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績效主義之下，那些艱辛生存的孩子們

家長與孩子之間日常的話語、表情與行為中，是否制造了看不見的創傷？在文化與觀念的深層，又有多少習焉不察的慣性，正在背離父母對孩子的愛？當我們看待青少年教育的時候如何看待我們自己？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莊三部曲”作者梁鴻的新作《要有光》重磅出版，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記錄并探討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精神困境及各方應對這些困境的種種努力。

為了讓大家更好地進入本書的問題域，我們請到了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雪光，以讀書筆記的形式，為大家進行新書導讀。

周雪光

以下是周雪光老師的書評全文。

這是一部關于中小學學生生活經歷的非虛構作品。剛接到中信編輯轉來的這本書付印稿時，我以為與自己的研究工作沒有太大關系。但經不住好奇心誘惑，隨手翻開，沒想到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作者梁鴻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她追蹤訪談和參與觀察從縣城到都市的中小學生們：他/她們的學習、生活經歷。書中描述了他們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之間艱辛生存的一個個場景片段。“艱辛生存”這類詞匯一般是用在描述那些飽經風霜的人們的經歷的，但用在這些孩子們身上也很貼切。書中敘述的事情令人觸目驚心。是的，用“觸目驚心”這四個字來形容一下我閱讀時的心情，也毫不夸張。閱讀期間我不時地要放下書來，放松一下心情。

從社會學者的角度閱讀這本書，這可以看作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田野筆記，其中有觀察、有訪談、有不同場景下的互動記錄。那么，我們怎樣來提煉其中的意義呢？

直面“撕裂”

在《要有光》的閱讀中，與讀者直面的是各種“撕裂”：父母與子女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家長之間、學生之間、心理醫生與少年病人之間…… 我說的“撕裂”，是指與人之常情相背離的深深裂縫或鴻溝。

這是怎樣的一種撕裂啊。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系，是中國文化中最為親情的關系，但卻是隔閡和沖突最為尖銳突出之處，父母和孩子之間似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們不妨摘錄書中的一些片段。

一位高三學生這樣說道：“我覺得我爸媽在教育上最大的問題在于他們并沒有真正尊重我，也許這是全中國家長共同的現象。他們沒有真的把孩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來對待。他們既不認真批評我，也不認真認可我。他們沒有真正尊重我的成績和我的努力，在他們眼里，我只是個孩子，他們沒有意識到應該真正平等地和我說話，思考我的想法以及去理解我所做的事情。”

另一位孩子這樣回憶道：“不是我玩游戲導致我不想上學了，而是我不想活了，我不想上學了，才去玩游戲。”

那位熱心為孩子做心理輔導的“阿叔”認為：“家長有改變意愿，也很想把孩子變好，但是，大部分家長沒有思維能力和方法……即使父母觀察到了孩子們的行為，聽到了孩子的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意思是什么……這屋子里的大部分家長都不知道孩子在說什么。”

一位孩子說道：“父母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能掙來錢，能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就非常滿足。但是，青少年和他們想的完全不一樣，父母要求的是功成名就，孩子想的是‘我為什么活著’‘怎樣活著更有意義’。”

有意思的是，孩子們似乎比父母更為頭腦清楚，更能看清父母。這讓我想起David Graeber的那個觀察，弱勢方比強勢方更了解對方，對對方有更精細的觀察和把握，而后者則不屑于關注弱勢方的想法。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似乎也是這樣的。

還有師生關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日為師，終生父母”的師生關系是一種特殊的親情關系；在當代社會，隨著制度化過程的延伸，老師的傳統責任和職業期待融合在一起了。然而，書中的故事卻是另外一種情景。

舉一個例子。小正同學在學校難以管理，于是校方要求家長媽媽到教室里，坐在單獨給小正設置的座位旁邊陪讀。“這個陪伴過程其實也是把孩子完全孤立了起來……這種物理性隔離就變成了心理隔離，小正更無法融入大集體。”而各方并不關心小正的癥結到底在哪里，家長們忙著驅逐小正，小正媽媽疲于應付，學校難得糊涂。到最后，小正到底為何成了這樣子，反而成了被忽略的問題。

面對學生、教室、校園里發生的各種事情和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從心理健康到公關危機，學生的身心健康本身在老師和學校領導的心中有多大的分量？

再比如醫患關系。在《要有光》的孩子經歷中，心理醫生的身影不斷出現。這是時代進步的體現，意味著人們認識到，我們不僅要關心身體健康，而且要關心心理健康；后者對于少年兒童來說尤為重要。然而，在作者講述的不少片段中，心理醫生明知孩子的心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但也無能為力，甚至不能率直地給出基于醫生職責的建議。

類似的例子散落在書中的各個故事、場景中。在中小學生剛剛涉足的世界中，就已經濃縮了社會的殘缺、緊張和危機。整個社會方方面面和各個環節，學生、家長、老師、校長、政府、社會組織機構都帶著大寫的“無奈”。人們關心的是怎樣應付接踵而來的燃眉之急，度過面前的一道道坎，無暇從孩子的長遠發展來考慮。

于是，孩子們離開了教室和伙伴們，去孤獨、去休學、去流浪，或者進了精神病院、ICU，甚至離開人間……

從績效主義中解綁

作者筆下的許多描述和議論，多是從心理認知方面著眼的，這的確很重要。父母和學校常常著眼于孩子們學習的成果，因此簡單粗暴地處理問題，在與學生的互動中出現了許多問題。正如那位熱心為學生做心理輔導的阿叔說的，“我們的認知出現了偏差，事件長期累積， 最后導致了問題出現。”

作者的討論也提出了社會學的問題。她注意到，所謂的普及教育只是讓每個適齡學生都坐在教室里，它其實是個選拔系統，至于你是否真的被關注、被很好地教養，則是很難衡量的事情。被選擇出的百分之二十的學生被認為是精英，是希望，而其他百分之八十的學生則被平常對待。

從社會學角度來思考，哪些社會制度產生了這些問題？如許多人意識到的，整個社會是一個“內卷”的機器：學校、老師，包括學生。而許多孩子是這個機器的犧牲品。我想起魯迅的那句話：救救孩子。如果說百年前魯迅的呼聲在于救孩子于封建禮教之中，那么，今天需要將孩子從績效主義的脫韁野馬所驅動的戰車上解救下來。

我以為，書中描述的這些緊張沖突的一個重要淵源是當代社會中主體性意識的興起，這尤其體現在青少年一代身上。他們生活在互聯網時代，他們的信息渠道、思想活動的多重緯度，大大地推動了個性的發展；但另一方面，當代社會已經為他們設計了高度制度化的道路：“上學”。上學是全家無法剝離的執念，除此之外，幾乎無法想象其他的路徑。他們始終處在通往高考征途的不同階段。

與此同時，現在的孩子們的社會化過程與他們的父母一代有了質的區別。不同的社會化過程導致兩代之間、少年與既有的社會模式和規則之間，發生了極大沖突。

《要有光》中那些中學生的艱辛經歷體現了主體性意識與制度化套路間的矛盾磨難。類似的情形在其他文化背景下也早有體現。這讓我想到，我們熟悉的各種社會思潮，如書中提到的上世紀流行的存在主義思想，在今天的中國才具有實在意義 ，因為這一代孩子在面對巨大的現實束縛而難以掙脫時，更感到“生活的意義是什么”這樣問題的尖銳性。當代年輕人的戀愛觀、婚姻觀、家庭觀，以及“斷親”等舉動，需要放在這個大的社會背景中來認識。

一位研究青年的學者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和團隊在訪談青年生活經歷時，起初前來報名參加訪談的青年人寥寥可數。后來許多人報名參加，有了長長的名單可供選擇，訪談時間從一小時延長至數小時。有一位女性在訪談后仍然不吐不快，在團隊離開時，追到機場繼續談。人們需要傾訴和疏通的渠道和機制，青少年尤其如此。

如何尋找答案？顯然并沒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答案，因為每個學生、每個家庭、每個教室、每個學校都有各自的環境、成員、困難和資源。面對如此舉足輕重、涉及到千家萬戶而又急迫回答的問題，我想基本的思路應該是，允許和鼓勵人們（家庭、班級、學校、區域）向不同方向的探索，鼓勵不同的利益涉及者（stakeholders）參與到這個探索過程中，鼓勵平面的交流，推動建立各種平面交流的機制。

從學術人的角度來看，回答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學者們針對青少年倡導的重建“附近”的勸告和實驗，也需要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只有把脈診斷清楚其社會病灶，才能提出相應的醫治方案。

有光才有希望

《要有光》的作者梁鴻是文學專業教授，又是作家。想來文學工作者尤其具備做這類田野研究的基本技能：首先，仔細的觀察能力，以便捕捉和理解研究對象的微妙心理活動，包括各種表達或不表達方式；其次，生動準確的文筆，將這些細節和心理活動準確和生動地描述出來。作者為了文學效果而采納了一些穿插、剪裁手段，增加了各種事件與人物的復合、襯托、呼應效果，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

作者的細心觀察和直白文筆，將許多人物、場景、事件實在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讓那些身臨其境的家長們、老師們、學生們，更好地認識自己和自己身邊的親人、老師和同學。例如，那位熱心從事心理輔導事業的阿叔，“他就像堂吉訶德，手持長矛，卻無處可刺；有時看過去，他又像一個孤獨的演員，在舞臺上獨自悲憤地表演，臺下卻空空蕩蕩，沒有一個觀眾。”文中呈現出一個個樸實又鮮活的形象和鏡頭，那些焦慮、困惑、反省、成長中的少年，還有那些無奈但執著的家長、老師、校長、心理醫生。

書中也透露了縷縷光亮線索。在一個母子對話互動的故事里，母親在痛苦的母子互動過程中終于醒悟了：她的兒子正以自己艱難的成長作為基礎，向母親提出“你要學習”的要求。他們之間似乎有了并肩前行的可能，既是母子，也是朋友。好的咨詢師就是靶向藥，挖到最核心的東西，人很快就好了。

我想起幾個相關的幾個故事。其一是書中的故事也延伸至大學。上半年在北京教學期間與學界同行多有來往，大多都從事大學教育工作。大家交流起來，聽到的最大感慨是：很難和與現在學生溝通了。 同事們描述了學生的情況：TA們入校時已經有了固定的看法，很多時間都在自己的手機天地中，很難與其他同學包括同班或同寢室的同學交流，即使在為了集體交流的春游途中也時常面對各自的手機。

其二是那些勇于尋找新出路的探險者。一位身為大學教授的母親勇敢地討論中學輟學的兒子另辟蹊徑的發展經歷；另一位大學教授的父親同樣勇敢地談論自己兒子的特殊教育的經歷。在TA們身上，我們看到了沖破世俗羈絆、探求新型親情關系的勇氣和努力。

我想起母親家附近的那位理發師。每次我到他那里理發，我們總要談起他那正在初二的兒子，一位很有個性和主見的少年。他們夫妻倆為了孩子費盡了心思，與來理發的各類人不斷地探討好的教育和互動方式。

作者在后記中寫道：“我希望經由這本書，重新打量我們的生活和觀念。不管你有沒有孩子，不管你是未成年人還是成年人，不管你家里有沒有一個‘生病’的孩子，在看完這本書之后，你要思考，到底是哪些東西讓我們的孩子‘生病’了。或者，我們返回自身，思考是我們哪個地方‘生病’了。”

“要有光”，有光才有希望；正視才有新的開始。

-End-

2025.10.21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