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變了，80 后拒絕當領導

作者：王多魚

來源：鹽財經（ID：nfc-yancaijing）

小跑著沖出辦公大樓時，李念還沒完全反應過來，自己剛剛在領導辦公室正式提出了辭去部門負責人職務的請求。

直到跑得夠遠，跑到上午因心悸而不得不坐下休息過的長椅邊，她才真切意識到——“終于為自己活了一次”。

李念今年40歲，在西南某城市的一個公家單位工作近15年。當時，她憑借筆試第一的成績考入，一步步升至處級。對于一個出身普通工薪家庭、從小縣城考出來的人來說，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就。

李念的母親對最穩定的工作有著一種執念，而這也傳導給了李念。

可真正進入職場后，她發現工作遵循著截然不同的邏輯。升職帶來的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更沉重的責任、更脫離實在感的工作內容，還有拒絕不了的人情世故和躲不過的暗中較量。那些接踵而來的消耗，讓她感到筋疲力盡。

接踵而來的消耗，讓職場人感到筋疲力盡/圖源：《歡樂頌5》劇照

這不是李念一個人的感受。

“80后”，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的起點與軌跡曾經無比清晰，也被寄予厚望。生活的答案似乎天生存在，不需要多余的追問。

面對壓力，他們更傾向于把擔子默默扛下來，再苦再累也先把事情做完。這種順從與擔當，讓他們一度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也讓他們在漫長的消耗中更容易被掏空。

當“00后整頓職場”“95后拒絕升職”成為熱門話題時，看上去更穩妥，且在職場上有所成就的“80后”們，也清晰地照見了自己的處境：他們很少輕易轉身說“不”，卻也越來越難說服自己繼續忍受。

當他們決定去賭一把，說出“我不想干了”的時候，生活的答案仍不確定，但又好像沒這么沉重。

01

累了

處長這一職位帶給李念的，是“非常深刻，且非常具體的痛苦”。

手機必須放在手邊，24小時待命。李念回憶道，哪怕凌晨兩點接到電話，也要立刻起床開始工作，“因為領導馬上就要”。哪怕要求“非常不合理”，也得馬上執行。說一句不同意見，便會被點名批評，從小會說到大會。

李念說，她曾經為了解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花了數月的時間去制定一個辦法。漫長的鏖戰倒也能忍受，痛苦之處是全過程的心理矛盾。

她明知道這個辦法要生效，必須得首先解決很多其他一系列問題，“先把之前那些‘跑得太快，繩子沒拴穩’的歷史問題處理掉”，但是那些問題都沒人理會。于是，她和同事們都是在明知做出來毫無用處的心理抵觸之下，硬著頭皮去做這件事。

于是，一切變成了一場消耗。“溝通的成本、人力的成本、部門博弈的成本都在增加，可你拿不出任何成果。”李念說，“一般像這種情況，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就得想點非常規的手段。”

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天從早上8點忙到深夜12點，調度經濟指標的頻率從每周變成每天，再到“一天無數次”。上班路上，她時常會看著街頭的清潔工發愣：“他們至少能把一片路面掃干凈，而我手里，除了‘嚇人的數據’，什么可見的成效都沒有。”

從早上忙到深夜，卻拿不出任何成果，一切變成了一場消耗/顧薌·AI制圖

升到一定職級后，李念開始直面更高位階的領導。對方“推己及人”，將提拔視為“給予的莫大的榮耀”，并“預設每個人都渴望往上爬”。

但李念已經累了。

幾年前，抑郁與焦慮徹底壓垮了李念。確診、失眠、輕生念頭……李念回憶，深夜睡不著覺得活不下時，她會想到自己年齡還不大的孩子，她琢磨不明白自己為何會陷入如此境地。

李念說，早在疫情前，她就開始思考辭掉處長一職，但真正的轉折只發生在一瞬間，是聽到丈夫說“痛苦已經來了，你為什么還要忍受呢”的那一刻。當時，她正坐在路邊的長椅上，因為無法呼吸而停下休息。

李念回憶，小時候，自己害怕被困在小縣城里，害怕沒有機會離開家，害怕未知的未來。懷揣著這份惴惴不安的“恐懼”，她一路向前。多年的求學、體面的工作、接二連三的成績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把她牽到今天。可她沒想到，最終換來的卻是對自己的質問——“我并沒有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

那一瞬間的決絕，把李念逼到了領導辦公室門前。她輕聲叩門，收起情緒，先說“有件事一直想當面匯報”，再一點點切入；斟酌著每一個詞，表達自己并不是抱怨，只是不想拖累整體的工作。當時的李念不知道會得到什么樣的回應，但口中的話停不下來。

李念說，她沒想過領導竟然理解她，這也許是多年認真工作帶來的意外之喜。如今，她被安排到一個“邊緣部門”，辦公地搬到了有些潮濕的新樓層。

偶爾遇到熟悉的年輕同事，有人會裝作沒看見，也有人揣度領導心思，在她面前故意耍些小動作。李念只覺得好笑——“就像小學生一樣”。

新辦公室沒什么“人氣兒”，但不再“被看見”，也意味著不必再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崗位清閑，李念開始有時間讀書、寫作，陪伴家人。

但她沒有告訴母親自己離開了管理崗位。

02

不上進

陳晴今年44歲，大學畢業后就來到了東部沿海城市某基層單位工作。她從未想過要往上爬，年輕時總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被提拔為科長，是領導看重她的“踏實與責任心”——即便在被提拔前，她已經委婉推辭過一次。

上任后沒幾年，她就向領導提過辭去職務，得到的回應始終是：“暫時沒有合適人選。”陳晴說，她理解基層人手的短缺，只能硬著頭皮扛下去。只是沒想到這一扛，就是近十年。

陳晴回憶，剛參加工作時，她常跟著“師父”跑村子。記得最深的一幕，是師父一次次下村，教不會電腦的村會計們一步步從開機開始，直到學會操作電腦，從不抱怨，也不催促。她看著那些人從擺爛抗拒到主動求教，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可以“改變一些人的日常”。

哪怕再基礎的工作，也存在價值/顧薌·AI制圖

可當了科長之后，她的工作開始被“非本職工作”占據。陳晴說，那時候的她一直是“活人微死”。

最大的壓力，來自頻繁的大型活動。每到這種時候，她要進社區，晚上和村社干部們擠在同一個大廳里，行軍床一排排擺開，蚊香點著也擋不住蚊蟲叮咬。

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熬夜值守，吃的是千篇一律的盒飯，洗澡只能趁下班匆匆回趟家。即便難得放一天假，也被規定必須待在離單位30分鐘車程內。

陳晴記得，有一次，她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凌晨兩三點才下班，開車回家時遭遇事故。陳晴說，雖然人僅受了輕傷，但留下了心理陰影，很久不能正常開車。她至今都想不通：“這樣究竟有什么意義？”

但她又會反復自我修正——或許“上級有上級的考量，或許自己站得太低，看不見全局”。自我懷疑與自我說服，成了另一種消耗。

這些年，她不斷主動把自己往“邊緣”位置放，但實際工作一件也沒少擔。直到近幾年基層人手逐漸充裕，她才終于得以脫身，轉為辦事員。

經驗豐富的她，時常還會為新科長指點一二。年輕同事看不懂她為什么這么“佛系”，可她心里再清楚不過：稍微對晉升展露渴望，就很容易“被領導拿捏”。陳晴說，身邊不少同齡人，40多歲了還在苦苦追逐一個職位，被“反復畫餅”，她寧愿做個“不上進”的人。

如今，她在做自己喜歡的事，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陳晴看來，如果別人的“優秀”只能靠她的“不上進”來襯托，她也樂在其中。

03

另一種活法

能辭去中層職務，卻依舊留在原單位工作，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田怡，則選擇干脆地抽身離開。

田怡今年41歲，在云南的一家大企業做人資經理，已經干了十多年。離職前的那段時間，她兩次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郁與焦慮。最嚴重的一次，她在公司長廊里走著，卻忽然分不清身在哪里——那是一次短暫的解離。

田怡表示，讓她走到這一步的，有加班的勞累，但更多的是改革帶來的暗流洶涌。

2018年起，原本各自獨立的六家公司，被整合進同一個集團。集團要建立統一的人事制度，從薪酬、績效到考勤，事事都要重新梳理。田怡作為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夾在上下之間：上有集團董事長催著要結果，下有六家分公司各懷立場，頻頻抗拒。

田怡說，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考勤制度，都能引來無休止的反對；績效工資的比例調整，本是為了激勵，卻被分公司領導當作“失去了懲罰下屬的手段”，而被不停地“雞蛋里挑骨頭”。

她記得最典型的場景，是在集團匯報會上，分公司領導臉上的“微表情”，點評時“刻意的語氣”，都讓自己如芒在背。有時候，這些領導還會揪著一些“當下大家都知道無法解決的歷史性問題”不放，指責她工作能力不夠。

更讓田怡無所適從的，是那些“話里有話”的暗示——有時明明是個簡單的議題，卻被刻意埋坑，話鋒一轉就成了她的責任。在田怡看來，她從不是那種“擅長職場游戲”的人，她只想把事情做好。反而是手下的一些老員工，常常在會后提醒她多琢磨琢磨。

久而久之，她感覺自己的精神開始“割裂”，直到她意識到自己必須要停下來了。

職場“游戲”令人喘不過氣/顧薌·AI制圖

但離開并不順利。“我其實從2023年8月份就提出辭職了，”田怡苦笑著說，“但可能是因為沒人干活了，就得抓著一個人干，就這樣一直拖到11月后才讓我走。離職前，還得把公司的薪酬制度、績效制度全部做完，交接好，才算真正離開。”

田怡說，最初來到這家企業時，她就帶著抵觸。大學時，她順著父母的要求留在云南的高校；畢業后，她選擇去上海打拼，拒絕過父母安排的煙廠和銀行崗位。那是她為數不多的“叛逆”。但父親身體漸漸不好，母親又再三勸說，她最終還是回到昆明。

在昆明的日子里，父母年紀大了，她曾慢慢接受過那種極其簡單的未來想象：一份穩定的工作，每月按時領薪，有個家，就是所謂的好生活。

“我從小到大被他們規訓慣了，所以事情都可以妥協。”田怡說，“但我不是沒有底線，比如你要讓我隨便找個人去結婚，我不愿意。”

田怡回憶，在這么多年的人生經歷中，她其實很少想過生活還能有別的活法，“身邊一起長大的朋友同學，不是進銀行、進高校，就是進大企業或國企”。生活似乎就是那樣，連抱怨都帶著一種溫吞感。她也聽過身邊人念叨“想辭職”，卻總能在一句“再忍忍吧”后各自散去。

直到走到這一步，田怡不得不去面對這一切。

辭職之后，田怡一邊治療抑郁癥，一邊嘗試做手工。“其實決定做這件事，是很偶然的。”她回憶說，“有一次我在串一個項鏈，等我串完我才發現天都已經黑掉了，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時間就這樣就過去。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專注地干一件事情。”

到今天，田怡說她仍然要吃藥，偶爾也會陷入無力，但這一次，她愿意承認，這也是生活本身。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