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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主權人工智能”(Sovereign AI)已成為科技乃至國際關系領域的熱門詞匯。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于2023年提出。他表示,每個國家都需要擁有自己的AI基礎設施,以便保護自己的文化和經濟安全。一經提出,“主權AI”很快就獲得了行業及部分國家的認可,美國、歐盟及部分全球南方國家已就此開展相關實踐。“主權AI”的興起體現了新興科技與傳統國際關系交叉融合態勢的進一步深化,或將對世界科技發展及未來國際關系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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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1日,VivaTech科技創新展覽會在法國巴黎凡爾賽門展覽中心舉行。法國總統馬克龍與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等共同出席圓桌討論。
什么是“主權AI”
一段時間以來,傳統國際關系概念進入數字空間的態勢不斷加強,其主要表現是一輪又一輪的主權敘事在數字領域的興起并持續加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計算機和數據庫技術的逐漸普及,國家開始意識到數據跨境流動的風險,以經合組織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率先提出了“數據主權”原則,強調國家對境內生成、存儲或處理的數據擁有法律管轄權和控制權。進入世紀之交,美國在互聯網和信息技術領域的壟斷引發其他國家警惕,歐盟開始提出“技術主權”概念并在實踐中予以推動。歐盟在其于2020年發布的戰略文件《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中稱:“歐洲的技術主權始于確保我們的數據基礎設施、網絡和通信的完整性和韌性。這需要為歐洲創造合適的條件,使其能夠開發和部署自身的關鍵能力,從而減少對全球其他地區最關鍵技術的依賴。”換言之,“技術主權”是確保自身關鍵技術和重要基礎設施等的開發和部署不依賴于他國。同期,中國在2006年的《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中也提出“自主可控”的技術戰略。自2020年歐洲議會發布《歐洲數字主權報告》以來,“數字主權”日益成為數字治理領域相關討論中的高頻詞匯。該報告認為,數字主權是指“歐洲在數字世界獨立行動的能力,應當從能夠培育數字創新的保護性機制和進攻性工具兩個方面來理解”,旨在促進和突顯“歐洲在數字領域的領導地位和戰略自主”。從定義上來看,“數字主權”可以被視為一個更廣泛的框架,能夠涵蓋“數據主權”和“技術主權”的概念范圍。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如果“數據主權”是“領土宣言”,“技術主權”是“武器自主”,那么“數字主權”便是“全面制空權”。
近年來,隨著AI越來越成為數字技術“王冠上的明珠”,主權敘事也開始不斷滲透進AI領域,最終形成“主權AI”理念。與“數據主權”“數字主權”等概念類似的是,“主權AI”的本質也強調的是民族國家對數字技術的控制權,并具體指向對AI技術全鏈條的掌控。但由于所關涉的技術維度不同,“主權AI”所追求的控制權又區別于其他概念。其中,最突出的不同體現在價值觀層面。由于數據、數字基礎設施等總體上還是價值相對中立的技術載體,因而“數據主權”“數字主權”所強調的都僅僅是一種以防止外部干預為出發點的防御性控制權。而AI技術則不同。由于具備一定的自主與智能性,且這種屬性仍在不斷加強中,AI基本上可以稱得上是人類開發出的第一種有望突破單純工具屬性和價值中立的技術載體。憑借神經網絡等機器學習技術,AI能自主消化人類輸入的數據和要求,并輸出經過其“思考”的答案。人們發現,AI的輸入與輸出內容在價值觀上呈現出一致性。比如美國公司憑借其算法訓練出的AI模型,其輸出內容基本上體現出一種美式的“政治正確”。鑒于美國技術與文化的強勢地位,各國越來越擔心本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在AI時代更容易受到非本國價值觀的影響。在此背景下,“主權AI”理念應運而生。它不僅要求民族國家對相關技術的防御性控制,更強調一種對AI輸出內容的價值觀塑造。可見,“主權AI”更加強調一種“文化主權”維度,這也是其與“數據主權”“數字主權”等理念的最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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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的全球最大超級計算中心Supercluster。該中心隸屬于馬斯克旗下的xAI,由10萬個英偉達H100 GPU組成,號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人工智能訓練集群”。
“主權AI”實踐在全球擴散
當前,“主權AI”正日益成為AI技術發展在國家層面的指導性理念。但與“數據主權”“數字主權”等概念主要由民族國家推動不同,“主權AI”的發展動力很大一部分來自私營企業。黃仁勛不僅第一個提出“主權AI”的概念,還在實踐中不遺余力地加以推廣。一方面,黃仁勛通過密集公開演講推動“主權AI”成為全球政策聚焦點。2024年,他在世界政府峰會上宣稱,“每個國家都需要主權AI。”同年,他又在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數據主權和AI自主權是數字時代的新疆域。”另一方面,英偉達又與多國合作,深度參與其主權AI體系建設。在法國,英偉達參與投資建設了歐洲最大AI園區;在新加坡,新加坡電信公司正采用英偉達芯片升級該國超級計算機中心;在阿聯酋,阿聯酋AI公司和英偉達合作投資建設了該國超大規模數據中心。
盡管尚未看到各國政府監管層面明確表態支持“主權AI”理念,但大部分國家其實已開始在實踐層面踐行“主權AI”精神,著力補齊各自在不同維度上的短板,減少對外部的依賴。美國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算力基礎設施等技術鏈上游,比如通過出臺《芯片與科學法案》等扶持本土半導體制造,減少對臺積電、三星等境外半導體產業的依賴。歐洲的AI產業鏈整體水平落后于美國和中國,算力、算法等核心技術對外依賴嚴重,因而歐洲國家始終高度重視并致力于解決“主權AI”問題。它們既通過出臺《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人工智能法案》等來強化對數據、算法、應用等場景的控制,也通過組建“芯片聯盟”、建設數據中心等方式謀求在算力基礎設施領域的自主。經過不懈努力,歐洲正涌現出諸如法國Mistral大模型等本土AI技術翹楚。韓國的互聯網巨頭Naver開發了韓語優化的本土語言大模型HyperClova X,專注于韓語語境和文化;韓國政府則大力投入“國家AI超算中心”建設,用以提供算力支持本土模型訓練。印度政府推出“印度AI計劃”,欲在未來五年推動本土AI生態系統發展,并通過“數字印度創新基金”資助本土AI研發,試圖在2025年前推出至少五個國家級大模型。非盟牽頭推出《非洲人工智能戰略》,目標是到2030年將AI納入非洲各國經濟核心領域,重點推動AI在農業、醫療和教育領域的應用。中東國家基于本地區的海量財富及能源資源,正大手筆投入“主權AI”建設。阿聯酋不僅設立了全球首個AI部長職位,更與美國OpenAI公司聯手打造美國以外最大的AI數據中心集群“星際之門阿聯酋”,并推出Falcon、Jais等專注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文化場景的大語言模型。沙特則制定“沙特人工智能戰略(2030)”,目標是到2030年使沙特成為全球AI創新中心,并致力于建設中東最強大的算力設施之一“Dammam 7”超級計算機,用以支持本土AI訓練。
AI主權化的挑戰
從本質上看,“主權AI”是民族國家理念在AI技術領域的體現,追求的是民族國家對AI的絕對控制。自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至今,作為世界政治最主要的意識形態,民族國家理念自始至終支配、塑造著人類的全部生活,技術范疇自然也包括在內。完全價值中立的技術發展并不存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控制是當今各項技術發展存續背后最大的推動力量。這也是“數據主權”“數字主權”乃至“主權AI”等理念興起的根本原因,其宗旨都是將現實中的民族國家權力平行擴展到數字世界等新疆域中。
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具有兩大內涵:一是控制權,即民族國家及其合法政府對其領土管轄范圍內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控制權;二是平等權,即所有民族國家無論大小強弱,其主權都是平等的,是不可侵犯的。民族國家將主權概念與AI結合起來,無非是試圖在AI領域復制其在現實世界中所享有的控制權和平等權。然而,由于現實世界與數字世界在性質上存在巨大差別,AI的主權化注定不會一帆風順。現實世界中的主權建立在領土這一核心載體基礎上,而領土劃分又必須符合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規范,因而一國政府在其領土范圍內施行主權是相對容易的事。但反觀數字世界,其構成載體是技術要素(比如AI三大核心要素數據、算力、算法)而非領土,而技術要素的分布具有高度的不平等性——技術強國、能源資源富集國、大型科技企業具有明顯優勢。在此背景下,眾多民族國家在實施AI主權化的過程中恐將力不從心,它們也許根本無力在數字世界享有主權,而其在AI領域的落后又將反過來削弱它們在現實世界中的權力。因此,傳統國際關系“占領”數字世界的進程料將面臨系統性潰敗。
“主權AI”等數字主權運動的未來與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存續息息相關。而能推動這一近代以來最宏觀規范結構發生變革的唯一變量便是技術進步。AI等顛覆性新技術的涌現會否催生新的“想象的共同體”目前還不得而知,但面對AI難以完全主權化這一愈加清晰的現實,塑造一種新型全球治理共同體的緊迫性無疑正在日益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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