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軍工：從技術顛覆到體系重構，對我國國防工業的鏡鑒與路徑

“美國新軍工”是近年來在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和大國戰略競爭加劇驅動下，美國國防工業體系出現的全新發展模式和生態系統，以SpaceX、Palantir、Anduril等為代表的新型防務企業迅速發展，正在重塑傳統由洛克希德·馬丁、波音等五大軍工巨頭主導的軍工產業格局。這一被稱為“新軍工”的現象不僅反映了科技革命、軍事技術的代際更迭，也體現了美國國防戰略、創新體系的發展模式轉變。研究美國新軍工發展新模式、新動態、新特點，對于加強我國防工業體系建設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01

美國新軍工的內涵與特點

“美國新軍工”以大國戰略競爭為核心目標，聚焦顛覆性科技發展，依托快速敏捷機制與科技創新資源，構建“算法主導作戰、硅谷模式研發、軍民一體創新”的生態系統，推動其軍事工業基礎從機械化戰爭時代，全面邁向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時代。

作戰理念和戰略導向

美國新軍工企業的快速發展，本質是美軍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技術選擇，背后有明確的戰略意圖與作戰理念支撐，并非單純市場行為。這一方向在2024年1月美國防部發布的首份《國防工業戰略報告》中得以明確：報告提出要通過代際變革，構建更強韌、更具活力的國防工業生態，核心是推動國防工業基礎從“傳統平臺制造商”向“數字賦能者”轉型。報告直言，美國國防工業的能力優勢正不斷縮小，產能不足、人員短缺、過度依賴海外供應商等問題凸顯，且這些問題在傳統軍工體系內無法破解，必須依靠新軍工模式突破。尤其面對中國、俄羅斯在新興領域的追趕，美國已將國防工業視為大國競爭的關鍵戰場。隨后的《國防工業戰略實施計劃》進一步細化路徑：一方面聚焦硬實力，提升彈藥、導彈、潛艇等核心制造能力，強化供應鏈韌性以適配印太威懾需求，并通過“奧庫斯”聯盟等盟友合作彌補產能缺口，加速無人作戰技術迭代；另一方面錨定“軟件定義戰爭”理念，構建“軟件為核、硬件為載體”的靈活軍事架構，最終通過新軍工復合體鞏固其軍工優勢。

尖端技術創新成果爆發帶來的新效益

美國新軍工的發展，根源在于市場前沿科技的加速突破與軍事領域的深度融合。隨著新質生產力迅猛推進，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計算、高超聲速等尖端技術集中爆發，這些技術產品一旦物化到武器裝備研制中，便徹底重構了戰爭形態與軍事能力需求——傳統機械化、硬件中心化的軍事體系，正逐步被智能化、網絡化、分布式的新范式取代。

典型案例隨處可見：AI驅動的自主無人機集群（如安杜里爾“忠誠僚機”計劃）、戰場決策系統（如帕蘭蒂爾AI作戰平臺），降低了作戰對人力的依賴；DIU“復制者計劃”推動的15萬美元級巡航導彈，實現了低成本精確制導武器的規模化生產；SpaceX星鏈的軍事化應用與太空軍作戰司令部的成立，更是加速了太空軍事化進程。

這些技術不僅提升了武器效能，更重塑了指揮控制、裝備研制與后勤保障全流程。新軍工的核心，就是將商業前沿技術快速轉化為軍事能力，以數據為紐帶、算法為武器、網絡為戰場構建新范式。帕蘭蒂爾Gotham和AIP平臺在烏克蘭戰場的應用便是明證，它支撐烏軍完成“情報-分析-打擊”的智能閉環，標志著戰爭從“平臺中心戰”轉向“數據中心戰”。

在技術架構上，新軍工企業普遍采用“數據獲取—智能平臺—作戰應用”三層體系，大幅壓縮OODA循環時間。數據獲取層由星鏈、遙感偵察、下一代GPS構成，是智能戰場的“神經末梢”；基礎平臺層以安杜里爾晶格網格、帕蘭蒂爾Gotham為核心，充當“中樞神經”；作戰應用層則通過AI生成方案、優化火力，實現決策與行動一體化。這種架構讓軍事系統具備互聯網產品的快速迭代能力，將軟件開發的敏捷性帶入了武器裝備領域

高科技企業是新興領域主要創新主體

美國新軍工的代表陣營，是帕蘭蒂爾、安杜里爾、SpaceX這類硅谷系初創企業。它們憑借AI數據分析、可復用火箭等顛覆性技術，以及敏捷創新模式，打破了洛克希德?馬丁、波音等“五大軍工”對軍方訂單的長期壟斷——這種突破的核心，源于兩者截然不同的企業基因與商業邏輯。

新軍工企業的基因帶有強烈的硅谷屬性：創始人多為科技精英，擅長將互聯網思維植入國防領域。安杜里爾創始人帕爾默?勒基（曾任Oculus創始人）就曾直言，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優于美軍車輛，iPhone的計算能力強于國防部常用系統，他認為未來AI武器系統應像智能手機一樣易操作。而SpaceX的可回收火箭技術，更直接降低了太空發射成本，重塑了全球航天競爭格局。

在商業模式上，新老軍工的差距更為顯著。新軍工企業普遍采用“快速原型開發”方法，產品開發周期僅為傳統軍工企業的十分之一。安杜里爾能做到9-12個月推出演示產品，1-3年完成全面部署；而傳統軍工項目的研發周期往往超過十年。即便是失敗，新軍工企業也能通過快速迭代轉化價值——SpaceX星艦雖三次發射失敗，卻因“設計-開發-測試”的快速循環大幅降低研發成本與周期，因此持續獲得NASA支持。

促進軍民兩用技術的緊密結合

美國新軍工體系的核心動力，源于軍民技術的雙向流動與相互賦能。以OpenAI、谷歌為代表的商業AI公司，雖以市場商用為核心，但基礎研究成果通過技術溢出直接支撐軍事AI發展；而軍事應用對可靠性的高標準，又反過來推動商業技術優化升級，形成“民用技術反哺軍事、軍事需求牽引民用”的閉環。

這種雙向賦能在具體技術上體現明顯：SpaceX星鏈可在民用通信與軍事偵察間無縫切換；帕蘭蒂爾Gotham平臺既服務金融風控，又能支撐戰場決策指揮；安杜里爾的萊迪思操作系統，同時適配國土安全與邊境巡邏場景。這種“一技兩用”模式，不僅通過規模效應降低技術成本，更模糊了軍民技術界限，讓商業技術進步可直接轉化為軍事能力。

為加速這一轉化，美軍各軍種還建立了配套創新機構。美國空軍的“AFWERX”、特種作戰司令部的“SOFWERX”等平臺，通過舉辦創業挑戰賽等形式主動挖掘民用技術的軍事潛力，推動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eVTOL）、自主集群機器人等新興技術快速進入軍事測試階段。而國防創新單元（DIU）更是通過“其他交易授權（OTA）”繞過傳統繁瑣采購流程，允許初創企業60天內簽訂合同并快速迭代技術，徹底打破了傳統軍工“煙囪式”研發壁壘，讓硅谷的社交媒體分析、商業航天等民用科技能快速落地軍事場景，構成新軍工體系持續創新的深層動力。

構建全新科技產業創新生態體系

美國國防部通過搭建多層級機構體系，系統性推動新軍工發展，核心力量包括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國防創新單元（DIU）、戰略資本辦公室（OSC），三者分別從技術研發、應用轉化、資本支持等維度發力，形成協同效應。

為打破傳統軍工體系的束縛，政府還借助“其他交易授權”（OTA）等政策工具放寬限制，允許簽訂更大金額的投資協議，為非傳統軍工企業（尤其是科技公司）提供成長空間。這一調整吸引了以硅谷為代表的科技企業和風險投資機構入局，它們憑借靈活性與創新能力，成為國防科技領域的新力量。

除國防部外，其他國家安全部門也參與其中。中央情報局（CIA）的風投機構In-Q-Tel（IQT）、各類私募基金及創業孵化器，通過資金注入、合同支持、孵化器合作等方式，培育“使命驅動型”軍工科技企業。典型案例包括：IQT投資的33家初創企業入選2024年美國國家安全百強榜單；DIU推動“企業測試載具”項目，聚焦低成本巡航導彈的批量生產，進一步加速新技術的軍事落地。

制度設計和工作流程的改革

美國新軍工的崛起，并非個別企業的偶然成功，而是國防創新體系整體變革的必然結果，核心支撐是政府精心搭建的“白宮—華爾街—硅谷”協同模式。這一體系通過適配科技企業的制度設計與資源配置機制，加速商業技術向軍事領域轉化，徹底改變了傳統國防創新路徑。

在此框架下，美國國防部的定位已超越傳統“國防建設部”，兼具“新科技部”與“新經濟部”職能，成為連接政府、企業、研究機構的核心樞紐。具體分工形成技術全生命周期管理鏈條：DARPA負責顛覆性技術的預先研究，國防創新單元（DIU）聚焦民用技術的軍事化落地，戰略資本辦公室（OSC）提供長期資本支持，三者協同覆蓋從研發到應用的全流程。

為降低商業企業參與門檻，政府還推出“其他交易授權（OTA）”等靈活采購機制。DIU成立后，OTA協議金額持續擴大，讓安杜里爾等初創公司繞過傳統采購的繁文縟節，快速獲取軍方合同。同時，軍地人才雙向流動打破“軍工旋轉門”局限：前政府官員、軍方高層進入帕蘭蒂爾等企業擔任高管或投資人，幫助企業精準對接戰略需求與訂單；企業高管進入政府關鍵崗位（如國務院副國務卿提名），則將商業管理模式引入國防領域，提升新軍工發展的質量與效率。

美國防創新單元 DIU網站

02

新軍工與傳統軍工的主要差異

美國新軍工與傳統軍工相比，體現出一系列不同特點。

技術創新和變革速度的差異

面對快速變化的戰場需求，新軍工與傳統軍工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適應能力，根源在于兩者技術轉化與研發模式的差異。

新軍工企業憑借“民用技術參軍+敏捷迭代”的優勢，能快速響應戰場需求。它們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商業技術為核心，通過數字孿生、“云邊端”架構縮短驗證周期，軟件可實時優化——比如戰場情報算法能根據戰況動態調整，無需漫長的物理原型測試。SpaceX的迭代試驗模式更是證明，這種“快速試錯”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突破關鍵技術，遠超傳統模式。

反觀傳統軍工體系，卻因機制束縛難以適應戰場變化。龐大的規模與官僚體制導致研發周期冗長，F-35戰機耗時20余年才落地，新一代導彈防御系統部署需數十年；“成本加成合同”與物理原型測試的依賴，進一步拉長了10年以上的研發周期。這種滯后在俄烏沖突中被放大，直接暴露了彈藥產能不足、電子戰技術滯后等實戰短板。

組織結構和靈活性方面的差異

面對技術迭代與戰略威脅的快速變化，新軍工與傳統軍工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適應能力，根源在于組織與機制的設計差異。

新軍工通過“去層級化+多維度協同”，破解了傳統軍工的效率瓶頸。其扁平化結構縮短決策鏈條，任務型團隊與跨領域小組（如DIU組建的專家團隊）打破層級限制；吸納軍方退役人員讓研發精準匹配作戰需求，形成“需求—研發—部署”的快速閉環。同時，IQT等風投與政府訂單結合，分攤前沿技術風險，OTA機制又讓企業60天內就能簽合同、快迭代，徹底擺脫傳統采購的束縛。

反觀傳統軍工，科層制官僚結構成為效率枷鎖。多層級導致決策遲緩，僵化的采購體系拖慢研發節奏，薪資不如硅谷的現實又留不住頂尖科技人才。最終形成“采辦效率低、研發周期長、創新靈活性差”的惡性循環，在應對新戰略威脅時，調整速度遠跟不上需求變化。

目標定位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差異

新軍工支撐美軍聯合全域作戰（JADC2）概念，整合陸、海、空、天、網、電多維戰場，SpaceX星鏈軍事化部署提供分布式通信與偵察能力，AI驅動的跨域指揮系統（如帕蘭蒂爾平臺）實現多兵種實時協同決策，安杜里爾巡飛彈增強印太地區分布式火力投送，構成“數字—物理”雙重威懾體系。通過低成本規模化+全域滲透，以數量優勢對沖高端裝備代差（如“復制者計劃”無人機集群），重塑大國戰略競爭規則。新軍工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往往更加注重軟件定義系統、網絡戰能力、無人機和其他無人系統等現代戰爭所需的能力。軍事能力80%依賴軟件升級而非硬件更換（CSIS報告），AI與自主化主導武器鏈，從偵察監視（AI影像處理平臺“梅文計劃”）、目標識別到自主決策（協同作戰無人機CCA），AI深度滲透作戰全鏈條。例如，安杜里爾的巡飛彈系統通過AI算法實現分布式協同打擊，帕蘭蒂爾平臺為指揮官提供實時戰場數據分析與戰術建議，推動“人在環上”（監督決策）而非“人在環中”（直接執行）的人機協同模式。模塊化與開放架構，采用開源操作系統（如安杜里爾Lattice系統）、商業標準接口（SpaceX火箭復用技術）和API驅動集成，降低技術整合門檻。分布式作戰、馬賽克戰等新形態均基于此架構展開，支持低成本武器快速規模化部署（如DIU“復制者計劃”推動數千架低成本無人機集群）。

傳統軍工主要聚焦單域優勢（如空中優勢、海上控制）和大規模平臺（航母、隱形戰機），服務于冷戰及反恐戰爭線性消耗戰邏輯。側重于大型硬件平臺，比如戰斗機、艦艇和坦克等重型裝備。通常以硬件為中心，依賴物理裝備迭代，作戰效能提升依賴機械性能升級。創新路徑受制于封閉供應鏈和獨家技術保護，對新興技術（如AI、量子計算）整合緩慢。

軍工組成主體方面的差異

從SpaceX的“1500萬美元發射”到帕蘭蒂爾的“90分鐘打擊閉環”，新軍工用具體數字證明其實戰價值，而傳統軍工的超支數據則暴露體系缺陷。

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已完成260次成功回收，將美軍衛星發射成本從4億美元/次降至1500萬美元/次，讓美軍2024年太空預算（274億美元）可支撐的發射次數從68次提升至1827次；星鏈在俄烏戰場的終端存活率達92%，即便遭遇俄軍1200次電子干擾，仍能保持85%的通信通暢率。

帕蘭蒂爾平臺在烏克蘭每天處理58萬條情報數據，目標識別錯誤率僅1.8%，幫助烏軍將“發現-打擊”時間從24小時壓縮至1.5小時，打擊成功率從52%提升至91%。DIU的15萬美元巡航導彈，計劃2025年量產5000枚，總成本僅為傳統導彈的10%，可實現“飽和式打擊”覆蓋。

反觀傳統軍工，洛克希德?馬丁的F-35項目累計超支1790億美元，單機成本從7000萬美元升至1.1億美元，且現有970架在役機型中，僅53%能滿足戰備標準；波音的KC-46加油機項目延遲8年，預算超支30億美元，至今仍有12項關鍵缺陷未解決。

帕蘭蒂爾（Palantir）網站

創新主體合作生態方面差異

新軍工企業積極參與到一個由初創公司、風投機構、學術界以及政府部門組成的廣泛生態系統中，構建彈性與備份供應鏈體系，模塊化設計與激增能力，武器系統采用標準化接口（如DIU推動的低成本導彈項目），便于戰時快速擴產。國防部通過GOCO（政府擁有承包商運營）模式、稅收激勵和戰略資源儲備，要求軍工體系具備戰時產能放大數倍的彈性（應對印太威懾或大規模沖突需求）；全球協作彌補缺口，通過盟友合作（如“奧庫斯”聯盟共享核潛艇AI技術）分攤研發成本、加速技術迭代，削弱本土產能瓶頸制約。

傳統軍工則更多依賴于既定的供應鏈和長期合作關系，這些關系相對固定，不太容易改變，依賴縱向整合封閉供應鏈，關鍵環節（如先進芯片、特種材料）存在單點風險。俄烏沖突過程中暴露彈藥儲備不足、產能爬坡緩慢問題，凸顯對規模化激增生產準備不足。

新軍工國防預算和采購效率方面的差異

新軍工通過技術實力+危機敘事構建復合影響力，企業高管（如帕蘭蒂爾CEO）頻繁發聲渲染美國面臨的威脅，將技術發展與國家安全敘事綁定，話語權跨越科技界、政界與媒體，游說國會增加AI、太空等領域投入（2025財年國防預算增幅創十年新高）；以AI分析平臺、自主系統、太空基礎設施構建“數字邊疆”，通過盟友技術擴散（如向澳大利亞轉移核潛艇AI技術）強化聯盟控制力，削弱競爭對手區域影響力。初創企業市值快速擴張（帕蘭蒂爾2024年市值一度達1732億美元，2025年將達3000億美元，超越任何一家傳統軍工企業），反映資本市場對其顛覆潛力認可，進一步撬動政策傾斜。

傳統軍工依賴政商旋轉門游說和“就業保護”敘事爭取預算（如特定選區軍工就業關聯），但近年面臨波音軍工部門虧損、股價下跌等競爭力下滑壓力。影響力基于政商旋轉門網絡和政治獻金，主要作用于國會防務委員會及軍方采購體系。

軍工研發成本方面的差異

新軍工研發成本更具優勢，SpaceX可回收火箭使太空發射成本降至百萬美元級；安杜里爾巡飛彈單價僅為傳統導彈的1/10至1/20；DIU推動的低成本巡航導彈項目將單價壓至15萬美元級，實現“數量換質量”優勢。軟件主導降低長期成本，裝備效能升級依賴軟件更新而非硬件更換，減少全周期投入。軍民技術池分攤研發風險（如商業衛星星座部分承擔軍用偵察任務），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傳統軍工因復雜性導致成本失控（F-35項目超支數千億美元）、采購單價虛高（導彈單價百萬美元級），全生命周期維護費用高昂。常常面臨產能過剩（如F-22停產）、技術迭代滯后（電子戰、高超領域追趕中俄）及供應鏈脆弱性（關鍵芯片依賴海外）問題，且體系慣性強、轉型阻力大。部分核心技術（如先進半導體、稀土材料）仍依賴海外，與“制造業回流”目標沖突，地緣政治擾動易沖擊生產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03

美國發展新軍工動向對我國國防工業的啟示

美國發展新軍工（New DefenseIndustrial Base）的根本目的，是適配信息化、無人化、智能化戰爭形態，本質是應對大國競爭與技術革命。其核心在于打破傳統軍工復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MIC）的封閉壟斷、官僚僵化與硬件主導模式，轉而構建以硅谷創新生態、軟件定義戰爭、敏捷機制及軍民一體化為核心的新型國防工業體系。這一變革不僅重塑美國軍事力量生成邏輯，更深刻影響全球軍工格局，也為我國應對大國戰略競爭、推進國防現代化、優化國防采辦制度提供重要啟示。

啟示之一，應密切關注新興領域科創企業的技術產品，將其快速轉化為軍事應用

在全球軍工技術迭代加速的背景下，美國新軍工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于構建了“前沿科技-軍事應用”的快速轉化鏈路——通過將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大數據平臺等最新科技成果深度融入軍事場景，實現了武器裝備性能與作戰效能的跨越式提升。這一發展模式，為我國推動國防科技與民用創新協同發展提供了重要參照。

當前，我國已培育出華為、京東、DeepSeek、騰訊等一批具備核心技術優勢的科技創新型企業。若能充分激活這些企業在民用領域的技術積淀與創新活力，推動其技術產品向武器裝備研制生產領域有序轉化，將為我國裝備發展注入革命性動力。這種“民參軍”的協同模式，不僅能打破傳統軍工領域的技術壁壘與資源局限，更能全面提升我國武器裝備的研制生產效率、技術先進性與戰略競爭力，為國防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實支撐。

啟示之二，應當密切關注新質生產力向新質戰斗力轉化，構建敏捷響應、快速轉化機制

要改變傳統軍工“自我閉環、全鏈條包辦”的封閉模式，主動融入市場化大生態，構建“小核心、大協作”的產業體系：其中“小核心”部分，集中力量攻關戰略武器、核心裝備等尖端領域，確保我國“尖端威懾”能力的穩固；“大協作”部分，則通過搭建開放的協作網絡，吸引民營企業、科研機構等社會力量參與配套技術的研發與生產，以此提升“低成本規模消耗戰”的支撐能力。比如在導彈系統研發中，可參考美國DIU的低成本導彈理念，跳出“一味追求極致性能”的傳統思維，轉而研發模塊化、易升級的通用平臺——通過標準化接口設計，讓導引頭、推進系統等關鍵模塊能靈活替換，既能滿足不同作戰場景的需求，又能借助民企在精密制造、成本控制上的優勢降低量產成本，同時還能方便后續的技術迭代與升級。

標準不統一是阻礙軍民資源共享的關鍵問題，必須加快推動軍用標準與民用標準的兼容整合：在裝備研發環節，先系統梳理軍民通用技術領域的標準差異，對于成熟度高、市場應用廣泛的民用標準，優先納入軍工研發體系；對確實需要滿足軍用特殊要求的領域，制定“民用標準為基礎、軍用補充規范為延伸”的融合方案。同時，在關鍵領域開展標準統一試點，以商業航天為例，推動發射平臺接口、載荷適配等標準與軍用衛星的要求兼容，讓商業航天的發射能力能直接服務于軍用衛星部署、應急通信等任務，避免資源重復投入與浪費。此外，還要建立軍民標準協同更新機制，根據技術發展趨勢與作戰需求變化，動態調整標準內容，確保標準始終能適配“民參軍”“軍轉民”的轉化需求。

啟示之三，應當下決心消除兩大體系之間的障礙，構建軍民一體化先進制造業體系

美國軍民融合的核心成效，源于其構建了“技術雙向流動、資源高效配置”的軍民兩用體系——既通過政策引導將民用高新技術轉化為軍事能力，又推動軍事技術向民用領域溢出，形成“國防建設-經濟發展”相互賦能的良性循環。這一模式為我國深化軍民一體化先進制造業發展提供了重要參照，關鍵在于打破傳統壁壘，構建適配我國產業基礎與國防需求的融合體系。

摒棄傳統軍工“自成體系、全鏈條包攬”的封閉模式，融入市場化大生態，建立“小核心、大協作”的產業體系：“小核心”聚焦戰略武器、核心裝備等尖端領域，保障“尖端威懾”能力；“大協作”則通過開放協作網絡，吸引民企、科研機構參與配套技術研發與生產，提升“低成本規模消耗戰”能力。例如，在導彈系統研發中，可借鑒美國DIU低成本導彈思路，摒棄“單一追求極致性能”的傳統路徑，轉而發展模塊化、易升級的通用平臺——通過標準化接口設計，讓導引頭、推進系統等模塊可靈活替換，既能適配不同作戰場景，又能借助民企在精密制造、成本控制方面的優勢，降低量產成本，同時便于后期技術迭代升級。

啟示之四，必須將改進工作方法和提升效率置于突出位置，創新工作運行模式

美國新軍工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于其擺脫傳統軍工僵化模式的靈活商業模式——能夠快速響應市場需求與技術變革，通過動態調整研發方向、迭代產品形態，實現技術與場景的高效適配。這一特點為我國軍工企業轉型與軍民協同深化提供了重要啟示，可從股權結構優化、采購模式創新、需求對接機制完善、人才體系構建四方面發力，激活軍工領域創新動能。針對部分傳統軍工企業股權結構單一、市場敏感度不足、運營效率偏低的問題，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向縱深發展。通過引入民企戰略投資者、社會資本等多元主體，優化軍工企業股權結構，打破國有資本“一股獨大”的格局：一方面，借助民企在市場化運營、成本控制、技術迭代方面的經驗，倒逼軍工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簡化內部決策流程，提升對市場需求與技術變化的響應速度；另一方面，通過股權合作實現軍民技術、資源的深度融合，讓民企的創新基因融入軍工研發生產體系，推動軍工產品從“重性能、輕成本”向“性能與性價比兼顧”轉型，增強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

啟示之五，必須高度關注核心科技企業的內在活力，打造一個開放共贏的創新生態體系

美國新軍工的突破性發展，關鍵在于形成了“科技初創公司-風險投資機構-學術界-政府部門”深度聯動的創新生態閉環：初創公司提供靈活的技術創新活力，風投機構為前沿研發注入資本動能，學術界奠定基礎理論與人才支撐，政府部門則通過政策引導與需求牽引打通轉化通道，四方協同構建起高效的“創新-轉化-應用”鏈條。這一生態模式，為我國構建符合國情、軍情與軍工生產特點的軍民協同體系提供了重要參考。立足我國實際，需打破傳統軍工領域的封閉邊界，構建“軍方-軍工單位-政府-科研機構-民營企業”廣泛參與、深度合作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核心目標是吸引更多民口高新技術企業與社會資本融入國防建設，推動民用技術與軍事需求高效對接，同時促進軍用成果反哺民用產業，形成雙向賦能的良性循環。聚焦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新能源、商業衛星遙感、消費電子、5G/6G通信、云計算、大數據、智慧物流等民用優勢領域，組織軍方、軍工單位與民企開展技術對接，明確軍事場景對民用技術的適配需求。重點建立軍民通用技術標準與接口體系，例如推廣開源操作系統在裝備研發中的應用，采用API驅動的模塊化集成模式，降低民用技術與軍工系統的整合難度，實現“民參軍”技術的快速落地。出臺針對性的法律法規與政策措施，優化民企參軍的制度環境：建立數據資源共享機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向民企開放非涉密軍工數據；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對參與國防研發的民企給予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減免等支持；加強人才引進與培養，推動軍工領域高端人才向民企流動，同時支持民企人才參與軍工項目研發；提供金融扶持，設立軍民融合專項基金，為“民參軍”項目提供信貸、擔保等融資服務，全方位促進軍民一體化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

顧建一，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工業和信息化部重大戰略服務專家，軍事科學院戰略評估咨詢中心特聘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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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啟垣防務”，原標題《戰略深解讀｜美國新軍工：從技術顛覆到體系重構，對我國國防工業的鏡鑒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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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活動部負責人：喬顥益、許克新、董今福

· 投融資及戰略層面合作：劉雨菲

·本平臺簽約設計公司：一畫開天（北京）文化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 航天加（深圳）股權投資基金管理負責人：楊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