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烏戰爭延續之際,歐洲那些站在鏡頭前高聲宣誓“支持烏克蘭”的領導人,正把道德說辭當成了舞臺道具;當鏡頭一轉,賬本和能源合同又暴露出他們的真實算計。法國總統在公開場合慷慨表態,談論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如何用于幫助烏克蘭,但這些承諾長年被法律程序、技術性討論和外交斡旋拖延,真正到位的援助往往慢得令人絕望——口頭的鏗鏘與實際的遲滯形成了刺耳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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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這個歐盟的經濟中樞也并非光明榜樣。作為重要的軍工和工業力量,德國曾承諾承擔更多責任,但在關鍵武器和彈藥的交付上表現出過度的謹慎與拖延,許多決定在國內程序和政治顧慮中來回打磨,結果是在實際戰場需求暴露出來后才倉促應對。這樣的“穩健”在戰事面前往往被轉譯成“空白期”,讓前線士兵和民眾為政治的遲緩買單。與此同時,意大利與荷蘭等國在高調的外交表態之外,也存在援助兌現緩慢、能源與貿易關系未徹底切斷的現實——他們擅長發表道義聲明,卻未能匹配相應的行動力與代價承受能力。
更讓人難以容忍的是歐盟內部的制度性瓶頸。歐盟在許多對外政策上仍保留“一致通過”的規則,初衷是保護小國權益,但在當前危機中,這一機制卻成了少數國家阻撓多數國家意志的工具。一國的否決權能夠把整個援助方案拖死、把緊急撥款卡住、把本應迅速實施的實務變成無休止的談判桌面游戲。這種制度上的僵化,把正義的時效性消磨殆盡,也讓那些在國際法與道義上應承擔更多責任的國家,有了不作為的“合理化”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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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制度與道德的荒誕劇中,匈牙利的角色尤為刺眼。維克托·歐爾班領導下的匈牙利多次利用其否決權阻擋或延遲歐盟對烏克蘭的財政與軍事支持,把國家間的團結變成了討價還價的籌碼。匈牙利的否決并非孤立的程序性異議,而是顯而易見的政治博弈:以阻撓換取優惠,以反對換取妥協。更令人氣憤的是,其他一些國家對匈牙利的行為既無力也無意施壓,部分成員國甚至默契地將其作為甩鍋與掩飾自己不作為的擋箭牌,使得一個成員國的頑固可以壞掉整個聯盟的應急能力。匈牙利的“老鼠壞了一鍋湯”的現實,是歐盟體制軟肋的直接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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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關于將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用于援助烏克蘭的討論雖已有推進跡象,但過程之慢、手續之繁,恰恰說明了歐洲在面臨戰爭現實時的優柔寡斷。最近數國領導人再度表示愿意推進利用這些資產為烏克蘭提供支持,但將法律風險、金融安排和國際法考量作為反復斟酌的理由,導致實際兌現被無限期推遲。對烏克蘭來說,政治領導人的“愿意”如果不能快速轉化為彈藥、燃料與救援,那便只是廉價的安慰,而非救命之物。
這并非簡單的道德批評,而是對歐洲自詡為“價值共同體”的根本質疑:當“價值”被折現成經濟利益與短期能源安全,何以談正義?當一個聯盟在面對侵略時需要繞開自己的制度來實現援助,這說明制度本身早已不適應當代危機的緊迫性。歐洲的領導人可以在大會廳里念出公式化的譴責和承諾,但當這些言辭無法轉化為對被侵略國家的實質保護時,所謂的“團結”不過是面具。法蘭西的口號、柏林的謹慎、羅馬與海牙的演講、布達佩斯的否決——交織成一出用體制掩飾利益算計的鬧劇。
如果歐洲真心想要在歷史上站穩正義的一方,就需要做出選擇:要么改革制度,減少單一否決對緊急外交與安全決定的阻礙,要么承認當前體制下必然的妥協與軟弱,并承擔由此帶來的歷史責任。簡單地在鏡頭前高呼“支持烏克蘭”,而在實際經濟與能源政策上繼續與侵略者保持交往,這既無助于和平,也抹殺了對受害者最起碼的人道義務。烏克蘭的命運不應被歐洲的內政博弈和能源賬單所左右;當歷史的審判來臨時,那些在新聞發布會上熱淚盈眶卻在賬本上按下“保留態度”的人,終將被記住的不只是他們的口號,還有他們的軟弱與算計。
結局并非注定。若歐洲要真實地承擔起對烏克蘭的承諾,就必須把言辭變為行動,把制度改為能在危機中快速決斷的機制,而不是繼續讓一個“臭老鼠”在制度的爐子旁隨意翻攪。否則,這個曾以“價值”自詡的聯盟,只會在歷史面前顯得更加可悲:會被記為那些在道德高地上擺拍、在關鍵時刻退避三舍的政客們的集體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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