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的dirty work，究竟能有多dirty？

dirty (adj.)骯臟的；下流的；
work(n./v.) 工作；勞動。

因此，dirty work=下流的工作？

想啥好事呢！在職場黑話里，dirty work這個組合詞指的是那些沒人想干、毫無成長，卻又不可避免的臟活累活。這些工作會順著權力鏈條層層下放，最終精準砸中鏈末的終極牛馬——實習生。

想象中的00后實習生：整頓職場，大殺四方；

實際上的00后實習生：澆花是嗎？好的老板。

01.《實習生dirty work大賞》

一份工作能臟到什么程度？請欣賞倒霉網友們的實習分享。

：在食堂給老板做飯（以后遇到管飯的公司記得先問問是不是要自己做）。

：端茶倒水，掃地施肥——從茶藝到園藝，一條龍技能培訓。

：扶了6小時梯子。

：拆掉文件上訂的幾百顆釘子。

當然，還有字面上的dirty work：掃廁所。

以上屬于家政類的dirty work，當你成為一名實習生，你同時也就成為了辦公室的管家、領導的秘書、老板家孩子的家教。

其核心在于工作范圍的無限越界，從公共事務無縫侵入私人領域，實習生時刻處于員工與保姆的量子疊加態，具體是什么身份要取決于老板什么時候觀測（指揮）你——薛定諤的實習生。

說起來這類dirty work在荒誕中還尚存一絲幽默，你很難在別處獲得如此超前的人生體驗：給一條魚接生；觀察女同事的屁股找出月經嫌疑人。

真正消磨人類意志的，是那些被包裹成正常工作的dirty work，它確實是work，但也確實夠dirty。

：把一個地方的數據復制到另一個，用一個表格補充另一個表格。面無表情的復制粘貼機器。

高情商：部門信息中樞；低情商：人肉傳話筒。

：整理文件、資料，不斷變換文件格式以適應老板需求。

實習生的工作通常涵蓋部門里所有需要人工、卻毫無技術含量的任務，它們重復且枯燥，讓人在無盡的復制粘貼中耗盡能量。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大幅提升對無聊的忍耐能力。

打工至少還能掙點窩囊費，而實習生只有微薄的薪水，一個月兩三千塊錢，扣掉通勤和吃飯，約等于倒貼上班。

還有很多行業實習沒有工資，甚至要另外交一筆實習費。

這樣一份錢少活dirty的工作非干不可嗎？是的。大多數學校把實習算做一門課程，拿到實習證明才有相應的學分，才能順利畢業。不過就算沒有學校的強制要求，也很少有人真的有魄力可以完全不去實習。要找工作，總不能簡歷上全寫自己當班干部的事。

《2024大學生就業數據報告》中，93.53%的畢業生參與過實習，49.89%的畢業生擁有2段及以上的實習經歷。

真正的卷王從大一起就跑在了刷履歷的賽道上，到畢業時已經手握四五段實習經歷；優績主義博主的主頁全是“大二拿下頂級offer”、“大三實習復盤”，光是看到就很難不讓人焦慮。

所以大學生也沒辦法，只能一邊在dirty work里機械勞動，一邊安慰自己“當你開著車在商場找不到車位，不會懷疑是車有問題”。

這套系統運轉的受益者當然是公司，他們可以用極低的成本，把團隊里沒人愿意干的活包裝成學習機會，順理成章地轉移給實習生。

而且類似的情況在哪都有。日本企業里，新人被期待先做雜事，例如清掃、端茶、搬物件、干凈會議室、文件整理等，這被視作“先做人，后做事”的過程；韓國年輕人創造出一個英語和韓語的混合詞Passion Pay（???），因為一些企業經常要求實習生用“熱情、夢想”來換低薪或無薪工作，“你能在這里工作已經是福報了。”

看起來是一套剝削系統，但其實，實習最初誕生時更像是一種教育產物。

20世紀初，美國正處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尾聲，制造業、工程業迅速擴張，社會對“既懂理論、又能動手”的技術人才需求極大。辛辛那提大學的Herman Schneider提出了一種設想：學生一邊上課，一邊去企業帶薪工作，課堂和工廠交替。

學校同事們都嘲笑這個想法。因為企業擔心這幫學生會弄壞機器，老師則覺得這會把大學生變成工廠學徒。Herman Schneider非常努力，說服大學董事會批準了這個項目的一年實驗，又四處動員企業，最終有12個企業招收了27名該項目的學生。

這就是現代實習制度的早期雛形。那時候這類項目主要是面向工程、技術類專業等專業領域。這些工作上手有門檻，去企業實習相當于上了一堂帶薪的實操課，很有好處。

而真正讓實習成為畢業生常態，是 20 世紀后期大學入學率的激增與就業市場的競爭加劇。到 1970 年代，美國大學畢業生數量迅速上漲，而對應的優質入門崗位并沒有等比例增加。

因此，增加實習機會被視為幫助畢業生找工作的辦法。勞動經濟學家 John Nunley在書里說，企業需要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人，實習讓他們有機會展示這些能力。

逐漸地，企業開始依賴實習經歷來篩選人才，這導致求職者被迫積累更多的實習經驗來保持競爭力，循環加劇之后，市面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無薪實習崗位。

當學生需要企業的履歷背書遠甚于企業需要學生的勞動，權力關系便順理成章地發生傾斜。這時候，實習已經變成了一種勞動力市場的前置門檻。

dirty work，可以看作是這種權力傾斜的直接后果。企業在挑選人才時，不必再提供真正的學習機會或核心任務，因為他們知道，再枯燥、再瑣碎的工作，總有人愿意接手。復印、跑腿、整理材料、填表格，這些本不需要大學學歷的工作，現在專屬于大學實習生。

老板們還給這些dirty work起了個優美的名字，實習生和團隊叫做輕耦合協作模式，不綁定核心業務，低成本熟悉業務鏈路。照這么說，幫全組取外賣，可以叫私域流量線下履約；給老板跑腿送文件，可以叫關鍵節點間的實體信息流穿梭。

這么聽起來是不是就高級多了？快寫簡歷上。

02.時代在進步為啥dirty work越來越多？

這兩年的畢業生看幾年前的就業環境猶如閱讀科幻小說：

0實習經歷也能找到工作；
招聘JD上寫的要求是“對該領域感興趣”；
用一份簡陋得不行的簡歷就能拿到大廠offer。

“完全不著急找工作”“喜歡的公司”“錯過了秋招”“秒批HC”，每一個詞看起來都很陌生。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為什么工作機會沒有變多，反而是dirty work越來越多？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公司從高速擴張的增量時代，進入了存量競爭的時代。

想想互聯網的黃金年代——2010 年前后到 2015 年，電商、社交、出行、O2O 一個個新賽道冒出來，團隊缺人手，只要有人能接，就會被拉去填空。于是，實習生哪怕是做最邊緣的瑣事，也常常和核心項目捆在一起。

而現在，很多行業都進入了存量競爭，團隊的日常就是圍繞著一些很普通、很基礎的工作打轉，反復優化一個功能、精細化拉新、修修改改報表。

正式員工干的工作都很重復，留給實習生的當然只有更dirty的dirty work。

此外，AI的發展也帶走了一些工作機會，帶來了更多的dirty work。

哈佛大學兩位經濟學博士，利用覆蓋2015年至2025年的就業數據（涵蓋28.5萬家美國企業、6200萬名勞動者的簡歷和招聘信息），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AI）對就業的沖擊。

他們通過招聘信息篩選出那些設有“AI整合師”崗位的企業——這一職位專門負責將大模型技術嵌入公司業務。按照這一標準，大約有3.7%的企業被認定為已部署生成式AI，這類企業的平均規模接近500名員工，是未采用AI企業的五倍。

自2023年初（正好對應ChatGPT走紅的時間點）開始，這些AI企業的初級崗位招聘明顯收縮：平均每季度少招3.7名初級員工，相當于縮減了原有招聘量的22%。

斯坦福大學的數字經濟研究專家Erik Brynjolfsson的另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在“高AI暴露職業”（即日常任務很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比如基礎編程、客服、數據錄入）中，22-25歲工人的就業人數相對下降了約13%。

AI正在代替越來越多初級員工，但糟糕的是，它并不能把所有活干凈利落接走，而是把剩下的更邊緣、更臟、更瑣碎工作甩給人來收尾。

在很多AI+實習生的工作組合中，AI做的是80%看起來很漂亮的成品，由實習生來填補20%的邊角料，那20%往往正是那些 AI 無法很好處理、可交付性差、邊界模糊的勞動，比如檢查信息、校對數據、調整格式，更像一個給AI配備的人肉補丁。

AI 完成了核心環節，留給實習生的只剩下dirty work。其實幾百年前也一樣：每一次技術迭代，最先被壓縮的往往就是新人掌握技能的空間。

學徒制從中世紀的歐洲開始盛行，一個年輕人（通常是十幾歲的男孩）會被送去某個師傅那里學習一門手藝，比如木匠、鐵匠、石匠、印刷工。學徒通常需要當5-7年跟班，等到完整掌握技能后，便能出師成為熟練工，開始領取工資獨立工作。

這個制度一直持續到19世紀工業革命后，新機器（半自動機床、鉚釘機、活字排版機等）的出現把工作分解成許多小環節，學徒被用來訓練操作單一機器，成為廉價但有戰略價值的勞動力。但他們再也沒辦法完整地掌握某一項具體的工藝。

這種重復、機械、缺乏創造性的勞動干得越久，越會讓人感受到空虛和無意義，進而懷疑實習體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些專家認為，實習對那些18歲之后才決定職業方向的人并不公平，而且實習往往有利于富裕學生，因為他們能承受無薪實習，而弱勢群體則很難負擔，無形之中加劇了教育與階層的不平等。

03.素質教育選手決戰dirty work之巔

現在的實習生基本出生在2000-2005年之間。他們是真正在豐富的物質生活與多元素質教育中長大的一代，從小被各種各樣的興趣班填滿。

教育塑造了他們無限可能的自我認知，而信息平權則讓他們比任何前輩都更早、更清晰地窺見了理想工作的模樣：一份職業不應僅是謀生，更應是興趣的投射、價值的實現和成長的階梯。

德勤發布的《2025年Z世代和千禧一代調查》中提到，這兩代人在評估職業吸引力時，最看重的因素是財務回報、工作的意義感以及幸福感。

一份月薪三千的dirty work，帶來的是理想與現實對撞后的幻滅：寒窗十余年、各個興趣班修煉的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在日復一日的取外賣、貼發票、復制粘貼中，毫無用武之地。

更倒霉的是，除了實習生本人，0人會理解他們的痛苦。

在老板們看來，年輕人就該多吃苦。成功者總愛用自己的經歷總結規律，老板們經歷過民營企業騰飛的黃金年代，覺得一個實習生就算從打雜開始，慢慢總有機會接觸到核心業務、坐上管理崗。

但其實那只是因為他們那代人的吃苦，恰好幸運地和時代的上升期捆綁在了一起。而對于現在的倒霉實習生來說，無法折算為績效的dirty work，更無法轉化為個人價值，吃苦就僅僅是吃苦而已。

正式員工呢，腦袋上想共情實習生，屁股上卻不太允許：這些零碎的雜事，如果實習生不干，就只能落在他們頭上。

這并非人性的淪喪也不是道德的缺失，而是系統設計下的必然選擇。組織通過細致的分工和任務切割，把個體放在彼此對立的位置上。實習生被設定為緩沖帶，替正式員工分擔雜務。結果，正式員工與實習生之間形成張力，卻沒有人會追問“為什么這些瑣事一定要有人做”。

它非常巧妙地讓底層勞動者相互制衡，從而無人愿意挑戰游戲規則本身。

不過，已經有一部分實習生發明出了獨特的應對策略，他們的原則簡單清晰：不求留用的實習生位同副總。

既然只是為了填充簡歷，那干過就算精通，聽過就是熟練。有了這種良好心態，他們的工作態度自然變得佛系：老板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不再糾結能不能學到東西；成果好壞無所謂，關鍵是留下一點能寫進簡歷的痕跡。

既然也沒有轉正機會，那就把這段經歷徹底工具化，用最小的情緒和精力成本，為自己的履歷掙下一枚談判的籌碼——一種基于理性計算的戰略性敷衍。

這種敷衍，本質上是一種對錯位的非暴力不合作，教育教大家成為不設上限的創造者，而職場卻期待他們成為精準沉默的螺絲釘，正是這種落差感，帶來了00后整頓職場，帶來了打工人的嬌牛馬文學。

或許決戰的戰場，從來不在工位之上，而在關于工作意義的想象之中。當一代人開始拒絕被“dirty work”定義價值，甚至能以其冷靜的幽默感將其轉化為自嘲的段子時，他們便已在另一個維度上，贏得了某種程度的自由。

最終的勝利，也并非要消滅所有“dirty work”，而是在系統的夾縫中，始終握緊對自我價值的最終定義權——你可以安排我做什么，但無法決定我是什么人。

實在不行，咱還可以去當主理人嘛。賣煎餅果子是“無麩質可麗餅古早味brunch店主理人”；賣肉夾饃是“低溫慢煮伊比利亞黑豬五花肉香脆帕尼尼主理人”。

這份屎上雕花的能力，或許才是dirty work最終教給我們的核心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