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謠！特斯拉瑞典服務和維修廠的罷工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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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英文媒體散布虛假信息，聲稱特斯拉瑞典服務和維修廠的罷工已經結束。事實上，罷工仍在繼續，而且勢頭強勁。

罷工始于2023年10月下旬，起因是特斯拉拒絕與代表工人的工會IF Metall簽署集體協議。特斯拉的這一行為源于其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拒絕承認工會，也拒絕在原則上參與集體談判。

01

虛假信息

特斯拉粉絲網站TeslaRati于8月15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具有誤導性，稱“特斯拉瑞典公司最終迫使IF Metall工會放棄為期600天的罷工”。該報道基于IF Metall工會領導人瑪麗·尼爾森6月27日接受瑞典廣播公司Sveriges Radio兩分鐘電臺采訪時的評論。

尼爾森在采訪中并未提及罷工即將結束。相反，她解釋了工會確保全行業協議標準的決心：“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簽署集體協議。但目前這還不可能——或者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所以我們必須找到其他解決方案。”

“所以我們愿意進行討論，但最終還是要看如何保障安全。這才是最終的關鍵。”

發言人順便提到了特斯拉接受全行業協議的可能性，即通過工會和管理層之間的協議，將協議條款復制到個人工作合同中。尼爾森只是簡單地回答說，“這可能是一種模式，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很多”。

她還表示：“討論正在進行中，而且是一波一波地進行。現在已經持續了600多天。”

當尼爾森被直接問及工會和管理層是否更接近達成協議時，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

02

調解破裂

瑞典國家調解研究所所長艾琳·溫尼莫于9月3日結束了特斯拉與IF Metall之間的調解會議，并匯報了自2023年10月啟動以來取得的進展（或缺乏進展）。

她告訴瑞典廣播電臺：“我們盡一切可能讓雙方更加親近，以便結束這場沖突，但現在我們卻走進了死胡同，最好的辦法就是了結此案。”

溫尼莫表示，由于雙方意識形態的沖突，特斯拉此次糾紛的調解與她參與過的任何其他案件都不同。她表示，特斯拉瑞典分公司似乎“獨立決策的空間非常有限”，這證實了該公司拒絕簽署集體協議是受到美國方面的指示。

工會在一份媒體聲明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稱當地管理層“目前無權簽署集體談判協議或達成任何涉及工會的協議，但沖突仍在繼續”。

盡管特斯拉瑞典公司在調解期間做出了一些讓步，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條件，但這些措施有限，該公司仍然未能達到該行業其他地區集體協議規定的基本標準。

主要缺陷包括與市場水平保持一致的年度工資增長、與其他汽車修理廠相當的工時縮短以及與行業標準相當的養老金解決方案。

特斯拉工人們也對公司的單邊管理方式及其缺乏真正的協商表示不滿。

馬爾默的機械師詹尼斯·庫茲馬（Janis Kuzma）告訴媒體，公司依賴于一種過度勞累的文化，這種文化會加劇員工倦怠，并壓制員工的異議：“2023年夏天，我們滿負荷運轉時，小車間里只有15個人，我們互相踩腳趾……這每天都在規避規章制度……如果你不同意所有意見，如果你持有不同意見，你就有可能被解雇。”

庫茲馬表示，倦怠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他的許多同事“經常因為身心疲憊而請病假”。

在更北邊的哥德堡，機械師托比亞斯·恩·斯特倫伯格（Tobias Eng Str?mberg）回憶說，他最初很享受在特斯拉工作，2017年剛加入公司時，尤其是因為他主要負責高端車型Model S和Model X的研發。然而，到了2020年代初，情況開始惡化。

斯特倫伯格表示，公司越來越重視產量和快速周轉，卻犧牲了工作條件：“現在的重點是交付量和產量，這種大規模生產影響了工作環境。

情況變得非常不同，我們對此無話可說。我試圖表達我的意見，希望情況能有所改善，但什么也沒發生。”

背景

如前所述，特斯拉的罷工迅速升級為一場全國性的糾紛，聲援行動蔓延至其他行業。

例如，電工拒絕在特斯拉充電站工作，郵政工人禁止寄送特斯拉車牌，碼頭工人拒絕處理特斯拉設備。

罷工也蔓延到了國際層面，芬蘭、丹麥和挪威的碼頭工人也加入了聲援行動。

作為回應，特斯拉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從瑞典境外調動罷工破壞者。

這場糾紛恰逢特斯拉在瑞典銷量下滑。7月份，該公司僅售出163輛汽車，同比下降85.8%，環比下降83.3%。

這是特斯拉自2022年10月以來最差的月度業績。2025年前七個月，特斯拉汽車銷量總計3774輛，較去年同期的10338輛下降63.4%。

重要性

這場糾紛至關重要，因為集體協議是北歐勞動監管模式的基礎，在該模式下，國家在勞資關系中的作用有限。相反，就業監管主要由工會和雇主組織（被稱為“社會伙伴”）管理。

瑞典沒有法定最低工資；工資和條件是通過這些自愿談判確定的。

與依賴企業層面談判的澳大利亞不同，瑞典實行多層次的談判體系。工會和雇主協會通過談判達成行業協議，制定全行業的標準。這些標準為該行業的所有工人提供了基準，并自動擴展到成員組織的員工。

超過88%的瑞典雇主加入了雇主協會，這些協議涵蓋了絕大多數工作場所。

對于這些協會以外的少數雇主，工會可以施加行業壓力，以確保其遵守行業標準。因此，超過90%的瑞典工人受到集體協議的覆蓋，而澳大利亞只有14%。

北歐模式還允許在企業層面簽訂補充性地方協議，前提是這些協議不損害行業標準。這種清晰的雙層體系既穩定又靈活。

相比之下，澳大利亞的分散體系允許企業協議取代獎勵，有時會導致較低的工資和工作條件。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許多澳大利亞雇主使用反工會策略來規避全行業的獎勵制度（不要與當今的現代獎勵制度混淆）。一些雇主以極高的工資（有時高達每周1000美元，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來誘惑工人，以避免簽署集體協議。

隨著越來越多的雇主開始退出既定體系，集體談判的逐漸衰落為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決定性轉變鋪平了道路。

在約翰·霍華德政府（1996-2007）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工作場所協議（AWA）的引入為雇主提供了一種完全繞過集體協議的正式機制。包括Telstra、必和必拓和力拓在內的一些澳大利亞最大的公司引領了這一轉變，它們經常向員工提供個人合同，并嚴格遵循“要么接受，要么放棄”的原則。

到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澳大利亞的集體談判機制已基本崩潰。工會代表人數大幅下降，雇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單方面權力。

企業越來越多地將工作外包，以完全規避集體協議，這導致工資和工作條件下降。經過數十年的工會破壞，目前只有不到10%的私營部門工人受到工會協議的保護。剝削現象普遍存在，工資增長始終落后于生產率增長。

相比之下，北歐的做法創造了穩定的工資底線，減少了基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并避免了許多英美國家常見的“逐底競爭”。北歐還保持了較高的工會密度，超過70%的瑞典工人加入了工會。

如果允許特斯拉置身于這一框架之外，將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其他跨國公司可能會效仿，破壞數十年來支撐瑞典穩定、公平和競爭力的協調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