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回國，張云逸力勸他去延安：張漢卿前車之鑒，望你臨事慎重

楊虎城回國，張云逸力勸他去延安：張漢卿前車之鑒，望你臨事慎重
1937年11月26日，香港九龍碼頭海風裹挾著寒意。楊虎城站在“冉·拉保底號”郵輪甲板，凝視著愈發清晰的故土，滿心想的都是抗日殺敵，卻沒留意暗處特務那冰冷的視線。這位西安事變的核心人物，無視“張學良仍被軟禁”的警示，執意歸國，殊不知踏入的是精心編織的牢籠。
“七七事變”爆發后，遠在歐洲的楊虎城心急如焚，多次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戰，卻一直沒得到回應。直到10月2日，宋子文一封“似可回國”的電報，讓他不顧友人勸阻，火速啟程。
輪船到香港時，戴笠的特務早就等著了，那些表面上的“熱情迎接”，藏著蔣介石“到漢口后處理”的密令。
中共中央早就看穿了危機，通過駐法國支部勸他“暫時留在歐洲等時機”，蘇聯也以“中蘇關系敏感”為由拒絕他借道。但楊虎城懷著“抗日救國本是軍人天職”的想法，對舊部王根僧說：“就算蔣介石要殺我，我也得死在自己的國家。”
12月1日，楊虎城到了武漢。當時周恩來、葉劍英在武漢協調國共合作，新四軍參謀長張云逸很可能在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他，誠懇地說：“漢卿被關在南京，委員長對西安事變現在還有怒氣，你一定要謹慎！”
可楊虎城的抗日念頭已經很深了，第二天就跟著戴笠坐飛機去南昌，這一去，就徹底沒了自由。
在南昌二緯路1號，楊虎城被軍統特務全天候監視，連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沒了。1938年武漢會戰開打，他被特務輾轉押到長沙朱家花園、益陽桃花坪。
1941年，他被囚禁于貴州息烽玄天洞。洞里的濕冷環境讓他患上了嚴重的風濕病，夫人謝葆貞也因為受不了折磨精神出了問題。
1941年女兒楊拯貴出生，夫妻倆連請奶媽的權利都沒有，只能用米湯勉強喂孩子。特務還扣下他們給子女的信，謝葆貞悲憤之下剪斷自己的手指，以血書控訴蔣介石“背信棄義”。即便身陷如此絕境，楊虎城的軍人氣節依舊分毫未改。 國民黨派戴季陶、朱紹良來勸降，他拍著桌子怒斥：“我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抗日，有什么罪？要殺就殺，絕不后悔！”
1949年9月6日，重慶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楊虎城父子與秘書宋綺云夫婦慘遭特務殘酷殺害。臨終前，他輕輕摸了摸兒子楊拯中的頭，留下最后一句滿是愧疚的話：“孩子，爸爸對不起你”，彼時，距離新中國成立僅有25天。
楊虎城的一輩子，滿是矛盾與悲壯。他曾是割據一方的軍閥，卻也是為抗日舍生忘死的英雄；他與中共聯手反蔣，內心深處卻又對蔣介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西安事變里，他用槍逼迫蔣介石聯共抗日，卻沒看清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真實心思，最后造成了悲劇。
可他的犧牲，讓他有了不朽的名聲。毛澤東在《史記》批注里把他和岳飛、文天祥并列，周恩來評價他“為抗日事業付出了最為沉重的代價”。葉劍英在西安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會上曾言“沒有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便沒有全民族抗戰局面的迅速形成”，這便是對他歷史功績最公正的認可。
楊虎城的故事，是一曲交織著熱血與悲情的民族壯歌。他的抉擇或許不夠明智，他的結局令人扼腕嘆息，但他用生命詮釋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家國情懷。
在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更應銘記：真正的英雄，未必是能百戰百勝的將軍，而是那些在時代浪潮里堅守良知、勇于擔當的人。 正如楊虎城在獄中對副官閻繼明所說：“只要中國不亡，我死得其所。”這句話，至今仍在歷史的天空中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