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清朝的陋規到底有多陋？

雍正剛登基不久，便下發核查出國庫銀兩到底還有多少，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康熙整個60年留下的國庫僅八百萬兩白銀，這可不僅僅是讓他只感到意外的事情了。

對一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王朝而言，這筆儲蓄最多也就算是聊勝于無。

當時大清官員的俸祿標準沿襲明代舊制，且較前代更為低廉：正一品文官年俸僅 180 兩白銀、祿米 180 石，折算成今日幣值不足 5 萬元；七品知縣年俸更只有 45 兩，連維持基本公務運轉都捉襟見肘。地方各省如何在俸祿短缺的情況下維持行政體系運轉？這一疑問促使雍正特意下發諭旨，讓全國督撫如實匯報各地 “陋規” 情況，想摸清封疆大吏們每年的隱性收入。

不久各地督撫分別將匯總數據上報，并且還來個“坦誠相對”。

山東巡撫衙門每年收受的陋規達十一萬兩，河南巡撫田文鏡在奏折中直言 “一年各項陋規不下二十萬兩”，而兩江總督所管轄的富庶地區，陋規數額更是遠超此數。令人意外的是，向來性情急躁、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雍正，此次卻一反常態，不僅沒有震怒，竟然一反常態，用非常溫和甚至感動的語氣批示道：“看到你的奏折朕很欣慰，都是真話，一點沒有虛報”。在兩江總督的折子上批示說：“朕信得過你，再不是負朕之大臣，保管從來督撫不曾奏你如此一個折子，令朕不忍視也。好！真好！”

相關畫面

雍正之所以對陋規摸底持寬容態度，實則與他醞釀的兩項改革密切相關：一是推行 “養廉銀” 制度以重構官員俸祿體系，二是落實 “火耗歸公” 以規范地方財政。

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尚為雍親王的他隨同康熙下江南，這個時候他便看到地方官員僅靠額定俸祿無法維持運轉。當時御史劉子章在奏折中曾直言：“每見到知府官員，家口多至三四百人，州縣官員家口多至一二百人。” 這些人不僅包括官員親屬，還涵蓋幕友、書吏、長隨等衙役輔助人員 —— 一名知縣通常需雇傭 5-10 名幕友處理刑名、錢谷事務，每名幕友年薪需 80-120 兩，僅此一項便遠超知縣自身俸祿。這些開銷全依賴陋規支撐，若強行取消，清朝各級衙門恐將立即陷入癱瘓。
可以說，雍正未登基之前就已經對大清基層經濟狀況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

經過雍正的全面調研和研究決定，正式推行養廉銀制度，說白了就是給各地督撫普調工資：總督每年養廉銀可達 1萬 到2 萬兩，巡撫為 1 萬 - 1.5 萬兩，知縣也有 400-2000 兩，最高者甚至超過正俸的 100 倍。火耗歸公則將地方官征收賦稅時的 “損耗加成” 合法化，統一納入國庫后再按比例返還作為辦公經費。然而，這場看似徹底的改革卻未能根除陋規 —— 官員們將養廉銀視為 “法定收入”，同時保留了各類隱性索取，甚至衍生出新的名目。

乾隆年間，江西巡撫郝碩以進京陛見 “盤費短少” 為由，公然勒派屬員七十一員，共索取白銀八萬余兩，便是陋規死灰復燃的典型例證。
到了道光時期，陋規已從 “行政補充” 演變為威脅清朝根基的主要矛盾。向皇帝哭窮是官員上折子的主要內容，有的倒霉官員引起雍正懷疑，最終被調查的引發地方貪腐的窩案。然而貪腐依舊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是變成其他方式出現。

官場上下級間的送禮名目愈發繁雜，除傳統的節慶饋贈外，還出現了 “程儀”（差旅補貼）、“贄禮”（拜師費）、“賻禮”（喪葬慰問金）等數十種名目，甚至連官員家眷生日、子女婚嫁都要收取 “賀儀”。據《春明夢錄》記載，當時地方官向京官送禮已形成固定套路：“道、咸以前，外官饋送京官，夏則有冰敬，冬則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 這些饋贈絕非小數目 —— 兩江總督每年僅炭敬一項便需支出數千兩，而督撫藩臬出京時的別敬更是動輒上萬兩。

清代飯圈文化

清代飯圈文化起初有意整頓吏治的道光，在聽取大臣英和 “從全面取消陋規入手” 的建議后，迅速下令廢除這一延續雍正以來百年的 “體制內最大腐敗”，要求對數十種有名目可查的陋規 “存者存、革者革、違者議處”。然而，這道命令如同潑入油鍋的冷水，瞬間讓全國各級政府陷入混亂。四川總督鄂山率先上疏反對，直言：“取消陋規則州縣無辦公之資，若強令支撐必致私征加派，百姓更受其苦；且歷年積弊一旦公之于眾，恐引發民怨動搖國本。” 這份奏折精準擊中了道光的顧慮 —— 他深知官場早已被陋規深度捆綁，搞不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隨后，各地反對奏折如雪片般遞入京城：兩江總督蔣攸铦稱 “蘇松地區漕運陋規已行百年，一旦革除則漕船停運，江南稅糧無法入京”；湖廣總督李鴻賓則列舉實例，說明取消 “鹽規” 后鹽商罷市，兩湖食鹽供應中斷。當道光讀到協辦大學士孫玉庭的上疏后，竟像做錯事的孩童般追悔莫及。孫玉庭在奏折中痛陳：“陋規雖弊，然實為官場運轉之‘潤滑劑’，若強行革除，州縣官或消極怠政，或另立名目苛派百姓，最終得不償失。” 道光隨即向全國官員表示：“取消陋規一事，不但無益于民生，抑且有傷國體。” 他將提議取消陋規的責任全推給英和，將其革去 “軍機大臣上行走” 之職；而堅決反對取消陋規的孫玉庭，則因 “直言無隱” 被表彰為 “公忠體國” 的賢臣。《喻大華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

正是這次讓步，讓道光時期的陋規達到歷史頂峰。官員張集罄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詳細記錄了親身經歷，他歷經道光、咸豐兩朝，從知府一路做到布政使，目睹陋規如何滲透到官場每個角落。當時的總督、巡撫依靠陋規斂財，豢養大批幕府師爺，自身則 “不肯究心政事，惟幕友之言是聽”。他在日記中記載：陜甘總督樂斌出身旗人，“僅粗通文字，對公務條例茫然不解”，卻 “嗜好聽戲宴飲，終日酣嬉淋漓，徹夜不休”。其幕府首席師爺每年 “束脩”（酬金）達一萬兩，遠超總督法定養廉銀；而這些開銷全來自甘肅各州縣繳納的 “節規”“賀規”，僅春節一次，各州縣便需按等級繳納 200-1000 兩不等的 “年敬”。

基層官場的陋規更是觸目驚心。張集罄任陜西糧道時，曾接待一位候補知縣，對方哭訴：“卑職候缺三年，為求實缺已花費兩萬兩，其中給藩臺‘別敬’八千兩，臬臺五千兩，道臺三千兩，剩下的還要打點知府、知縣，若再無差使，全家便要餓死。” 更令人咋舌的是官員的奢靡程度：他曾目睹一位被革職的浙江巡撫返鄉，“每日搬運財物者六七百人，整整十日方畢；仆從三千余人，途經西安停留五日，每日擺宴四百余桌，燕窩燒烤、魚翅海參絡繹不絕，累計耗費逾萬兩白銀”。這些巨額開支全靠各地陋規支撐，也正因如此，清朝官場出現了 “爭肥缺、避瘦缺” 的怪象 —— 據《國聞備乘》記載，江南蘇州府、松江府等富庶州縣，每年陋規可達二十萬兩，而西北貧瘠州縣不足三千兩，官員們無不絞盡腦汁謀求富庶之地任職。
張集罄對陋規的運作模式有著相當清晰的見地。他在各地為官期間，總結出一套 “官場生存法則”：外官對京官的饋贈必須 “全覆蓋、分等級”，即 “燒香哪個菩薩都要燒到”。這些送禮以各類 “敬” 為名，被視作合理合規的潛規則：“別敬” 是外官出京時的告別禮金，“炭敬” 為冬季取暖費，“冰敬” 則是夏季消暑開支。更巧妙的是，官員們為避嫌，發明了隱晦的計價方式：送八兩便在紅包上寫 “梅花詩一首”，四十兩寫 “四十賢人”，三百兩則寫 “毛詩一部”，將銅臭味包裝得文雅無比。
他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自己的送禮開銷：1845 年任陜西糧道時，出京送別敬花了 1.7 萬兩；1847 年任四川按察使時送了 1.5 萬兩；1849 年任貴州布政使時送了 1.1 萬兩；1850 年任河南布政使時送了 1.2—1.3 萬兩。即便是以清廉著稱的曾國藩也未能免俗 ，同治年間他任直隸總督時，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坦言，曾一次性給三江兩湖五省的京官送了 1.4 萬兩別敬。這些開銷并非個人承擔，而是通過 “攤派” 轉嫁給百姓：陜西糧道每年向各州縣攤派 “辦公費” 三萬兩，其中八成用于送禮應酬；江蘇漕運系統則在正稅之外加征 “漕規”，每石糧食多收三分銀子，每年可斂財五十萬兩。
陋規的用途除了官場應酬，還包括供養龐大的 “編外人員”。清代各級衙門的法定編制極少，縣級衙門僅設典史、驛丞等數名官員，而實際需要的書吏、差役、長隨等往往超過百人。這些人的薪酬全靠陋規支付：書吏通過 “掛號費”“抄錄費” 牟利，差役靠 “跑腿錢”“押解費” 生存，長隨則從官員的 “三節兩壽” 禮金中抽成。張集罄任知府時，其衙門有書吏 20 人、差役 80 人、長隨 15 人，每年需支付薪酬近萬兩，這筆錢全部來自 “戶規”（向百姓征收的手續費）和 “刑規”（訴訟案件提成）。
到了同光年間，陋規已從 “半公開” 變為 “公開化”，甚至形成了固定標準。據《春明夢錄》記載，炭敬的標準從八兩到三百兩不等，嚴格按照官階劃分：軍機大臣三百兩，六部尚書二百兩，侍郎一百兩，郎中五十兩，主事二十兩。除了現金，實物饋贈也十分盛行：兩廣總督每年向京官贈送燕窩、魚翅，四川總督送錦緞、藥材，江南督撫則送茶葉、絲綢。這些饋贈看似 “土特產”，實則價值不菲 —— 廣東巡撫每年送的 “官燕” 便值五千兩白銀，相當于一個知縣十年的養廉銀。
這種非典型腐敗一直延續至清朝滅亡。光緒元年，曾為曾國藩幕僚、時任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李鴻章統領的淮軍腐敗狀況：“合肥公（李鴻章）專務養尊處優，不做長遠打算，身邊竟無一位正直敢言之士 —— 諂媚者得到提拔，樸實勤勉者遭排擠。” 淮軍的陋規已滲透到軍事系統的每個環節：將領虛報兵額 “吃空餉”，每營額定 500 人實則僅 300 人；軍需官采購糧草時 “克扣三成”，武器裝備以次充好賺取差價；甚至連士兵的口糧都被層層盤剝，“米中摻沙，面多霉變”。
趙烈文還發現，軍中不少軍官寧愿放棄軍銜，也要謀求地方官職。一位淮軍參將向他坦言：“軍營雖易升遷，然陋規有限；地方官雖品級低，然一縣之‘規’便抵軍營十年俸祿。” 當時官員的辦公薪水僅夠日用，不得不設法斂財：州縣官向百姓征收 “地丁銀” 時，每兩多收 “火耗” 二錢，每年可賺數千兩；知府則向州縣收取 “節敬”，逢年過節各州縣需送 200-500 兩。長此以往，士人對朝廷漸失向心力，趙烈文在日記中無奈慨嘆：“如今海疆多事，隱患已現，可又能如何呢！可又能如何呢！” 不久后，他便辭職歸鄉。
晚清之際，陋規已徹底失控，形成 “無官不貪、無吏不腐” 的局面。據《清末官場現形記》記載，當時京城各部院的書吏 “權力遠超堂官”，官員上任需向書吏繳納 “打點費”，否則 “公文積壓不辦，差役消極怠工”；地方州縣的 “漕規”“鹽規” 更是名目繁多，江蘇泰州的鹽商每年需向各級官員繳納 “節敬” 二十萬兩，而這些成本最終全部轉嫁到鹽價上，導致當地鹽價比別處高出三倍。更嚴重的是，這種腐敗削弱了國家的國防力量 —— 甲午戰爭前，北洋水師的 “船塢經費” 被挪用為慈禧太后的 “萬壽慶典” 開支，軍艦年久失修，炮彈中甚至填充沙土，最終在海戰中一敗涂地。
縱觀清代歷史，陋規的泛濫絕非偶然，而是源于體制設計的根本缺陷：過低的法定俸祿與龐大的行政開支形成尖銳矛盾，朝廷既無力承擔全額經費，又不愿徹底改革，只能對陋規采取 “默認縱容” 的態度。從雍正的 “適度妥協” 到道光的 “全面退縮”，朝廷一步步喪失了治理灰色收入潛規則的主動權，最終讓陋規從 “官場潛規則” 演變為 “常態”。這種深入骨髓的腐敗，不僅耗盡了國家財力，更摧毀了官場風氣與民心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