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來源抗辯的比較 | 張辰光

前言

合法來源抗辯作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中的核心抗辯事由，旨在平衡權利人保護與交易安全維護，通過豁免無過錯善意交易者的賠償責任，實現創新激勵與市場秩序的動態平衡。《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均對該制度作出規定，但在具體規則設計上存在差異。筆者結合近年在代理相關訴訟中的感受，從制度基礎、適用主體、主觀要件、客觀要件、不停止侵權五個維度進行比較分析。

1、制度基礎：

法律規定的差異化表達

合法來源抗辯在不同知識產權單行法中呈現“統一理念、差異化表述”的特征，核心均源于民法善意第三人制度，卻因保護客體特性差異而有所不同。

（一）商標法與專利法的肯定性規范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采用直接列舉式規定，明確銷售者“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說明提供者的”，即可免除賠償責任。該規定將主觀狀態與客觀事實并列作為抗辯成立的必要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七十七條將抗辯主體擴展至“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者”，要求其同時滿足“不知道侵權”和“證明合法來源”兩個要件，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不知道”需達到“實際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的標準，并對“合法來源”的商業合理性作出界定。

（二）著作權法的否定性規范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九條采用反向規制模式，規定“復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權的”、“復制品的發行者、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制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未直接提及主觀過錯要件。

（三）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補充性規范

202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銷售者不知道其銷售的商品屬于違法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說明提供者的，由監督檢查部門責令停止銷售，不予行政處罰”，司法解釋進一步規定不承擔賠償責任。該規則主要適用于混淆行為等涉及商品標識的不正當競爭糾紛，與商標法規則形成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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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用主體：

基于行為性質的范圍界定

合法來源抗辯的主體范圍與知識產權的權利行使方式直接相關，不同領域因侵權行為形態差異，形成了層次分明的主體邊界。

（一）商標法：限定于銷售環節主體

商標法將抗辯主體嚴格限定為“銷售者”，不包括生產者、制造者及商品使用者。這一限制源于商標侵權的核心損害在于流通環節的標識混淆，銷售者是連接生產與消費的關鍵節點，其善意與否直接影響市場秩序穩定。司法實踐中，即使是商標商品的善意使用者，也無法援引該條款免除責任。

（二）專利法：覆蓋多環節市場主體

專利法的抗辯主體范圍最廣，包括“使用、許諾銷售、銷售者”三類。這一制度設計考慮到專利技術的專業性，普通經營者難以全面掌握專利授權狀況，尤其是使用和許諾銷售行為往往不直接面向終端消費者，對侵權的認知能力更弱，擴大主體范圍符合專利保護的實踐需求。

（三）著作權法：聚焦傳播環節主體

著作權法將主體限定為“復制品的發行者和出租者”，與商標法中的“銷售者”存在部分重疊。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未將復制品使用者納入抗辯主體范圍，體現了對著作權人身屬性的特殊保護。

（四）反不正當競爭法：限定于經營性銷售主體

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抗辯主體為實施銷售行為的“經營者”，需具備營利性特征。這一限定與該法“規制經營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立法目的一致，非經營性主體即使涉及侵權商品流轉，也不適用該抗辯規則。

3、主觀要件：

善意標準的實踐認定與舉證分配

主觀善意（即“無過錯”）是合法來源抗辯的核心內核，但各法對其規定的明確性與舉證責任分配存在差異，司法實踐通過解釋形成了相對統一的認定標準。

（一）商標法：明確的“不知道”要件與抗辯方舉證

商標法明確要求主觀狀態為“不知道”，且由被訴侵權人承擔舉證責任。根據司法解釋，被訴侵權人需提供證據證明其“已盡合理注意義務”，如商品進貨價格合理、供貨方資質齊全等，若證據與其注意義務程度相當，可推定其主觀善意。例如，大型商超銷售低價知名品牌商品而未審查授權文件，通常不被認定為“不知道”；而小型零售店銷售普通商品時，對注意義務的要求則相對寬松。

（二）專利法：低門檻的注意義務與推定善意

專利法同樣要求“不知道”要件，但司法實踐對注意義務的要求低于商標法。考慮到專利技術的復雜性，法院通常認為普通經營者不具備全面核查專利狀態的能力，只要被訴侵權人能證明交易符合正常商業習慣，即可推定其主觀無過錯。尤其是“一件代發”等新型交易模式中，只要能提供上游供貨商信息與采購記錄，合法來源抗辯的支持率較高。

（三）著作權法：隱含的善意要求與舉證平衡

著作權法雖未明文規定主觀要件，但司法實踐普遍將“善意”作為抗辯成立的隱含條件。法院通常采用“權利人舉證過錯+推定善意”的模式：權利人需舉證證明被訴侵權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侵權”，若無法舉證則推定其無過錯。這種分配方式既契合法條的否定性表述，又實現了與其他知識產權法的制度協調。

（四）反不正當競爭法：參照商標法的善意標準

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觀要件認定參照商標法規則，要求被訴侵權人證明“不知道侵權”且已盡合理注意義務。在混淆行為糾紛中，若被訴侵權人銷售的商品與知名商品標識高度近似，即使能提供進貨憑證，也可能因未履行基本審查義務而被認定為主觀過錯。

4、客觀要件：

合法取得與來源說明的實踐標準

客觀要件是善意的物質載體，核心包括“合法取得”與“說明提供者”兩項內容，各法在具體認定標準上形成了統一基礎上的細節差異。

（一）“合法取得”的共性標準

各法均將“合法取得”界定為“通過合法渠道、以正常商業方式取得商品”，實踐中主要從三方面審查：一是購貨渠道合法，需來自具備相應資質的市場主體，而非無資質的地攤、個人等；二是交易價格合理，明顯低于市場價格的交易可能被認定為非合法取得；三是交易憑證，需提供買賣合同、付款憑證、進貨清單、發票等符合交易習慣的證據。專利法司法解釋特別強調，證據需“符合交易習慣”，不苛求形式完美但需具備真實性與關聯性。

（二）“說明提供者”的差異化要求

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明確將“說明提供者”作為獨立要件，要求被訴侵權人提供準確的供貨商名稱、地址、聯系方式等信息，確保權利人能夠向上游追溯責任。專利法未單獨列舉該要件，但將其隱含在“合法來源”的證明中，實踐中與“合法取得”的證據要求一并審查。著作權法同樣未明文規定，但說明提供者是法院認定“合法來源”的重要考量因素。

5、對“停止侵權”義務的差異化規定：

保護客體特性不同

專利法允許“支付合理對價后不停止侵權”，司法解釋規定對于舉證證明產品合法來源的被訴侵權產品的使用者“舉證證明其已支付該產品的合理對價的”可不停止侵權。該規定的本質是基于技術產品的特殊性：部分專利產品（如專用設備、定制零部件）若強制停止使用，可能導致使用者前期投入沉沒、影響生產經營連續性，且技術本身的“功能性”對市場的干擾小于商標的“標識性”或著作權的“傳播性”。

而商標法、著作權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客體（標識、作品、競爭秩序），均需通過“停止侵權”直接消除對權利核心利益的持續損害，故無類似例外規則。

6、結論

我國知識產權體系中的合法來源抗辯呈現出“理念統一、規則分野”的特征：在價值目標上均致力于平衡權利保護與交易安全，在具體規則上則因保護客體特性形成差異——商標法側重標識保護，對主觀注意義務要求較高；專利法兼顧技術復雜性，降低了注意義務門檻；著作權法通過司法解釋彌補法條不足，實現制度協調；反不正當競爭法則作為補充，參照商標法規則運行。

合法來源抗辯核心規則對比表

張辰光

山東鑫士銘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主任

擅長領域

知識產權、公司治理、房地產

業績及領域

曾在國企、外企、知識產權事務所任職。于2018年取得專利代理師執業資格，有專利代理、專利技術挖掘、專利導航實務工作經驗，執業以來代理過數十起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糾紛等知識產權領域訴訟、非訴案件。 主要業務領域包括公司法律事務、房地產及知識產權等。自執業以來為煙臺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市知識產權局）、山東省機場管理集團煙臺國際機場有限公司、煙臺愛麗絲中寵食品有限公司、廣東天禾農資股份有限公司等機關、國企、上市公司代理知識產權相關重大訴訟，為企業挽回重大損失。同時，為煙臺市國有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煙臺業達熱電集團有限公司、煙臺經海海洋漁業有限公司、山東耕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煙臺萬科企業有限公司、煙臺龍湖置業有限公司、山東中際智能裝備有限公司等企業提供常年法律服務。

社會兼職

煙臺市信訪局信訪聽證員、煙臺市律協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