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難！

內容來源：2025年10月16日，筆記俠專訪丁學良教授內容錄音整理。

分享嘉賓：丁學良，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知名社會政治學教授、筆記俠PPE（政經哲）書院創始顧問。

責編| 賈寧排版| 拾零

第 9234篇深度好文：8638字 | 22 分鐘閱讀

宏觀趨勢

筆記君說：

你有沒有感覺到：今天中美之間的摩擦，似乎總能在歷史上找到影子？為什么美國現在對付中國的手法，看起來這么眼熟？

答案可能就藏在幾十年前的日本身上。當年，日本憑借“東亞模式”，把美國制造業打得“鼻青臉腫”。而今天的“中國模式”，正是這套玩法的“終極強化版”。

那么，美國從擊敗日本的貿易戰中，學到了哪些用來對付我們的“殺手锏”？

特朗普的關稅大棒為何“雷聲大、雨點小”？

未來世界會不會形成中美兩套平行的技術標準？

這一切的背后，是制度、戰略與成本的深層較量。理解這場“強化版”的對抗，不僅關乎國運，更直接決定了你的企業未來10年要在哪里生產、用什么技術、走向哪個市場。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所啟發。

一、“中國模式"是“東亞模式”的強化版

1.“東亞模式”的核心特征

首先，要回顧一下我們之前在筆記俠PPE(政經哲)書院講課時的幾個基本概念。第一個是重商主義，第二個是產業政策，第三個是日本發展模式中最重要的長期目標是“富國強兵”。

雖然二戰后日本不再提也不能提強兵，但富國仍然是目標，而非僅限于本國居民個人財富增長和稅收政策等，這是設計出來的。

① 強政府與產業政策

日本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為了促使本國工業化發展速度加快，并配合他們的產業政策，日本政府官僚們經過研究后，劃定了一些有戰略性意義的產業，從上至下、從左至右都要配合這些產業。

這些都是從戰爭中的“總體戰”理論發展出來的經驗，日本在二戰以后雖然不再是一個軍事國家，但是有一些戰略思想和戰術手段跟那段歷史有著一定的延續。（筆記俠注：總體戰指一個國家動員全部軍事、經濟、工業和社會資源來進行的戰爭。）

② 可控的勞工體系

日本模式中的一點被證明在整個東亞具有重要啟發作用：那就是盡量避免工會過于強大，工會一旦強大，將與資方之間產生沖突。在西方發達經濟體中，工會運動導致一屆政府半癱瘓的情況發生過很多次。

日本在戰后非常注意這個問題，不允許日本的工會力量過于強大。

③ 聽話的金融體系

日本盡量讓金融業內部不要有太多的競爭，無論是日本政府施加的關于本國金融業自由化的壓力、推力，還是發出的呼吁、訴求，都要確保日本的金融業（廣義上的金融業，包括銀行和非銀行機構）尤其是居民的儲蓄，能夠配合日本的產業政策。

④ 產業保護政策

在這個過程中，東亞國家利用關稅和非關稅的手段保護本國市場和幼小的本國產業。中國臺灣地區有個說法很好玩：我們小雞剛孵出來，哪能跟你美國的大火雞打仗啊？

所以只有用隱形的和明顯的關稅，保護本國的弱小的市場，尤其是保護本國政府所看重的“冠軍企業”。這些企業首先要在本國市場上當冠軍，然后在國際市場上去打，去擊敗對手。

⑤ 出口導向與雁陣模式

一群大雁中，最前面的雁力量最強，對方向的辨別能力也最強，后面的雁都是跟著它飛，這樣避免了雁群在長途遷徙過程中走彎路，降低了遷徙的風險。

日本當時這個這種做法就被稱為是大雁陣（筆記俠注：“大雁陣”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用以描述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學說。指日本作為“領頭雁”，依次將成熟產業轉移到“四小龍”、東盟及中國等“后發雁”，形成產業梯次傳遞和發展的國際分工格局）。

那個時候的日本，看得很清楚，僅僅靠著日本狹小的國土、貧瘠的資源、有限的人口，只能把本國的制造業做得符合國際標準，比國際標準更快地出貨，還需更精密的設計和價格優勢，這樣才有競爭優勢。

全世界把這套標準做得最精致的就是日本,然后帶動了東亞的起飛。比如日本本國的制造業如果生產能力不夠了，或者缺乏某些原料，或者勞工不夠了，怎么辦呢？

通過一些非常巧妙的安排，讓這些日本本土的公司，包括他們的技術人員，生產經驗資深的一線工人，在東亞周邊開始設廠，又進一步地增加了日本的生產綜合規模，而且降低了生產的成本。

所以，在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些領域里，絕大部分學者都會把東亞在二戰以后的成功歸于日本走出了一條適合于東亞的發展的道路，這就是所謂的“東亞模式”。

2.中國怎樣借鑒了“東亞模式”？

日本在這條道路上的成功，就直接刺激了當時的中國。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決策層就開始思考這些問題。

當時鄧小平去了一趟日本，很感慨，二戰的戰敗國竟然這么發達。

中國以前不提倡用“模式”這個詞，而用道路。因為中國那時候還不曉得會怎么改，后來經過幾十年的這個實踐，一些基本的環境也好，或者mechanism（翻譯成中文叫“機制”)，這些逐步確定了之后，就出現了“中國模式”。

所以日本的“東亞模式”后來就被中國參考，并且強化了。

3.美日貿易戰的經驗教訓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1984年），美國各界每天都在討論、探索一個問題：為什么日本的競爭力這么強？

那個時候，日本對美國的制造業的沖擊太大了。

美國尤其是二戰結束以后，一直認為他的制造業在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撼動他的霸主地位。但就是在小小日本的挑戰之下，那幾年下來，美國的制造業遭到了嚴重的打擊。

我剛到美國去的第一站是在匹茲堡，曾經的美國的鋼鐵和煤炭之都。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的匹茲堡工業區衰落了，當時我還是個青年人，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么巨大的鋼鐵工業基地沒有人了。

為什么？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有了日本，然后韓國緊跟在后面。在鋼鐵制造方面以更低的成本把美國的鋼鐵業擊垮了，被完全打趴在地（筆記俠注：日本鋼鐵公司名為日本制鐵公司Nippon Steel，簡稱“日鐵”。該公司于2025年6月以141億美元完成對美國鋼鐵公司U.S.Steel的100%收購，并將其納入全資子公司）。

鋼鐵業就這樣給他們搞完了，鋼鐵業搞完以后那個煤炭業也半死不活了，因為煤炭資源當時主要供應的就是鋼鐵產業。

那么為什么日本和韓國一下子把世界第一大的鋼鐵國打趴了呢？其實好多技術，煉鋼的技術，軋鋼的技術，特殊鋼材的技術，很多都是從歐洲傳到美國，再傳到日本，然后由日本再傳到韓國去的。

主要是因為日本和韓國綜合生產成本和經營成本比較低。這兩國的鋼鐵制造業和煤炭業使用的環保標準低于美國。勞工成本、環保成本、金融成本，以及技術轉讓的成本都很低。

再加上日本和韓國的基礎教育、中學教育、大學本科教育，非常講究實用。這些專業培養出來的勞動力，他們的工程師，技術員都非常能干，而且要價也不高。這才是特朗普正在吸取的教訓。

后來美國用了很多的辦法，終于把日本弄得雖然沒有投降，但是完全屈服妥協。因為日本也知道，完全把美國給惹翻了，日本的安全就沒有保障，而且日本的出口太依賴于美國市場。

日本后來一個是實行配額制，向美國市場這個出口要有配額，超出配額雙方要談判，你不能搞傾銷。

第二你的企業要進入美國，不能僅僅是產品進入。

有了配額制度以后日本就想了：我這個生產能力是1萬，但給我的配額是3000，那我那個7000怎么辦呢？

后來他們把生產能力一部分轉移到美國本土。即使不到美國本土，也轉移到加拿大。這樣子繞過了配額，現在我們中國也在用這些手法。

后來更進一步，美國就覺得日本本國的工資被壓得太低，又迫使日本政府提高本國工資，并增加員工福利。因為你只要增加工資，增加福利，就削弱了日本政府對于資本市場的壟斷和控制。

后來，美國又開始對日本的金融業動手。因為日本的金融業支持了出口業，然后就節約了大量的多余的資金，有出口就會賺錢。賺了錢以后日本國的投資已經飽和了。而且那時候日本已經開始出現了經濟泡沫。

日本的居住環境是很小的，當時，一個很小的房子在市場上就值200到300萬美元。日本多余的資金也都要找到新的投資出路。然后就開始跑到北美去，大量地購買北美的資產。

日本當時甚至買下了洛克菲勒中心，當時美國人有句話：下一步日本要購買白宮了，他們買得起。

這就是東亞發展模式給美英主流模式帶來的沖擊，以及貿易摩擦、貿易戰等等后面的深層的制度性的原因。

二、中美貿易戰的動態與深層邏輯

首先，我覺得現在中美之間的動態，用“博弈”這個詞不夠準確。

博弈是在和平的情況之下用和平的手段，而且雙方接受的規則是一模一樣的，這叫才博弈。無論下國際象棋還是打牌，或者下其他什么棋，這是博弈。博弈的時候你不能在桌子底下搞小動作，不能使黑手段。

博弈這個英文（fair play）在很早之前就翻譯成中文了，叫做“費厄潑賴”。魯迅就反對費厄潑賴，為什么呢？因為費厄潑賴是博弈，是公平競爭，公平地在一起下棋，英文叫play Games。但在國際競爭中，很多時候不是fair play的。

1.特朗普貿易戰的手法與局限

特朗普針對“中國模式”這個強化版的東亞模式采用的這些制衡手法，其實美國當年在跟日本摩擦的時候，基本上都用到了，最后日本妥協了。

從2018年開始，它采取的最簡單的手法就是關稅，但是后來這個關稅一會上一會下。因為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它不是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

特朗普最頭疼的，就是美國行政部門的集權程度太低，所以他現在想繞過美國二百五十年制度給行政部門設下的種種約束。

現在美國又進入這種狀況了，參眾兩院無法通過預算，導致行政部門關門（筆記俠注：“關門計劃”是美國國會兩黨因預算分歧無法達成一致時聯邦政府暫停非核心部門運轉的應急機制，又稱“政府關門”）。

美國這個國家從一開始的時候，它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

它后來變得比較強大，是因為幾次重要的歷史事變促使它把很多分散的資源和權力集中起來，但是臨時集中起來解決了重大危機以后又回到了原狀。

有句話講的特別好：什么是美國制度的根本？就是通過分權制限制行政部門權力，限制行政部門的權力。

在建立美利堅合眾國之前，就有一些代表抗議，不愿意簽字。他們認為給予總統的這些權力影響太大了。

過去幾年，美國自由派的輿論稱呼特朗普最狠的一句話就是：他想當君主！大家現在就拿這個事一直游行，攻擊他，說他現在要想當君主。

所以特朗普現在針對中國的所有的這些辦法，有的用一下又拿下來，就是因為行政部門的權力太小。然后就給那些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包括弱勢的消費者有了抗議、抗爭、施加壓力的種種渠道。

美國有句話叫：all politics are from local（所有的政治從根上都來自于地方），就是因為它的選舉是一級一級選上去，那工會里面的眾議院議員，就是從一小塊的居民區選出來的。

因為地方選舉制度，所以特朗普有很多事做不下去，因為美國制度沒有給他那么多的集權和方便。

比如，美國貿易戰中間因為跟中國鬧得這么狠，影響到美國一些非常重要的運輸企業，特別是大噸位的運輸車，有很多的部件以前都是中國做的。剩下不多的制造業，制造這些重型的運輸工具的，它干脆就出國了，到別的國家去了，美國政府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們常說特朗普講話不算數、顛三倒四，這也是因為美國的制度讓他講話沒辦法算數，他做不到。他的一些手法，基本上每個月都會被美國的一個地方的法庭給否定，他就搞不下去了。這樣一來，他怎么能夠講話算數呢？

就連關稅這個武器，也是美國憲法留給美國總統為數不多的幾個大棒，因為其他的大棒都在國會手里。

所以，特朗普現在在貿易戰方面，關稅手段是最方便的，但是很難持續下去。

現在，我總結一下：特朗普針對中國的貿易戰，是當年美日貿易戰的升級版。但中國模式是東亞模式的最強化版，如果美國用的手法不更新和強化，而在對中國的貿易戰中試圖達到自己的目標，這個希望是不大的。特朗普原來那種打法是打不下去的，特朗普想解決的那些根本的問題，一大半都不會成功。

2.中美關系的長期展望：不穩定與“新冷戰”

根據我的觀察，至少在特朗普剩下來的三年多任期里，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不會很穩定。

特朗普雖然本人不是一個戰略家，但是在他第一任總統任期里的一些政府成員中，有幾位是戰略家。種種原因導致這些人后來沒有出現在他的第二任期里。

我當時看了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班子的組成，還松了一口氣，我是很怕他第一任期里面那厲害的幾位都回來。

現在，第一任中間只有幾個副職回來了，包括那個跟我們談判的人。當然大部分都沒回來，那些人才是久經考驗的，做戰略研究、戰略規劃都很出色的人。

作為一個老外交家，拜登就比較喜歡用上面說的這樣的人。

特朗普第二任沒有用這些人，但是特朗普的有些私下的朋友，有些是他在商界認識的人，有些在科技界的那些人、投資界的人，還有宗教界的那些人，還是能夠把一些比較深層、比較長久的大問題向他不斷地提醒。

哪幾個基本的問題呢？

第一，美國作為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他們自封的民主體制和自由國家，它不能夠建立在一個制造業空洞的基礎上。

這是他想解決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長期且重要的問題。到了戰備的時候，如果你沒有這些制造業，那就會非常被動。

那么特朗普想解決美國的制造業的恢復，任重道遠，而且又牽涉到美國基本制度，沒有給他提供那么多的政策和法律的工具。

他本來以為利用高關稅就能很快導致制造業回流，是有回流，但這個回流速度太慢，而且規模偏小，聯邦政府沒辦法在手里調動幾萬億美元的重點投資，沒有法律保障，那是私有財產和私人資本在運作。

第二個特朗普想解決的問題，就是美國政府的債務。

現在美國總體的債務是37.64萬億美元，每年要支付高達1.26萬億美元的債務利息，這個費用已經超過了1.13萬億美元的年度軍費開支。

怎么解決債務問題呢？當然可以提高稅收，但這在美國是很不得人心的，而又要經過國會參議兩院爭論，然后還有其他問題。

關稅收入到現在為止也僅僅帶來幾千億美元的收入，這幾千億美元還不敢完全用來做重點的產業投資，特朗普政府想給搖擺州最貧困的選民發補貼，因為要為共和黨在26年的中期選舉上贏得選票，這就是美國制度的制約。

但是特朗普還是想解決政府太窮的問題，他一些做法被挖苦也是因為太窮了，他總想厚著臉皮迫使全世界的最大的那幾個富豪，在這個事情上出點錢，在那個事情上出點錢，就是因為聯邦政府沒什么錢。

然后他的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大大的消減非法移民對美國福利制度的壓力，這個我們很多人都看不過去。你只要在美國待個半年，就能目擊很多這種情況，你會覺得美國再富有也挺不住這么搞下去。

所以特朗普政府要大大削減非法移民對美國福利體制的嚴重的剝削，然后來加強美國最富有競爭力的科技專業。科技競爭力不能被競爭對手們追去、偷去、買去，或者通過合作的手法搞到手。

特朗普還想做另外一件事，就是重建美國的教育體系，從小學幼兒園開始，至少從小學開始，到大學本科，甚至到研究生。他想恢復美國的傳統教育，這是他長期想做的事情。

所以鑒于特朗普想把這幾件長期的、大面積的事情要做起來，中間好幾個環節都牽扯到對中國的關系。

所以這注定了在他剩下來的三年多時間里，美中關系不會穩定，不會平穩。而且也不要指望很快達成協議，你也不能指望達成新的協議以后沒有新的摩擦或沖突。

3.“新冷戰”的定性與其核心特征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有幾位要員是戰略的研究家和規劃家，他們給特朗普出了很多主意。

他們讓特朗普意識到中國對美國的挑戰是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當然他們的觀點中間有很多是夸張的部分，也有很多是推測的部分，但也有很多是有經驗根據的。

所以特朗普政府才把中國定位為“美國的全面挑戰國”，但是沒有定位為敵人。

后來拜登政府的4年任期里，根本就沒有在這點上改變這個定位，我也不認為特朗普的下一任，不管是誰，比如像萬斯（美國副總統），還有盧比奧（美國國務卿），他們在這一點不會變化的：中國是對美國頭號的全面挑戰者。

所以，中美之間是不是新冷戰？當然是新冷戰，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制度上的敵對、國家利益性的對抗，軍事上的準備，這幾個冷戰的要素，現在都具備。

現在至少有一點我們看得很清楚，特朗普不想打仗，這是肯定的。打仗要花錢，要死人，他不干，而且美國經常為別的地方打仗，他覺得那都是大傻帽干的事。在他當總統期間要回避跟中國之間打仗。

現在無論是在南海、臺灣海峽，或者釣魚島周邊海域這些地方，中美兩國之間進入武裝沖突的可能性是極低的。但在其他領域比如金融、貿易、技術人才，還有毒品和非法移民這兩個牽涉到美國的兩個具體問題上，沖突和矛盾還是非常多的。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個很壞的消息，阿什利·泰利斯（筆記俠注：此人長期以卡內基智庫高級研究員的身份，撰寫關于中美競爭、印度戰略自主、印太戰略的政策文章，極具影響力。他的很多分析既為歷屆美國政府提供政策依據，反過來也為印度政府提供“行動指南”）被FBI（美國聯邦調查局）拘捕了。

據說他把可能把他工作中間合法或非法弄到的美國國防部的內部信息資訊轉交中國官員。當然這是猜測，現在還沒有任何證據。

類似這種事情，以后會常有。

現在在美國有幾個非常強硬的政客和商界人物在推動兩件事：

1.把中國資本在美國金融市場上全部清除。

2.永久性取消中國享受貿易最惠國待遇。

“最惠國待遇”這個翻譯其實不太準確，英文里的表達是：no discrimination trade partner（無歧視性的貿易伙伴）。如果真的是無歧視性的，那關稅戰就打不起來，至少不會打得這么厲害。

取消最惠國待遇以后，在正常情況下美國就會對中國的產品收取比較高的關稅，因為正常情況下，美國的關稅是很低的。

這就是美國為什么覺得自己老是吃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卻征收了最低的關稅。當然美國消費者會很開心，全世界最好的東西都往美國去。

我有一個朋友說：他在美國市場上看到的都是生產國或者是制造國，都把最好的東西拿到美國來，美國市場最大，消費力最強，而且進來接近于零關稅，你說誰不愿意做這門生意啊？

如果取消了最惠國待遇，那將來就是只對你幾種產品實行低關稅，其他產品都要交高額關稅，這樣一來就比較麻煩了。

回顧1970年代開始的美中關系和緩，后來建交，后來變成關系最好，這個過程中留下來兩個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就是經濟、貿易、教育等這些方面的合作伙伴，雖在戰略上還沒到這個程度。

第二，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盡可能不觸犯中國政府的紅線。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了。前天通過的美國新國防條例上提了兩件事情，第一是給中國臺灣地區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第二以后美國舉行環太平洋軍事演習時，會邀請中國臺灣地區武裝力量參加。

中國對這兩件事反制的手段一定會非常強烈。如果讓中國臺灣地區的武裝力量能參加環太平洋的軍事演習，那下一步呢？會不會是本質上的軍事同盟呢？

我的回答很肯定，中美之間是新冷戰，而且這些新的環節更值得我們重視。

特朗普到現在為止并沒有完全接受美國那些主張非常強硬手段對付中國的人的建議。而且特朗普現在的的手法也常常效果不佳，因為他太自以為是。

不過他還在學習，如果將來他改進了手法，變得越來越綜合考慮，冷靜布局，那么在他未來的三年多任期里，中國承受的沖擊，震蕩，甚至是重要利益的損失，是可以預期的。

那么這個“新冷戰”，新在哪里？這幾點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第一，美蘇冷戰中間這幾點要么還沒出現，要么那個層次或者程度還是比較初級階段，新冷戰中科技的作用超過美蘇冷戰。

第二，新冷戰中間的金融戰遠遠超過美蘇冷戰。當初整個蘇聯陣營在金融體系上跟西方的金融體系沒有交集，沒有交叉的地方。

第三，人才。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最重要的收獲，實際上是人才方面。我們的年輕人能夠到西方最好的大學、實驗室，研究機構去學習、去培訓、去工作，然后由此帶來合作。美蘇冷戰中，人才方面的合作倒不是完全沒有，但只有一點點。

第四，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之間的交叉。美蘇冷戰中間基本上沒有。蘇聯陣營的生產，是自成體系的，當時稱為社會主義的合作，不計較經濟成本。

結語

回顧丁學良教授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之間的這場“新冷戰”，不再是簡單的貿易摩擦，而是兩種發展模式、兩套體系未來的長期競爭。

對于企業和創業者而言，這意味著一成不變的時代已經結束。地緣政治，已經從宏觀背景變成了直接沖擊我們成本、供應鏈和市場選擇的日常變量。

無論是“異地生產”的迂回策略，還是對“兩套技術標準”的前瞻布局，都要求我們必須具備穿透現象的洞察力。

現在，我們僅僅看懂財報和產品，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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