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四章 何以為家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城中村

小武基村是北京東四環外的一個城中村。在土地規劃、城市地理學的范疇內，“城中村” 主要指在城市化擴張中轉型不完善而兼具城鄉二元結構的農村社區。之所以得名 “城中村”，主要是因為其坐落于城市區域內，但其內部的社會關系、生活習慣等依舊延續了鄉村的生產生活傳統。城中村伴隨著中國加速的城鎮化、農民工群體的大量流動而出現。20 世紀 90 年代，城鎮化快速發展，城市邊緣地區用地被大范圍納入城市規劃之中，大量的村落因此被包圍其中，但因為村民補償和土地安置費用巨大，城市政府大多選擇 “獲取農村耕地、繞開村落居民點及村民”③的辦法。于是，城中村成為中國大城市中一道獨特的景觀，大量外來人口寄居于此，原住村落逐步聚集起以農民工群體為主的流動社群。

大城市中現代都市風貌與星羅棋布的城中村的共生一直是中國城鎮化的特色。據傳，小武基村舊時有集市，每月初五趕集，“五集” 的諧音是 “武基”，又因為其東南處有一個叫作 “大武基” 的地方，因此得名 “小武基”。小武基村在行政區劃上屬于北京朝陽區十八里店鄉，位于東四環外。從地圖上看，小武基村的背面是北京歡樂谷，一個主題公園，村中有一條名叫 “蕭太后” 的小河，歷史上說此河通航運，現如今幾乎變成了一條小溪。河兩岸稀稀疏疏地有一些飯館、修車鋪、水果攤。聽住在村里的騎手說，村落很大，有數千人。

夏日的一個傍晚，我和學生第一次來到小武基村。相較于不遠處林立的高樓，小武基村是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站在村口，除了聽到蕭太后河水流的嘩嘩聲，還能夠看見不遠處煙霧繚繞的燒烤攤，聽到偶爾傳來的水果叫賣聲。與珠三角地區的 “握手樓” 類似④，小武基村里的建筑密集，縱橫交錯。但歷經多輪城建改造，小武基村剩下的大多是兩三層的建筑。這些建筑多由當地村民建造，為了出租方便，一般是建成聯排的出租屋。走廊狹長，站在樓梯口能夠一眼望到頭。大部分出租屋共用廚房和衛生間，稍微好一點的有單獨的廚衛。走進村里，撲入眼簾的是擁擠感和煙火氣。樓梯附近的電線桿上纏繞著一圈圈雜亂無章的電線，電線桿之間的細繩上曬滿了各色衣物，窗戶外的護欄邊堆放著裝在編織袋里的、不知道是什么的雜物。街道望過去一片漆黑，只有路燈下的一圈亮著，大人找了野餐墊鋪在地上，圍在一起打牌，孩子在旁邊打鬧。走過一排排出租屋，可以看見已經收工回家的人蹲在水龍頭前洗臉或者在布滿油污的爐灶前炒菜。

聽村里開電動車行的老板說，數千人的小武基村里，大約住著三四百號外賣騎手。隨著疫情的到來，做騎手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以前做小生意的、擺路邊攤的，因為疫情生意慘淡，都加入了跑外賣的行列。路過小武基村，我們會不時地看到配備餐箱的電動車和摩托車停靠在路邊。

北京城在過去二十年急速擴張，不得不在近些年采取人口嚴控的政策。其中有兩條 “紅線” 不得突破：2300 萬的常住人口總量不能突破、城區人口總量 1080 萬不得突破。在過去的十年間，北京的房價增長了 5-10 倍之多，高昂的房價與租房成本成為其限制外來人口的重要工具。為了養家糊口，外來流動人口自動聚集在諸如小武基村這樣的城中村中。這里有相對低廉的房租和熟人關系。在小武基村住，一個單間一個月大約在 600-1000 元，根據面積、是否有獨立廚衛而存在差異。也有的騎手與自己的配偶、孩子住在一起，他們租的房屋面積相對大一些，租金在 1000-2000 元左右。我們對歷年北京騎手的租金狀況做了分析，發現在過去的四年間，月租金在 1000 元以下的騎手占比在四五成左右，月租金在 1000-2000 元的騎手占三四成。選擇月租金在 1000-2000 元的騎手中，七成以上都是與家人、老鄉或者朋友共同租房。此外，在調研中，80% 以上的騎手認為北京的租金正變得越來越貴。

孟天河曾經是 “餓了么” 的一名騎手，一直住在小武基村。不干騎手之后，他在小武基村村口開了一家電動車店，主要給村里的騎手修理、出租電動車。因為一直沒有拿到營業執照，他的店面一直沒掛招牌，頭頂著一塊破舊的美容美發招牌。他之前干過騎手，認識不少人，生意漸漸地為人所知。周邊的騎手也都會找他租車、換電池。村里騎手的來來去去他最清楚，但與此同時，他似乎也習慣了這樣的來去與離別：

“都是來打工的。想干了在這里干一陣子，不想干了卷鋪蓋走人。誰也攔不住。這個村里還行，住得還行，就是疫情之后很多人沒回得來。估計也不會回來了。有些去了南方，有些留在家里。…… 來修車的不少，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

現如今的小武基村，外來流動人口已經遠遠超過原村居民，它逐漸變成了一個底層勞動者的社群空間。來到這里，擁擠而熱鬧的街頭、嘩嘩流淌且略帶雜物的小河，讓人有一種自己還生活在鄉村的錯覺。伴隨著北京諸多城中村的拆除，像小武基村這樣能夠為大量流動人口提供住宿的村落正在減少。疫情時期的管理也使得流動性急劇減少，如今，留在小武基村的騎手主要是長期在北京生存的打工者。

在既往的研究中，城中村一直被視為一個需要整治、規范的雜亂空間。一方面，政府對違規建筑、電動車違規充電的間歇性整治加劇了人員的不確定性流動；另一方面，城中村經常出現的 “蝸居” 情況，也讓大部分寄居于此的人成為被治理的對象。2017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大興一場因電氣線路引起的火災致 19 人死亡，8 人受傷。這起嚴重的事故使政府開始大規模整治違規經營和違規出租，其中，對于電池、電線、電動車的違規操作成為重點調查對象。對于外賣騎手而言，他們不得不時常面對突如其來的檢查。

“平日不敢把電瓶拿出來充電，一般就是放在床底下或者柜子里。有人敲門就趕緊藏起來。被他們（城管）看見就沒收了。只要樓下有電動車，每天就都會有人敲你門，不給開門就一直敲，你知道是他們（保安、城管等）。后來就拍門。拍不開就找房東,房東拿 鑰匙直接把門打開。進來二話不說就翻你的床底、柜子,找電瓶。……每天活得心驚膽戰,掙分錢就這么難。

(地方)不好找,到處都在拆。主要還得能給電 動車充電。樓里不行,村里行。(因為樓里)不讓放家里。

2019年以來,老趙已經換了五六個住處。最終,他在老鄉 的介紹下來到小武基村,結束了自己長達半年的"游擊戰"。老 趙現在住在一棟聯排的二層小樓的樓上,房間大約15平米,衛 生間和廚房與其他十人共享。他覺得小武基村合適,這里戶外 有給電池充電的地方,也有換電箱,不用因為電動車的問題擔 驚受怕。

遙遠的老家

盡管外賣騎手這樣的過渡職業由五花八門的人群組成,但 是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來自農村的跨省流動務工人員。?這樣的 人口來源決定了外賣騎手大多要奔走于老家與城市之間,成為 "城鄉兩棲人"。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往往使大部分騎手對于留在城市不抱希望,"掙了錢回老家"是他們最本真 而樸實的愿望。因此,他們在大城市并不講究居住條件,更愿 意省下租金來補貼遠在家鄉的老人、孩子、配偶等。老家對于 騎手們來說,是一個擁有美好憧憬的空間。他們在地化的辛勤 勞動往往寄托于有朝一日自己能夠攢出足夠多的錢,回到老家, 翻新老屋、購買縣城的房子,或者讓老人、子女享受更好的生 活條件。老家這條線牽引著騎手對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是騎 手在重復而又忙碌的送單勞動之余為數不多的情感慰藉。

認識張文友是在2022年秋天的一個晚上。他是美團同城核 心 的眾包騎手,也在小武基村住。我通過電動車店的孟天河聯 系到了他。張文友四十歲,曾經在西藏昌都當過16年兵,退役 后去山東濰坊找到了一份消防工作。在之后的幾年里,他經歷 了一段并不順利的婚姻。2020年,他離了婚,帶著九歲的大兒 子回到了老家貴州,而小兒子被法院判給了前妻。在畢節,他 與兄弟販了一段時間的水果,生意并不如意。2021年,張文友 再婚了,找了一個附近寨子里從小一起長大的女子。他聽說那 女子也是離異,便主動找她搭伙過日子。兩人很快結了婚,并 有了一個兒子。2022年春節后,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張文友想 來想去,鼓起勇氣只身來到北京,決定在這里闖一闖。

幾經周折,張文友在孟天河的介紹下開始跑美團眾包,并在小武基村河東側租了一個小單間,月租530元。其中租金500 元,網費30元。他對于自己的小單間十分滿意,主要是因為便 宜。的確,這應該算城中村里最便宜的房租了。"大概只有兩三 平米的樣子。一張單人床,一個小衣柜,夠了。"張文友笑著 說。我幾次提出想去看看他的房間,他顯得十分不好意思,說 "沒啥可看的"。房間里外都沒有廚衛。平日張文友使用村里的 公共廁所;想要洗澡的話,就去橋對面的一家澡堂,洗一次8 元。遇上夏天出汗多、洗得勤,張文友舍不得花錢,有時就會 找個臉盆在屋子里擦擦身,隔幾天再去澡堂。

省了錢,可以給兒子交學費。之前在縣城買了房, 還有房貸。今年7月份回家,我又貸了10萬裝修貸。 一個月加起來要還5000多吧。壓力不小的。但是我真 的感謝這個眾包。北京的單子真的多。別看騎手是最 底層的服務業,掙得不少。現在還完了貸款,還能剩 下一兩千。

張文友掛念著老家的親人。父母年紀大了,和兩個兒子住 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因為與當地政府談不妥搬遷費用,他們 沒有搬下山,如今變成了村里唯一一戶住在山里的人家。"下暴 雨的時候,山體會動,安在我們家旁邊的山體地動儀會響,房 子已經裂開了一個大口子。真害怕哪一天,山體滑坡,連著我 們的房子全部推下去,就完了。"聊天的時候,我和學生們給他 出主意,讓他撥打當地政府的市長熱線,他摸摸后腦勺,為難地說"回頭試試吧"。

張文友的大兒子上六年級,與后媽一起生活,難免叛逆。 張文友在外務工,覺得愧對大兒子。為了減少母子間的摩擦, 張文友在學校附近餐館給兒子訂了午飯,放學后他可以過去吃 飯,不用回家。張文友還給兒子買了兒童手表,保證兒子可以 隨時給他打電話。大兒子隔三差五就跟張文友要零花錢買些瓜 子糖果之類的,張文友也不過問,一般都會給錢。有一次,兒 子打來電話,告訴張文友自己在米粉店吃了11塊錢的粉,讓他 付錢。他加了米粉店老板的微信,轉給老板11塊錢。后來打電 話過去,老板告訴張文友,他兒子只吃了3塊錢的粉,把剩下 的8塊錢"套現"拿走買零食了。這讓張文友十分生氣。

我使勁兒說他。我說:"爸爸給你錢,是為了讓你 好好吃飯。我還特地給粉店的老板交代,多給你加點 肉。我怕你吃不飽。·…爸在北京打工很辛苦,你 也知道,你這樣,我很生氣。人要講理,不能撒謊。 你撒謊騙我,這樣好嗎?"他也不吭聲,后來就說: "好,我知道了,以后不了。"兒子還是有些怕我,他 聽進去了。

在來到北京半年多的時間里,張文友從分不清東南西北到 對北京無比熟悉。"不夸張,整個北京城沒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替人跑腿,送餐、送文件、送鮮花、代辦 事……與其他我遇到的騎手不同,張文友喜歡全城跑,因為這樣接到的單子路程遠、金額大。他每天六點半出門,晚上十點 回家。一日三餐在跑單路上解決。他給自己定的額度是每天跑 200公里。這樣可以保證每天有400-500元的收入。在跑長距 離的訂單時,張文友會走神,會想家。他會想他的孩子,他的 婚姻,還有他在西藏當兵那些年吃過的苦。

也想過把老婆孩子接來。不是時候。爸媽年紀很 大了,需要她照顧。她父母年紀也大了,小兒子也很 小。不方便。租金也會很貴,還不如在老家。(但)這 樣就是兩地分居,感情會變淡。不過我倆都是離異的, 我跟她說我們不要吵架。我們基本不吵架,挺好的。

與其他騎手相比,張文友的婚姻家庭略顯復雜。他經歷了 婚姻重組,這使他不得不更加用心地維護現有的家庭。對于很 多已婚騎手來說,來大城市送外賣意味著長期的異地分居,這 給婚姻和家庭帶來了挑戰。但即便如此,調解家庭矛盾、與妻 子和兒子溝通依然是他在北京努力奮斗的動力。親情的聯結與 對于家鄉的空間想象讓他覺得安心。等單的時候,張文友偶爾 會與孩子視頻。他對著屏幕笑,兒子喊他爸爸,有時候會眼淚 汪汪,看得他難受。

從某種意義上講,"有家不能回"本身也構成了區隔勞動 的一部分。正如藍佩嘉在描述東南亞女傭時所強調的,她們之 所以不顧家人的反對而出國工作,是因為空間上的轉移使她們 從家庭領域的無酬勞動中解放出來,變成了國際空間里的有酬勞動力。對于騎手而言,空間上的跨越和分離是其獲得高收 入所付出的代價。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他們不得不選擇流 動。在此過程中,"老家"是承載其寄托和希望的港灣,對于老 家未來的美好想象與建構支撐著外賣騎手在大城市的空間拓展。 送單勞動是一種階層化的空間轉移勞動,它用農村過剩的勞動 力供給填補了城市發展中對于便利的需求。大量的勞動人口因 此不得不變成"城鄉兩棲人",服務于空間上同時等候的兩批 人--客人與家人,并不得不更加偏向于前者。

帳篷下的家園

如果說前文我們探究的是結構性的、主流的空間如何被征用和彰顯社會不同人群的權力關系，那么在這一章，我們更希望看到平臺市場經濟生產語境下的 “空間盲點區域”。它們是一些被忽視的、不可見的 “碎片空間”，往往是模糊的、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甚至是極其混亂而不安全的，也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極力想要避免與其產生交集的。它們是 “城中村”，是遙遠的農村，是帳篷下的棲身之地，是疫情期間 “蝸居” 的屋子。

新冠疫情下的流動勞動也時常因為疫情管理而變得更加瑣碎、間歇。病毒傳染的不確定性增加了騎手送餐的風險。疫情初期，這種風險來自個體對可能被傳染的擔憂，而到了疫情后期，更多的擔憂則來自因為疫情管理無法正常外出送單。沒有收入來源變成了最需要擔心的事情。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很多小區或城中村執行 “只出不進” 的政策。為了逃離封鎖，許多騎手不得不選擇 “睡大街” 或者 “住帳篷”，送外賣的勞動者失去了歇息之地，變成了真正意義上居無定所的流動勞動。同時，這樣的流動勞動，也讓不少騎手有了難忘的經歷。一些騎手以此作為談資，與我分享。

2022 年 5 月，因為疫情，吳之峰所在的周口村被封。他無法正常出來跑單。他去找村大隊，要求做志愿者。在后面的二十多天里，他每天跑到村口，協助村委管理人員出入、登記車輛、檢測體溫核酸。5 月底，北京城區解封，村委為了確保安全，要求 “只出不進”。吳之峰與妻子、兩個孩子、丈母娘住在一起。一家人等著吃飯。他十分想出去跑單。通過做志愿者的關系，村大隊給吳之峰開了 “出村不返回” 證明。吳之峰帶了一床毛毯和幾件換洗的衣物，告別家人，從六環外的周口村趕進城區，開始跑單。吳之峰每天從早晨 6 點干到晚上 10 點。下線后，他就找個戶外的地方睡下。

我是特別 “扛造” 的一個人。本來想著就不住帳篷了，因為帶（到摩托車）上太麻煩。南四環邊上有條小河，河邊是個公園，那兒有個涼亭，我就在那兒睡。現在不冷，也沒蚊子，睡在公園里很舒服的。好多人都知道說我是在外邊住。

吳之峰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北京城區，但是他不想給別人添麻煩。他的摩托車后座上一直都用藍色的線繩捆著一個瑜伽墊。走到哪里，帶到哪里。這個瑜伽墊就是他睡覺的行當。吳之峰在外借宿并不喜歡搭帳篷，他覺得五六月份的北京天氣爽朗，讓人睡得香甜。用他的話說，自己 “是一個‘大男人’，沒什么好怕的”。可是偏偏有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這件事情給吳之峰不小的沖擊，讓他不得不在后續街頭宿營的日子里加倍小心。下面是他的自述。

那天晚上，我已經進入深睡眠狀態，說實在的，在家里都沒有睡那么舒服。我發現有人拉我的褲子，特別夸張的那種。我當時想這是不是在做夢。對，然后我感覺眼前有一張臉，熱乎乎的，誰的嘴在靠近我。我睜眼一看，直接跳起來了。我直接一個鎖喉，立馬伸手掐住那人脖子。他個子挺高的，比我都高。我估計最多也就一秒鐘的時間，不到兩秒鐘，我心里的善念已經出來了。(畢竟) 這個是公共場合，誰都可以來，我還不知道對方是惡意還是善意。所以我心里就想不能掐得太嚴重了。我要掐太重死了，到時候一報警，我就有麻煩，是吧？所以就掐得比較松。

那人回話也比較及時。他說我不是圖你錢財的，就直接這么說。我當時手下去一摸，兜里的倆手機都在。一看手機沒事，然后我說你要干什么。他給我來一句，我喜歡你。媽的太到位了，突然之間的表白。我跟你說我的頭炸了，渾身嗖地一下，寒毛炸起來。覺得這輩子就沒有受過這樣的屈辱。

我說你趕快走吧，趕快走。他不走，說，哥，我就喜歡你這款式的。我靠！你說怎么弄，我說你趕快走。我跟你說，我直接崩潰了，就那種刺激…… 后來他走了，離開 200 米左右的時候，我還給拍了個視頻，就是背影離開的那種。我怕回頭萬一需要證據。后面的時候，我就沒敢睡，不敢睡，聽到有人走過去我噌地就坐起來。一直挨到凌晨四點多，實在扛不住了，睡了兩個小時。六點賣菜的商販經過，我就醒了。

第二天，吳之峰立馬聯系了妹妹，要了一個帳篷。之后的露營，他都睡在帳篷里。“拉上拉鏈，就沒有人敢輕易動我了”。又過了幾天，吳之峰的同事說另外一個閃送員的小區也封閉了，他沒法回家。吳之峰聽到了，覺得應該幫他。吳之峰與那個閃送員加了微信，兩人一起搭伴過夜。這樣吳之峰的心里也踏實一些。吳之峰從小在外打工，隨遇而安是早已養成的本事。雖然經歷了被騷擾的驚險，但是這仍舊沒有打消他在外露營的想法。最長的一次，他有四個月在外露營過夜，用他的話說，就是 “四個月沒見過屋頂”。

我在 2022 年 5 月的時候找他吃飯，那段日子他正好 “露宿街頭”。我們聊天，他熱情地向我傳授野地住宿的注意事項和經驗。他在五金店買了一個便攜卡式爐和一口小鍋，每天給自己做兩頓飯。他計算好了每頓飯需要的火候，兩頓飯一小罐燃氣正好夠。大部分時候，吳之峰給自己煮面、煮粉，有時候，他會做一些拌面就著辣椒醬吃。他笑著說，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一天傍晚，他給我發來一段微信視頻，視頻中他把車停在一片建筑工地的外圍，周邊七七八八長著野草，他在露出的黃土地上鋪開瑜伽墊，用卡式爐燒水，煮了一些燕麥和螺螄粉，并配音說 “這個搭配味道好極了”。

除了吳之峰，我也聽說過其他騎手 “露宿街頭” 的精彩故事。他們普遍對 “睡大街” 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好感甚至贊許。他們不認為這是一種苦難，恰恰相反，他們會懷念一起在公園的長凳上躺著聊天的時刻，會時常想起黑夜里的寂靜和天上閃亮的星星。還有的騎手會在深夜等單無聊的時候，跑去旁邊郊外的河邊釣魚。他說，一天的吵鬧可以通過釣魚時的安靜被消化，自己也可以有個喘氣的機會。

吳之峰和其他騎手 “露宿街頭” 或者尋找安靜時刻的故事道出了許多外賣騎手在疫情期間的共同經歷，他們一方面受到空間上的管束，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創造屬于自己的、不被管控的空間，盡管這樣的空間有時會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我時常在晚間寫作的時候禁不住想，此時吳之峰和他的騎手朋友，不知道又睡在什么地方。他們在聊什么，又在擔憂什么。很明顯，騎手諸如此類的空間流動并不符合主流意義上城鎮化的要求，它也很少與城市中的居民發生交互。騎手的露營之地多是地下通道、天橋走廊、工地或者市郊荒地等少有人駐足的地方，他們不希望被打擾，也不希望被管理。這樣的區隔，與其說是被動形塑的結果，倒不如說是騎手主動創造空間的過程。這既是一種謀求生計的探險，也是生命歷程中豐富自我的體驗。

上海疫情

上海爆發疫情后，日感染人數破萬，很快進入了封閉管理。虹口區被列為重點封控區，所有居民居家隔離，不得外出。這可急壞了赫小川。他是虹口區一個外賣站點的站長。區域封閉執行得十分迅速，當時他正好人在站點，當即就被要求就地隔離。赫小川就這樣被封在站點里面。周邊有疫情的小區逐漸多起來，封控管理使越來越多的騎手無法送餐。到了 3 月底，整個站點徹底停滯，沒有騎手可以上線跑單。中間有七八個騎手嘗試申請通行證出去跑單，都因為小區先后出現病例而被召回。

赫小川獨自一人守著昔日人來人往、十分熱鬧的外賣站，有些發懵。忽然被封控在了站點，況且并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出去，他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自己的生計問題。第一步是解決吃的。他在雜物間找到一口小鍋，想辦法修好了許久不開火的爐灶，開始籌劃一日三餐。周邊社區陸續被封，商店關門，食物不好買，赫小川把一日三餐縮減成兩餐，到后來變成一餐。由于沒有太多廚具，面條和方便面成為赫小川的主食。過了一段時間，居委會開始每隔三四天給赫小川送一次補給物料，包括蔬菜、面條、口罩。赫小川逐漸放下心來，不再為吃食擔心。

但是另一頭，一個巨大的問題正在顯現。作為站長，赫小川站點里的六十多號騎手陸續被封控，沒法跑單。沒有單就沒有收入，騎手的吃住和生活維持成了大問題。尤其是對于站里剛開始干外賣的騎手，還沒工作多少日子就趕上封控，沒有收入，囊中羞澀，生計受到威脅，他們變得十分焦躁，悶在小屋里除了刷手機，不知道干什么。果然，封控不到兩周，赫小川就收到了站里騎手的求助信息。有的給他打電話，有的給他發微信，還有的直接在微信的工作群里求他幫忙解決租金問題。赫小川知道站里兄弟們很難，只要騎手開口，他都會借錢，少則兩三百，多則上千。不到兩周，赫小川已經借出去了五千多。“沒辦法，非常時期，能幫一點算一點”。

到了 4 月中旬，赫小川站里的騎手已經待在家里近一個月。隨著收入斷流的壓力增加，騎手的負面情緒越來越重。站里的一名騎手小宋，剛入職兩天便碰上了疫情。這一個月對他來講充滿煎熬。他從赫小川那里得知有一個來自北京的調研小組要采訪騎手，只要聊天就可以有誤工費，小宋很積極地報名。

3 月中旬來的上海。剛入職，干了兩天，就疫情了。買了電動車、餐箱和工服，交了房租，身上剩了不到五百塊錢。想著做外賣反正來錢快，先干著應該沒事。誰能想到封城了。剛租的房子，家里沒有東西。幸虧 (4 月) 5 號的時候，一個騎手給我帶了兩盒自加熱的米飯，還有幾袋方便面。夠吃幾天。站長說這棟樓四樓也住著一個騎手。(他) 有時候給我送些炒飯、菜。一天一頓，好的時候兩頓。…… 就是沒錢，不踏實，心里著急。

赫小川能夠體會小宋獨自一人來到上海卻被封鎖的苦楚。他主動借給小宋 500 塊錢，小宋十分感激。拿到這個錢，他急忙去網上訂購食品，卻發現許多線上 App 的食物早已被搶購一空。他說，自己第一次體會到有錢花不出去的感覺是什么樣。

在很多大城市，騎手的居住地與其說是一個穩定住所，不如說是一個臨時寄居地。多數騎手的住處面積小、衛生差、缺少廚具，很難有什么空間來儲備食物。他們把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時間用來跑單，吃飯也主要在外解決。住所變成了一個睡覺的地方，別無他用。也是因此，疫情居家隔離對他們來講無聊卻也充滿了挑戰，一方面他們不得不在狹小的空間中排擠無聊和寂寞，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整日面對缺少餐食的內心恐懼。站點的另外一個騎手小胡，也遇到了食物短缺危機。

原先通知 4 月 1 號到 3 號是臨時封控，我準備的食物只到 5 號。結果 5 號才通知要繼續封控，到 6 號早上。我沒吃的，很餓，就一直找人幫忙。我的同事跑遍三個區，找到一個小超市開門，那天找了水果和食品，給我了一部分，這才有口吃的。那天他也沒跑單，就是給我買這些東西。

對于按單計價的外賣勞動來說，疫情的阻滯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居家隔離使他們無法正常勞作，而這意味著勞動收入的徹底斷絕。那些隔離在家的騎手十分羨慕能夠在外跑單的騎手。甚至在訪談的過程中屢次問及調研小組得以上街跑單的騎手的外出策略。

通過私人關系，我和調研小組的同學有幸采訪到了一些外出跑單的騎手。他們愿意在每日高強度的工作之余，與我和小組同學們聊天交流，這使我們非常感動。在外出跑單的騎手中，吳曉苓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 32 歲，四川人，是上海寶山區的一名騎手。從微信頭像的自拍照看，她長得白凈，笑起來兩只眼睛彎彎的像月牙。這個來自西南地區的妹子不但能吃苦，也很有闖勁。

隔離期間，她接到公司通知，說有兩家超市和一家藥店急需騎手。由于她所在的小區疫情并不嚴重，符合外出跑單要求，吳曉苓果斷報了名。小區仍舊實行封閉管理，只進不出。所以，公司安排她與另外報名的騎手住在臨時租用的一個培訓學校里。培訓學校上家公司的租賃期已到，當時空置。外賣公司與地方政府商量了一下，將其改為騎手臨時借宿點。這個建筑物共有三層，二層住女生，三層住男生，一層空著。一棟不太大的樓里上上下下塞了五十多人。根據情況，每個屋子住 2-4 人，符合外出跑單要求的騎手自帶被褥、自負餐食。離開家的時候，吳曉苓帶了一套被褥、一點洗護用品和一口煮面的小鍋。住進臨時宿舍，吳曉苓發現屋子很小且悶熱，住在里面讓她覺得頭疼，所以她不愿意待在那里，一有機會就出去跑單。“現在整個寶山區，就靠我們這五十多個騎手。” 吳曉苓心情復雜地說。

封控期間，符合條件上崗的騎手十分有限，這使訂單價格一度飆升，騎手訂單數量也大幅增加。看到單量比平時多，單價也每單提升了一元，吳曉苓既高興又有干勁。她平均一天跑六十多單，收入在五六百元。曉苓心直口快，說話不隱藏。“超市那些人看著我拎那么多東西，說我真厲害。我說我就是個女漢子，不怕累，就怕沒錢。(笑)…… 平常我也沒什么煩心事，就怕沒單，沒單我就煩得很。” 我問她吃飯如何解決，她說：

老公做給我，他做好了就給我打電話。我去小區門口。他隔著柵欄把飯遞給我，我吃完再把碗筷遞回去。我蹲在小區門口，他等我吃完，收走碗筷。…… 大家說我像個要飯的。

說到這里，她哈哈大笑起來。說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從小區樓上拍到她蹲在門口吃飯的情景，并轉給周邊的騎手看。大家在微信群里紛紛評論，覺得既好笑又心酸。吳曉苓對此并不在意，她覺得自己能在疫情如此嚴重的時候出來跑單很幸運。同時，她覺得自己能夠在大家都需要騎手的時候為大家服務，也很開心。她分享了自己如何跑了很多地方，給住院的老人買到藥品并免費送過去的事情。“做點好事，心里舒服”。

如果既往的論述是在強調騎手的流動勞動如何制造了他們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時間、空間和風險并最終使他們進一步對城市產生一種疏離感，那么這場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騎手開始嘗試感受并認識自己與城市的聯結感。在大難面前，情感的聯結再一次涌現出來。

一個剛從成都跑來上海打工的 19 歲騎手，在疫情期間，除了外出跑單，每天下午都會堅持在小區做義工，他說，“掙錢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互相幫助”。毫無疑問，即便所來之處是臨時的生存空間，做義工的這位外賣騎手仍舊帶著自己的責任感和行動力。疫情防控的共同困難讓一些騎手更加積極而努力地融入到城市服務中。送單服務和城市生活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聯結，這種聯結感隨即轉化成了他們的自豪感，即當大多數人無法走上街頭之際，騎手的流動勞動能夠幫到很多人，緩解他們的燃眉之急。上海疫情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與調研小組希望一起記錄下這一特殊時期的騎手勞動。希望有一天，當我們再次回頭觀望騎手的區隔勞動時，仍舊能夠記得，疫情如何短暫地成為外賣騎手融入城市和社區的催化劑，讓他們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