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打撈這個時代的貴族精神

近日與朋友聊天，中國融入世界這么久，在內陸河南也能接受到西方文明的櫛風沐雨，他好奇一個問題，賡續千載的西方貴族精神會在中國扎根嗎？

在中國漫長的君主專制時代，當然有貴族，它是統治階層的別稱，發揮著穩定社會秩序與代言時代大文化的功能，進入到新時代，貴族名義上被消滅了。

現在談貴族精神，客觀上它是一個舶來品。不過，它的內核心經歷了從特權到責任的嬗變，從階層專屬到普世價值轉軌，它的精神遺產指向一種行為準則與內在品格：公共責任與服務精神、勇氣與尊嚴、自律與克己、榮譽感與公平競爭等。

這些內在品格當然具有普世性，它也是現代社會內個人或組織共同約定的行為規范。

從這個意義上講，河南的現代化就必然包含著貴族精神的發揚——把“為公眾服務”作為個人或組織價值追求的目標之一。

那么，從哪里打撈我們這個時代的貴族精神？

時代的進步，源于制度的文明化，這是中國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的核心目標。

而中國在引進西方制度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企業的治理制度，尤其是公司股份制引入，它為資本的集聚，人才的引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掘帶來了創新性的生機與活力。

如果從基礎制度層面來評價中國經濟的繁榮成因，公司股份制足可以稱之為最根本的制度性紅利。

事實上，股份制不止是激發了企業家精神，從社會效益上講，它也激發了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記得十余年前的2010年，蓋茨與巴菲特來中國做慈善交流活動，邀請了50余位中國商業大佬與會共同探討慈善事業的中國發展，激勵他們承擔社會責任，激發中國企業家為公眾服務的自覺意識，其實就正是喚醒中國企業家發揚貴族精神，履行企業家的公共責任與服務精神。

從公共服務精神的實踐看，除了政府的信仰立場之外，中國企業家是最具代表性的群體，可以說，中國商業文明的進化，社會文明的進步背后，都有一代代企業家群策群力的潛移默化。

可以說，企業家是這個時代展現貴族精神最集中的群體。

今秋一場1961年以來最長的“爛場雨”讓河南農民秋收成了大難題。

公共信息顯示，河南牧原集團為解農民賣玉米難問題，公司飼料廠開通了“助農通道”，解決農民烘糧、售糧問題。

唐河牧原飼料廠經理張暢浩表示，公司為解農民賣糧難，一是大幅提高收購規模，平時每天收購600至700噸，現在一天收購2000多噸；二是明規定價，收購價比周邊市場價格略高，每斤比市場價高2至3分錢。三是售糧快，入廠30分鐘就能完成卸糧。事實上，牧原依托遍布全國的100多個飼料廠正在持續加大原糧收購，緩解農民賣糧難。

收糧當然是企業行為，不過，當企業讓利保障客戶利益之時，就體現出“私利即公益”的市場情懷，這也就是為公眾服務精神的具象化。

在牧原董事長秦英林看來，在中國語境里，貴族精神體現在一個人或組織的社會責任感中，這是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價值觀，它指向個人或組織對整個社會的福祉、發展和可持續性所承擔的一種責任意識和義務感。它超過了個人利益或法律要求的底線，是一種主動的、發自內心的選擇，旨在為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

他認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僅關乎自己，也與他身處的社會息息相關。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組織，其目標不再追求單一的利潤最大化，還要追求價值共創，實現商業成功與社會進步的共贏。

牧原是這樣認識，也是這樣實踐的。

早在2009年麥收時節，陰雨連綿，成熟的小麥發了芽，市場更是無人問津。政府擔憂農民賣糧難影響生計。

關鍵時刻，政府試探著找到了秦英林。“農民的芽麥我全收!”牧原站了出來。沒有錢，貸款1億元，沒有倉儲，租賃國有糧倉。農民知道了前來賣芽麥的車子排成了長龍。

如何給芽麥定價？他們就按當年國家給糧食部門下達的小麥最高收購價，也就是按當年正常的小麥價格收購。這讓政府與農民們很驚訝。“真想不到有（牧原）這么良心的企業！”

秦英林不但把內鄉全縣的芽麥收了，而且南陽周邊縣市，甚至湖北襄陽的老百姓也送來了芽麥。

然而，本以為麥芽能夠成為豬只的飼料用，可是，豬只吃了三天后，再也不吃了。這讓秦英林驚出一身冷汗。他擔心收購這么多芽麥會不會給公司帶來沒頂之災。他做出最壞的打算，他說：“企業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應當無條件承擔社會責任，如何公司因收購芽麥而死，請在我的墳頭立下‘因收芽麥而死’的石碑。”好在，公司及時調整了芽麥飼料配方，豬只終于再開口吃了。

客觀上講，像牧原集團這樣的企業，河南也不少。

河南企業家正用自己的實踐行為，書寫了河南企業的現代貴族精神，展現出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展示出河南現代化的文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