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住在軍機處胡同的燕京教職員們

文 | 徐泓

據張寶章所著的《海淀鎮》記述：在海淀鎮老虎洞中間偏西處，有一條向北延伸的胡同，北的盡頭是一條東西向的胡同。這個呈丁字形的街巷被稱作軍機處胡同。

《海淀鎮記憶》一書收有一幅手繪的軍機處胡同與羊圈胡同印象圖（橫幅），對軍機處胡同的描述：南北走向，互通南口與老虎洞胡同相接，北面拐彎處與羊圈胡同銜接，東面盡頭與娘娘廟西岔互通交匯。胡同內均為大宅院，房子整磚灌漿到頂，陰陽合瓦，林木繁多，環境十分幽雅。

關于它的來歷有多種說法，大都和清廷所設的重要政權機構軍機處有關。當燕京大學遷到西郊海淀時，這條胡同已經成為各種職業人士租住的地方。

因為它距離燕園很近，從燕京大學的小南門出來，直面向南走，上幾步臺階，就進了軍機處胡同。所以，它很快成為燕京大學教職員租房的首選地之一。

據《海淀鎮》描述：這條胡同的門牌從東頭路南開始，路北有五戶人家。他們庭院的北墻外，便是四座皇家冰窖，東墻和西墻外都是冰窖胡同。其中東邊一家的院墻是虎皮石墻，最西邊一家建有高大的石門樓，大門兩側有兩個石鼓型的門墩，門前是三級寬大的石階，階前放置有上馬石，傳說曾經是軍機處官員的宅子，清代末年歸李蓮英所有。南北向胡同西側排列組合幾家宅院，有的建有門樓，門內有雕花影壁，垂花門內有抄手游廊。胡同東側北半部是一座桃園，南半部是幾家普通住戶。

《海淀鎮》有關軍機處胡同的這一章是由10號院戶主趙老先生口述完成的。他說“那座石門樓大宅院是5號院”，“8號院又稱盧家大院，庭院很大，建筑講究，有游泳池，還有果園”。趙老先生自己居住的是10號院，“原先是英美煙草公司高級職員居住，房屋高大，房梁和木椽上繪有圖畫和花紋，古色古香，院西還有三畝果園。”

我找到了《燕京大學教職員通訊處》的小冊子，以中英文兩種文字，記載著每學年在冊的燕京大學教職員的通訊地址，也就是他們的家庭地址。人名按英文字母排序。我詳細查看了1934—1935年、1935—1936年、1936—1937年三個學年的通訊錄，發現僅在三年中，就有多位燕京教職員先后租住在海淀軍機處胡同。

軍機處胡同 1號：聶崇岐、李蔭堂、倪松茂

軍機處胡同 2號：陳在新

軍機處胡同 6號：卞德女士、韓懿德女士、貝盧思女士

軍機處胡同 7號：包貴思女士、國德、趙明玉、李天爵

軍機處胡同 8號：湯蔭瀏、施樂

軍機處胡同13號：黃愛麗大夫、高茂瑞、羅文濤

還有步多馬夫婦先后住過軍機處胡同6號和13號。

軍機處胡同8號，也就是趙老先生稱為“盧家大院”的，其中一個住戶“施樂”，引起了我的注意。施樂（Edgar Snow）的標準中文譯名應為：埃德加·斯諾，就是那位寫作出《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第一個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西方記者。

埃德加·斯諾從1928年到1941年，曾擔任《密勒氏評論報》《星期六晚郵報》《紐約太陽報》《每日先驅報》等多家英美報紙的駐華記者。1933年12月圣誕節，他與海倫（Helen Foster Snow，筆名Nym Wales）結為夫婦，之后定居北平。海倫也是一名出色的駐華記者兼文學編輯。

1934年春天，出身于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的斯諾，接受了燕京新聞系的聘請，擔任兼職講師，講授新聞特寫課程。

1934—1935學年、1936—1937學年的燕京大學教職員名錄里也一直有“施樂”的名字，只不過斯諾和妻子海倫1934年、1935年住在海淀軍機處胡同8號，1935年秋搬至北平盔甲廠胡同13號。

海倫·斯諾同中國佛教專家、燕京大學教授許地山在北平盔甲廠胡同13號的合影

埃德加·斯諾在他所著的《旅行于方生之地》（中譯本為《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中曾經寫到：“我們騎腳踏車去海淀看房子”“在燕京大學和西山附近找到一處新房子”“于是我們馬上搬到海淀去住”。

海倫·斯諾在她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歲月》熱情洋溢地描述過軍機處胡同8號： “一定是天意和命運給我們安排了這么一個理想的地方——海淀，從1934年3月至1935年秋，我們一直住在那兒，過的是純凈的、有機物時代的鄉村生活。我們居住的小房，就像一顆鑲嵌在小山丘上的獨粒寶石那樣，幾乎俯瞰著頤和園。甚至還有一座高高的熔巖假山，可供觀賞院墻外的風景。”

她最滿意的是 “房租每月不到10美元，房東吉米 · 雋是同日本人打交道的金城銀行的頭目，修建這所宅院，一是為退休清居，二是為全家避暑”。

海倫搬進新居后，趕上了參加1934—1935學年燕京大學的入學考試。她選修了絕大部分用英語開的課程，還選修了一門用中文開設的課程——張東蓀先生講授的“黑格爾邏輯學”。

她和斯諾經常騎著自行車去逛圓明園遺址、頤和園以及去西山探幽，并為能夠騎自行車去附近的清華大學聽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感到非常開心。

斯諾也很喜愛海淀，因為那時候他正集中時間刻苦學習中文。他說：“海淀的居民成分復雜，但他們都操優美的北京話，這里是外國人學中國話最好的地方。”他專門請了一位滿族老先生（海淀居民中滿族后裔很多）指導他的學習。他終于如愿以償，認識了1500個方塊字，能夠閱讀一些白話文章，還學會了流利地說上幾句北京話。

1936年6—10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斯諾訪問陜北，采訪毛澤東等中共重要領袖。

1936年10月末，斯諾回到北平之后即發表了大量通訊報道，并在《燕大周刊》1936年第7卷第17期發表《毛澤東訪問記》，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937年10月《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公開出版。

1936年從陜北返回北平后，1936—1937學年，斯諾依然在燕大開設了新聞特寫課程。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聞學會、歷史學會開會之機，斯諾在臨湖軒放映他拍攝的反映蘇區生活的影片、幻燈片，讓國統區青年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形象，看到了紅星照耀下的中國西北角。

不過這時斯諾夫婦已經不住在軍機處胡同8號了。

1935年秋天，斯諾接受了《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一職之后，就搬出了海淀，在城里的盔甲廠胡同13號一直住到1937年底。

多篇文章曾提及斯諾夫婦與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的左派愛國學生的密切交往，他們的家經常成為學生運動領袖們商量策略、躲避敵人追捕的“安全屋”，他們曾把12月9日、16日兩次大游行的路線、集合地點都告知斯諾夫婦。斯諾夫婦在游行當日跟著游行隊伍，認真報道了學生圍攻西直門、受阻宣武門的真實情況。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家也不是軍機處胡同8號了。斯諾在燕京大學的學生、當時的學生領袖黃華（本名王汝梅）1996年6月寫給海倫 · 斯諾的一封信中說：

這使我回想到1935—1936年在北平盔甲廠13號的歲月。我們那時青春煥發，敢想敢為，無比英勇。

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的地點，可能與軍機處胡同有關，我一直想要求證。

1937年鄧穎超因患肺病在北平西山福壽嶺平民療養院養病，化名楊逸，稱丈夫是西安一位叫李知凡的中學教師，故大家稱呼她為李太太。據有關史料披露，鄧穎超出院后，經斯諾介紹，曾在燕京大學外籍教師包貴思家休息。在燕大校長陸志韋的兒子陸卓明的回憶中，可以找到關于此事的蛛絲馬跡：

3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日，美國教員包貴思邀我們一家去吃晚飯。我在那里第一次見到了行蹤不定的斯諾。飯前，斯諾忽然要孩子們去北屋看望一位“因病而不能到院子里來的和大家一起吃飯的媽媽，但是不可以多說話”。我們遵囑只和這位衣著儉樸、面容憔悴的媽媽說了幾句上學的事情。

陸卓明說，直到1943年父親才偶然告訴他，那次見到的那位媽媽就是共產黨領袖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

包貴思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所屬的女校雷德克利夫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1925年受教會派遣，只身遠赴中國，在燕京大學文學系任教，講授英美文學，是燕京大學外籍女教師中的元老級人物。想當然的推測，包貴思家應該在燕南園，搜到的史料也都是如此斷定的。但我一直心存疑惑，從陸卓明“院子”“北屋”的描述，我覺得不大像在燕南園。

在這次寫作中，我借助燕京大學教職員通訊錄對包貴思的住宅進行考證，發現她在1934年以前確實曾經在燕南園53號（單身女教師公寓）住過，但從1934年以后她的住址一直是海淀軍機處胡同7號。

從她1937年8月寄給友人的一封信也得到證實，她多次說自己住在村子里。而曾經住在軍機處胡同8號的斯諾夫婦，也把這里稱為“村子”，海倫回憶錄中這一章的題目就是“我的中國鄉村生活”。

在燕京大學杜榮校友（學號W38096）為包貴思寫的小傳中，更加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包貴思老師喜歡清靜，她不住在當時外國老師聚居的燕南園（又稱南大地），而是住在燕京大學南校門外海淀軍機處的一所老式平房里，房屋不多，也不十分寬敞，但是院子很大，種滿了各種花草樹木。”

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終于落地：鄧穎超1937年夏天曾經在海淀軍機處胡同7號小住。她是從這里再去天津，然后通過封鎖線轉赴解放區的。

同時也證實了陸志韋先生從1937年就與中共高層有所接觸，他的政治態度是明朗的。

1949年初夏，鄧穎超（前排左四）蒞臨燕園拜望陸志韋（前排左五）、劉文端（前排左三）夫婦并和燕大部分教職工合影留念

12年以后，1949年六七月間，鄧穎超專程來燕園拜望陸志韋夫婦，感謝他們的“無私之心和熱情”。

滄海桑田。軍機處胡同今日何處尋？

1953年，修建西直門到頤和園的大馬路，將軍機處胡同切為兩段，北端劃入北京大學校園內，南段僅長30米，余有四戶住房。

2001年修建四環路，軍機處胡同被全部夷為平地，永遠地消失了。和它一起消失的還有老虎洞胡同以及整個海淀古鎮。中國的硅谷“中關村新技術產業開發實驗區”拔地而起，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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