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書記收廚余：川西小鎮的垃圾分類實踐與中國農村垃圾治理困境

“書記，你親自來收垃圾啊？”2019年4月一個傍晚，四川綿竹市九龍鎮遵道社區書記鄭偉戴著橡膠手套，將居民門口的廚余垃圾倒入三輪車上的收集桶時，聽到了這樣的問候。這個場景，成為這個川西小鎮垃圾分類試驗的開端。

當北上廣深等大城市投入上百億推行垃圾分類時，像九龍鎮這樣的鄉鎮和廣大農村地區，正面臨資金匱乏和復雜的垃圾治理困境。

在社會組織支持下，2019年至今，九龍鎮嘗試探索一條適合本土的垃圾治理路徑，六年試點總投入不到兩百萬。在這里，不僅可以看到一個中國鄉鎮如何應對垃圾挑戰的真實圖景，了解系統性困境，更重要的是追問：在末端處置設施完善前，鄉村的垃圾分類可以做些什么？為什么要推行垃圾分類？這個小鎮正在尋找答案。

麻將館里做宣傳

夕陽斜照，川西小鎮的水泥路仍蒸騰著白天的余熱。一輛播放“垃圾分類”歌曲的綠色環衛三輪車駛過，巨大的聲波劃破小鎮的寧靜，突然，一只不及車輪高的小狗從拐角的一戶人家沖出來，追在環衛車后。

跟隨環衛車的還有一輛電動巡邏車，紅藍頂燈閃爍，不緊不慢開著，始終保持一定距離。居民聞聲從家門口冒出來，觀看這一場“追逐”。

巡邏車不是在追捕或監督，而是一次采訪活動，綿竹市九龍鎮新龍集鎮社區工作人員正帶我了解這個社區如何進行垃圾分類。

廚余垃圾定時收運、居民投放

環衛車停在一家飯店前，師傅從居民手中接過垃圾桶，挑揀出塑料垃圾，將廚余倒入車后的大桶中，這些廚余最終被運往附近垃圾中轉站的堆肥點。

這一模式借鑒自4公里外的遵道社區，后者已實行6年的廚余垃圾分類收運，是四川省內最早進行廚余垃圾就地堆肥的鄉鎮社區。而一切的源頭則要追溯到十七年前的汶川大地震。

九龍鎮距汶川僅30公里，2008年大地震摧毀了全鎮九成建筑，災后，萬科集團捐建了衛生院和四川首所災后重建學校——遵道學校，就此與這片土地結緣。十年后的2018年，萬科公益基金會攜手曾參與災后救援的成都根與芽環境文化交流中心，在遵道學校啟動零廢棄校園計劃，試點廚余堆肥和垃圾分類。這場意外重逢，讓兩個老伙伴與鎮政府達成新共識：將校園經驗推廣至整個鄉鎮。

新龍集鎮廚余垃圾收運

作為九龍鎮的中心社區，遵道社區（2019年合村并鎮前稱為“遵文社區”）被選中試點，這是一個鄉鎮社區，常住人口雖不足兩千人，但距離綿竹市區僅8公里，交通便利、消費便捷，又是趕集聚集處，因此生活垃圾量較多，社區內又有多家餐飲店，廚余垃圾占總量約30%。

2018年，鎮政府工作人員找到遵道社區書記鄭偉，讓他負責推進社區垃圾分類。“那會我只知道上海在做垃圾分類，農村也能干這個？”，那是鄭偉當選社區書記的第二年，憑著“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接下了任務。

遵道社區計劃按照國家標準推行“四分類”，即分為有害、廚余、其他和可回收，提前培養居民的習慣。

鄭偉召集所有居民參與垃圾分類培訓，接著招募志愿者。社區辦公室列出一份18人的名單，主要是各居民小組組長和退休教師。“我們挨個打電話，沒有一個人拒絕”鄭偉說，這支以55歲以上女性為主的志愿者隊伍，成為后續宣傳工作的中堅力量。

遵道社區內有二十多家麻將館，每天清晨一過八點，麻將聲此起彼伏。退休老人們搓著骨牌，在“嘩啦啦”的聲響中開啟新的一天。垃圾分類宣傳隊要攻克的第一個陣地，就是這些煙霧繚繞的方寸“戰場”。鄭偉一般等到一局麻將剛結束，見縫插針發放宣傳頁，一些打赤膊的人見狀趕忙穿上衣服。

志愿者駐點宣傳垃圾分類

社區書記收廚余

宣傳了4個月后，遵道正式試行分類投放，社區將十幾個垃圾桶站點縮減至8個，每天傍晚五點半至六點半，1到2名志愿者值守垃圾站，指導居民分類投放垃圾。

鄭偉值守了一個禮拜桶站，有不少人來閑聊，但要是問對方有沒有垃圾，都回答“沒有”。第二天一早，鄭偉到垃圾桶一看，所有桶都滿了，甚至有垃圾堆在桶邊。

城市的方法在這里失效了：遵道社區居民的生活相對城市更自由，他們隨時可以投放垃圾。鄉鎮垃圾治理需要跳出簡單模仿城市的思維。

眾人頭疼之際，一位專家提議，可以參照臺灣定時上門收集垃圾的方式。以遵道社區的面積和人口，至少需雇傭3名環衛工人，按三條不同的路線上門收集廚余，再運往九龍鎮垃圾壓縮中轉站的堆肥站。

然而，遵道社區每年集體收入不超過5萬元，無法負擔人力成本。鄭偉想到向鎮政府申請三個鄉村公益性崗位，這是四川省政府為安置45歲以上就業困難人員發布的政策。很快，九龍鎮批下3個名額。

2019年3月起，每天傍晚5點至6點，三名環衛工各騎一輛載著齊人高垃圾桶的環衛車，分三路出發，用喇叭播放音樂或吆喝聲提醒居民，有的住戶聞聲提桶等候，有的則提前將垃圾桶放在門口。

制度剛試行一個月，最多一天只能收到十幾戶的廚余。公益機構曾建議采取積分獎勵方式，吸引更多居民參與，但鄭偉擔心，未來公益機構撤出遵道后，獎勵消失，居民的積極性很可能會降低。他想先嘗試半年，如果效果不佳，再引入獎勵機制。

鄭偉決定去收一次廚余垃圾，讓居民看見社區推行垃圾分類的決心。2019年4月一個陰天傍晚，鄭偉戴上橡膠手套，騎上電動環衛三輪車。一位居民打招呼：“書記，你怎么親自來收垃圾？”

以往收廚余垃圾時，鄭偉都跟在環衛車后面，挨家挨戶詢問有無廚余，登記參與回收的門牌號，一趟下來要走上萬步。鄭偉是扁平足，走路容易累，有時兩百米腳程也要開車去。這一次他坐在電動三輪車上覺得很舒服，廚余垃圾的味道尚能忍受。

遵道社區志愿者每月16日垃圾撿拾活動

越來越多居民參與分類，看著數據每天增長，鄭偉很有成就感。三個月后，超70%居民養成分類投放廚余的習慣。社區每天收集的廚余垃圾，運送到垃圾中轉站旁的堆肥池，濾油后第二天早上通過好氧堆肥——在有氧條件下，通過好氧微生物的代謝作用，將有機物分解、降解，最終轉化為肥料。

不過，遵道社區內個別垃圾點仍存在混合投放，甚至有企業亂投放。目前，垃圾分類暫無國家層面立法，僅個別省市出臺相關條例。如2023年修訂的《德陽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明確可對亂扔垃圾罰款，但在現實中，行政單位很少主動作出處罰，有的工作人員也對條例相關內容不熟悉。

有害垃圾的處理也遇到瓶頸。遵道社區每月16日在街上擺攤，居民可以拿牛奶盒等低值可回收物和農藥瓶等有害垃圾，兌換洗衣液、抽紙、食用油等。一年下來，社區攢了2噸有害垃圾，鄭偉打聽得知，綿竹市和德陽市的相關職能部門都無法處理，只能由社區自行將有害垃圾運往成都的危廢物體處置中心，然而他們無法負擔單程一千元的運費。

最終，這些有害垃圾，分批次隨著其他垃圾運往幾十公里外的綿竹市光大垃圾焚燒廠，焚燒的有害垃圾量多，可能污染周邊空氣、水和土壤等。

作為綿竹市人大代表，鄭偉曾建議德陽市建立專門的危廢物體處理中心，得到的回復是：目前德陽前端分類不完善，也缺乏建設專門設施的資金。

清泉村的垃圾分類宣傳活動

農村垃圾分類

各環節的困境

進入21世紀后，中國農村現垃圾增多，由于長期缺少垃圾治理體系，垃圾圍村現象普遍，人們采取露天焚燒、簡易填埋和傾倒入河流。

有學者曾在2009年統計過湖南某鄉村的生活垃圾類型，包括煤渣、廢金屬玻璃、舊家用電器電池、塑料制品塑料袋、廢舊衣物、廢針頭空藥瓶等。農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環保意識沒有跟上。

鄭偉是八零后，他記得小學時放學回家，都會經過社區龍蟒河邊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垃圾山，臭味撲鼻，等到夏季河流上漲才將垃圾沖走。

早于1990年代，城市建立“收集-轉運-集中處理”體系，四川在2011年將農村生活垃圾納入城鎮垃圾分類收運處理系統，推行戶分類投放、村分類收集、鄉（鎮）分類運輸、縣（市、區）分類處置的方式（《四川省城鄉環境綜合治理條例》）。

2015年，農村垃圾治理首度寫入中央一號文件，“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模式由十部門聯合發布的《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明確為全國性制度。這份文件還提出5年專項治理目標（90%村莊垃圾有效處理）。也是在這一年，綿竹市光大焚燒廠一期項目投入建設，日處理量300t，處理來自九龍鎮的生活垃圾。

在垃圾分類方面，2018年發布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提出，有條件的地區要推行適合農村特點的垃圾就地分類和資源化利用方式。同年，四川出臺配套文件，在資金投入上，將制定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專項資金方案和整合辦法，建立市縣為主、省級適當補助的政府投入體系。2021年，四川農村地區生活垃圾收運體系覆蓋率為96%，處理方式中焚燒占63%，衛生填埋占27%，其他方式合計10%。遺憾的是，目前暫未查詢到四川農村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的相關數據。

這是反映垃圾治理成效的指標，指經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處理后達到環保標準的垃圾量，占垃圾清運總量（或產生總量）的百分比，是量化終端污染控制效果的核心指標。

遵道社區環保文化藝術墻

可以對比的一組數據是，2021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處理率為99.88%（根據住建部《2021年中國城市建設狀況公報》），而全國農村無害化處理率僅為30-40%。

與此同時，農村的垃圾分類進程遠遠落后于城市，在各個環節都面臨困境。比如前端分類的特殊挑戰，新龍集鎮社區干部提到，大部分老人都不知道農藥瓶是有害垃圾，不能丟棄在田地里。

清泉村70歲以上老人占40%，很多人不識字，宣傳資料形同虛設。夏季旅游旺季，清泉村漂流游客激增導致垃圾量上漲25%，而下游的文風村不得不組織留守老人清理上游沖來的塑料垃圾。

中端收運問題同樣突出，由于經費有限，新龍集鎮社區用拖拉機運送垃圾，每天行駛四十多公里，路上遇減速帶垃圾容易散落。農村空心化嚴重，環衛工人超齡“服役”，背后的人身安全隱患令人擔憂。

除了有害垃圾，末端困境也出現在農家樂廚余垃圾上，九龍鎮的農家樂廚余原本由綿竹市唯一的專業公司回收處理，但這家企業停業后，市場上合規的替代選擇極少。盡管四川要求廚余垃圾必須登記溯源、禁止流向養殖業，但實際處理能力嚴重不足，經營者難以找到合法處置渠道。

秦家坎堆肥日常管理

居民素質

不是影響分類的關鍵

2023年，九龍鎮繼續按計劃，將試點推廣至全鎮范圍。九龍鎮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主任周超自從2021年起深入項目，協助遵道社區開展垃圾分類。

垃圾分類并未納入四川基層工作人員考核體系，因此鎮政府只能鼓勵村干部開展。雖然德陽自2023年開始推行“全域無垃圾”環境衛生治理考核，對鄉鎮公共環境衛生提出詳細要求，考核結果優秀的給予激勵獎補支持。但這一規定僅針對暴露垃圾，不關注垃圾分類效果。

2023年7月，周超在鎮農業中心2樓會議室組織了一場座談會，邀請11個村社區黨支部書記到場，試圖永遵道社區的經驗，帶動更多村社區參與垃圾分類試點。

不料，一位村書記當場拒絕，認為村民環保意識薄弱，垃圾分類不可能推行開來。“農村居民素質不如城市”——這是談及農村推行垃圾分類時，最常見的一種擔憂。

鄭偉的態度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村社區，只要愿意做，都能分類廚余垃圾”。他認為，居民素質并不是影響垃圾分類能否推行的關鍵因素。

周超則認為，在提高居民意識的同時，但更重要的是一個完整垃圾分類末端處理系統，如果最終將居民分類投放的垃圾混合收運、統一焚燒處理，公眾參與的熱情會被澆滅。不可忽視的是，九龍鎮垃圾分類末端處置能力有限，打造末端分類處置需縣級以上政府牽頭。

座談會結束后，有4個村、1個社區報名參與試點項目，其中，新龍集鎮社區復制了遵道社區的廚余垃圾收集和堆肥體系，于是便有了開頭一幕。

收割環境教育基地的香草制作純露

其余四個村均為散居村落，村民大多用廚余垃圾喂養家禽家畜，因此廚余垃圾較少，更突出的問題是秸稈、落葉堆積。過去，村民習慣焚燒秸稈還田，埋下火災隱患。四川自2000年起，逐步將禁焚政策推廣至全省，2015年納入德陽全域。

九龍鎮清泉村有大片山地、林區。汶川大地震后村民從山上集中搬遷到山下安置小區，但大部分村民的生計仍在山上，如種植云松和中藥材黃連。每年都有村民因焚燒玉米稈、油菜桿或落葉枯枝被罰款200至500元。

去年冬天，清泉村委工作人員接到當地農業農村局的電話，說通過衛星發現山上有著火點，幾名工作人員上山尋找了好幾個小時，最終發現是一名村民在山上點火烤饅頭。

加入試點后，每個村落把5000元小額資助用于宣傳垃圾分類知識，村集體出資打造堆肥池，降解秸稈落葉等，并由生產小組組長或志愿者負責堆肥，產出的肥料供村民取用。針對林區落葉枯枝堆積問題，公益組織建議，村民下山時可以將這些可燃物帶回村里堆肥點，或在自家園中搭建堆肥點。

農村比城市更易推廣廚余垃圾堆肥，過去農村漚肥頗為常見，村民很快掌握好氧堆肥技術。成都市區有多個社區試點垃圾分類，擔心堆體產生氣味和污水，大多拒絕在小區內進行廚余垃圾堆肥。只有一個小區成功了，還是得益于物業辦公室人員有過務農經歷，主動承攬堆肥工作。

垃圾分類應由村執行、

鎮監督，并納入績效考核

在農村，垃圾收集清運一般由政府或企業承擔，如遵道社區的其他垃圾由鎮政府外包給本地一家旅游公司，也有的村落通過村集體、村民自治管理垃圾。

2011年，國內出現一批探索垃圾分類的農村，其中，四川眉山市丹棱縣龍鵠村收取村民保潔費，公開招標選舉承包人，極大降低垃圾成本。

與四川龍鵠村相似，秦家坎村也是通過村民自治解決垃圾問題。2016年，當時還是村主任的羅忠富召集15個生產隊共70多位村民代表開會，提議在村里實行定點投放垃圾，向三千位村民收取每年12元的清潔費，再從村集體資金支取1-2萬，共計4-5萬元，用于購買環衛車、垃圾桶等，再聘請一名村民擔任環衛工人，負責將村里清運15個生產隊的垃圾站，并轉運至九龍鎮垃圾壓縮中轉站。這個村成為九龍鎮最早集中處理垃圾的村落。

秦家坎的村集體年收入包括出租給獼猴桃種植戶土地承包款，村里水庫、林地的政府補貼，總計13萬，無法覆蓋村里的各項公共支出。

羅忠富主張“誰受益誰負擔”，鼓勵村民參與、出資解決村內公共事務，例如，村里路燈就是通過村民出資70%、村集體出資30%的比例購買安裝。在村子里長期保持的自治氛圍下，無人拒絕繳納公共資金，甚至是在城市社區里都很難收齊的垃圾清潔費。

羅忠富認為，如果將村里垃圾清運外包給環衛公司，可能因缺少監督導致清運不及時，村民也會認為處理垃圾應由政府全部承擔。而聘用本村人，不僅實現內部監督，村民參與垃圾治理的積極性也會更高，更愿意繳納清潔費。

遵道社區堆肥營養土

目前，秦家坎垃圾分類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經費不足。羅忠富介紹，鎮上撥的環境治理補貼微薄，村里變賣廢品的收入僅兩百余元，當前仍需靠公益機構提供資金支持。但所有人都知道，公益機構或遲或早都將退出。

實際上，也有由政府出資支持村落開展垃圾分類的案例。2023年，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在九龍村復制遵道模式，村子以項目形式申請鎮政府撥款。

同樣命名為“九龍”，成都的九龍村比綿竹的九龍鎮更幸運的是擁有更成熟的末端處置設備，有害垃圾不再無處可去。天時地利人和，九龍村委負責環境綜合治理的干部，正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遇到腎結石發作，去醫院打完止疼針又回到崗位。這個村子野心勃勃，正計劃打造零碳社區，目前已在試點小區全部安裝太陽能路燈，每年至少節省3萬元。

以上種種實踐皆指向一個結論：由村委負責實施垃圾分類、鎮政府支持與監督的方式，在實踐層面可行且高效。

曾有專家建議將垃圾分類工作納入村干部的績效考核，調動村委的積極性。國內已有類似實踐。2015年，湖北宜昌市點軍區土城鄉將村委干部的工資和垃圾分類成效掛鉤，工資最高浮動30%，倒逼干部下沉監督。2019年，這一考核制度升級為《宜昌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法定條款，成為農村責任捆綁制治理的典范。

羅忠富支持將垃圾治理納入基層工作人員的硬性考核，因為這意味會有相應經費，讓垃圾分類工作走出喊口號階段。雖然目前九龍鎮農村垃圾末端處理設施不完善，無法像城市一樣實行四分類，但他仍對農村垃圾分類充滿信心，認為農村青年的環保意識在增強，未來農村垃圾分類成功率會提高。

九龍鎮的實踐經驗，恰恰印證了中國環境治理現代化最需要補上的一課：不僅要有“頂層設計”，更要學會“向下生長”。鄉鎮、農村不應是被動的接受者，而可以是創新的源頭。只要尊重基層創造力，激發社區內生動力，再復雜的難題也能找到本土答案。

這個過程就像鄭偉曾嘗試的堆肥：落葉與廚余層層交疊，堆體在微生物作用下蒸騰出熱氣。三十天后，這些曾令人掩鼻的廚余將化作黝黑的腐殖土，被打包送往田間地頭，未來還將銷往全國。正如這個小鎮的垃圾分類實驗，剛開始總是不易，但時間久了就會看到成效。

遵道社區堆肥營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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