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全保障:技術落地的顯性短板
在國內自動駕駛賽道中,百度旗下 “蘿卜快跑” 憑借早期激進的擴張節奏與低價策略,快速占據市場關注度,成為行業內商業化探索的代表性樣本。然而,隨著運營周期拉長,自動駕駛技術落地的復雜性逐漸顯現,蘿卜快跑在安全保障、成本控制、政策適配及市場競爭等方面,正面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現實難題,其商業化路徑的可持續性引發行業關注。
自動駕駛的核心前提是安全,而蘿卜快跑在實際運營中已多次暴露技術適配不足的問題。2025 年 8 月,重慶永川發生一起蘿卜快跑無人車事故:配備 38 個傳感器(含激光雷達、毫米波雷達)及 1200Tops 算力平臺的 RT6 車型,在設有 1.2 米高圍擋及施工提示的路段,未能識別前方 3 米深施工溝槽,徑直駛入,最終需乘客徒手攀爬脫困。從技術邏輯看,此類大規模靜態障礙物識別,本應是 L4 級自動駕駛系統的基礎功能,此次事故暴露出其感知與決策系統的銜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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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永川蘿卜快跑無人車掉入坑中)
回溯過往案例,類似技術短板并非個例。2023年7月,武漢一輛蘿卜快跑車輛與行人發生碰撞,反映出其在復雜路況下對 “弱勢道路使用者”的動態預測能力不足;同期另一起變道剮蹭事故中,車輛未停車處理而是繼續行駛,進一步顯現系統在事故責任判定與應急交互機制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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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蘿卜快跑無人車交通事故視頻截圖)
從技術路線看,蘿卜快跑依賴 “車路協同 + 單車智能”的組合模式,理論上可通過道路基礎設施補充車輛感知能力,但現實中,國內多數運營區域尚未實現車路協同全覆蓋,且存在信息傳輸延遲風險。在此背景下,單車感知系統需承擔核心保障作用,而行業技術人士指出,蘿卜快跑早期“低成本”導向下,或在傳感器冗余設計、算法迭代優先級上存在妥協,導致其在施工路段、突發穿行等復雜場景中,安全冗余度不足。
二、商業邏輯:成本與盈利的雙重壓力
自動駕駛商業化的關鍵在于“成本可控”與“盈利閉環”,但這兩點對蘿卜快跑而言仍存在明顯缺口。早期為快速積累用戶,蘿卜快跑推出 “10公里3.9元”的低價服務,然而這種依賴補貼的模式,與自動駕駛重資產、高投入的行業屬性存在天然矛盾。
從硬件成本看,盡管蘿卜快跑宣稱第六代量產車Apollo RT6將整車成本壓至25萬元以內,但拆解成本結構可見,僅激光雷達與高性能計算平臺兩項核心部件,占比就達 60%(約 15 萬元),再疊加線控底盤、多傳感器集成及全天候運營所需的耐久性改裝,實際單車投入仍處于較高水平。這一“低成本”僅為相對概念 —— 相較于 Waymo 早期百萬級改裝車成本而言,距離支撐普惠出行的“平價化”目標仍有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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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成本的壓力同樣顯著。當前階段,為滿足安全與合規要求,蘿卜快跑多數運營車輛仍需配備安全員,其薪酬、培訓及管理構成持續開支;更易被忽視的是數據成本,每車每日產生約 200GB環境數據,按法規要求需保存不少于30天,事故相關數據需長期留存,這對云端存儲、算力支撐及數據清洗標注形成巨大消耗。此外,車輛日常維護、充電、清潔,以及遠程監控中心的運營費用,進一步推高運營成本。
成本壓力下,蘿卜快跑的定價已逐步 “回歸價值”:從早期低價升至與普通網約車持平,部分區域高峰時段單價甚至達 4.6-6.7 元 / 公里,導致早期積累的用戶出現流失。此前百度內部曾計劃 2024 年底在武漢實現盈虧平衡、2025 年全面盈利,但結合當前成本結構與客單價水平,這一目標的實現面臨顯著挑戰 —— 若無法脫離補貼形成自我造血能力,其商業化模式的可持續性將持續存疑。
三、政策適配:合規與社會影響的待解難題
自動駕駛商業化并非單純的技術落地,還需適配政策監管與社會環境,這恰是蘿卜快跑當前面臨的重要瓶頸。從法律層面看,國內《道路交通安全法》尚未對 L4 級及以上自動駕駛事故的責任劃分作出明確界定,一旦發生嚴重事故,責任歸屬(企業、乘客、算法提供方)缺乏清晰依據,蘿卜快跑作為運營主體需承擔潛在的 “無限連帶風險”,這對其規模化運營構成隱性制約。
審批流程的復雜性同樣增加了落地難度。在單一城市開展全無人商業化運營,需通過交通、工信、公安、市場監管等至少 12 個部門的協同審批,各部門權責劃分與標準銜接尚未完全統一。尤其在 “遠程安全員” 的資質認定、操作規范等核心環節,目前尚無全國統一標準,導致蘿卜快跑的跨區域擴張面臨政策壁壘。
此外,社會層面的適配問題也逐步顯現。自動駕駛出租車的推廣,直接關聯數千萬網約車司機的就業生計,此前武漢、重慶等地已出現網約車司機針對蘿卜快跑的抵制事件。盡管技術迭代帶來就業結構調整是行業趨勢,但短期內如何平衡技術推廣與社會就業穩定,仍是蘿卜快跑需面對的現實問題,也成為地方政府推進相關政策時的重要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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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新浪財經)
四、市場競爭:內外圍的雙重擠壓
在自動駕駛商業化的賽道上,蘿卜快跑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正持續加劇。國際層面,Waymo 選擇“聚焦特定區域、深耕單車智能”的路徑,通過長期嚴苛測試打磨系統可靠性,在舊金山、鳳凰城等區域已實現較成熟的全無人運營,其技術壁壘與安全口碑形成差異化優勢;特斯拉則依托數百萬輛量產車的全球布局,每日可積累數億公里路測數據,這種 “數據驅動” 的算法迭代模式,為其自動駕駛系統的泛化能力提供支撐,而蘿卜快跑的數據源仍集中于國內,在數據多樣性與規模上存在差距。
國內市場中,小馬智行、AutoX、文遠知行等競爭對手也在加速布局,均在特定城市(如廣州、深圳)開展全無人運營試點,且在車路協同技術細節、場景適配度上各有探索,形成對蘿卜快跑的直接競爭。為尋求新空間,蘿卜快跑嘗試 “出海”,在迪拜、瑞士等地開展早期部署,但海外市場面臨基礎設施標準差異、數據合規(如 GDPR)、駕駛文化不同等多重挑戰,短期內難以形成有效增量。
總的來看,作為國內自動駕駛商業化的“先行者”,蘿卜快跑的探索既暴露了行業共性難題,也折射出其自身路徑的局限性。從技術安全到成本控制,從政策適配到市場競爭,當前面臨的一系列挑戰,本質上是自動駕駛“理想商業化”與“現實落地”之間的差距體現。
對蘿卜快跑而言,未來需在“規模擴張”與“安全冗余”、“成本壓縮”與“技術投入”、“短期流量”與“長期盈利” 之間作出艱難平衡。若無法在核心問題上找到突破,其早期構建的“商業化前景”或將持續承壓,而這不僅關乎企業自身發展,也為國內自動駕駛行業的商業化探索,提供了一份值得反思的實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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