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多社會形態疊加與新公共性的再思索

李友梅

上海大學

教授

數字時代多社會形態疊加與新公共性的再思索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 | 李友梅

責任編輯 |劉齊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正在推動人類社會躍遷至數字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并聯式”疊加發展的過程，多種社會形態在當下的中國共時性存在，呈現時間高度壓縮、實踐高度綜合、風險高度共振、制度與文化快速流變等特征。在這種情境下，著眼于“新公共性”這一當代中國社會整合的核心價值紐帶，認識數字社會多重主體間的關系，把握數字社會的獨特屬性與多社會形態相互交織背景下的社會整合邏輯，對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至關重要，也凸顯了中國社會學認知更新的緊迫性。結合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現實要求，本文指出要與時俱進地實踐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從實求知”的社會學方法論路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范式創新，以回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性議題。

一、引言：社會形態躍遷與社會學經典問題的再認識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已經對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推動人類社會快速跨入數字時代。這意味著人類在擺脫以苦勞、異化為特征的“必然王國”（馬克思，2004:928-929），實現自身自由、全面發展的實踐中又向前邁出一大步。人類正身處一個新世界的入口處，我們需要更新自己的認知來認識這個新世界。

歷史上，工業文明曾推動人類從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而數字文明的出現則有可能將人類帶入超現代時代（hypermodern times）。這是一個多線程變遷交錯和充滿矛盾的時代：一方面，這一時代的經濟社會運行延續了標準化、專業化及規模擴張等工業社會的特征；另一方面，這一時代又具有時空壓縮、去管制化、去制度化等后現代社會的特征（利波維茨基，2005），出現了以高工藝與高智力相結合為基礎、更強調創新、更重視參與發展的戰略變化、更注重通過市場“服務”來制造差異等后工業社會的特征（克羅齊耶，2009）。由此，與現代社會所強調的大眾性、普遍性相反，個體性、獨異性等成為超現代社會運行的關鍵驅動力，并作為一種社會期待持續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萊克維茨，2019）。然而，過往時代的諸多特質仍在超現代社會存續。千百年歷史脈絡中持續演變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等依然形塑著人們的認知方式和行動策略，影響著民族國家間的沖突與合作；現代社會的基礎設施、組織原則、制度法令依然制約著當下人們的行為，“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2015:9）。進入數字時代，人們發現生活世界并沒有變得更清晰和更簡單，反而呈現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前現代的習慣、現代的設施和后現代的理念相互疊加，過去的記憶與未來的憧憬彼此混雜在一起，使人們感到迷茫。各國也或多或少地進入了一個新的迷宮，處于多種社會形態交織并存的狀態，并被流動性、開放性、交叉性等后現代社會特質困擾。數字轉型帶來的社會形態的躍遷及與之相伴的多社會形態的復雜狀況，必然會給基于工業社會經驗而形成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及學術邏輯帶來挑戰，但同時也蘊含著催生理論范式革命的可能性。

四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學以西方古典理論關注的“社會團結與社會整合”這一根本性問題為起點進行思考和探索，努力對工業社會的基本問題作出回應。從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與整體視野來看，中國式現代化在社會整合與社會團結方面取得了獨特成就，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書寫了新篇章。當下，盡管發展程度不同，但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都面臨著數字智能技術革命帶來的更加復雜、多元的經濟與社會挑戰。在這個大轉變中，“社會團結”與“社會整合”如何可能，依然是社會學者必須思考和回應的重大時代議題。

面對數字社會的挑戰，我們能夠通過在當代中國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兩種認知理念來獲得回應時代轉型難題的價值引領和方法論指導。一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的“人民性”價值理念；二是中國社會學先輩在認識中國社會時堅持的“從實求知”治學理念。在理解數字化轉型相關議題時，二者內含的方法論可以幫助我們把握復雜實踐的內在邏輯。當前中國社會學研究正面對多維情境交織的復雜社會現實，研究者不僅需要對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西方理論所存在的局限進行反思，還需理解數字技術發展過程中實體社會和虛擬社會互動互嵌的社會現實，更要認清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與未來趨勢。在這些多重復雜任務面前，中國社會學只有持續促進自身認知更新，持續推進理論范式創新，才能有效回應文明轉型的需要，講好中國故事，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因此，中國社會學者需要意識到知識更新和理論創新的歷史使命。

二、重思中國社會整合邏輯的獨特性與新變化

社會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始終與人類社會形態的變遷相伴而行。社會學致力于探索社會運行及轉型的實踐邏輯，聚焦變動中的社會團結和社會整合“何以可能”，并構建相應的理論體系。圍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演進，馬克思、韋伯、涂爾干等學者提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理性化發展、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等經典論斷。20世紀中葉以后，人類社會從現代向后現代的變遷又促使吉登斯、布迪厄、哈貝馬斯等學者發展出結構化理論、實踐論與溝通行動論等重要理論。上述理論雖然源于西方社會的歷史實踐，但都涉及人類社會整合的普遍性問題。

從學理上看，社會整合系統主要由整合目標、機制及其內在邏輯等構成。社會整合系統并非生成于真空之中，其運作是在特定的文化邏輯下進行的。換言之，“社會”既是容器，又是器中之物。社會整合目標往往與不同時代的生產方式、社會生活方式、文化價值體系等密切相關。比如，在西方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宗教改革、城市發展等力量的推動下，市民社會與國家生活逐漸分離，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隨之成為西方社會的主導價值觀，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亦在此過程中興起。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西歐國家便出現了基于社會分工和技術分工而產生的生產體系，社會聯結的機制也從以共同體為基礎的機械團結轉變為以在經濟生活中分工合作、相互依賴為核心的有機團結（涂爾干，2000）。在此基礎上，西方國家圍繞利潤和社會財富的超額積累形成了以資本擴張為目的的資本主義體系。在這一體系下，對資本積累與資本擴張的追求成為西方國家推進社會整合的根本動因。與此同時，市場邏輯滲透進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國家甚至以“類經濟治理”的方式應對人們的社會需要（阿甘本，2021），其后果是經濟邏輯在各領域的擴張潛移默化地侵蝕著民主制度的根基，導致西方社會陷入結構性撕裂，基于性別、種族、族群等的矛盾、對抗及沖突日益常態化，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團結與整合。

就其本質而言，西方社會整合的根本制度邏輯是在分化與對抗中尋求整合、合作與發展。比如，為應對資本擴張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歐美國家在階級政治的基礎上，發展并完善了以法律程序為基礎的代議民主，使黑人、女性等不同社會群體得以參與公共生活，以維護本群體社會利益，并以此為條件與其他群體進行合作，從而提升社會整合程度。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國家根據自身國情，形成了多元主義、法團主義等推動國家與社會實現合作的制度邏輯。隱藏在這些不同的制度邏輯背后并使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運作的深層機制便是哈貝馬斯（2024）所指出的“公共性”。此公共性強調，應使具有公民身份的群體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之中，就共同關注的議題、問題等不斷溝通、討論并達成共識。然而，西方公共性的根基是排斥性的“公民身份”，移民等邊緣社會群體與主流社會群體之間始終存在難以化解的張力，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自洽。

可以說，西方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構建起了以資本擴張為目的、以理性化為文化基礎、以代議制民主政治為具體制度、以激發公共性為機制的社會整合系統。20世紀晚期，這套社會整合體系在“趨同論”的現代思潮影響下，依托冷戰態勢被輸出到全球其他國家（雷迅馬，2003）。但人們很快便發現了“趨同論”背后的嚴重問題。在發展實踐中，盡管各國在推進工業化與現代化之時遇到了一些相似問題，如由資本加速積累、技術分工細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科層組織效率低下等，但這些國家的歷史傳統、民情社情、地方文化和政體特征各不相同，生搬硬套西方理論、制度模式或方法后，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狀況，如“芝加哥男孩”在拉美地區的政策實踐（愛德華茲，2024）。也就是說，西方社會整合機制中原本就存在的內在張力通過政治制度的輸出被傳送到了其他國家。前述張力繼而與輸入國自身的社會問題結合在一起，加劇了輸入國的內部張力，從而衍生出更嚴重的社會問題。針對這些問題，超越西方社會理論范式的學者基于對西方制度及其整合邏輯的實踐反思以及對自身國情的深入思考，發展出依附理論（拉美）、底層社會理論（南亞）、市場轉型理論（東歐）等理論范式，用以闡釋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歷史實踐。客觀地看，這些理論指出了西方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轉而從地方化、民族化的立場出發，主張自身發展的權利。然而，因受限于這些國家或區域自身的發展實踐，這些理論未能基于本土經驗提出替代性的發展路徑，而是陷入西方道路與自身國情民情的沖撞中左右搖擺。

中國社會整合的邏輯與西方國家有著本質性的不同，其核心在于異中求同，強調將整合功能寓于社會整體的良性發展之中。在傳統農業時代，雖然中國長期面對邊疆安全與國內政治格局變動的威脅，但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平衡始終是影響中國國家治理效果的關鍵（周雪光，2017）。中國古代社會的整合不僅依托于官僚體系和地方治理網絡，而且著重于塑造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民為邦本、九州共貫等思想及道德意識形態，由此規范了從天子、士人到小農的各類群體的觀念和行為，形成了以包容協調、執兩用中為特征的倫理性社會。具體而言，這種社會整合系統的特質主要體現為：在社會關系方面，以士紳等中間階層為樞紐，以家庭為基本組織單元，個體得以被整合進共同體生活之中；在社會結構方面，士農工商雖然存在職業分化，但在社會地位上能夠實現流轉升沉，因而沒有形成明顯分化、對抗的階級關系和長期穩定的利益集團；在社會秩序方面，其構建方式以道德教化為主，并與禮法進行有機結合，人情味較為濃厚，與西方社會過度倚重極端的宗教裁決和剛性的法律審判有所不同（梁漱溟，2011）。然而，這套傳統整合體系在近代遭受西方文明的嚴重沖擊，同時催生了關于中國現代社會整合的艱難探索。

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整合的目標包括謀求中華民族的獨立、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等。不同于西方國家，新中國的政權組織形式雖然采取了現代代議制民主形式，但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采取了更符合中國國情的議行合一制度，這成為更先進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根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據此，中國的社會整合機制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制度基礎之上。這一制度體系運作的根本機制是以“人民性”為特質的新公共性（李友梅，2023）。這個新公共性與西方公共性的差異在于，新公共性的建立并非基于排斥性的邏輯，而是基于包容性的邏輯，其核心宗旨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統籌協調各方力量共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李友梅，2022）。與西方市民社會中生發出的國家與社會對立、多方利益難以調和的公共性不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共同體導向的實踐路徑中（李友梅，2021），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構建社會團結的基礎和依托。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中國走出了一條以人民共同體為導向的發展路徑。這體現出在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歷程中人民性與公共性始終統一的本質特征，而其中的深層文化邏輯則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民本思想傳統相結合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在這一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式新發展道路提供了理論范式和指導方向，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將其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由此促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冷戰、對立與封鎖的國際局勢和“一窮二白”的國內經濟狀況，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堅持不懈地推動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中國不僅建立起具有高度社會管制和動員能力的“單位化社會”（劉建軍，2000；李漢林，2004），而且通過對自身文化進行創造性重建和對社會主義新人進行鑄造等方式，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傳統（甘陽，2007；應星，2009）。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現代性程度不斷提升，社會主義新德治、新價值觀念以及理性化的組織形態實現了發展；同時，在基層社會和民眾日常生活中，傳統道德仍然保持了極大的影響力，依然是調節民眾行為、影響社會生活的重要規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并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隨著商品經濟的引入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同時，社會結構也經歷了快速分化與重組，新的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不斷形成與變動，以利益為導向的市場邏輯開始深刻地影響社會交往、社會關系與社會整合。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西方的科技與文化亦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社會屢經流變，愈發多元，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面臨新挑戰。從社會學的視野來看，其中一個深層次的挑戰便是如何在經濟社會生活發展的新基礎之上，構建起新的社會認同，以繼續推進社會整合。尤其在近些年國際秩序出現劇烈變動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的情況下，我們更應該深入地思考如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構建社會團結與社會整合這一重大現實問題。

人類社會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單一線性、均質擴展的演進過程。對于中國這樣的趕超型現代化國家而言，情況更是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23：65）。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這種“并聯式”發展具有顯著的特征：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時間上是高度壓縮的，在任務上是復雜疊加的，并需要在發展進程中協調各項任務（鄒一南，2021）。有研究者發現，在中國城市大舉實現工業化之時，鄉村仍然處于農業時代，人們仍以傳統的方式進行生產生活；當特大城市步入后現代的消費社會之時，很多鄉鎮仍在為工業轉型升級而努力；當“00后”群體熟練運用數智技術之時，不少中老年人卻在信息時代的大門外徘徊；當生產技術已經步入數智時代之時，一些人的社會觀念還可能停留在過去。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并聯式”發展的實踐形態，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民生改善作為核心著力點，以“人民性”為核心價值紐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同時，不僅引領總體社會預期向共同富裕邁進，同步實現了社會團結與社會發展，而且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公共性”（李友梅，2024）。

近些年來，中國式現代化的“并聯式”發展實踐又與正在浮現的全球數字社會轉型相遇，促使中國在新時代新征程的發展階段形成了多社會形態疊加式發展的現狀。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社會既有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延續，而且意味著與全球數字社會轉型相伴隨的新問題的產生，比如大規模人口快速流動、異質性人群混居、時間高度壓縮、實踐高度綜合、風險高度共振等。在新舊問題相互交織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將進入更加復雜的多形態疊加狀態。一方面，除了傳統的各階段矛盾、問題的累積和互相影響外，來自后現代、超現代、金融化、數智化的諸多潛在風險挑戰也愈益顯現；另一方面，不同社會成員受到技術、文化與社會的交互作用的影響，其個體意識、群體認同和行為規范等仍處于發展與變動中，倫理關系、價值觀念、利益分配等各種要素亦會隨之變化。顯然，西方國家基于“串聯式”發展過程形成的現代化理論難以解釋中國式現代化“并聯式”的發展實踐。

在中國社會多形態疊加的復雜背景下，社會整合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我們不僅需要分辨出特定社會形態下的一般性問題及其地方化表征，而且要分辨自身存在的各種歷史遺留問題與伴隨社會復雜轉型而出現的新問題，以及新舊問題相互疊加的方式和交互影響的具體邏輯。有學者已經指出，社會學領域中基于工業時代的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經典理論難以刻畫和解釋數字時代的諸多社會巨變（向靜林，2025）。面對一個正在不斷由新技術建構并隨時可能被重建的社會，我們亟需思考的是，數字社會的基本特征究竟是怎樣的？它會如何匯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并聯式”發展實踐，又以何種方式改變并重塑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在這個新階段新情境下應該如何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發展并提升中國社會整合的能力？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感覺到社會學現有的分析范式顯得相對滯后以至于力不從心。

三、聚焦辨識數字社會的基本構成與核心特征

人類社會正在經歷一場由數字智能技術引發的技術革命，并在快速地邁向數智社會（黃匡時、劉和盛，2022）。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僅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就已經接近6000億元，累計培育了400余家人工智能領域的“小巨人”企業，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體系。從理論上看，數字社會既是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結果，又內生于工業社會與各國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還有可能挑戰并重塑不同國家的本質屬性。鑒于社會學者往往從社會生產技術、社會結構形態、社會實踐這三個方面來理解特定社會，下文將從這三個角度出發，考察數字社會的基本構成與核心特征。

首先，從社會生產技術上看，數字智能技術正在取代機械技術，成為推動數字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人們往往通過深入理解那些影響和制約社會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和技術——如農業社會的土地與耕種技術、工業社會的企業與機械動力技術——來認識特定時期的社會形態。相應地，理解數字社會的關鍵，也在于理解數據與數字智能技術等新生產要素（王天夫，2023）。數字社會的生產對象是海量的數據和信息。這些數據不僅是生產各種非物質或半物質產品的基礎資料，而且構成了數字時代的人類集體智慧，并在“涌現”等效應下持續生成令人想象不到的新技術和新產品（Boutang，2011），使人類社會以超越以往時代的速度實現迭代式發展。具體而言，數字社會的生產資料是與計算機相關的算法模型、代碼模塊、編程工具等認知工具，基礎設施則是能源、基站、超算中心等提升機器認知速度的設備。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生產資料是不同于工業時代煉鋼爐、織布機、汽車裝配線等“體力物替”的“智力物替”（王寧，2025：80），它們以全新方式與人類認知進行交互，帶來非物質與半物質產品生產的變革。與之相應，新型勞動分工以數據要素與算法機制為核心協作邏輯，通過任務解構與跨域協作重塑勞動過程，展現出生產要素數字化、空間組織虛擬化、協作網絡彈性化及價值創造復合化的特征（楊典、孫子涵，2025）。

從數字社會的內在結構看，數字社會系統包含底層、中層、上層三層遞進式的技術構成結構。其中，底層技術分為軟件基礎設施與硬件基礎設施兩大維度，前者包括編程語言、基礎算法、系統平臺等數字化基石，后者則由通信網絡、衛星、5G/6G基站、超算中心等物理載體構成。這些軟、硬件技術以創新方式深度融合在一起，又進一步推進諸如圖像與文字識別、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等應用技術的新發展。數字社會系統的中間層為數智社會的中樞底座，構建起以數據全周期管理為核心的認知中臺，涵蓋數據管理、數據集成、數據分析、應用支持及安全保障等關鍵環節。數字社會系統的最上層為多元的應用場景，相比于工業時代的機械自動化技術，數字技術會更加迅速地從工作生產領域進入普通人的生活社交領域，諸如大語言模型等新技術很快在生活、學習、社交等領域落地，而這些應用場景拓展產生的新需求又持續反哺技術迭代與延伸應用邊界。當下，數字技術正在重塑生產與生活各領域的運轉流程與運作邏輯。比如，智能交通正在改變人們的出行方式和觀念，并對城市的基礎設施規劃和交通管理提出近乎顛覆性的要求；智能家居通過實時感知與主動響應不斷激活人們對家居生活的個性化想象；智能教育正在提升人們的學習效能，并深刻地改變全社會教育組織和知識生產的模式；等等。

技術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是人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之中為了特定目的而創造和發展出來的。但與此同時，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作為一個自為的系統也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有其內在的動力和自我發育、自我維系及自我增長的特征，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有可能反過來塑造社會關系與結構，進而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從數字社會來看，互聯網、大數據、“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態大模型等都是人類的技術創造物，這些技術創造物有利于促成一個高度自動化、智能化并高效運作的社會的構建。這種構建的核心在于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先進技術，通過人-機認知的共同提升，實現社會中各個相關領域的全面升級和優化，并主要體現在主體的自我客體化（社會主體經由技術建構實現對象化）、聯結的跨界共變性（社會關系跨領域共變），以及實踐的超限共融性（實踐活動超越傳統時空及社會限制并日趨融合）等方面的拓展與延伸。而這種構建將會深刻改變既有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并帶來相應的社會挑戰。

其次，從社會結構形態上看，主體間的拓撲聯結網絡正在替代縱向的社會分層結構，塑造數字社會的基本形態。在數字社會中，“聯結”（association）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數字技術的發展并非徹底消解傳統社會中人和人之間固有的關系或聯結，而是極大地改變了聯結的方式和形態。數字社會的結構形態并非靜態的社會關系網絡，而是持續變形、流動和重構的拓撲聯結網絡。正是在這種異質化、立體化和流變化的聯結中，個體的自主性將得到極大的釋放。理論上，每個個體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自動化工具以及去中心化的網絡結構進行非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創造。無論在科學、技術還是藝術、文化領域，人工智能技術都可能會大幅降低創新和創作的門檻。比如，任一個體都可以在網絡或數字平臺發布信息；各種各樣的信息和娛樂平臺能夠通過用戶的語音、點擊及關注時長等，自動識別和判斷用戶的偏好和需求，并做出關聯式的、連續性的信息推送，使有相似興趣的人們能夠迅速發現彼此并進行聯結，繼而形成不同的虛擬社群。由此，人們會發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個體解放隨之而來，一種更為復雜的、流變的網絡化社會聯結得以形成。

這種網絡聯結使人們可以超越（物理或數字虛擬的）時空的限制進行跨域甚至跨物種的社會交往。這種交往是虛實交融的：一方面，個體作為數字社會的行動主體，在日常生活中生產、消費和傳送數據，進行數據的再生產；另一方面，這種數據基于智能算法被重新組合并應用于某些場景以實現再生產，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生產、消費、交往等活動；同時，這種聯結的變動性、場景性和局部性特征也日益凸顯。可以認為，和海量數據一樣，數字時代人們的聯結成為社會的構成基礎以及最為關鍵的社會資源之一。由此，相較以往的任何時代，數字社會的行動主體變得更加復雜多樣，其互動和聯結的方式、機制與形態也更加復雜了（邱澤奇，2024）。

不過，萬物互聯也會為社會整合帶來新的困難，給社會治理帶來更多挑戰。數字虛擬人、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類人”作為社會關系主體有可能在不遠的未來進入日常生活，并成為我們的生活伙伴。這時，人工智能技術終端作為類人主體便會反過來影響人類主體的決策，還可能通過持續交互將算法邏輯內化為人類的認知慣性，使人類主體逐步讓渡決策主導權，進而給人類社會帶來風險。比如，人工智能可能通過技術平臺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以算法取代現實政治，形成所謂的“自動化社會”，從而在事實上使民眾服從于少數精英的統治。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甚至認為，以算法來激發和引導人們的內驅力，將會引致內驅力本身的消亡（斯蒂格勒，2016）。

最后，從社會實踐上看，數字社會的主體行動實踐呈現超域、超現實及超時空交互的特性。與社會聯結的重要性相關聯，作為社會的運行常態，人們行動的實踐屬性在數字社會中依然極為重要（布迪厄，2017）。只不過與工業時代不同，數字社會的主體行動實踐不再局限于物理時空乃至于社會文化領域，不再僅僅依據人們社會階層的慣習而形成，其影響也不僅是行動者改變在某個特定場域中的位置并與其他場域進行資源交換。在數字社會中，超人類主體、類人主體等各種實體、非實體的行動者通過跨越虛擬與實在、當下與未來的聯結和交互，呈現超現實的實踐性。具體而言，不同主體的實踐活動創造和生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各種“關系體”。主體通過實踐與他人、他物、智能體進行交互，這種實踐的建構和規則的建構不同于既往時代的實踐性：通過交互性的實踐，個體與他人、智能體、社會形成了超越虛擬與實在的共同體，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貫通一致，現實世界和想象世界進一步融合。換言之，數字社會的終極形態將實現物理世界、數字空間與精神意識領域的“三位一體”融合。在這個過程中，技術奇點與社會契約的變革將交替發揮作用，共同推動文明演進。

在超域交互下，數字社會共同體的成員規模、范圍邊界、內部復雜程度都與以往的社會形態存在差異。比如，包括自由貿易、戰爭與和平、全球氣候等在內的諸多問題更可能經由數字平臺而突破傳統的民族國家邊界，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大議題，甚至世界某個角落的某個個體的不幸遭遇都有可能激起全球的關注和討論。這種“流動性”使得全球性無所不在，并深刻影響著地方性，全球在地化的特征日益顯著，地方性事務也更容易成為全球性的存在。未來，萬事萬物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聯結、相互影響，并形塑出令人難以預測的社會形態。

總之，從社會生產技術、社會結構形態、社會實踐三個方面加以辨析，數字社會的構成基礎是數字認知技術與拓撲聯結網絡，并存在數智技術持續躍遷、主體間拓撲聯結愈發復雜、萬物跨界超域交互等基本特征。在這個龐大的數智網絡中，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匯聚在一起，自由地進行交流、討論與合作。這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更多挑戰。人們發現，雖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個體能相遇在互聯網并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其所處地域、受教育水平、所處階層、個人經歷和思想觀念等存在較大差異，對諸多現實問題都存在相反甚至沖突的意見，這使社會撕裂的風險更大、社會整合更具難度。時至今日，上述情況又將匯入“并聯式”發展的中國社會之中，進一步增加了社會運行的復雜程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以新公共性為根基構筑社會團結、推進社會整合，是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四、構想以新公共性為基礎的數字社會共同體建設

在現代社會情境下，對共同體的渴望或追尋通常是個體對現代性帶來的碎片化、不穩定感和不確定性的回應，這本質上映射出人類在流動社會中重建本體安全的深層心理訴求。一般而言，具有相對清晰且穩定的邊界、結構以及擁有特定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成員是共同體得以形成的前提，構建共同體的本質在于共同體向心力及成員自身驅動力的“雙向奔赴”，其核心在于公共性的生產與再生產。如前所述，相比西方公共性，新公共性并不是排斥性的，而是包容性的，其外延更容易獲得拓展，并將更多的人群涵蓋在內。而數字社會的新公共性在技術的加持下更是突破了時空、語言、文化等制約，涵蓋了更廣泛、更多元的群體，能夠引起社會共鳴、凝聚社會共識并建構團結機制，從而實現社會整合。

（一）數字社會共同體的新特質

從理論上看，共同體是其參與者進行交往與對話的空間，它以文化、共識、物質資源為紐帶，將具有共同傳統的民眾聯結起來；共同體內部的成員享有平等的話語空間與參與機會，進而團結起來，協同應對各類關鍵挑戰（哈貝馬斯，1999）。共同體生活必然會產生圍繞公共事務而出現的分歧、爭論，并借以實現公共性生產與再生產。與以往社會形態的共同體相比，數字時代的社會共同體將會呈現諸多不同的維度或新特質。

首先，共同體的邊界空前擴展且構成群體更趨分化。在農業時代，受技術水平和交通工具限制，人們的交往范圍通常局限在日常生活所及的區域（如村和鎮），人們的公共活動往往就是可觸及的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自工業時代以來，隨著汽車、火車、飛機等長距離交通工具以及大眾傳媒的發展，人們的交往范圍日益擴大，超出地方性日常生活領域的公共性事務日漸增多，共同體的建構開始跨越地域、超越日常生活需求，但依然難以跨越國家邊界，也難以超越所謂的“巴別塔”宿命，從而限制了更廣泛意義上的共同體的形成。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全球村”（麥克盧漢，2000）、“想象的共同體”（安德森，2016）等超越國家、文化及語言邊界的共同體開始形成。進入數字社會后，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更新發展，共同體的國家邊界逐漸被跨越了，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可以圍繞興趣、生活、工作等各種事宜在各類社交平臺和虛擬社區展開更頻繁的交流和互動。比如，在美國政府意圖禁用TikTok之際，“TikTok難民”涌入“小紅書”；在美國政府對中國施加超高關稅后，美國消費者涌入中國電商平臺進行跨境電商消費；等等。可見，在數字社會中，借助虛擬世界中的交流，共同體的范圍得以突破民族國家的邊界，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能夠圍繞全球變暖、人工智能發展、國際政治等全球性公共議題展開討論。

其次，共同體內部主體間的交往方式從直接溝通轉變成為超域共鳴。在數字社會中，隨著生活工作方式、交流媒介方式與個體交往方式的轉變，公共性的表達及其構成相較于工業社會發生了重大轉變。在數字社會愈發呈現復雜多元、快速流變特征的情況下，人們的生活和工作隨之呈現“加速”行進和相互競爭的狀態。雖然合作與溝通依然是重要的互動方式，但隨著生活節奏和科技變遷的加速，人與人之間（尤其是青年之間）的“輕社交”正逐步取代“重社交”而成為主要的溝通方式，人們用于相互交流的時間也愈發短暫（王德福，2024）。與此同時，隨著社交網絡和虛擬社群的興起，“共鳴”開始成為大量分散化的個體進行溝通或關注并討論公共話題的主要方式（羅薩，2018）。而由特定群體、個人提出的“話題”“議題”“倡議”“框架”等成為引起社會共鳴和獲得超大流量的內容載體。與以往以溝通、合作為核心的互動方式相似，共鳴同樣兼具情感性、價值理性與文化性。人們對特定話題、觀念產生共鳴的深層動因不僅與特定文化的核心密切相關，而且與超越具體歷史語境的人類根本議題相關，更與人們真實的社會生活需要相關。

最后，共同體中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間的關系更為復雜和多元。數字社會的成員既包括享有不同物質生活方式的人，也包括持有不同觀念和不同思想的人，以及被算法設置或初具自我意識的虛擬實在智能體。這些人類主體、類人主體和對象物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圍繞工作、生活中的各種事宜展開互動，并呈現跨群組的功能性參與以及依照主題性分化并相互區隔的雙重趨勢。我們需要警惕由信息繭房帶來的“開放社會卻封閉自我”的新型認知狀況（鮑曼、羅德，2024:181-182）。要使不同類型、層次、屬性的社會成員能夠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體系當中，各得其所、各安本分、相得益彰、共存共榮，既需要主體間基于共享現實而形成共識，以及大多數人同意或愿意接受的價值選擇和社會規范，也需要個體感知到自身在其所屬團體中的自我形象，并形成作為團體成員所擁有的情感和價值體驗，以此催生將不同的個人團結起來的共同體內在凝聚力。

新公共性是“并聯式”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在處理多主體復雜社會關系時的基本原則和底層邏輯，是從復雜歷史實踐中逐漸生成的價值紐帶和新傳統，具有“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其形態和運作的具體方式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持續發展。數字社會共同體區別于以往社會共同體的不同特質使得數字時代的新公共性也體現出多重性、復雜性及不確定性等特征。對于中國社會而言，能夠引起共鳴的“話題”、引發公眾討論的“議題”以及能夠形成的“共識”，既與人們根本性的長期關切相通，又與現實中人們對未來社會的期盼相聯。比如，圍繞游戲《黑神話·悟空》、電影《哪吒2》的討論，既與前沿性的技術創新緊密相連，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斗爭精神及其傳承緊密相關。再如，圍繞教育內卷、“班味”現象與“松弛感”的網絡熱議，不僅折射出職場規訓與人際關系的深層張力，而且映照出當代人對理想生活范式的集體追尋。這些議題之所以持續發酵，實質是個體在高速運轉的社會齒輪中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理性追問，以及實現自我價值的情感投射。由此，借由個體社會網絡，不同群體內部形成了以共識、興趣、認同等為紐帶形成的局部“公共性”，或者可以將這種局部“公共性”視為“部落主義”的形式（馬費索利，2022）。我們發現，相較于這種“小公共性”，維持社會團結的總體性的“大公共性”（泛社會的共識、認同）正日益受到個體化及局部“公共性”的沖擊并逐漸消解，這是源自工業社會實踐的社會學理論范式面臨的深層挑戰，也是構建數字社會團結所面臨的現實挑戰。

（二）以新公共性為核心的社會共同體建構

盡管數字化、智能化為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復雜變化，但數字社會依然需要內生于公共性實踐的價值，依然需要構建起新的社會共同體，以實現社會整合。在此意義上，更新對整體性社會生活秩序變遷的認識，既是當代中國社會學面對數字社會秩序構建挑戰時的必然反應，也是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應有之義。中國社會學者需要在與西方現代化理論進行對話交流的基礎上，繼續深化對中國社會形態變遷的認識和理解，并基于中華文明的文化底蘊思考人類社會的普遍性問題。

面對數字時代來臨的現實，人類正在形成超越民族、國別及當下生活的認知與行動趨向，這必然會對新公共性的發展帶來新考驗。但我們需要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社會追求文明進步的普遍模式有相同之處，都致力于以經濟發展促進人民生活改善，以技術創新促進生產方式變革，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然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之處在于，在普遍性的追求之外一直以人民利益至上為行動綱領，并在此基礎上持續開創社會團結的新局面。比如，在精準扶貧、共同富裕的實踐中，以人民性為核心的新公共性便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的意愿，使這些壯舉得以圓滿完成。

如前所述，在多社會形態“并聯式”疊加發展的新歷史條件下，我們需要重新深入探索和研究中國社會各領域的新結合何以可能、社會傳統如何更新等問題。在傳統社會的生活中，不同群體在交往過程中一方面會不斷地生成新的社會紐帶，另一方面又會因為各類文化難以相容而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進入數字時代，特定社會群體關切的公共議題在數字傳媒的加工下可能產生跨地域、跨群體、跨社區的效應，引發全社會共鳴，繼而成為加快社會共同體建構的重要力量。與以往多元社會群體由溝通互動實現協調團結的公共性相比，數字時代這種脫域性的新公共性組合更加復雜多變，其內涵與外延也更不確定。因此，及時判別數字社會的結合紐帶、精準把握數字時代的新公共性構建的動力來源是當下社會共同體構建的必要前提。

進入晚期現代社會尤其是數字時代，個體能夠借助技術工具不斷提升自主性，進而拓展“自由余地”，其行為的流變性和復雜性也日益增強。而這同時會降低未來的可預測性和個體對社會結構的信任，并給整個社會帶來一種“流動的現代性”，主要表現為時空分離及時空壓縮、集體化任務被個體化所取代、社會關系的流變等（鮑曼，2018）。這些變化會破壞大多數人自我認同的連續性，及其對自身行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進而陷入本體性安全的危機（吉登斯，1998）。在此情境下，構建共同體將成為人們應對這種本體性安全危機的必然選擇。在數據驅動的社會中，個體自主性將得到極大釋放，個體不僅僅是消費者，還是大數據與社會議題的生產者、貢獻者和創造者。與此同時，隨著智能化的發展，人能夠與智能機器人等類人主體交互并進行智能化實踐。在此過程中，人的主體性經由技術“孿生體”實現了升華與拓展。智能化沒有淹沒實踐的主體性，而是通過智能技術提升了主體性的層次和能力（劉少杰，2022）。在此過程中，社會團結的形態也會發生變革：人們逐漸不再依據階級、階層、利益群體、組織等傳統類屬進行凝聚，各種邊界模糊的數字社群將成為人們構建超域團結的基礎。以數字信息化、話題共鳴性為基礎，基于對“重要事件”“熱點議題”共同關注的社會共同體有可能逐步形成，智能合約、去中心化社群以及共享平臺將成為新的生產組織基礎。在現實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各類超越傳統邊界的趣緣群體、流量社群、認知資本、平臺經濟等已經預示著這種新的共同體的出現。

進一步而言，相比以往，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具有脫域特征且外延不斷拓展的新公共性正在成為數字時代新共同體構建的價值基礎。美好生活是人類的共同追求。雖然在不同時代，因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制度設計、文化差異、社會環境、自然資源稟賦以及人的需求不同，不同國家的人民對“好”的標準存有不同理解，在“好的生活”的內涵與價值指向方面也會有不同認識，但其核心訴求都離不開對“必然王國”的超越、對自主和自由的實現，以及對“類”本質的回歸需求。相較于構建在個人主義價值基礎之上、主體分立抗衡甚至是相互沖突的西方公共性，中國社會新公共性的核心特征便是“人民性”，即黨和國家在不同時期與時俱進地回應廣大人民的真實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性正是跨越經濟發展、歷史文化及資源稟賦等差異的“最大公約數”，亦是人類新共同體構建的價值基礎。從理論上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探尋和了解人民的真正需求的過程中，開創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同樣，只有回到人民性這一社會主義公共性的建構基點，我們才能在數字時代破除社會自主性膨脹所誘發的虛無主義迷思（李友梅，2022，2023，2024），辨清人們的真正需求，推進社會整合的持續實現。

從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形態來看，數字社會將會跨越民族和國家的傳統邊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交流、碰撞的過程中實現社會融合。借助數字平臺和相關工具，全球南方國家將有可能打破北方國家構筑的“智能鴻溝”，加速實現商貿往來的便捷、跨國交易的繁盛，以及全球供應鏈的互聯互通，增強各國間的經濟互動并由此促成共同利益的實現。在此基礎上，不同國家的人們通過增進相互了解和交流，促進文化的多元融合，也將有助于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所倡導和踐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亦指出了新公共性進一步延展和應用的方向。可以說，數字社會的來臨意味著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真正共同體”有可能成為現實：共同的利益和命運使個體、地區、國家乃至全人類緊密相連，不斷促進多元個體的價值共生、互利共贏和普遍共識，為人類文明的新發展提供肥沃土壤。

邁入數字社會即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也必然會為社會學理論發展提供新的靈感來源。正如古典社會學在古今文明嬗變、續接中實現其在現代世界中的轉化與重構，從社會的演進史出發以深入探討人類的自然史進程，尤其是從現代社會的機理出發來重新審視世界諸文明的構成原理，這些都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和深度闡釋人類社會的變遷。而在數字時代，借助數字技術，個體得以跨越空間、種族、階層等邊界，構筑出新的共同體形態（鮑曼，2007），這些共同體又在新的社會形態中獲得彰顯、持續擴展。當代中國社會的新公共性建設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中人民性與公共性相統一的本質特征，并指向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與共同的政治生活，它的現實意義就在于彰顯以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共同體為導向的實踐路徑（李友梅，2023）。因此，要在數字社會的流變實踐中促成不同共同體的建構與協同，推動社會團結與發展，并在把握社會變動邏輯、探索社會發展路徑時，始終堅持以人民性價值為引領。只有貫徹這一原則，才能在共情和認同的基礎上達成社會性的共鳴。唯有如此，人類才有可能在促成數字時代社會團結與社會發展的實踐中掌握主動權。

五、余論：更新認知以更好實踐“從實求知”

不同于以公民身份為基礎、內含排斥邊緣群體邏輯的西方公共性，中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建立起以包容性為基礎，持續延展自身政治及社會外延、團結各種社會群體的社會主義新公共性。新公共性具有“人民性”的特征，即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為文化根基，以人們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有共享為核心目標，以全體人民的共同需求為導向，要求將更廣大的人民納入共同體發展之中（李友梅，2022，2023，2024）。進入數字時代，新公共性作為推動中國社會整合的核心機制，其外延從現實社會中的人民進一步擴展至互聯網接入者、數字平臺使用者等虛擬社會中的人民，逐漸展現出突破民族、國家和群體界限約束的脫域性特征，并推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同時，面對借助數字技術進行脫域交互的規模巨大的多元主體，如何圍繞人們的共同關切、核心話題形成共鳴和共識，如何協調積極進行跨文化交流卻容易因認知不同而產生沖突的復雜人群，如何找到關于“人民需求”的更大公約數等，將成為數字時代借助新公共性構建社會團結的關鍵。

本文開篇曾提及關于推進中國社會學認知更新與理論方法創新的問題。實際上，關于“并聯式”疊加發展的中國社會在數字時代如何依據“新公共性”“新共同體”構建社會團結、推進社會整合的討論，回答了“在數字時代如何推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習近平，2017：344）。本文指出，只有與時俱進地實踐社會學“從實求知”的研究方法論，才能在紛繁變化的現實中把握中國社會運行發展的邏輯。

“從實求知”的原則是指，在變動的“實際”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提升“文化自覺”，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現和解決中國社會的真問題，而“真問題的發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獲取，又需要根據‘實’的動態發展與多層次特質而不斷調整和修正”（李友梅，2017：56）。踐行“從實求知”的關鍵就在于準確把握社會轉型與社會形態躍遷的實踐邏輯。不過，究竟什么是“真實”、如何發現“真實”、怎樣認識“真實”等又必然涉及復雜的認識論問題。辯證地看，中國正處于“并聯式”疊加發展的社會過程中，社會科學研究者所面對的“實”是不斷變化的。其中，紛繁復雜的社會表征不一定是真正意義上的“實”，前一個時代的“實”并不一定是當下的“實”，西方學者眼中的“實”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卻不一定意味著“實”。由此，在不同的時代尋找“實”、判定“實”、辨析“實”、最終看清“實”，是一個“去偽取真”的社會科學研究過程。

費孝通在討論中國社會變遷時，曾用“套”來說明社會生活是技術、政治、經濟、文化等各要素相互匹配、結合的整體，他認為處于同一文化之下的人們在特定時代的行動和價值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費孝通，2011：339）。一方面，隨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遷，社會生活整體也會發生變化；另一方面，這種一致性與交流互動的范圍有關。這意味著隨著技術發展，特定時代的一致性有著超越上一時代一致性的范圍和形態，即一致性內涵的超越性特征（費孝通，1999）。這也啟示我們在認識數字社會時，要在持續變動演進的社會現實中把握不同社會主體的適應方式及其內在邏輯，從而凸顯時代主題與價值依歸。

社會學“從實求知”原則所強調的要義在于，理論是調查實踐的工具，現實是調查實踐的目的，這一原則的出發點、內涵及指向與“實事求是”原則相契合。費孝通（1999：382）在解釋“從實求知”的時候說：“從‘實’當中求到了‘知’之后，應當再回到人民當中去。從哪里得到的營養，應當讓營養再回去發揮作用。中國人講‘知恩圖報’，我圖的‘報’就是志在富民”。可以說，“從實求知”不僅是一種原則與要求，更是中國社會學界獨有的認識論范式和價值追求。對于中國社會學者而言，做到“從實求知”需要增強實踐自覺，直面中國社會的實踐巨變，科學分析和總結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兼具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知識體系（洪大用，2021）；要具備“大歷史觀”“大中國觀”“大學問觀”的方法自覺，持續并深刻地對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進行方法論層面的檢視和探索（陳云松，2025）。在分析當下多形態社會實踐時，研究者有必要進一步把握“從實求知”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并將其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人民本位以及新公共性緊密結合，這將有助于推進我們對數字社會諸社會現象的理解、闡釋和分析，在數字時代繼續做出面向人民社會生活實踐的、服務于人民的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