”。
這種體驗的奇妙之處在于，當他真的回到愛爾蘭后，那份濃烈的思念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他發現愛爾蘭的圣誕節又濕又冷，遠不如德克薩斯的溫暖，于是他又“不知怎的又開始懷念德克薩斯”。
在托賓看來，“家”并非一個固定不變的實體，而是一種流動的、相對的精神狀態。
“當你離開一個地方，回到那個地方，又離開你回去的那個地方開始新的旅程的時候，通常你都會發現自己被困囿于這種關于鄉愁，關于家鄉、關于懷念、關于愛等等復雜的無法說的清楚的這種感覺里面……我們確實總是需要有一個地方可以去想念的。”
作家劉亮程曾說：“我們都有一個土地上的家鄉和心靈精神中的故鄉。”對托賓而言，那個“心靈精神中的故鄉”似乎只有在“遠方”才能被清晰地感知。
一旦你真的回去了，你會發現故鄉已經不是你記憶中的樣子，而你也已經不再是當初的那個你。
在《布魯克林》和《長島》中，愛麗絲兩次從美國回到故鄉，最終又兩次選擇離開。
對第一次離開的她來說，布魯克林是異鄉，恩尼斯科西是家；而當她在長島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再次回去，長島在某種程度上也已經成為了她的“家”，恩尼斯科西反而帶上了一絲“異鄉”的色彩。
她在兩個“家”之間徘徊、撕扯，尋找著自己的位置。這種動態的、非單一的故鄉觀，或許更能反映現代人的生存狀態。
女性、靜默與言語的房間
在托賓的“小說工具箱”里，有三樣最趁手的工具：個人經驗、想象力，以及從文學傳統中汲取的養分。
而他最擅長運用的，或許就是將這三者結合，去描摹女性豐富而隱秘的內心世界。從《大師》中的姐妹，到《諾拉·韋伯斯特》中的寡母，再到愛麗絲，他的主角常常是女性。
為什么偏愛寫女性？這要追溯到他童年的家庭環境。
他回憶說，小時候在愛爾蘭小鎮的家里，樓上是屬于母親和姨媽、姑媽們的“女性天地”。她們聚在一起，家里就仿佛變成了“一個歌劇院或者是一場交響樂”。她們熱烈地討論著衣服、八卦，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而樓下，則是父親和叔叔們的“男性天地”，男人們坐在一起，半天不說一句話，只是吐著煙圈，偶爾談論一下球賽里一個無關緊要的進球，顯得“實在是太無聊了”。
這段經歷讓他意識到，女性的聲音中蘊藏著一種強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作為小說家，他發現女性角色為他提供了更大的創作空間。
“作為一個小說家，你需要把你的人物放置在一些孤獨的時刻，讓他們在靜默中存在，”他說，“你需要深入他們的內心，把這種寂寞給填充起來。”
在他看來，在那個年代，一個從愛爾蘭去到紐約的年輕男性，可以去酒吧，可以去看球賽，街道是屬于他的。但對于一個年輕女性來說，她的空間是受限的，她的主場更多是臥室、盥洗室等內部空間。
這種物理空間的限制，反而催生了更豐富的內心活動和自我意識，而這正是小說最擅長捕捉的東西。
愛麗絲雖然不像男性那樣擁有廣闊的外部自由，但她擁有“極度的智慧”，懂得如何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感知世界，這讓托賓能夠更深入地寫到她們的內心深處。
在《長島》的結尾，愛麗絲再次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
托賓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選擇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局。“之后發生了什么呢？”這是許多讀者讀完后會忍不住問的問題。這正是托賓想要達到的效果。
文學負責提出問題，但不負責解決問題。通過創造愛麗絲這樣的意象，托賓探討了移民、偏見、孤獨與愛等宏大命題。
他認為，小說本身有自己的力量，“在這個分裂的時代，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去對抗一些偏見，讓我們去幫助一些外來者。
采訪結束時，托賓起身與我們一一擊掌告別，雖然年過70，卻充滿活力。這位總是在書中書寫“沉默”與“失去”的作家，本人卻充滿了“在場”的能量。
或許對他而言，寫作本身就是一場場永不停止的“出走”。離開滔滔不絕的此地，去抵達一個感情上更加真實的彼岸。
最后，誠摯感謝此次支持托賓中國行的酒店朋友們
文化不是標簽，是內心的熱愛。
文、編輯：海帶
攝影：思宇
?外灘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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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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