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億詐騙帝國，為何越打越狂？

全球最大規模聯合打擊行動未能阻止跨國詐騙網絡持續擴張，美國財政部本周宣布對柬埔寨大型犯罪集團實施制裁，目標包括146名個人與實體。

該網絡通過“殺豬盤”愛情投資詐騙從美國公民處竊取數十億美元。

外媒報道稱，與官方表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犯罪集團內部人士透露：“生意比過去任何一年都好”。盡管緬甸地區因突襲行動受挫，但整體產業仍在快速增長，詐騙網絡已向迪拜等地擴張。該消息人士預測：“2025年將是網絡犯罪的豐收年。”

數據顯示，過去幾年美國公民因網絡投資詐騙損失超過166億美元，僅2024年東南亞詐騙活動就造成逾100億美元損失，同比增長66%。被制裁的犯罪集團首腦陳志在柬埔寨建立了一個集奢華酒店、房地產與詐騙工廠于一體的犯罪帝國，其網絡控制著至少十個封閉園區。

在這些園區內，被誘騙的工人被迫從事每天12-16小時的高強度詐騙工作，護照被沒收，行動受到嚴格限制。當地居民目睹試圖逃跑者遭到毒打，最臭名昭著的金北園區更涉及強迫勞動與謀殺案件。

美國財政部罕見切斷了柬埔寨Huione集團與美國金融系統的聯系，調查發現該集團在2021-2025年間清洗至少40億美元資金，涉及朝鮮黑客與眾多網絡詐騙贓款。陳志的犯罪帝國使用超過100家空殼公司，業務版圖從毛里求斯延伸至臺灣，并在老撾進行比特幣挖礦，在帕勞開發豪華度假村。

專家指出“打地鼠”效應正使問題日趨復雜：當中國加強打擊針對本國公民的詐騙后，犯罪網絡立即轉向以美國等外國受害者為主要目標。

聯合國報告證實，詐騙中心正從東南亞向西非、中東及中南美洲地區擴散。

Chainalysis統計顯示，2024年加密貨幣詐騙收入至少99億美元，自2020年來年均增長24%。“殺豬盤”詐騙同比增長40%，向詐騙平臺的存款金額激增210%。

這些犯罪組織如今像科技公司般運作，提供標準化培訓、銷售腳本和“詐騙即服務”平臺，甚至推出AI生成的戀愛話術工具。

盡管2025年10月的執法行動查獲創紀錄的150億美元加密貨幣，但詐騙產業仍持續擴大。

對于失去畢生積蓄的受害者與被囚禁在詐騙園區的工人而言，執法行動帶來希望曙光；但對這個已深度全球化、年收入超百億美元的犯罪產業來說，其根基依然牢固，且仍在不斷進化。

1. 犯罪形態的“全球化3.0”

曾經，我們想象中的有組織犯罪，是盤踞在特定街區、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地頭蛇。

他們的權力來自于對物理地盤的壟斷，生意也大多局限于毒品、賭博或高利貸這些傳統領域。

但進入數字時代，這一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

網絡犯罪，特別是像“殺豬盤”這樣精密運作的在線詐騙，已經徹底顛覆了舊有的模式，進化成了一種去中心化、模塊化且可無限復制的全球性“商業”模式。

街頭混混的勾當一去不復，轉而成了一個架構精密、效率驚人的黑暗全球化帝國。

這個帝國的第一個核心特征，是“詐騙即服務”生態的成熟。

比如，一個心懷不軌的人想從事詐騙，他不再需要自己去建立團隊、編寫腳本、搭建洗錢通道。

現在有一個像Huione這樣的平臺——堪稱犯罪界的“亞馬遜”。

在這里，從釣魚網站模板、經過心理學驗證的對話腳本，到利用生成的人工智能、足以亂真的俊男美女照片和甜言蜜語，甚至最后一步的跨境洗錢服務，全部被標準化、商品化，明碼標價，一鍵獲取。

這極大地降低了犯罪的技術和門檻，任何一個稍有野心的人，只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就能迅速組裝起一套高效的詐騙機器。

犯罪，由此變成了一種可以輕松上手的“創業項目”，其危害性也如同病毒般指數級擴散。

而且，這個黑暗帝國同樣深諳全球化的精髓，玩得轉“全球勞動力套利”的模式。

在柬埔寨、緬甸那些戒備森嚴的園區里，大量的工人并非自愿的罪犯，他們更多是被“高薪工作”誘騙而來的普通人。一旦踏入，護照被沒收，人身自由被剝奪，他們便淪為“數字血汗工人”，在槍口和電棍的脅迫下，每天工作12到16小時，專門從事培養感情、實施詐騙的流水線作業。

這與我們在正規全球經濟中看到的產業鏈分工何其相似——發達國家將制造環節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

只不過，這里生產的不再是實體商品，而是被精心炮制、用以榨取受害者畢生積蓄的“信任”本身，這樣一條跨國剝削鏈，是現代奴隸制在數字時代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變體。

而所有這些犯罪活動的最終歸宿，是構建一個龐大而隱秘的“流動帝國”。以柬埔寨大亨陳志為例，他的窩點成了他自己的“王國”，他將通過詐騙獲得的巨額黑色資金，投入到奢華的酒店、遍布多國的房地產、甚至銀行和數字貨幣挖礦業務中，最后再用這些產業包裝成的度假村項目來“洗凈”贓款。

一個野心勃勃的閉環生態就此形成：詐騙工廠是現金牛，源源不斷地產生非法利潤；而合法或半合法的前沿產業，則成為了將這些黑錢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轉換器。

如此，便讓犯罪組織不再是單純的掠奪者，而是進化成了能夠滲透和影響地區經濟結構的龐然大物，其根基之深、韌性之強，已遠非傳統黑幫可比。

一切的一切，正是我們當前必須面對的可怕現實。

我認為，網絡犯罪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它不再滿足于零敲碎打的偷竊，而是以平臺化的方式降低門檻、以全球化的視角配置資源、并以資本家的手腕構建其堅固的金融護城河。

打擊一兩個頭目，查封一兩個窩點，對于這樣一個擁有多重生命系統的怪獸來說，無異于隔靴搔癢。

理解其內在的、高度適應性的模式，是我們與之斗爭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2. 為何越打擊越擴張？

當我們看到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上百個實體，或者聽到某國警方又一次突襲了邊境地區的詐騙園區時，很容易會產生一種錯覺：正義之網是不是正在收緊？犯罪分子的末日是不是即將來臨？

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是，這些聲勢浩大的打擊行動，也不過是用一把傳統的鐵錘，去攻擊一個由流沙構成的、不斷變形移動的敵人,每一次用盡全力砸下，只能揚起一片沙塵，而流沙本身早已在你腳下重新匯聚，甚至蔓延得更廣。

這就是所謂的“打地鼠效應”，其背后，是現代國家能力與全球化犯罪網絡之間一場深刻而失衡的較量。

這場較量首先暴露的是“主權治理赤字”這一弱點。

在柬埔寨、緬甸等地的部分區域，國家法律的力量早已被資本與暴力侵蝕、俘獲。當柬埔寨的詐騙大亨陳志能夠與總統級人物把酒言歡，當他的帝國能夠輕易地將豪華酒店、經濟特區甚至整個島嶼變為自己的私人領地時，我們就必須承認，在這些地方，犯罪網絡并非是在對抗國家機器，而是已經巧妙地嵌入甚至掌控了部分地方權力結構。

它們成了這片土地上的“影子政府”。

因此，西方的制裁看似凌厲，卻往往只能凍結那些與美國金融體系有聯系的資產。

對于犯罪集團而言，他們早已通過遍布全球的殼公司、難以追蹤的加密貨幣以及迪拜這類新興的、監管相對寬松的金融樞紐，實現了資金的“跨主權流動”。

你的制裁針對的是一個國家內的罪犯，但他們運作的，卻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地下金融網絡。

其次，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執法的非對稱性”困局。現代國家的執法力量，其根基在于“領土管轄權”——我的法律，在我的國界之內生效。

但今天的犯罪網絡卻生存在一個由數字空間和全球灰色地帶構成的維度里。他們可以在老撾的某個特許經營區、在公海某個租來的島嶼上，甚至在元宇宙的某個虛擬角落，建立起不受任何單一國家法律完全管轄的“法外飛地”。

一個美國受害者被騙時，詐騙他的呼叫中心可能設在柬埔寨，資金通過新加坡的皮包公司流轉，最終在迪拜的加密貨幣交易所被提現。

這其中涉及的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不同，協調執法難度極大，耗時極長。

另一個問題，則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選擇性執法帶來的意外后果。例如，中國出于保護本國公民的迫切需要，會集中力量打擊那些詐騙中國人的窩點。

這肯定是對的，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情，管好自己，為自己的國民負起責任，不容置疑。

只是，在犯罪集團看來，又會成為另一種解讀——詐騙中國人風險變高了，那么，就把目標轉向防范意識可能較弱、跨境執法更困難的美國或歐洲受害者吧。

“欺軟怕硬”的策略性轉移，使得全球詐騙受害者的版圖不斷變化，但詐騙產業的總量卻在持續增長。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矛盾，在于“技術民主化”的兩面性。

加密貨幣、人工智能、即時跨境支付，這些本是為了推動人類進步、提升自由與效率的偉大工具，卻在客觀上為犯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賦能。

它們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全球治理體系的適應和監管能力。

當執法機構還在為如何解讀一條傳統的銀行轉賬記錄而申請跨國公文時，犯罪分子已經利用隱私幣在幾分鐘內完成了十幾筆跨越各大洲的匿名交易。

當我們的立法者還在爭論如何定義AI生成內容的權責時，詐騙分子已經利用AI批量生產出足以以假亂真的肖像、聲音和情感對話，實施精準的心理操控。

Chainalysis的數據顯示，犯罪收入每年以近四分之一的驚人速度增長，就是最直接的證據——技術的迭代速度，已經無情地超越了法律與治理的迭代速度。

多么令人沮喪！

我們越是依靠傳統的、基于領土的打擊手段，就越像是在為一個已經過時的游戲規則而努力。

犯罪網絡則在全球化的和技術賦能的維度上，輕松地玩著另一套規則完全不同的游戲。這并非說打擊行動毫無意義，它們對于挽回損失、彰顯正義至關重要。

面對這些不斷轉移、復活的犯罪網絡，各國政府的努力似乎總在追趕。

但如果我們只將目光停留在抓捕與制裁的層面，便忽略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這些詐騙活動在竊取巨額財富的同時，更像是一種緩慢釋放的毒藥，正在系統性侵蝕連接我們社會的人際信任，最終讓每個人都為之付出代價。

3. 信任體系的崩潰

這就是數字時代的“公地悲劇”，“殺豬盤”及其代表的規模化網絡詐騙，其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它們不僅僅是在竊取我們當下的財富，更是在透支和消耗我們所有人共有的、寶貴的“信任”。

如果最基本的善意和信任都能被精密算計并轉化為生產資料時，我們每個人便都成了這場悲劇中潛在的犧牲品。

在歷史上，“公地悲劇”描述的是，當一片公共草場向所有牧民開放時，每個牧民為了個人利益都會盡可能多地放牧，最終導致草場被過度消耗、所有人共同受害的局面。

今天，我們擁有的是一片名為“數字信任”的全球公地，而全球化的詐騙網絡，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冷酷，將這片寶貴的公地推向荒漠化的邊緣。

悲劇的核心，我認為主要是“情感”被前所未有地商品化和工業化。

犯罪組織早已摒棄了隨機且低效的欺騙，他們將建立信任的過程，打造成一條精密、可復制的工業化流水線。在這條流水線上，人類的孤獨、對親密關系的渴望、對友誼的珍視，這些最柔軟、最私密的情感，被犯罪分子冷靜地拆解為一個個可以量化的數據指標：聊天需要持續多少天，在哪個時間點該送上關懷，在哪個階段可以偶然提及一個穩賺不賠的投資機會。

他們投入的“生產資料”是竊取來的形象、AI生成的照片和精心編寫的話術劇本；產出的，則是受害者毫無保留的信任和隨之而來的巨額資金。這是一種數字時代的新型異化——本應是最真誠的情感交流，被異化為一種預先設計的、以掠奪為目的的標準化生產流程。

若我們社會中最珍貴的情感連接都可以被明碼標價、批量生產并用于欺詐時，我們每個人在數字世界里伸出信任之手時，都不得不先帶上三分疑慮。

這一類信任的崩塌，又何止于個體受害者？

它像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迅速擴散至整個社會肌體，形成一種不斷加劇的“全球信任赤字”。

這筆因為普遍懷疑而產生的成本，最終并不會由犯罪分子承擔，而是由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每一個誠實的商家來分攤。

我們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用于身份驗證、法律咨詢和網絡安全保險；我們不得不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神去核實對方的身份和意圖；我們不得不因為過度的謹慎而錯失那些本可以達成的合作、建立的友誼和獲得的機遇。

就像在原本暢通無阻的道路上，因為害怕車禍而設置了無數個檢查站，每一個檢查站都在消耗著我們的時間和效率，讓整個社會的運行變得遲滯而昂貴。

從這一點而言，“殺豬盤”及其代表的網絡詐騙浪潮，其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它不僅僅是在竊取現有的財富，更是在扼殺未來財富的創造機會，在毒化我們共同棲身的數字社會環境。

它讓陌生人之間的善意變得危險，讓跨文化的交流充滿陷阱，讓全球化的互聯互通伴隨著難以承受的猜疑成本。

如果我們無法有效地遏制這場信任的掠奪，那么最終，我們每個人，無論是否曾是直接的受害者，都將在由猜疑和冷漠筑起的高墻中，付出沉重的代價。

這片我們共有的“信任公地”一旦被徹底摧毀，重建它將遠比追回損失的金錢要困難得多。

4. 我們還能如何？

面對一個已然進化到“全球化3.0”階段的犯罪網絡，我們賴以成功的舊有戰術手冊已然過時。當“擒賊先擒王”的經典策略在現實中反復受挫，當我們看到頭目被捕而犯罪生態依然枝繁葉茂時，我們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反思。

依靠單一國家、單一行動已無法輕易取勝了，它要求我們的應對策略必須進行一場同等維度的升級，從點到線，從線到網，從單純的執法延伸到更深層的社會經濟治理。

首要的轉變，是從“打擊主體”轉向“瓦解網絡”。

像陳志這樣的頭目只是這個韌性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即便將其切除，網絡本身會迅速尋找到新的替代者，甚至進行自我修復與進化。

我們的火力必須集中在對網絡生存至關重要的“關鍵節點”上。

這包括支撐其資金流動的支付通道和洗錢服務商，例如被制裁的Huione平臺；包括為他們提供匿名掩護的身份驗證服務；以及托管其詐騙網站和通信工具的服務器平臺。

打掉這些基礎設施，相當于切斷了網絡的血液循環和神經系統。

同時，我們必須利用犯罪網絡自己依賴的技術來反擊他們。

加密貨幣雖然提供了匿名性，但其底層區塊鏈技術卻是公開的賬本。

通過先進的鏈上追蹤分析，執法機構可以標記犯罪資金流向，并與全球主要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建立實時合作機制，在贓款被洗白前迅速凍結。

以此“釜底抽薪”式的打擊，其效果遠勝于在末端追捕一個個分散的詐騙分子。

當然了，僅靠技術性的防御和打擊是遠遠不夠的。網絡犯罪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但執法行動卻常常受制于主權邊界。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比現有國際刑警組織更具行動力、更具約束力的“數字犯罪聯合響應機制”。這個機制的核心任務，是打破國家間的數據與司法壁壘，推動關鍵情報——例如“了解你的客戶”信息、可疑交易報告和犯罪模式識別——在成員國間的安全共享與實時同步。

當一筆詐騙資金從美國受害者的賬戶流出，進入柬埔寨的殼公司，再試圖通過迪拜的交易所變現時，這個跨國執法卡特爾應能觸發一套自動化的預警與協同凍結程序，讓犯罪分子的資金無處可逃。

同時，我們必須將社交平臺、通訊軟件和交友應用等私人數字空間納入治理體系，通過立法明確其“平臺責任”。

這些平臺不能再僅僅作為中立的技術管道，它們必須承擔起利用算法和人工智能，主動識別、攔截和清除平臺上大規模傳播的、具有明顯犯罪特征內容的義務，從源頭上壓縮詐騙活動的生存空間。

關鍵的問題是，柬埔寨、緬甸等地的園區之所以能招募到大量“數字血汗工人”，根源在于當地正規經濟無法提供足夠有吸引力的就業機會。因此，最根本的“治本之策”在于推動一場“地緣經濟再平衡”。

國際社會和有影響力的地區大國，需要協同合作，在這些地區投資和推動正規的數字經濟發展，例如外包的客服中心、數據加工產業和電子商務生態，為當地的年輕勞動力提供合法、有尊嚴且可持續的生計。這不僅僅是人道主義援助，更是對全球犯罪率的戰略性投資。

特別是對于在東南亞擁有深厚基礎設施影響力的中國而言，其“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迎來一次關鍵的升級，從“硬件”互聯互通邁向“軟件”的“數字治理合作”。

通過將網絡安全、數字技能培訓和合規產業發展納入合作框架，幫助地區國家提升治理能力，共同清除其境內外的犯罪園區，從而在根源上鏟除犯罪網絡滋生的土壤。

斗爭注定是漫長而艱巨的。

沒有任何單一的解決方案可以創造奇跡。

我們面對的敵人，是一個適應了全球化所有優勢的陰影帝國。

要戰勝它，唯一的方法，就是讓我們捍衛光明世界的力量，變得更加協同、更加智能、更具前瞻性。

本文作者 | 莫斯吾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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