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仍只會“模仿與改良”？我國科學家為何長期無緣諾貝爾獎項

2025諾貝爾化學獎于8日上午授予日本學者北川進、英國裔澳洲學者羅伯森、約旦裔美國學者亞基。

中國仍只會“模仿與改良”？這話太過刺痛！

十年前，屠呦呦拿下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時，舉國沸騰。那一刻，中國人覺得“科學諾獎的天花板被捅破了”。但十年過去，新的獲獎者依然沒有出現。

那么問題來了，我們真的不行嗎？還是，這個世界的評判標準，本就不是為中國準備的？

中國這么多年科研成果井噴、論文量世界第一、科研經費世界第二，AI論文、量子通信、材料科學全面領先——為什么還拿不到幾個諾貝爾科學獎？難道我們依舊只會“模仿”和“改良”？

這是一個刺眼的問題，也是一面鏡子。看似關于獎項，實則是關于中國科研本質的靈魂拷問。

在諾貝爾科學獎的百年歷史里，華人拿到的屈指可數：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錢永健……幾乎清一色的“美國籍科學家”，只有屠呦呦是土生土長的。

她靠的是青蒿素。她沒有用高精尖的粒子對撞機，也沒有億級科研經費，靠的是“土方法”，靠的是“笨功夫”。

諾貝爾獎喜歡什么？喜歡“原創性的、顛覆性的、徹底改變認知”的突破。屠呦呦的發現滿足了這一點。但中國的科研系統，大多在追求“能發表、能落地、能見效”的成果。換句話說，我們的科研，是被現實和產業鏈催出來的，而不是被“好奇心”驅動的。

另外，中國科研真正起飛，是2010年后的事兒。那之前，經濟騰飛了，錢砸進去了，可基礎薄弱。丘成桐，美籍華裔數學家，香港中文大學致真交叉數學科學院創院院長，2010年直言：“中國創新人才還差得遠，大學里沒形成創新氛圍。年輕教授忙著評職稱，哪有空搞原創？”

著名數學家 丘成桐

沒錯，體制問題擺在那兒：行政職務堆成山，一個教授平均兼7個行政活兒，科研時間被擠得像牙膏。 再加上政策偏“重術輕學”——應用研究好考核，基礎研究像賭博，砸錢不一定見效。結果呢？咱們的工程師遍地，發明家卻鳳毛麟角。

更有人批評中國科研“抄襲”“改良”，聽起來刺耳，但這恰恰是每個后來者都要走的階段。

別忘了，日本、韓國甚至當年的美國，也都經歷過這一階段。

19世紀的美國，被歐洲科學家嘲笑為“土包子工業國”。美國早期的蒸汽機、鋼鐵、紡織機，全是從英國“逆向工程”來的。

二戰后日本的“豐田生產線”“索尼電視機”，哪個不是從西方技術上起家？連三星早期的芯片生產線，都是買的美國舊設備。

中國的情況也一樣。只是我們走得太快——幾十年完成別人一百年的積累。于是“學習—超越”的過程被壓縮成一代人的速度，看起來像是“抄”，但實則是“演化”。

中國的崛起路徑，并沒有脫離世界工業化的規律。只是中國體量太大，速度太快，于是顯得“突兀”，讓人以為中國不會原創。

但別忘了，所謂“模仿”不是終點。它是積累，是熱身，是一次次從模仿中逼近原創的“進化”。你可以復制產品，但無法復制思維。

當代中國科學家的群體，正在經歷從“技工”到“思想者”的轉型。

諾貝爾獎有個特性，就是慢。一項科研成果往往要幾十年后才被承認。李政道和楊振寧提出“宇稱不守恒”，從提出到獲獎，只花了兩年——這是奇跡。但更多時候，科學獎反映的是幾十年前的科研生態。

這不是借口，而是現實。想想日本：明治維新后，花了50年才出第一個諾獎（2000年，物理獎）。德國呢？從二戰廢墟爬起，也用了30年。美國霸主地位？那是二戰后砸錢砸出來的，曼哈頓計劃一出手，諾獎就跟雪片似的飛來。

中國呢？從1978年起步，算下來才47年。屠呦呦的青蒿素，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523項目”，熬了40年才獲獎。諾獎不是實時直播，而是老照片，記錄過去的榮光。平均下來，一項技術突破到獲獎，得等20-30年甚至更長。

換句話說，今天的諾貝爾獎，是20世紀末的科研成績單。那時候，中國還在為加入WTO忙活，科研體制剛起步，哪里有今天的研究水平？

再看現在的數據：

2024年，中國大陸發表的科學論文近90萬篇，G20第一；
美國約50萬篇，首次被超越；
“自然指數”（衡量高質量論文）中，中國已超過美國；
中國科學院在全球科研機構排行榜上排名第一，超越哈佛大學。

根據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ISI最新發布的《G20國家科研與創新報告》，2024年，中國大陸發表了近90萬篇科學論文，在G20各國中名列第一。美國則以約50萬篇排名第二。這也是1945年之后長期壟斷科研領域霸主地位的美國首次被超越。相比之下，屠呦呦獲諾獎的2015年，中國論文數還僅為30萬篇，而美國則和現在一樣，還是50萬篇。

數量超越了美國，那質量又怎么樣呢？所謂的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就是衡量高質量論文的一個重要標準。該指數僅統計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50種自然科學和醫學期刊。而中國的這一指數也已超越美國。

囊括全球大約兩萬個科研機構的排行榜顯示，中國科學院已領先于哈佛大學，高居榜首。而歐洲最富盛名的馬普協會則只排名第十位，其他躋身前12名的機構均來自中國。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科研強國”的新階段。只是，這個“強”，還沒等到諾貝爾獎那邊更新記錄。

諾貝爾獎反映的是“過去的創新積累”；而中國科研代表的是“當下的爆發式躍遷”。

由此看來，中國當前為何同諾貝爾獎無緣的原因也就很好解釋了：某項科研獲得突破幾十年之后，往往才能獲得諾貝爾獎。

但我們也要承認，中國科研的“短板”確實存在。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我們的科研體制，還是太“行政化”。科學家不是在追尋真理，而是在追考核指標。論文數量、項目經費、職稱評定、成果轉化。這些“外部激勵”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科研的原動力。

屠呦呦當年能堅持下來，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她“不聽話”。她脫離主流體系、埋頭實驗，不為論文、不為名利，至今在國內都沒評上院士。諷刺的是，2025年，屠呦呦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不得不說，屠呦呦是那個時代體制縫隙里的“幸運者”。而今天，這樣的縫隙幾乎被體制填滿了。

此外，還有一個文化上的“隱形天花板”：風險厭惡。中國科研傾向于“穩”，喜歡“有把握的成功”。而真正的原創性突破，往往來自“瘋子”。

牛頓、愛因斯坦、愛迪生，哪一個不是在當時被認為“不靠譜”的人？
但在一個容錯率極低、經費申請流程繁雜、行政考核密集的科研體系里，哪來的“瘋子空間”？

要看清今天的格局，還得把視野放寬。過去幾十年，美國的科研體系確實在“掉速”。特朗普政府時期削減科研預算、限制留學生、打壓中美合作，讓美國大學的國際科研生態急劇萎縮。而拜登政府“防中國”的心態太重，反而綁住了自己。

與此同時，中國的科研體系在經歷一種“國家級加速”：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從2000年的10億漲到2024年的400億，國家實驗室體系初步建立，AI、量子、材料科學、深空探測多線開花，企業科研（華為、比亞迪、中科曙光）與基礎科研結合度越來越高。

而在外媒上，有人吐槽：“中國科技大躍進，原創在哪？”可數據不騙人：高被引論文，中國占全球30%，AI算力雖美國68%，但中國專利申請全球第一。

目前，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仍保持著領先優勢，而這同美國極力打壓、圍堵中國有著密切的關系。

諾貝爾獎是榮譽，但不是目的。今天中國科學的真正目標，不是為“拿獎”而拿獎，而是要在“知識產權—產業鏈—國際標準”上取得主動權。

以人工智能為例：中國AI的原創算法、應用場景、算力調度方案，正在被世界采納。

在新能源、量子通信、超級材料等領域，中國已開始主導標準制定。這比一個獎杯更有分量。

2016年，“墨子號”衛星上天，建起全球首條量子保密通信網“京滬干線”。潘建偉團隊的糾纏光子源，效率超國際10倍。 2023年，本源量子推出“悟空”超導量子機，算力超谷歌的“錦鯉”。

2024年，全球AI創造力報告點名：中國大模型如文心一言、Kimi，參數規模超GPT-4，藥物研發加速30%。 華為的昇騰910芯片，AI訓練速度全球頂尖。電動車？比亞迪電池續航超特斯拉，出口全球。 核電呢？華龍一號出口印尼，第三代技術全球領先。

而今，中國的科研成果直接影響世界生活方式——從高鐵到支付、從通信到能源——這種“影響力”，已經超越獎項層面。

今天的中國科學界最需要擺脫的，不是“落后感”，而是“焦慮感”。我們不必每年到諾貝爾獎公布時就刷屏問：“今年有沒有中國人？”這種焦慮，本身就暴露了我們的不自信。

諾貝爾獎只是西方世界的一種話語體系，它確立了標準，也強化了“評獎中心”在歐美的地位。但科學的未來，不該被某個獎項定義。

屠呦呦的青蒿素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這種價值，早已超越獎項本身。她拿到的是諾貝爾獎，但更重要的是——那是中國人用自己的知識體系，改變了世界醫學史。

中國科學正在崛起，這不是口號，而是數據與現實的疊加。我們的科研已經從“被動吸收”走向“主動創造”，從“追隨者”變成“引領者”。只是，這個轉變需要時間的沉淀，需要體制的寬容，更需要文化上的“容錯與鼓勵”。

展望未來，我敢打包票：中國諾獎爆發，就在眼前。專家預測，30年后，花落中國。 為什么？一是積累厚。2025年，全球創新展望報告：中國量子、AI領風騷，諾獎級成果已現。 二，體制優化。 “雙一流”大學，自由探索空間大。清華的最短路徑算法，已瞄準圖靈獎。

本周一開始，諾貝爾醫學獎、物理學獎以及化學獎將相繼揭曉，中國科學獎摘取獎項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但是現在就可以斷言，今后幾年、幾十年內，屠呦呦絕不會一直是中國唯一一位諾貝爾科學獎項的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