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政治之間的楊振寧先生

楊振寧先生畢生抱著淳樸的愛國感情，他是20世紀下半葉最杰出的物理學家之一，更是同時代諾獎獲得者中，對一國科學事業貢獻最大的人之一。正如楊先生好友陳方正教授所講，楊先生一生一半是科學研究，一半是政治參與，他有著傳統士大夫情懷，對政治社會事務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楊先生在科學研究是超前的，但是他的政治觀點又基本上沒有脫離中國傳統價值和近代民族主義的窠臼，對國家民族的觀念異常重視，對個體解放、制度現代性關注不足，他用“保守”一詞總結自己，是非常恰當的。

（一）楊振寧先生的去世，引起的轟動幾乎是空前絕后的，周圍的朋友幾乎都在各種自媒體平臺上發文字紀念，這種社會影響力只有少數改變歷史的偉人才能享受到。

我在香港中大讀書期間，曾經聽過楊先生的講座，以及多次路邊遇到楊先生及其新婚妻子翁帆。盡管我對物理學的了解只有高一水平，但是楊先生講話語速勻和、聲音有磁性、條理清楚，即使你對物理完全是外行，也有如坐春風的感覺。楊先生講完離場的時候，默契地牽著翁帆的手。后來有時候也會見到翁帆開著寬敞的寶馬轎車帶著楊先生緩慢地行過校園的山路，那時候我就意識到他們是真愛，絕非社會流言所傳的，一個是圖錢、一個貪色的“老少配”，他們的愛情是經歷了時代考驗的，在未來史書上是佳話，而非笑料。

（2017年，楊振寧攜翁帆出席香港中大為其舉辦的95歲生日宴會）

楊先生去世后，大家對他的評價都很高，都說他很偉大，但是為何偉大，99.99%的人說不出個所以然，無非聚焦于兩點，一是他和李政道先生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二是他很愛國，對中國科學進步做出了很大貢獻，晚年還放棄美國國籍，回國定居。

一個人離世，是總結他的歷史定位，以及完成他的人生肖像描寫的重要契機。像楊振寧這樣活躍于兩岸三地、中美之間七十余年的重要人物，如果只用有這種最概括化的符號來總結他的豐富一生，那就太淺薄了。就像有人請你吃一頓米其林三星大餐，你的評價只有“好吃”二字，未免沒有真正讀懂人間極品（褒義詞的）的內涵。

（二）筆者在本文希望用“科學與政治”這個話題，來解讀一下楊振寧先生的一生和他的內心世界。為什么用這個視角，因為他一方面是科學家，另一方面，他天生具有士大夫情懷，他是要入世的，他對政治的興趣，對社會問題的關懷，遠遠強于陳省身、李政道、鄧稼先這些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他不斷對中國的制度、大政方針、現代化轉型、教育科研、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他與中國大陸的五代領導人及海內外華人名流都有匪淺的交情，他還發起成立“全美華人促進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員會”、“全美華人協會”、“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等組織，對中美關系一度產生重要影響。

（·1979年楊振寧組織宴會歡迎鄧小平訪美）

所以，科學研究是楊振寧生命中的一部分，政治也是他生命的一個重要基本組成部分，我們只有從這兩面一起考量才能讀懂一個完整的楊振寧。用他的摯友、香港中文大學陳方正教授的話來說：“物理學的巨大成就僅僅是楊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國情懷，兩者互為表里，關系密不可分”。

（三）關于楊先生的科學上的貢獻，葛墨林、Freeman Dyson、Gerard 't Hooft等已經做了很好的概括。楊振寧是20世紀下半葉最杰出的物理學家之一，1950年代，他同米爾斯創立了“楊－米爾斯規范場論”，與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稱不守恒定律，1970年前后他又于羅德尼·巴克斯特創建了量子“楊-巴克斯特方程”，這都是現代物理學上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物理學的黃金時代尚未完全結束，楊振寧嶄露頭角之時，勞厄、玻爾、普朗克、赫茲、薛定諤、愛因斯坦、費米等人都還活著，這些理論發現能夠得到泰斗們的贊賞，并且迅速獲得諾貝爾獎，足夠說明它的學術地位。其中楊米爾斯方程，近半個世紀有6位科學家因為研究它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是當之無愧的當代物理學皇冠上的最璀璨明珠之一。

楊振寧、李政道的學術意義還體現在對一國科學事業的總體促進上，我相信 20世紀物理學家（乃至所有自然科學家），在這方面都極少有人可能跟他們相比。因為楊李獲得諾獎，對于一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積貧積弱的民族，其提振信心的作用不言而喻，丁肇中、朱棣文、丘成桐、姚期智這些人都提到過，他們的成就跟當年受到楊振寧、李政道鼓舞有關。

更重要的是，楊李都有很強的報國熱情，而他們又都無比長壽，從獲獎到去世分別67年和68年，在長達三分之二世紀時間里，他們利用個人的影響力，促成了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國家之間的知識交流（當然這種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這種交流極大促進了中國物理學基礎科研的起飛。如果做一個統計，中國大陸物理學院士中，恐怕半數以上都通過留學、訪學等形式受益過楊振寧、李政道發起的中美學術交流平臺（注釋一）。

楊振寧還參與創立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等多家頂級學術機構，可以說，楊振寧、李政道是當代中國物理學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在物理、化學和生物三大自然科學中，中國以物理學與國際水準差距最小，這與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幾位華人諾獎獲得者的橋梁作用有很大關系，相反化學界、生物學界缺乏這種橋梁，中國與世界頂尖水平的差距就大了。

（1997年楊振寧回歸清華，創辦高等研究中心）

（四）再說楊振寧生命中的另一部分——政治。楊振寧對國家命運的高度關心，以及他的政治價值觀，一部分來自于他的父親楊武之先生的言傳身教，這一點他在回憶文章中總是提到。具有強烈民族文化自豪感，目睹中國飽受侵略的楊武之先生，對國家強大獨立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期待，而深受中國孝道文化影響的楊振寧，似乎又覺得既然愛父親，就應該遵從他父親的這方面教導。

再者楊振寧的淳樸愛國心來自于他少年的經歷，抗戰中的山河破碎、全家顛沛流離，讓他產生對國家強大、社會穩定具有超強的渴望。所以，我們看陳省身、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這些人都是對中國科技發展異常關心的，相反，后來的朱棣文、錢永健這些諾獎獲得者這種情懷就淡多了，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經歷，也就不會把“祖國”這個概念看的很重，到80后、90后出國這批就更淡薄了，甚至個體的民族性，過二三十年就可以基本洗掉。

我們從楊振寧的長期言論中，可以偷窺知楊氏父子的這種國家情懷。比如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后，他的父母幾次獲得前往日內瓦與其團聚的許可，那個年代可以說是極其個別人才有的特權，楊武之先生總是很興高采烈地談論國家發生的進步，而對當時已經發生的“左”的錯誤、經濟困難不怎么談起，楊母則抱怨“連買豆腐都成問題”，搞得楊武之很不高興（注釋二）。在某次小聚將終、別離時刻，楊武之先生還特意寫下“有生應感國恩宏”的字條。

楊武之先生的國家情結也深刻影響到楊振寧，比如楊振寧先生對民主、個人權利、自由這些都不感興趣，他始終關心的就是國家強大，通過科技和工業化讓國家強大起來。并且他像李光耀一樣，都是威權體制愛好者，認為開明的專制更有利于科技和經濟的進步（注釋三）；他還擔心政治轉型會打亂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所以，他從來不愿意批評中國現行的制度，認為維持穩定比什么都重要（注釋四）。

楊先生還認為中國已經非常民主了，理由是民主與選舉制度無關，而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關，顯然是把民生當做民主的替代（注釋五）。這或許從骨子里映襯出，青年時代經歷了抗戰的一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安定和溫飽的極度重視。

所以，很多人說楊振寧晚年回國，是為了來養老的，或者楊把最好的青春留給美國，把養老負擔留給中國，這些說法我并不認可。楊先生在退休前，也一直不斷為中國科技進步做貢獻，其作用并不比國內任何一個物理學家小；以他的影響力，在美國豐衣足食根本不是問題，他回來時因為的確對這片土地有異常深厚的感情，他希望發揮最后的預熱，讓中國的科技再上一層樓。

（五）不過，楊振寧的心境與行動也有一些讓人費解之處。比如說，他一直對加入美籍感到很痛苦，認為是背叛了父親的叮囑，乃至對民族的初心，那么奈何到2015年才放棄美籍呢？即便是有工作上的考慮，也可到1995年退休或晚一點的時候做出這樣的了斷。以及，盡管楊先生很推崇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在意中國人的身份歸屬，但是他的子女又都美國化的很徹底，幾乎都不會講流利的中文，而不像李政道的兒子在做中國歷史研究，孫子在中國發展事業，其實在華人聚集的地方，一個具有極高學術地位的家庭，維系第二代的中文教育并不是一件難事。

再比如，回歸前，香港中大多次表示要給楊振寧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但是因為港中大校監是英國派來的港督，儀式上要向他鞠躬，楊振寧不愿意給洋人行禮，就堅決拒絕了，而香港回歸后，立即接受了中大授予的榮譽博士

（香港中大物理系主任王建方等人寫的《楊振寧先生與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的淵源》）

（六）即便是小的方面，楊振寧也很少對中國提出批評，比如在科技、教育問題上，很多民族主義很強烈的“海歸”，像丘成桐、饒毅等，也都一直猛烈地向教育制度和科研體制開炮，批評政治對教育、科研干涉太多，就連一貫在政治上很穩妥的錢學森，在晚年也發出“錢學森”之問。

但是作為在教育和科研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楊振寧先生，面對記者、學界的提問，從來只談細節末節問題，比如經費分配不合理、院系人事制度不合理、師生比不合理，從來不涉及教育與科研的核心問題——理念、管理模式（注釋六）。即便是回答饒毅為什么不會當選院士的問題時，他也會以美國科學院選舉中也有人情世故，如果處理不好人際關系，也有可能落選來搪塞。甚至楊先生還說中國教育要比美國教育做得好，“清華大學的本科教育做的比哈佛的好”，這也引起很多爭議，楊福家先生還曾經這個觀點提出批評（注釋七）。

楊先生還認為制度與科技發展程度無關，他總結道：科學發展取決于“才干、紀律、決心和經濟支援”

（1993年10月號《明報月刊》）

（2011年7月接受《南都周刊》專訪時的談話）

從這個層面上講，科技發展嚴重依賴于開放自由的政治制度、公平的法治和自由的市場經濟經濟，這一點生活在美國的楊振寧先生應該是深有體會的。即便是站在他所理解的層面上的科技，蘇聯舉國體制的優勢也只能表現在某些國防軍工領域，趕超也都是很短暫的，并不能持久。

其實，依據自己的經驗，為中國教育和科研體制改革提出一些深度的意見，是一個杰出科學家的責任，并且中國社會完全可以容納地下這方面的客觀評論。但是精明的楊振寧先生，從來是抱著對誰都不得罪的態度，這是楊振寧懂政治的一方面，大概他深知要來中國做事的話，就不能得罪直接主管科技教育的領導。

楊先生懂政治之處，還在于各種細節。比如1971年，他第一次訪華時，一落地就馬上脫掉西裝，換上中山裝（何祚庥的回憶），至少到1977年華國鋒接見時，他依然在最正式的政治場合穿著中山裝。楊先生在最初幾次回國時，還饒有興趣地參觀了當時政治色彩很濃的地方，比如山西大寨和諸多革命紀念地，并且還盛贊通過“農業學大寨”，中國糧食已經不再匱乏，“不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果也是極多的”，上海工廠食堂的伙食比紐約大學石溪分校學生食堂都還要好一些。

（華國鋒接見楊振寧）

與之類似的還有葉嘉瑩女士，在第一次回國時也馬上隨鄉入俗，換上了中山裝，她同樣與楊振寧先生在晚年選擇回國定居。二人在人生的最后階段，都是獲得了社會與官方的高度評價，我想這與他們符合中國之道的政治處置方式不無關系，但是這絕非一些人所說的“他們善于投機”，某種程度上是基于有些人的確具有精確適應現實（褒義詞）的能力，某種程度上也基于上第四段中所講的，他們對國家的質樸感情。

（七）當然，這種質樸感情，也有時會讓楊振寧陷入異想天開的沖動，表現出一種與科學研究能力極不相稱的判斷力。比如，1971年、1972年、1973年他連續三次回國參觀后，對“文革”產生極大的好感，他認為“文革”是在“做一個世界頂尖級的課題，就是一個國家政權如何真正為大多數人服務，同時與世界霸權主義抗衡”（注釋八）。

他還很推崇當時的“教育革命”，認為教育與工農兵結合的道路，破除高考，采用推薦工農兵學員的道路，“用這種形式選擇出來的學生中絕大多數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學動機，而我也相信他們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舊制度下的學生一樣的好”，美國也應該向中國學習（注釋九）。

（楊振寧1971年回國后的觀感發表在華人學聯刊物《石溪通訊》上）

如果說他不了解大寨模式有情可原，但是他是一個教育世家出身的知識分子，他的同學、好友、父輩在“教育革命化”和“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下，多數都遭遇了不幸，這一點他當時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仍然做出充滿樂觀的評價，這就有點讓人匪夷所思。

再比如，楊振寧因為熱愛民族，而對本民族文化有無限的推崇，以至于認為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因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注釋十）；楊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是無限樂觀的，因為他覺得儒家文化可以解決現代化中的難題，而對西方制度和科學都抱著悲觀的態度，認為必將沒落

（可見楊振寧的《歸根反思》）

楊振寧先生一直很尊重備受爭議的德國物理學家沃爾納·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某種程度上是基于愛國情愫，后者是周培源的導師，不過在第三帝國時期曾經與納粹合作，擔任威廉皇家物理所所長，兼原子彈研發項目負責人。2001年，德國發起海森堡誕辰百年紀念活動，遭到歐洲和美國科學界的廣泛抵制，楊振寧依然堅持出席，并且專門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他。

與楊振寧有私交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認為，楊先生與海森堡之間：“這個理解并不是簡單的同情，是一種心理上的共鳴，因為海森堡成長的過程，和楊先生本身的成長過程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在民族危機的時候成長起來，而且都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國家強盛起來，能夠做到代表國家的最高水平，但同時又因為對祖國忠貞的復雜性而被時代所誤解”。

（知識分子公眾號：《他們這樣懷念楊振寧先生》）

不過這種解釋背后的邏輯有嚴重問題，納粹德國與20世紀的中國有本質區別，納粹口中的“民族危機” ，只不過一種對國民的欺騙動員術，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心目中的“國家強盛”也是以侵略他國為代價，我們不知楊先生的內心所想是否如方先生所說的完全一致，如果真的對這種愛國情懷產生共情，也恐怕難以為多數人所接受。

必須指出的是，楊振寧先生又是心懷敞亮的，他從來不忌諱他講錯過話，他后來在編輯文集時，依然把對“文革”各種肯定的演講收錄到里面，依據是那是他當時內心的真實感受，不必做遮遮掩掩；面對好友和媒體對他觀點的批評，他總是很認真地回應、進一步解釋，表現了一個優秀養的、平等的辯論的態度，而不像很多學者唯我獨尊，容不得批評或者從來不回應別人的批評。

（八）楊振寧先生對Freeman Dyson（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對他的評價——“保守的革命者”評價很滿意，晚年多次用這個詞匯概括自己的一生。筆者認為作為中性意義上的“保守”這個詞匯是很精準的，楊振寧先生在科學上做著超前的研究，但是他對現代社會框架（國家、團體和個人的關系）的態度，是中國傳統價值觀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合體，他不排斥普世價值、具有很高的道德修養，但是也很少體現現代的價值理念；他有不迎合西方自由主義分析框架，獨立思考的一面，但是也有對制度現代化和思想啟蒙重要性缺乏感知的一面；對于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也無外乎類似近代德國模式的通過科技、基礎教育實現國家富強，還有若干“中體西用”色彩。

（晚年的楊振寧，拍攝者：《人物》周刊記者高遠）

如果說在70年代之前，甚至90年代之前，知識分子持有這種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楊先生對于只有穩定和強有力的領導，才能有現代化也是相當符合東亞社會實際的。不過，當國家已經基本實現工業化，成為世界強國后，還忽略個體權利和制度現代性問題，就背離現代化的內在需求了。并且，國家富強與個人解放并不是沖突的，馬克思主義從來也都是把物質現代化當做個人解放的途徑，而非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

所以，對待科學家的政治觀、社會觀上，社會大眾應該有理性的認識，切莫因科學崇拜，而陷入科學家崇拜。楊振寧先生本身對這個話題也很感興趣，他在2016年還接受了山西大學厚宇德教授的采訪，專門談近現代科學家的政治觀及與國家政治運動的關系。

寫作本文并不是為了評價楊振寧先生的功過是非，而是呈現真實、立體的他，或許還有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即便是楊先生有些短板，但是瑕不掩瑜，這無妨他是中國有史以來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也是世界20世紀最偉大物理學家之一。如果文中有對楊先生的誤讀，以及史料的不準確，期待讀者不吝批評。

參考文獻及注釋：

《楊振寧文集：傳記·演講·隨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楊振寧、翁帆：《曙光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楊振寧：《晨曦集》，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江才健：《規范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廣東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

葛墨林：《我所知道的楊振寧》，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

楊振寧：《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和前瞻》，《明報月刊》1993年10月號

楊振寧：《父親和我》，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1997年10月號。

楊振寧：《沃爾納·海森堡》，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2002年10月號。

費曼·戴森：《楊振寧——保守的革命者》，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1999年8月號。

金耀基：《 <二十一世紀> 、楊振寧、二十一世紀》,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2022年10月號。

厚宇德：《楊振寧談科學家與政治以及科學與哲學》，《物理》2021年第9期。

注釋一：僅參加“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石溪分校訪學項目，后來成為中科院院士的就有谷超豪、楊福家、陳佳洱、葛墨林、孫昌璞等人。

注釋二：對此，楊振寧在《父親和我》中寫道：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么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后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注釋三：對此，1990年2月《鏡報月刊》對楊振寧的專訪報道中寫道：“至于民主與經濟的關系，楊教授同意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最近接受香港記者訪問所表述的觀點，即經濟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必須同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他認為李光耀雄才大略，并非信口開河。他說，民主并非不好，但經濟起飛不一定要民主促成，不民主的國家經濟也能起飛，這樣的例子在世界上太多了”。

2011年10月20日，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又說：“當時有人問我，一個民主的政治和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對于科技的發展，哪個來得快？我想，在合適的情形之下，一個腦筋清楚、做事果斷而有遠見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領更大，因為它有效率。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能研制出原子彈來，雖然中國(實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遠見，有決心，有能力”。

注釋四：對此，楊振寧在2011年6月出席“邵逸夫獎”的新聞會時說，現在不管用什么方法改變中國政治制度， 其結果只能是：“讓科學研究（進步）要慢一些，不是快一些。因為整個社會需要一個安穩發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學制度的發展，要從一個制度變成另一個制度，我想至少要十年才能整頓起來”。

注釋五：對此，楊振寧先生曾經表態:“我還想多講一些，最終的問題是，什么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為競選就是民主，但這只是民主的“一個”解釋。我認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是個什么樣子！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這里面發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總賬，今天13億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對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民主”。

他亦曾表示：“美國是相當民主的啰，但它現在危機重重，雖還不能說病入膏肓，但它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美國社會有許多不治之癥，如艾滋病、毒品、治安不好、年輕人不愿努力，等等。紐約、華盛頓、芝加哥等大城市都有一些窮人聚居的危險區，汽車駛過這些地區，若不關緊窗門，往往會遭搶劫。以前美國宗教約束力很大，現在宗教的力量瓦解了，父母對子女的道德影響也少之又少，這樣下去，再下一代人的素質會更差”。

注釋六：比如2007年11月，他在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說：“剛才你們（新加坡）教育部部長問我：北京的大學，最大的問題在哪兒？我說，我認為他們最大的問題是，老師太多了。一個系動不動就有二百個老師，這都是從前永久聘約造成的，現在大家都同意要改，但是這么多人，哪里可以叫他明天不要來上班？這里面有很多困難，這些困難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是現任政府能夠立刻解決的”。

注釋七：2012年7月楊振寧在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表示：“中國的教育不比美國的差，而是比美國的好，我堅持認為是這樣的。在中國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國中學、大學去念書，都會變成佼佼者，這說明中國的教育不錯，確實壓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這些孩子去到美國的任何一所中學、任何一所大學，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國學生平均起來都比美國學生好，這就證明中國的教育是成功的”。

“美國創新的本領特別大。可是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體制比清華的教育體制來得好。假如我現在有一個孩子要念本科，你問我他是在清華念好，還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華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話，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華好。為什么呢？因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華領先”。

注釋八：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韶山檔案》一書中披露，1973年楊振寧參觀韶山毛主席故居后表示：“在我的感覺中，‘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在做一個世界頂尖級的課題，就是一個國家政權如何真正為大多數人服務，同時與世界霸權主義抗衡。是課題，就會有探索。這個過程，不可能都是歡呼和玫瑰，它應該還包括反復和失敗，就像我和李政道先生合作的課題一樣。”

注釋九：更多細節可參閱楊振寧1971年9月21日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所做的演講《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https://m.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25-10-19/389021.html

注釋十：據2004年4月21日的《科技日報》報道，楊振寧出席“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主題報告會時指出：“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人本文化，基于人和人的關系，所以產生忠、孝、恕、仁等觀念；人本文化會發生兼容并蓄、有教無類的觀念；人本文化是融合凝聚的文化。人本文化產生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形成以德治國的政治哲學。傳統中國文化的韌性與中國共產黨的韌性是中國在20世紀能夠崛起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