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喚醒記憶：被日軍稱“馬路大” 蘇聯人，來源竟如此多樣？

不少網友在觀看電影《731》時候，都會非常好奇為什么731部隊監獄關押的實驗受害者中，會有蘇聯人呢？現在，本文就根據中國和俄羅斯兩國檔案館的歷史文獻，揭開蘇聯“馬路大”的多樣化來源，解釋蘇聯人為什么會成為日軍實驗的“馬路大”（日語“丸太”，意為“原木”）。

一、諾門罕戰場的戰俘：從戰場俘虜到 “實驗材料” 的悲慘墜落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制定了“大陸政策”，計劃就以中國東北為基地，分別實施北進和南進戰略。南進戰略就是攻打東南亞；北進戰略，就是通過軍事行動試探蘇聯的實力，如果能擊敗蘇聯的遠東軍，就可以打通進攻蘇聯腹地的通道，和德國法西斯形成共同攻打蘇聯的東西夾擊之勢。

這時候的蘇聯，正面臨歐洲戰場上納粹德國的潛在威脅，需要穩定遠東邊境，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當時的蒙古，與蘇聯建立緊密的軍事同盟關系，其東部邊境的諾門罕地區（位于今蒙古國東方省，毗鄰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市）由于歷史領土的邊界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成為日蘇矛盾爭奪的重點。

當時，日軍認為如果控制諾內罕地區，能切斷蘇聯和蒙古的聯系，也為后續“北進”蘇聯提供條件。

于是，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之后。日軍以“保護偽滿邊境”為借口，頻繁在中國和蒙古，以及蘇蒙邊境地帶制造軍事沖突，為發動戰役尋找借口。

之后，在1939年5月，偽滿洲國的一支騎兵部隊以 “蒙古牧民越界放牧” 為借口，進入蒙古國的諾門罕地區，驅趕蒙古牧民，之后與蒙古軍隊發生武裝沖突。

之后，日軍介入武裝沖突，派遣關東軍第 23 師團一部增援偽滿軍隊，蘇蒙方面則迅速調動兵力反擊，沖突規模不斷擴大。

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敏銳地意識到，諾門罕地區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必須要給日本的挑釁性毀滅性打擊，才能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尷尬境遇。所以，蘇聯決定投入重兵參與諾門罕地區，徹底粉碎日本的野心。

這樣，蘇軍和日軍在哈拉哈河草原上進行一場鋼鐵碰撞，在蘇聯的裝甲部隊和炮兵的打擊下，日軍最終以慘敗告終，據估計死傷和被俘超過2萬人，第23師團幾乎全軍覆沒。

蘇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但卻牢牢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慘敗之后的日本，只能徹底放棄了“北進”攻擊蘇聯的戰略計劃。在1941年4月，日本和蘇聯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這樣蘇聯穩住了東方戰線。

于是，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時，日本沒有履行軸心國義務，從東面夾擊蘇聯。這樣，斯大林才能將遠東精銳部隊調往莫斯科前線，扭轉了戰局，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尷尬境遇。

但是在諾門罕戰役，蘇軍也是損失慘重，不少蘇聯士兵因受傷、突圍失敗等原因淪為日軍的戰俘。根據《日內瓦公約》，這些戰俘本應受到優厚待遇，但卻成了 731 部隊實驗素材的“獵物”。

根據日本關東軍檔案《特別移送相關文件》（現藏于黑龍江省檔案館，檔案編號：103-2-897）記載：

在1939 年 10 月至 1940 年 3 月，日本關東軍從諾門罕戰役戰俘營中，先后篩選出一共127 名蘇聯戰俘，然后以 “特殊軍事研究需要” 為理由，借助鐵路秘密運輸到哈爾濱平房區的731部隊本部。然后在蘇聯戰俘運輸名字的檔案上，直接寫著“無生還必要”，這一切就暴露了日軍把戰俘當作實驗材料的冷酷目的。

曾經擔任731部隊第四部（生產部）部長的川島清，在 1949 年蘇聯戰后的伯力審判中供述：

“諾門罕戰俘是‘馬路大’的重要來源之一，他們經常用在凍傷實驗、細菌感染實驗。”

川島清的供述，與《特別移送相關文件》呈現一種相互印證的關系，對諾門罕戰俘淪為“馬路大”的悲慘遭遇做了真實的還原。

據俄羅斯聯邦檔案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公布的《遠東特別集團軍戰俘記錄》顯示，僅諾門罕戰役期間，就有約600名蘇軍士兵失蹤或被俘。其中一部分人員都是被秘密移交至731部隊。在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的《關東軍作戰史》也間接證實：“對于特殊俘虜，依上級命令移送至防疫部門處理。”所謂“防疫部門”，正是731部隊的代稱。

二 中蘇邊境的諜報人員：秘密戰線的犧牲者，難逃實驗的魔爪

除了諾門罕戰場的戰俘，中蘇邊境的諜報人員也未能逃脫成為“馬路大”的厄運。二戰期間，盤踞在東北的日軍，雖然簽訂與蘇聯停戰的協議。但是，日軍也知道蘇聯是與自己爭奪遠東地區的霸主，未來肯定會開戰，自然在中蘇邊境沿線設立大量特務機構，以便能獲取蘇聯的軍事部署、經濟動態等情報信息。

蘇聯這一邊，也為了掌握日軍動態，也的確在偽滿洲國境內安插大量間諜。當抓獲疑似蘇聯的通信員、偵察兵或地下工作者，往往不經過任何審判，統統以“特別移送”為名義，送到731部隊。

如1941 年 5 月，蘇聯情報人員—彼得羅夫在哈爾濱執行情報任務時，由于叛徒出賣被日軍特務逮捕。在獄中，他遭受了嚴刑拷打，但始終未泄露情報。

同年 7 月，日軍以“蘇聯諜者，危害滿洲國家安全”為理由，以“特別移送”為名義移送到 731 部隊。在檔案中附有彼得羅夫的移送清單，清單上“用途”一欄上寫著“細菌武器效力測試”。

之后，擔任731 部隊情報課課長的山崎宏，在戰后撰寫的《731 部隊情報活動回憶錄》中提到，1939-1945 年間，部隊通過“特別移送”接收蘇聯諜報人員，大約是80 人。然后這些蘇聯人大多數用在炭疽桿菌、霍亂弧菌等細菌感染實驗，在細菌感染后的病理變化，日軍在一邊全程記錄，借此做細菌武器研究用途。結果，這些諜報人員都是無人生存。

中國學者楊彥君在《侵華日軍731部隊罪行實錄》這一本書中，引用多份日方文件指出，在731部隊設有專門的“外國人實驗班”，專門針對蘇聯、蒙古等國籍人員進行細菌武器的凍傷、毒氣、高壓等實驗活動，借此檢測極端環境下，細菌武器對人產生的效果。

三 日軍“保護院”的關押者

偽滿洲國期間，日軍知道共產黨在東北的抗日力量，背后是蘇聯的支持。為了鎮壓共產黨的反日力量，設立多個“保護院”。這些“保護院”的名義，雖然是“收容越境人員，提供臨時安置”，本質就是日軍的特務機關，關押蘇聯、蒙古國士兵，以及反日民眾，很多人都被挑選為“特別移送”到731部隊做實驗。

根據偽滿洲國國務院檔案《保護院管理規程及移送記錄》（現藏于吉林省檔案館，檔案編號：JLA001-02-00345）記載，1942 年位于海拉爾（今內蒙古呼倫貝爾海拉爾區）的“海拉爾保護院”，一共收容大約342名蘇聯、蒙古國的人員。

之后，1942年9 月日軍挑選出 45 人，通過秘密通道送往 731 部隊。檔案中還記錄了這些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齡、國籍，其中最小的是一名 16 歲的蘇聯少年，因“疑似與共產黨底下組織有聯系”被關押，最終淪為731的“馬路大”。

四 哈爾濱的無辜平民

如果說戰俘、諜報人員、“保護院”的關押者，是日軍的軍事敵對力量，被日軍扣上“軍事相關”帽子被逮捕，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哈爾濱的蘇聯平民被逮捕，也是無辜受害者。

二十世紀初，哈爾濱因中東鐵路的修建，成為蘇聯僑民的重要聚居地之一。二戰期間，日軍為了滿足731部隊的“實驗需求”，以及將來對蘇聯細菌戰的需要，就對居住在哈爾濱的蘇聯平民，甚至很多是婦女與兒童做秘密逮捕。

在偽滿洲國時期，哈爾濱曾經是俄國僑民的重要聚集地。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羅斯人流亡至此，保留蘇聯國籍在東北從事鐵路和商貿一類工作。

日軍為了加強對中蘇邊境的控制，經常以“反滿抗日”、“通蘇嫌疑”等理由，逮捕蘇聯平民。雖然蘇德戰爭爆發之后，日本和蘇聯保持中立，關東軍卻是加強對蘇僑的管理和控制，經常無辜抓捕蘇僑。

同時，日軍根據731部隊的實驗要求，挑選一些身體健壯，適合做實驗的關押者送到731部隊。據日本中央大學吉見義明教授整理的檔案，1944年日軍巡邏隊在黑龍江沿岸，一共綁架三名蘇聯漁民，然后送到731部隊做各種饑餓極限實驗。還有一次，哈爾濱憲兵隊在一次行動中，一共逮捕27名“親蘇分子”，其中11人被標注“移送731”，之后再無音訊。

根據《哈爾濱蘇聯僑民遇難檔案》保存1943 年蘇聯僑民瑪利亞?伊萬諾娃的報案記錄。當時，她的丈夫伊萬?尼古拉耶維奇（一名普通商人）和 12 歲的兒子阿列克謝在自家店鋪，卻被日本士兵帶走了。

可是當1945年8月蘇聯紅軍入住哈爾濱之后，在 731 部隊遺址的實驗記錄中發現了伊萬諾娃的丈夫和兒子的名字，被731部隊用在細菌耐受性實驗，實驗記錄上標注“實驗結束，處置銷毀”。

結語

從731部隊“馬路大”來源的多樣化，可以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反人類罪行是不分國界的。今天，還原731部隊這一段歷史，主要是告訴世人，任何以科學名義踐踏人性的行為，終究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