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刺破的母職真相，多少東亞家庭都難以逃脫

李停寫了兩本以母女關系為核心的小說。她說，母親當然有局限性，她想把母親的沉重掰開、揉碎，她不想成為一個追求滿分的媽媽，正如她小說里寫的，“沒有完美的媽媽” 。

我們是否曾想象這樣的未來：養老院被改造成兒童院，特殊兒童被送入空島療養院，育兒專家和官方機構深入家庭內部，監控母親的育兒行為——一切為了孩子，這卻成了媽媽噩夢的開始。一旦母親未達標準，就將面臨嚴厲的“母職懲罰”。
這是作家李停的小說《水在島中央》中的架空設定。 敘述者“我”（珍）是一位住在養老院的老人，所在機構即將被改成“兒童院”，老人面臨驅逐。在搬離前，一位調查空島事件的女記者（瓊）闖入了她的生活，最終卻因被認定未完成母職被捕。
2023年，李停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間》（以下簡稱《小山》）引發了現象級討論，它以母親和女兒的雙向視角呈現了代際沖突。而新作《水在島中央》依然聚焦母女關系，結合老齡化、少子化、特殊兒童等議題，給出了更極致的觀察。

《水在島中央》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圖/受訪者供圖）

我帶著諸多好奇，與遠在東京的李停進行了近3個小時的訪談。我們聊到了小說的虛構與真實、中日家庭文化差異，以及作為90后母親和女兒，在代際關系中的自省和療愈。
她透露，小說敘述者的原型來自她在養老院遇見的一位老人，兩人建立了真心相互聆聽和傾訴的連接。“我想知道，一個人活到七八十歲，會記得什么、遺忘什么；如果自己被拋棄，她將會如何自我保護？”
2年前，因一位遠嫁日本的網友吐槽中國媽媽“不體面”，她寫下《小山》為母親發聲。如今，她依舊在為“媽媽”發聲。只是，這次她將母女關系置于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之下，鏡頭也更貼近于自己。
以下整理自李停的自述。

一個正在逼近的“未來”？
有些讀者認為這本書令人“毛骨悚然”。開篇第一句話就營造出對立感——“把‘養老院’的門牌換成‘兒童院’，只花了不到一個小時。”
有人在開頭“機器護工”的字里行間讀出未來感，也有人覺得這是正在逼近的未來。生育率走低，老齡化日益加劇，小說里的學者說得更露骨：“社會的重心應該放在年輕人和孩子身上，如果年輕人都不愿意生孩子，我們還有未來嗎？”
書出版后，經紀人轉給我一則新聞：日本有位經濟學家提議將資源從老年人撥給兒童。她說：“你的書已經變成了現實。”我毫不懷疑，當下的我們正在往一個方向傾斜而去。小說并沒有設定具體時代和地域，也沒有科幻色彩，因為我想寫真實的、共通的感受。
這個故事源于2015年在北京（我所經歷）的一幕。中午我坐著公交車，路過福利機構，看到一位坐輪椅的老人閉眼曬太陽。傍晚我原路返回，他仍一動不動在那兒。我突然淚目：這不是什么溫馨的畫面，一個白天快過去了，并沒有人把他推回去，他可能已神志不清。
我寫下這件事，它一直留在我的備忘錄里。后來我特意去找那家機構，但它原來的牌子不在了。當時有個像工作人員的人，不屑地審視我，擺手說：“你要找誰？這里的老人都走了，什么都沒有了，你走吧。”我那天很傷心，內心也有種無力感，隱約覺得同樣的事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圖/《死亡護理師》電影截圖）

小說敘述者的原型，是我在日本養老院做志愿者時遇到的一位老人。她很善談，起初以為我是記者，話語中保持著距離。直到我分享育兒生活，她才放下戒備，聊起童年瑣事：兄弟姐妹一同偷偷舔了家里唯一一塊糖；不想吃飯就用牛奶泡飯；作為老幺，她被欺負時只想向父母撒嬌。
我清晰地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屏障倒塌：最初我能感覺到她在維持長者風范，背后隱藏著孤獨和脆弱，她在說話的時候帶著些試探，看我有沒有興趣聽她說話。等到熟悉了，她在談話時整個人是放松的姿態，不在乎我是外國人，有什么目的。
我覺得這是人與人之間非常珍貴的東西，當我們真心去聽，別人就會用真心告訴你，最后我們會達到某一種內心的共鳴和相互感知，內容本身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這也是我在小說里設計女記者與在養老院的孤寡老人交流的初衷。我想象自己到了七八十歲，會記得什么，什么最重要。如果有一天突然來一個人，想從長者嘴里聽到點什么，長者會怎么面對？
我不想寫暗黑的、深刻批判人性的懸疑小說，只想寫出這種細膩真實的感受。

全部的世界和全部的答案， 都寫在媽媽臉上
《小山》里，我虛構了一個“媽媽”和一個“女兒”，以及大時代背景下意外失去孩子的故事。但母女相處的細節大多是真實的，來自我自己和朋友那兒聽到的事。
當時一個遠嫁日本的女孩評論說，日本婆婆開明、有品位，而自己的媽媽只會催婚、催生、聊瑣事，認為自己的媽媽“不體面”。
“不體面”這個詞刺痛了我，可能因為我剛成為母親。我想如果孩子這么看我，我會有多難受。于是我代入了母親“任蓉蓉”的角色，以她的視角來寫她的故事。
《水在島中央》也有《小山》的影子。比如珍回憶起自己與日本丈夫，與她母親相處的情節，讓人想到《小山》的母女和婚姻故事。
珍從小目睹母親偏心地照料身為特殊孩童的哥哥，而哥哥被送往空島療養院后意外喪生火海，母親因此陷入了一生的自責。珍因此逃避成為母親，選擇丁克，“媽媽真的愛我嗎？”成了她一生的課題。即便母親試圖彌補關系，珍仍用語言包裹的針刺痛母親。后來她才意識到，母親的愛是自然的、無需證明的。

在日本湘南的海岸邊遛娃。（圖/受訪者供圖）

有人好奇我為何總寫母女關系。現實中我和母親相處相對輕松，她對我沒有過多的控制和期待，信任并理解我。我是安徽人，父母都是醫生，去年剛退休。母親對我留學、定居日本、與當地人結婚生子的選擇都持支持態度。
《小山》出版后，我問母親覺得怎么樣，她只簡單回答“挺好的”。我跟她日常的交流很含蓄，靠“真心猜真心”。童年時她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中午下班后，她穿著白大褂在廚房里做飯，做完來不及脫白大褂，又趕去上班。
在異國，我常通過微信的只言片語猜想她的表情和語氣，我敏銳地覺察她的情緒是什么樣的，這是一種微妙的默契。平時她都是秒回，有一回，我說本來計劃今年回國，但突然回不了了，她隔了很久才回“好”，我就知道她可能是有情緒了。
《小山》寫于我剛成為母親的階段，而《水在島中央》里多了孩童的視角：珍是個孩子時，她會敏銳地觀察媽媽的情緒變化，就如同女記者瓊的女兒泉，坐在角落觀察著媽媽的一喜一憂，媽媽的情緒會牽動女兒的心。
成為母親之后，我常回溯我與父母的關系。在與孩子相處時，我不自覺地在父母與孩子的視角之間切換。 就像書里寫的，小孩三歲時就能感知母親的情緒。如果我笑得很開心，他也會莫名大笑，因為他們真的會在意媽媽，知道媽媽開心時的氛圍是最舒服的、最安全的。
昨天幾個朋友到家里吃飯，我一邊給兩個孩子準備食物，一邊招待客人。飯后我讓孩子去看平板電腦，他就大聲對大家說：“媽媽都還沒吃飯。”我突然愣住了，我居然忙到忘記吃飯。我也沒想到他一直在觀察我，等我吃飯。

最厲害的母職懲罰 只能源于母親自己
《水在島中央》里，兒童部和專家對母親的監控讓人窒息。女記者瓊因為育兒時情緒失控被捕，珍的母親因送哥哥去空島而一生自責，珍因原生家庭問題逃避成為母親。小說里有一段珍聽到別人談論育兒的瑣碎小事，我寫道：“就像很多人不理解鳥的習性，不理解海洋生物的作息那樣，這本來無可厚非。”
寫完《小山》，有人問我：什么是母女和解，當母親是一個和解的必要條件嗎？我當時說，這只是和解的一種契機。但我現在覺得，沒當過母親，確實很難理解母親的習性。
我理解現在很多女生不生孩子的選擇。我最好的朋友四十多歲，在日本養老院做護工，我能覺察她一直苦于母女關系，非常害怕成為她的母親那樣的母親，所以逃避。

（圖/《坡道上的家》日劇截圖）

這是惡性循環——她的母親不快樂，孩子長大后自然不愿做母親。現在女性的選擇權更大了，我們會參照自己母親的育兒狀態做選擇。
我感激媽媽給我自由選擇的機會。當初讀電影劇作專業，身邊沒人支持我，只有她陪我坐著綠皮火車到北京藝考。她從不規定我必須怎么做。成為母親后，我也想給孩子自由的空間，這是母親給我的精神財富。
當然，母親那代人有局限性，也有我想改變的地方——她穿著白大褂做飯這種沉重的母愛特質，我想給它掰開、揉碎了。我不想成為一個追求滿分的媽媽，正如珍對瓊說的：“沒有完美的媽媽” 。
現在人們常談論有毒的母女關系和原生家庭，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隱形的母職懲罰。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困境，我們更應該看到母輩的局限，而不是加深對立。
小說里住著特殊孩童的“空島”療養院靈感，來源于我認識的孤獨癥孩童的家庭。我們常對這類孩子貼標簽，而“空島”的設定是未來的社會將他們與普通孩子區隔開，美其名曰為他們提供“理想純凈的環境”。 小說里因為哥哥被送去空島，珍的父母之間產生了分歧。我認識的孤獨癥兒童母親一直為是否送孩子去日本的支援班級（類似國內的特殊學校）搖擺。她搜集各種資料，想給孩子最好的選擇。
過程中她與丈夫產生分歧，夫妻分開的導火索是丈夫的那句話：“你不相信孩子能在普通班級過得好，才想給他特殊的庇護。”這句話擊垮了她，即便還未做最終決定，她卻一直自責。
社會的母職懲罰已足夠密集：網上陌生人的挑刺，專家教育媽媽情緒要穩定，長輩的指指點點。母親作為第一養育人，做得好，沒有人會給母親情緒價值；做不好，則全歸咎于她。可最厲害的母職懲罰，只能源于母親自己。
在日本，有這樣的說法：如果你懷疑鄰居家虐待孩子，一定要報警，因為確有案例，報警后專家會介入評估。聽起來荒謬，但可理解，因為大家都珍惜孩子。但有沒有人想過，母親在這般嚴苛的監視下，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

（圖/《坡道上的家》日劇截圖）

小說中，在母親去世前幾天，母親指著一盒彩筆說某個顏色襯哥哥的膚色，珍鼓起勇氣，問母親自己適合哪個顏色，母親想都沒想，就指向另一個顏色：“你當然適合這個顏色。”

“當然”這個詞讓珍痛哭——她突然意識到母親事事也同樣想到自己，沒必要說出口的“愛”如此自然而然。
這個詞的靈感來自于我的生活：有一次，我邊忙工作，邊計劃著帶兒子出門。他哭鬧要陪伴，我失控對他大吼。他哭著說：“我只想問帶哪個玩具出門。”我突然泄氣，指著他最喜歡的玩具說：“當然是這個，我肯定會帶你去的。”
他立馬不哭了，從他的情緒轉變，我意識到有些時刻媽媽容易跟孩子理解錯位。如果我沒有表達清楚，他不會懂，他在等我的關注和回應。只不過我被其他事纏身，沒辦法時刻有求必應。這就是一個媽媽真實的日常。

珍貴不是交換而來，而是付出
寫作不是我的本職，我忙于經營一家小型咨詢公司。它與文字無關，但時間自由。白天除了接送孩子、理賬，我每天較為連貫的寫作時間在上午或下午的兩個小時，晚上是家庭時間，8點多陪著孩子早早睡覺了。
本科在北京電影學院讀劇作后，我在北京工作過三年，做過編劇、翻譯，而后到位于東京的日本法政大學讀日本文學，直至博士畢業。我的導師是小說家島田雅彥，他讓我先修一年經濟學，說“經濟學是最低俗的文學”，他的意思是文學中的人物關系跟經濟學的邏輯構造密切相關。
“經濟學是文學的基礎”這句話影響了我。我理解那些為謀生奔波的人。在日本留學的幾年間，我陰差陽錯地認識了我的丈夫。他是一個與我完全不同，但有豐富精神世界的人。他會看我的小說，給出的建議，大多由我欠缺的社會結構視角出發。

爸爸在附近的公園帶娃。（圖/受訪者供圖）

他日常看待周圍事情的思維也與我很不一樣。例如，最近我們家附近的公園有棵樹被鋸掉，我丈夫非常執著，他用手寫信的方式向地區政府詢問原因。對方給他的答復很真誠：因為這棵樹已經傾斜了，怕它有一天突然倒下砸到過路行人。
因為一棵樹，他們書信往來了幾個月。我好奇地問他為什么要這么在意，他說納稅人有權利知道政府的決策有沒有把我周邊生活的基礎設施變得更好。地區政府后來向他展示了砍樹的決策過程、費用等流程細節。我發現他們很在意環境變化，覺得有知情權和決定權，哪怕砍一棵樹。
小說里有一段情節：日本丈夫聽不懂中國岳母的話，女兒在中間胡亂翻譯。這個戲劇性的設計并不是真實的，現實中我的母親和我的丈夫并沒有過現場交談，都是通過電話由我轉達。語言是有壁壘的，哪怕只用母語中文也是如此，更別說他們說著中文和日語，但我想象，如果我們三個人在場，我也可以在中間隨意翻譯。
日本的親緣關系與中國不同，親人之間沒有這么深的羈絆。我的日本婆婆很有邊界感，不想麻煩年輕人，也知道如果跟兒媳處不好沒有好處。我們日常的來往是彬彬有禮的：我定期給她發孩子的照片，她定期給我們寄東西、買玩具。如果一年能帶孩子見她一面，她就跟過年一樣開心。
國內常談婆媳矛盾，日本卻很少見。丈夫的姐姐與婆婆母女關系冷淡，彼此之間沒有交流，我發現即便我婆婆要去養老院做復健，她的女兒都會交給專業的陪同護工或者復健師負責。
婆婆會在飯桌上跟一家人討論財產分配事宜，因為日本有繼承稅，繼承遺產得抽10%至50%的稅，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會在生前開始安排，避免經濟糾紛。如果在國內，我們會比較避諱在餐桌上談論死亡和財產分配，而且養兒防老的家庭觀念更重。
寫作不能成為我的本職，因為我還有孩子，我得考慮現實，而且我有自己想保護的生活形態，我認為任務式寫作很難完全真誠。我看的女性作家作品并不多，我也不想只被定義為女性作家。我喜歡毛姆、石黑一雄、約翰·斯坦貝克。我只寫自己覺得非寫不可，不寫就會滿溢的東西，而且它得貼近我的內心世界。

橫濱的海。（圖/受訪者供圖）

在小說的結尾，女記者瓊發現自己是空島出生的孩子，原名為“泉”，從小被送養到普通人的家庭，她代表了空島的希望。這是我想表達的“水在島中央”的含義：與其說代表希望，不如說是換個角度看世界。
育兒壓力與母職困境是很沉重的，但如果我們不去計較周遭，只關注與孩子的情感連接，我們與孩子一起笑過的瞬間是非常寶貴的。在龐大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之下，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連接最為珍貴。
正如小說最后珍在寫給瓊的信里所說：“真正珍貴的東西，不能用來交換，只能用來付出。”世界也許不會因個人的愿望而改變，但知道自己被愛的事實，會改變一個人的全部。
作者 | 謝無忌 編輯 | Felicia 題圖 | 《坡道上的家》劇照 運營 | 鄧官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