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的一場冷雨澆透了碾莊圩,黃百韜第七兵團陷入重圍時,他的夫人柳碧云正在徐州城里刻意保持鎮靜。消息傳來,黃百韜自戕殉國,她未哭,只把那枚剛授予的青天白日勛章收進錦囊。
戰爭結束后,1949年1月,蔣介石追贈黃百韜為陸軍上將。柳碧云帶著一雙兒女隨海軍艦隊撤往基隆,落腳臺北南昌街。憑借“黃上將遺屬”的身份,她領到了每月優渥的撫恤,也能經常進入“先總統府”參加春晤茶會。
歲月表面平靜,家中卻暗流不斷。黃家獨子黃效先只有十五歲便失去了父親,母親又百般嬌慣,他打拳擊、飆摩托、深夜流連酒吧,鄰居老陳頭總搖頭:“這孩子要出事。”然而,家里沒人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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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的某個深夜,臺北雨聲很大。黃效先與友人酒后爭執,失手將對方擊倒,驚慌之下竟縱火焚尸。刑警隊很快鎖定嫌疑,一周后逮捕。案情公之于眾時,全島輿論嘩然,軍方背景也壓不住。
三月初,臺灣高等法院一審宣判:謀殺并毀尸滅跡,處以死刑,緩刑、不赦。法庭里,二十六歲的黃效先面色蒼白,只說了句:“我不想死。”判決書遞到柳碧云手里,她握著紙張,卻仿佛攥著一把刀。
那天夜里,她坐在客廳木椅上,燈火搖晃。她想起丈夫曾囑托:“照看效先,他是我黃家血脈。”淚水落在勛章上,亮漆被浸出幾道水紋。一個念頭慢慢凝固——去見宋美齡。
宋美齡當時主持婦聯會,行程緊湊,外人想面見殊為不易。3月15日清晨,柳碧云著素衣站在仁愛路口,雨傘斜掛,鞋尖沾泥。衛兵勸離,她不走。午后三點,宋美齡的轎車駛出大門,衛兵開道。
柳碧云忽然沖出去,雨傘跌地。衛兵欲攔,她聲嘶力竭:“夫人,救我兒!”驟然的哭喊使車隊停下。車窗降下一寸縫,一雙淡漠卻疲倦的眼睛望向她。短暫對峙后,宋美齡點頭:“讓她上來。”
車內極靜,只聞雨滴敲玻璃。柳碧云雙膝著地,手里捧著那枚青天白日勛章:“夫人,我只有一個要求,用它換我兒一命。”宋美齡望著勛章,眉心微蹙,道:“法律難改,你可知后果?”柳碧云低聲回道:“若無此子,我與上將之血脈俱絕。”
當晚,宋美齡把情況轉呈蔣介石。蔣介石手指摩挲文件角,沉默良久,說出八個字:“念先勛功,準予減刑。”翌日,國防部簽發特別令:死刑改無期徒刑,不得再次減刑。黃效先撿回一條命,但終身囚禁綠島。
消息傳來,臺灣報紙只用冷淡的三行小字刊登,社會各界卻議論紛紜。有人不平:“黃家憑什么?”也有人嘆息:“黃上將救子于九泉之外,算是另一種盡忠。”政府機關隨后口頭下達指令,媒體不得再提。
黃效先被押往綠島時,腳鐐鐺鐺。他回首望向碼頭,看見母親立在木棧橋盡頭,風吹起她的白發。船笛長鳴,他突然喊了一句:“娘,別送了。”那聲哭腔被海風撕碎,唯余濤聲入耳。
柳碧云回到臺北,把勛章掛回客廳墻面,再沒摘下。每年清明,她寫信向獄方申請探視,常被拒絕。偶爾獲準,她帶去自制腌篤鮮,立規矩只說家事不談案情。黃效先在獄中學木工,幾十年后做出一尊小佛像寄給母親,木紋粗糙,卻寫著三個字:“報平安。”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成為臺灣戰后首例因“追念父功”而減死的判決。司法部門曾開內部檢討會,文件注明:黃效先案“僅此一次”。然而,制度之外總有溫情,也難免伴隨爭議。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翌日,綠島上拘押的政治和刑事犯無官吏告知,借海風只聞半截消息:“’總統’走了。”黃效先長坐一隅,低聲自語:“欠的,始終欠。”那一年,他四十四歲。
1980年代末,臺灣刑期遞減政策討論時,黃效先名字再度被提起,但終因“情節特別重大”被排除。柳碧云已年邁,拄杖到司法院前靜坐一天后沉默離去。不久,她在睡夢中離世,終見不到兒子出獄。
2003年,綠島舊監舍改為人權文化園區。導覽志愿者提及當年的“青天白日勛章換命”軼事,游客驚訝,問那名囚犯后來怎樣。志愿者攤手:“仍在服刑,沉默寡言,木屑作伴。”人群散去,鐵窗后的黃效先望向海面,濤聲依舊,白浪翻滾,再無硝煙,卻難見歸舟。
如果說戰爭奪走了黃百韜的生命,那么歲月與法律又在漫長的圍困中,改寫了他兒子的后半生。青天白日勛章曾象征赫赫戰功,也曾作為交換生死的籌碼;母親捧著它跪地那一刻,一家人的命運早已改道,奔向另一條同樣無比蒼涼的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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