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華盛頓共識”破產后，全球南方的發展路在何方？中國經驗給出答案

2025年7月17日，我與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以下簡稱南南學院）的幾位同事抵達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市，與當地政商學各界展開交流與研討。正好在同一天，坦桑尼亞總統薩米婭·蘇盧胡·哈桑發布了《2050年愿景》（以下簡稱《愿景》），期望到2050年，坦桑尼亞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人均GDP達到7000美元，消除極端貧困，并成為非洲十大經濟體之一。2024年坦桑尼亞的人均GDP為1268美元，這意味著在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人均名義GDP的年均增長率要達到6.8%，如果加上約3%的人口增長率，GDP的平均增速需接近10%。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規劃。因為坦桑尼亞在2025年10月要舉行大選，不排除執政黨在這個時間點發布《愿景》，部分是為了提振選情。《愿景》提出了一些戰略支柱與產業政策，包括綜合物流、能源革命、科技賦能、研發驅動、數字化轉型，以及通過聚焦農業、旅游業、工業、建筑業、采礦業、藍色經濟、體育創意產業、金融服務、客戶服務業等九大產業，實現就業創造與出口拉動的目標。但《愿景》并未提供具體的策略與路徑，雖然政府表示將建立長期展望與五年計劃雙軌推進的方式。

如何成功推動經濟發展、擺脫貧困、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是很多南方國家長期面對的難題。自二戰結束以來的80年間，學界與政界都做了很多努力。“發展經濟學”形成的大背景就是二戰以后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訴求，國際組織也提出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2023年，聯合國有193個成員國，其中36個是發達國家，157個是發展中國家。幾十年來這個分組的變化不太大，說明無論是發展經濟學學術理論還是“華盛頓共識”政策框架，在指導、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成效相對有限。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等成功的亞洲經濟體的政策卻常常因為“過大”“過多”的政府作用而受到批評。

作為一個成功實現經濟起飛的南方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能為全球南方發展貢獻什么？一方面，南方國家是否可以借鑒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政策？中國實行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策略，雖然看起來不太徹底，但4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客觀事實，也許中國的做法對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具有啟示意義。另一方面，中國能如何促進全球南方的合作與發展？在國際經濟秩序出現動蕩、新的技術革命撲面而來的當下，中國能否發揮創新推動者與穩定維護者的作用，對于全球南方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南方國家的發展困境

絕大多數南方國家與坦桑尼亞一樣，渴望實現快速經濟發展，但“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世界銀行的兩位經濟學家英德米特·吉爾和霍米·哈拉斯在2007年的一份報告中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揭示了絕大部分南方國家無法成長為高收入經濟的嚴酷事實（Gilletal.，2007）。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在1960年，全世界有101個經濟體處于中等收入區間。在近半個世紀之后，這101個經濟體中有13個上升到高收入區間，剩下的88個經濟體要么仍處中等收入區間，要么滑落到低收入區間。

導致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根源在于，隨著經濟發展，收入與成本水平同步提高，大多數南方國家無法持續提高經濟競爭力，從而很難保持經濟持續增長（Zhuangetal.，2012）。造成競爭力無法持續提高的因素可能很多，經常被提到的包括不平等矛盾突出、教育不普及、基礎設施不發達、研發能力弱、營商環境差等等。如果簡單地歸結為一條，就是缺乏創新能力。隨著成本水平不斷提高，必須沿著產業梯子不斷地往上攀升，從低技術、低附加值的產業過渡到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可惜的是，大部分南方國家跨不過這一步。比中等收入陷阱更糟糕的是所謂的“貧困的惡性循環”和“低水平均衡陷阱”，這類問題在非洲大陸十分普遍。

為了促進南方國家發展，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為主的位于華盛頓的一些國際組織提出了“華盛頓共識”，指導發展中國家的改革與發展實踐，主要包括10個方面的內容（Williamson，1989）：

1.財政紀律；

2.公共資源集中到基本醫療、基本教育和基礎設施；

3.旨在降低邊際稅率與擴大稅基的稅收改革；

4.利率自由化；

5.競爭性匯率；

6.貿易自由化；

7.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的自由化；

8.產權私有化；

9.旨在消除進入與退出障礙的放松管制；

10.產權保護。

這一套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的政策框架，概括成一句話，就是走徹底的市場化道路，實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模式。國際組織，尤其是IMF，在世界各地推行這套政策理念，特別是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的時候提出“條件性”要求，即按照“華盛頓共識”的原則深化市場化改革。但真正因實行“華盛頓共識”而實現經濟騰飛的國家并不多，有專家認為智利可能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與此同時，一些東亞經濟體雖然因“背離”“華盛頓共識”的原則而受到批評，但其經濟增長的成效卻十分顯著，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經躋身高收入經濟，中國很快也將可以達到高收入經濟的收入水平。

“華盛頓共識”和“東亞模式”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點在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分工，在“華盛頓共識”的框架里，政府發揮的基本上是“守夜者”的功能，提供醫療、教育、基礎設施及產權保護等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與定價的功能則全部交給市場。而“東亞模式”中最常受到批評的是政府干預過多，特別是這些國家實施的產業政策，即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推動新興產業的形成與發展的政策措施。制定與實施產業政策，主要是基于一個重要的假說，即存在市場失靈或外部性問題，比如企業投入創新活動可能會產生外部性，但回報卻無法完全內部化，因此光靠市場機制很難有效激勵企業從事創新活動。

客觀地說，“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并不錯，問題是如何落實。有兩種現實情形值得深入探討：

一是北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經過很長時期的發展才形成的，在大多數南方國家，市場機制并非天生成熟、有效，具體可能體現為供需匹配困難、定價機制不靈敏、資源配置不順暢等，這些問題無法通過“一放了之”來解決。杰弗里·薩克斯等學者曾經提出通過“休克療法”，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快速過渡，這一策略在玻利維亞和波蘭等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Liptonetal.，1990），但在蘇聯經濟的轉型中沒有發揮有效的作用，俄羅斯似乎至今尚未建立起高效的市場經濟，經濟發展的表現也遠不如實行其他改革策略的國家亮眼（Sachs，2012）。可見，實施“休克療法”需要必要的條件。

二是即便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市場失靈現象也普遍存在。市場失靈的典型例子包括收入不平等、環境保護和創新驅動。最近美國政府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表面看似乎與特朗普總統個人偏好有關，深層看其實是不平等矛盾惡化所致。二戰以后，美國倡導、推動經濟全球化，令世界各國，包括亞洲經濟體受益，但美國可能是最大的受益國。與此同時，也造成了一些結構性矛盾，如小鎮藍領青年的失業問題，這其實也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體現。現在特朗普政府采取產業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試圖吸引制造業與就業回流，說明美國自己已經拋棄了過去一直倡導的包括貿易自由化在內的“華盛頓共識”。另外，過去美國財政部和IMF的專家總是建議遭受危機沖擊的國家實施財政緊縮、市場出清，以防范道德風險問題，提升經濟質量。但后來在次債危機期間，美國當局卻采取超常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救助金融機構與企業。

總之，在過去80年間，絕大部分南方國家沒能夠實現經濟翻身。不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些南方國家政治局勢動蕩、公共秩序混亂，自然無法有效組織經濟活動。但即便沒有這些問題的南方國家，也很少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說明它們都還沒有找到成功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路徑。

中國經驗與政策啟示

有少數經濟體成功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二戰結束的時候，日本與亞洲四小龍都是低收入經濟體，現在均已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日本在1950—1973年的GDP年均增速達到10%，韓國在1960—1980年為8.9%，這些表現都非常接近甚至超過了坦桑尼亞最近提出的增長目標。中國的表現同樣耀眼，在1978—2024年的GDP年均增速為8.9%。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是156美元，到2024年提高到13445美元，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水平。也許東亞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希望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南方國家提供一個替代政策方案？

如果把中國的現行政策框架與“華盛頓共識”做一個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的一些政策方向與“華盛頓共識”是一致的，如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放開、貿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及政府對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但差異也非常明顯，比如：

?龐大的國有經濟部門；

?政府直接、間接參與經濟活動，包括實行產業政策；

?規模巨大的包括顯性與或有的公共債務；

?尚未完全放開的資本、土地、勞動等要素市場；等等。

上述差異既可能反映市場機制尚不成熟的現實（所以要素市場還沒有完全實現市場化），也可能反映了市場失靈是普遍現象（所以政府需要發揮積極的作用，比如產業政策）。而國有經濟部門究竟保持多大規模合適，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政策策略的不同，可能也是學說不同的結果，雖然孰先孰后不一定好判定。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羅賓遜。達龍·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曾經合著暢銷書《國家為什么會失敗》（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他們提出，“制度影響實際生活中的行為與激勵，從而決定一個國家的成功與失敗”。更進一步，“盡管經濟制度對于決定一個國家是貧困還是繁榮至關重要，政治與政治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擁有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包容式與榨取式制度的概念。應該說，這一諾獎理論邏輯嚴謹、結論清晰。《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因而得到了許多著名學者的肯定，諾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教授就在其推薦詞中推測，正如我們今天還在閱讀兩百多年前出版的《國富論》，“兩個世紀以后，我們的重重孫們還將繼續閱讀《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這本書”。

但這樣一個理論對于南方國家的改革與發展政策到底有多少指導價值？從指方向的角度看，肯定是有意義的，建立好的制度是實現持續增長的根本保證。但問題是，有多少南方國家可以在相對比較短的時期內建立一套包容式的制度？上述幾位學者曾經將包容式制度與榨取式制度的分野溯源到殖民時期宗主國的行為，甚至特定病毒如黑死病的死亡率，但這樣的演變路徑顯然無法復制。也許南方國家可以朝著建設包容式制度的方向努力，但短期不一定能對長期增長起到正面的作用。另外，究竟怎樣的制度算包容式也并非一目了然。比如，二戰剛剛結束時，菲律賓擁有的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更加接近包容式制度，而韓國的軍事獨裁體制則更接近榨取式制度。現在韓國早已成為高收入經濟體，而菲律賓卻仍然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發院）/南南學院的學者們也各自根據中國的實踐提出了關于改革與發展的學術思想與理論，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周其仁老師的《中國做對了什么》，林毅夫老師的《中國的奇跡》和《新結構經濟學》，以及張維迎老師關于雙軌制價格改革的論述等。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學者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有時候甚至是針鋒相對的。國發院的文化傳統就是“和而不同”，他們對中國政策的實然與應然分析有差異，其實很正常。如果嘗試做一個綜述，也許可以將這些學者的一些不盡相同的觀點歸納為從不同的視角闡述中國經濟政策的三個方面：

一是明確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雖然在改革初期政府并沒有明確指出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但政府在改革時期所做事情的指向非常清晰。周其仁老師在《中國做對了什么》里明確提出了改革政策所做的幾件事情，包括界定產權、發揮企業家作用、重新發現看不見的手、挑戰腐敗，這些都是建設市場經濟制度的必要步驟（周其仁，2010）。林毅夫老師合著的《中國的奇跡》聚焦發展戰略與改革政策，但其核心故事是一致的，政府在改革時期采取比較優勢導向的發展戰略，基于比較優勢配置資源，其實就是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林毅夫，等，2024）。

二是采取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策略。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際學術界曾經發生過一場關于“休克療法”與“漸進改革”的爭論。張維迎老師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雙軌制”的價格改革思路，通過先放開市場軌的價格，再逐步調整計劃軌的價格，最后實現兩軌合一，完成從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的過渡（張維迎，1984）。這個策略的長處是平穩過渡，“休克療法”則很容易造成一段時期的市場混亂。“雙軌制”策略不只是應用于計劃與市場價格的改革，同樣適用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改革。我本人后來的一些研究發現“雙軌制”改革方式還促成了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即產品市場迅速放開、要素市場持續扭曲。這是因為為了維持國有企業運行，政府需要通過壓低諸如資本、土地等要素的價格提供變相的補貼（黃益平，2012）。事實上，到今天為止，要素市場尚未完全放開，但這不只是簡單地反映改革尚不徹底，“扭曲”本身就是漸進式改革策略的一個過渡性安排。

三是協調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市場不是完美無缺的，適當的政府作用可能是有益的。中國在改革前期曾經有一個非常龐大的鄉鎮企業部門，當時尚未形成良好的市場環境，鄉鎮企業依托基層政府的保護與支持，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后來隨著市場環境的改善，大部分鄉鎮企業通過改制變成民營企業（海聞，等，1997）。林毅夫老師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稟賦結構為起點，分析經濟系統內生性、扭曲內生性和運行內生性。強調要素稟賦結構（如勞動力、資本、資源等）決定產業結構和技術選擇，不同發展階段的稟賦結構差異導致發展路徑不同（林毅夫，2018）。新結構經濟學的政策主張是，發展中國家應基于自身稟賦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避免盲目追求高技術產業。有效市場要與有為政府結合，市場配置資源，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制度保障，解決外部性問題，推動產業升級。

概括起來，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政策實踐具有一個十分鮮明的特征，即務實。務實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策目標清晰可達。在改革的前期，決策者并沒有清晰地勾畫出改革藍圖。現在被普遍認為是改革起點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完全沒有使用市場經濟的概念，只是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當時企業、地方和勞動者缺乏積極性，所以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通過放權、實行責任制，調動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隨著改革的推進，又逐步提出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1992年黨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策者在改革初期沒有提出宏偉的改革目標，有可能是受到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的約束，確定在短期內可能達成的政策目標，既可以減少一些爭議和阻力，又有利于在改革的過程中逐步積聚支持性的社會力量。但這并不意味著改革政策沒有明確的大方向，主要是把大目標分解成階段性的、可達成的目標。

第二，政策措施穩健可行。與“可達”的目標相關，政策也要“可行”，能夠落得下去。關于這點，“休克療法”與“雙軌制改革”的對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休克療法”似乎提供了一個數學上的最優解，但“雙軌制改革”可能是現實中的最優解，因為“休克療法”并不能在一夜之間催生成熟的市場機制，反而容易造成經濟的混亂甚至崩潰。雙軌制改革卻可以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步形成市場機制，這種轉型方式會造成一定的效率損失，從理論上看好像也不是最佳方案，但經濟有可能實現平穩、持續的增長。這也說明，務實的政策制定往往不是簡單地選擇所謂的“最優解”，而是根據現實情況權衡各個方面的因素，選擇利大于弊的策略。“穩健可行”的前提是從實際出發，滿足可行性的條件，適合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三，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務實的態度意味著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既不必迷信市場的功能，也無須恐懼政府的作用，市場與政府各有長短，關鍵是如何揚長避短，發揮合力，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在改革前期，市場與企業尚不發達，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甚至形成了所謂的“GDP錦標賽”現象，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熟，改革政策開始追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樣，企業在創新活動中很難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外部性問題，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幫助克服這個短板。由此可見，政府與市場的配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配合的方式、程度都會有所不同。大的原則是，市場能做好的盡量讓市場做，市場有不足的，則想辦法由政府彌補。

第四，結果導向的決策過程。漸進、雙軌的改革策略意味著在過程中，很多選擇并不是唯一的，帶有很強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色彩。如何確保改革的方向與措施是正確的呢？答案是結果導向。比如，如果政策變化有利于效率提高和收入增長，那就繼續往前走，如果不利，就先退回來，再尋找新的方向。當然，具體的結果也會發生變化。在改革前期，GDP增長幾乎是唯一被關注的目標。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雖然GDP增長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目標，但就業、分配、收入、消費、創新、環境等變得日益重要。

第五，改革政策的可持續性。漸進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改革一直在路上”，如果說它的優勢是容易滿足可行性條件并且以結果為導向，那缺點則是容易在改革的過程中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甚至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務實的政策就需要包含能夠讓改革持續下去的機制，比如，如果改革政策能夠讓大部分人受益，這樣就形成改革政策的同盟軍，成為支持進一步改革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決策者的遠見與果斷也至關重要，因為任何改革政策都會涉及利益關系的調整，這樣才能保證政策決策過程既不被少數利益集團挾持，又不會演變成民粹游戲。

作為在過去近半個世紀中全球最為成功的經濟體，中國的政策實踐對于南方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許多南方國家希望在未來幾十年達成的經濟目標，正是中國剛剛經歷過的過程。這并不是說，南方國家可以照搬照抄中國的一些政策，因為，每個國家的國情是不同的。中國經濟能夠取得成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制定適合實際情況的政策，并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調整政策。中國政策實踐中的務實精神可能是最值得南方國家學習、借鑒的。

探索“全球南方共識”

“華盛頓共識”可能已經成為過去時。一方面，“華盛頓共識”指導南方國家的改革與發展，成果不多。另一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北方國家也已經放棄了這一共識的一些基本原則。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其原理是完全錯誤的，只是表明它的現實指導意義有限。

在“華盛頓共識”之后，也出現過不同的替代概念，比如喬舒亞·庫珀·拉莫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Ramo，2004）及蒂姆·貝斯利、艾琳·布切利、安德烈斯·貝拉斯科等牽頭在2025年提出的“倫敦共識”（Besleyetal.，2025）。毫無疑問，最有影響力的當數以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為首的專家在2008年提出的“后華盛頓共識”（Stiglitz，2008）。斯蒂格利茨認為，成功的發展戰略不應只出自華盛頓，而更應該來自發展中國家；“一刀切”的策略注定不會成功；各個國家應該更多地以自己的判斷，勇于嘗試；相對平衡政府與市場的作用；GDP增長不應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同時也應關注分配與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性。這些主張切中了“華盛頓共識”的要害，可惜的是，這些理念迄今尚未在南方國家形成實質性的正面影響。

中國等東亞經濟體提供了南方國家快速實現經濟起飛的成功案例，這些經驗對于廣大的南方國家具有更大的借鑒意義。仔細觀察中國的政策實踐，有兩個方面的特點值得深入分析：一是從實際出發，制定適合國情的經濟政策，不盲目追求理論最優；二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雖然兩者之間的分工可能因時、因地、因事進行調整。這兩條意味著，決策的主動權掌握在本國人的手上，而不是由外部強加，更不是接受“一刀切”的方案。因此，政策決策既需要科學，更是一門社會藝術。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什么作用？這是一個世紀話題。從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開始，經濟學一向都重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配合。早在1848年，約翰·穆勒就提出，市場決定生產什么和怎么生產，政府則利用稅收與轉移支付解決市場失靈與分配問題（Mill，1848）。歷史學家雅各布·索爾認為，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其實是近期才出現的現象，可能跟米爾頓·弗里德曼倡導的學術思想有關（Soll，2022）。同期，尤金·法馬提出了金融領域的有效市場假說。當時的大背景是二戰以后，世界經濟在美國的引領下逐步走向開放與融合，推動了全球范圍的效率提升與經濟繁榮。但越來越突出的不平等問題最終導致美國的經濟政策出現了反轉，尤其是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國總統以后。效率與公平之間如何平衡，是經濟學的世紀難題。美國的經歷表明，即便是有效的市場，也無法很好地平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

在南方國家，政府與市場結合可能更有必要，因為在大多數南方國家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市場。至于政府具體應該做什么，最好是采取“務實”的態度。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分工應該保持靈活、開放，重要的是看結果，看是否有利于實現穩健、快速、可持續的發展。比如在一些南方國家，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卻沒有形成任何勞動密集型產業。那就需要追問其背后的原因：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稅收負擔過重？營商環境不佳？勞動雇用成本過高？或其他？如果確定了瓶頸因素，政府就可以有針對性地緩解這些約束條件。

基于這樣的考慮，也許有必要就什么是適合南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框架展開廣泛的探討，充分吸取在過去幾十年取得經濟成功的南方國家的經驗教訓，進而形成“全球南方共識”。討論這個共識的目的，并不是要替代之前的共識，更不是要提出一攬子的政策措施，而是探索適合應用于南方國家經濟政策決策的一些基本原則。具體的內容，需要關注全球南方發展的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推究，但下面幾個方向可以作為討論的起點與基礎：

一是追求由市場決定要素和產品的配置與定價。在很多南方國家，更好地完善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步驟。

二是政府采取務實的改革政策，完善市場體系。但建立、完善機制與制度，“一放了之”不見得能達成目的，而需要制定、實施符合國情、滿足可行性條件的措施，持續推進。

三是政府與市場結合，克服市場失靈。除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政府還需要彌補市場不足。但克服市場失靈，不能演變成替代市場功能。比如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目的是解決外部性問題，支持企業創新、產業升級，因此，產業政策不應破壞妨礙競爭，更不應該由政府“選擇勝出者”，還要預先設定明確的退出機制。

四是增長至關重要，但就業、平等、環保、穩定與安全同樣很關鍵。對于南方國家來說，經濟增長是首要目標。經驗也表明，實現增長是減少貧困的最有效手段。與此同時，經濟韌性也很重要，這樣經濟增長才能長期持續，也才能更好地達成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不斷增長的需要的目的。

五是穩健開放貿易與投資，加強南南合作。成功的東亞經濟體的經驗表明，參與國際勞動分工是南方國家實現快速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但開放也可能會帶來一定的風險，所以需要采取穩健的策略。現在一些北方國家的對外經貿政策出現了逆轉，南方國家如何堅持開放的方向，但又不至遭遇嚴重的外部沖擊，是一個新的課題。南方國家如何促進全球經濟體系的開放以及相互之間如何加強合作，這些話題都值得深入探討。

上述五條只是我個人的一些非常不成熟的看法。推動“全球南方共識”的形成，需要與南方國家的各界展開廣泛的研討。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對經濟政策的立場也不一樣。但借鑒一些成功的南方國家的經驗，提出一些適合南方國家國情的基本共識，從而指導南方國家的改革與發展政策，于全球南方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今天，將是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對于像坦桑尼亞這樣力圖振興經濟的南方國家，“全球南方共識”可以提供有益的政策原則與框架。

如果能夠達成“全球南方共識”，也不宜由像IMF這樣的國際組織去推行。因為這樣的共識內生于南方國家，像“金磚國家”（BRICS）這樣的全球南方組織可以廣泛地就共識的內容展開討論，甚至搭建交流與討論的平臺，但具體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的主導權一定要留給南方國家。“全球南方共識”是根據一部分南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大多數南方國家的實際情況形成的，其最重要的特點是務實，這意味著經濟政策既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則，實際工作中也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同時還要與時俱進。

本文節選自《共享發展： 中國與全球南方》一書

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課題組 著

黃益平、王敏 主編

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