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五章 擁抱未知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擁抱未知

走上街頭

對于許多女騎手來說，走上街頭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送外賣是一項流動性工作，外賣騎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在諸多目的地之間游走。當外賣騎手穿上工作服，帶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個個流動廣告牌，不斷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現自己的勞動。外賣勞動既是流動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于大部分女騎手來自農村地區，受到 “男主外女主內” 這種傳統家庭分工的影響，習慣了從事諸多 “不可見” 的家務勞動與照料工作，不太 “拋頭露面”。當不得已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時，她們表現出了極大的不適。對于這些女性而言，跑外賣的過程帶有鮮明的羞恥感。這種羞恥感更多的是一種心理狀態和社會情緒，即認為自己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帶有自我蔑視的體驗感。這樣的羞恥感與我們在第三章所闡釋的農民工污名化、標簽化聯系緊密。當然，對于女性而言，還多了一層應對鄉土社會公序良俗的壓力。

孫麗麗 42 歲，河北承德人。認識孫麗麗是在 2021 年疫情期間的一次采訪中。因為疫情，我們未曾謀面，一直用微信語音溝通。她說話直率，并不避諱。每次講起自己加入外賣的經歷，她都覺得 “很丟人”：

看見路邊有跑單的外賣員，就問人家。下載了一個軟件，摸著石頭過河。一個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頭看手機，搞不明白，挺丟人的。（別人看見）一個女的來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么回事。不知道等單去哪兒。導航也不會變通，面對的是一堵墻，封起來了。傍晚的時候，在那兒繞，怎么也出不來。超時很急，感覺又害臊又難。

孫麗麗以前在河北老家種過香菇、做過餐廳服務員，但從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跑外賣。2019 年冬天，丈夫因為腦血栓住進了醫院，家里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兒。一下子沒有了經濟來源讓她很慌張。孫麗麗從朋友的丈夫那里得知，在北京跑外賣能掙錢。“說第一個月掙了六千，第二個月七千，到后面能掙到一萬多。” 孫麗麗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可是家里人并不同意，覺得太危險，讓她繼續留在縣城工作。她兜著縣城找了一大圈，沒有地方收留她。家人無奈松了口。2020 年春天，孫麗麗來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幫助下，進了北京西城的一個站點。

自認為丟人或者羞恥這種情緒在女性剛進入外賣行業時尤為突出。作為初來乍到的 “少數人群”，不熟悉路況、對外賣一知半解，難免會擔憂和害怕。“有點擔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等話語常被她們掛在嘴邊。剛開始跑單時，孫麗麗不好意思與男騎手走得太近。臨近午休，當騎手們三五成群坐在路邊或躺在電動車上聊天時，孫麗麗很羨慕，但她并不靠近。她說自己 “不好意思過去”。

那時候我不認識他們（男騎手）。他們在廣場邊上，一排排在那兒等單子。我不好意思跟他們說話，又不知道他們會對我是什么態度，就一直沒理過他們。如果在那邊，我就會一個人躲在后面。

我在調研時經常看見諸如此類的場景，一邊是男騎手三五成群地抽煙聊天打游戲，一邊是一個或稀疏的幾個女騎手坐在那里靜靜地等單，并不怎么說話。女性的難以融入尤為明顯。不少學者曾論述過職業或行業勞動實踐中的性別藩籬，朱迪斯?M. 杰森（Judith M. Gerson）和凱西?佩斯（Kathy Peiss）使用了 “邊界”（boundary）這一概念。她們認為，性別的邊界一方面有劃分類別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會空間分配上的性別關系，它彰顯著一種微妙的彼此隔絕的關系，即 “誰應該被接納，誰應該被排除”。企業文化、夜間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帶有顯著的性別邊界感，對男性氣質的召喚往往使女性難以融入。多數女性在訪談時都會提到家人勸阻自己跑外賣，認為這份工作 “不好”“不體面”。這種不好并不是說收入不高。相較于工廠，跑外賣的收入其實更加可觀。“交通事故”“拋頭露面”“風吹日曬” 成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實際的勞動實踐中，女性走上街頭也的確會遇到性別審視的問題。

拉珍是一個藏族姑娘，來自四川康定。2021 年采訪她的時候，她二十歲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賣。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間往返工作，并在成都跑過半年外賣。

在成都的時候，有些老保安居然調戲我，客戶（都）從來沒有調戲過我。我就想，都這么大的人了，調戲我干嘛。但是你不能表現得特別脆弱，就是軟弱的那種，你越軟弱他越會調戲你。要表現得強硬一點，他看都不敢看你。…… 我也不敢罵他，我害怕被打，但是我態度就是那種很強硬的，給他一個眼神，讓他自己體會。

拉珍講自己和成都 “老保安” 斗智斗勇的故事，言語幽默，逗得調研小組的同學哈哈大笑。但是這背后她為此吃的苦頭以及產生的內心波瀾，可能只有她自己能夠深切體會。在外賣領域，“男性審視” 依舊非常明顯地存在著。這給初期加入外賣行列的女騎手帶來了嚴重的身體羞恥和情緒焦慮。對這些女性而言，克服性別藩籬和基于此而形成的羞恥感十分有挑戰性。在勞動的過程中，女騎手一方面要規劃自己并不熟悉的接送單路線，另一方面因無人指導而焦慮難耐，經常會覺得自己孤立無援。柳方是北京房山城關站點的一位女騎手，加入眾包騎手時的新手經歷讓她難以忘懷：

眾包需要搶單，不停地刷手機，老搶不到。一開始有新人獎勵。每天給 10 單，一單 5.2 元，每天 52 元。房租每天 50，吃飯好幾十。拿到手里 50 多，想哭。孩子不去學校，也還有消費。其他外賣員介紹我外掛神器，沒什么用。你會搶單心切，搶一個距離有五六公里的單，到了結果電瓶車沒電了，只能推著回來。

孫麗麗和柳方的入職經歷十分相似。作為女騎手，她們一開始很少參與街邊對話，也難以融入男性騎手社群，因此她們也無法參與男騎手們臨時發起的轉單、搶單活動。這對她們一開始的騎手成長之路產生了影響。街頭的男性騎手三五成群，時而開口說黃腔，柳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參與。由于脫離街頭社群，她們無法知道搶單的技巧，也無法得到騎手間轉單的庇護和照應。這在客觀上增加了她們跑外賣的難度。柳方跟我講述自己熟悉環境過程中的一些故事，十分有趣。下面是其中一例：

剛開始那鬧的笑話可多了。有一次我去永輝超市拿貨。不知道配送點在哪里。我從正門進去，沒找到，收銀員跟我說在另一邊。我走過去，還是沒找到。我又從正門進去，碰見保安，保安見我不知道，帶著我去了樓下倉庫，才知道取貨點在那里。從倉庫拿了東西出來，發現是從后門出來的。電動車還在正門。離著有兩公里，可遠了。不知道怎么辦。（笑）碰見一個同事，騎電動車把我給帶到正門。

也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也許是慢慢習慣了街頭人們并不怎么關注的眼光，孫麗麗和柳方在后面幾個月的跑單過程中變得大膽了起來。柳方開始嘗試在等單的時候跟男騎手主動搭話，問他們一些問題。一旦邁出第一步，打破尷尬，她開始發現身邊的男騎手其實 “比較好相處”。有的人聽說她是新手，會熱情地給她講一些搶單的技巧，告訴她如何根據遠近、樓層、餐品來挑選 “好單子”。柳方逐漸開始知道其中的竅門。有的騎手在她送餐著急的時候，還會主動幫她在送餐柜上找餐。幾個月后，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眾包外賣員混熟了，知道了騎手們相對固定的聚集地。在沒有單子的時候，她會主動跑去聚集點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們找她做采訪時，她甚至跑去了男騎手的宿舍，跟他們一起聊天、玩游戲。

與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幫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恥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剛開始跑外賣時那么唯唯諾諾，有時候甚至可以在街頭很大聲地與男騎手逗樂、開玩笑。當然，這樣有效的融入并不多，眾包的女性多被困于母職需求中，勞動時間相對靈活，難以像男性騎手那樣形成持久的街頭社群關系。

性別身份與騎手身份

具體到實際工作中，身兼家務勞動或者母職勞動的女性往往會面臨身份的沖突。平臺化的數字勞動規則如高效、快速、及時等不斷規訓著女性，鼓勵她們建立一種職業化的身份。這種規訓將女性以家庭為核心的性別身份轉變為以顧客需求為核心的服務者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女性需要隱藏既有的來自家庭領域的性別化身份，轉而變成一個追求效率、善于把控時間的騎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是：女性不得不由在家務勞動中 “主動安排事務” 的角色變為聽從平臺、站點、顧客的 “被安排” 角色。在諸多勞動實踐中，她們對這一轉變十分不適：

之前不會看導航。站長教了我好幾天，我還是不會，太難了。以前在家里也沒什么需要（看導航）。有一次找顧客的位置，不明白導航的意思，就在原地打轉，二十多分鐘才找到。這個事（跑外賣）不能慢慢干，要跑，使勁跑…… 一個高峰期下來，心臟怦怦跳，半條命快沒了。

在以往的性別規范，尤其是家務勞動和母職的情感勞動中，都需要女性作為一個 “穩定主體” 存在。妻子或者母親的角色被定義為 “勤勞”“溫柔”“兼顧”“善解人意” 等，這些 “品性” 圍繞著家庭生活展開，以長期性的陪伴為特點。但是在平臺勞動的環境中，女性 “穩定主體” 的性別身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流動性、即刻出發與使命必達的身份建構。換句話說，女性氣質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需要，女性反而需要用男性氣質來武裝自己，以此保證自己在外賣勞動中能夠存活。

最顯著的例子來自送單高峰期，即每日的午晚餐時段。在此期間，高強度的勞動需求使女騎手必須按照平臺統一化的、強勢的勞動標準來要求自己。在單量陡增時，騎手要承擔比平常時段多 3—5 倍的工作量；遇到極端天氣時，騎手需要超時待機來保證平臺運力在線，并不斷化解訂單積壓。對于女性騎手而言，體力和耐力都是巨大的挑戰。

有時女騎手會在深夜送餐，遇到荒涼偏僻的地方，很多女騎手回想起來會擔心當時自己的人身安全。曉萌是北京門頭溝一個專送騎手，每天在崗的時間是從早上 8 點到晚上 9 點。有一次臨近晚上 9 點，她剛要下線，來了一個單子，她只好去送。沒想到沿途需要穿過一片湖，道路兩旁有一排排的柳樹，卻不見一個人：

心里害怕，但也只能硬著頭皮走。誰讓我接了單。到了發現是一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地方，繞進一個大院子，往里又騎了兩分鐘，才發現有一處亮燈的。出來的時候才發現是一處墓地，嚇得我渾身冒冷汗。好容易走出來，看見前面有一個 “美團” 騎手，顧不了那么多，跟他打招呼。大哥挺好，帶著我一路走出去。現在想想還是害怕。

面對這些，女騎手展現出的是鮮明的勞動者身份，她們會強調 “別人能干自己也能干”“沒有什么辦法，派給你了就得干” 這樣的職業身份意識，而不會去刻意強調自己的性別。有時高強度的平臺工作使女騎手不得不打破傳統的性別規則，援引與男性氣質相符合的騎手身份來隨時準備應對挑戰，包括臨時的加派單、轉單、路線改變等。在送單的勞動過程中，大部分女騎手一頭扎進訂單中，在慌亂中努力求生。“騎手” 的勞動身份顯而易見地戰勝了 “女性” 的性別身份，流動的、去穩定性的、隨時準備戰斗的騎手身份取代了女性穩定的、陪伴的認知，這也成為女騎手身份轉換的矛盾點所在。

之所以說這是身份轉換的矛盾點，是因為這樣的性別展演一方面說明了女騎手在努力地為自身的平臺勞動爭取合法化身份；另一方面，在實際的勞動過程中，她們不得不應對不斷涌現的性別身份差異，不得不與自己的女性身份進行協商。①

吳超藝是一名 “餓了么” 的騎手，有一次，她去送一個生日蛋糕給顧客。當時天正下雨，除蛋糕外，她還有另外一個單子眼看就要超時。為了趕時間，她選擇了抄近道走小路，結果路面泥濘，她騎著電動車摔倒了，車輪陷在泥里，任憑她怎么使勁都推不出來。她滿身泥巴，手也摔破了，悲傷的情緒涌上來。

當時我就哭了，蛋糕摔在泥巴里。想著自己為什么要來干這個。從小我也沒吃過這個苦。一個女生，被路人看笑話，還要被顧客說。

身份的調試對女騎手來講是一個動態嘗試的過程，性別身份帶來的認知差異會在勞動過程中的關鍵節點，如著急、無助、不被理解時涌現。對此，她們應對的辦法是相互吐槽平臺的規則設定，或者回到家庭領域、爭取家人的支持。吳超藝后來與顧客達成和解，賠付了蛋糕錢，自己把帶泥的蛋糕帶回家，并早早結束了當日工作。因為丈夫也跑外賣，她打電話給丈夫抱怨糟糕的經歷，同時提前回到家準備晚飯。她認為，自己做騎手是為了補貼家用，但是如果做得不開心，就不如回家換換心情。在女騎手的外賣勞動中，勞動身份和性別身份并不是完全割裂的。面對勞動身份的挑戰，女騎手通常會利用家庭領域的性別身份來尋找慰藉和支撐。這一點在已婚女騎手身上的表現尤為明顯。

示弱勞動

在送單的過程中，女騎手慢慢習慣了在騎手身份和性別身份之間快速切換，以確保自我勞動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作為高強度、重體力的職業，外賣配送一直被認為是高度男性化的。雖然進入門檻低，但是它的職業特征決定了女性在該領域的留存十分困難。縱觀女騎手的勞動實踐，在逐步適應外賣勞動后，她們會有效地利用和 “盤活” 自己的既有資源，其中既包括傳統的女性性別氣質，如仔細、謹慎、耐心，同時也包括她們從家庭場域 “移植” 而來的交流技巧、社交技巧和親情支持。這些優勢有效地幫助女騎手在勞動條件艱苦的外賣行業留存下來，甚至有的還會因此 “翻盤”，將性別優勢轉換為勞動優勢，成為所在站點或者片區令人羨慕的送單能手。

女騎手跑外賣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體力。“干外賣是體力活，賺的是辛苦錢”，這是她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對于女騎手來講，這里的 “體力” 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單量大的時段需要持續高強度的體力支撐，二是在她們生理期出現不適的情況下請假困難。尤其是做專送，為了保證團隊績效，騎手通常很難請假。衛瑋是一名專送騎手，四十歲上下的她在 2019 年與丈夫離婚，從湖北只身一人來到北京打工。她長得略胖、白凈，笑起來有兩個酒窩。遇到生理期，衛瑋渾身難受，肚子也不舒服。她鼓起勇氣跟站長請假。站長雖然表示理解，但迫于團隊 “人效” 壓力，仍然沒有答應她，而是讓她跑完一天的最低績效 —— 十單之后再休息。“那能怎么辦，挨著跑唄，十單一上午能跑完。跑完了回家躺著。” 很多時候，一些女騎手難以承受這樣高強度的體力和長時間的勞作需求，不得不從專送轉為時間更加靈活的眾包。

另外一個問題是駕駛。駕駛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廣泛存在于社會建構的方方面面，外賣領域也不例外。同女司機的性別污名化一樣，女騎手經常會被貼上 “不擅騎車”“方向感差”“路癡” 這樣的標簽。這樣的刻板印象通常由女騎手和周邊男性共同建構。前面提到的老高和梁子是夫妻檔跑單，老高負責騎摩托車，梁子負責看導航。訪談時，兩口子對于女性 “沒有方向感” 的說法都表示認同。老高直言不諱地說，女騎手方向感不好；梁子也主動承認，自己在給老高指路時會出現方向錯誤。

梁子：女的么，都有一點路癡。他（指老高）是活地圖，我說一個大致位置，他就能找到。我呢，完全找不到。

老高：女同志沒有方向感，在自家周邊還丟呢，方向感很差。她（指梁子）的外賣群，經常有女同志丟餐了、找不到路。逗死了。

可以看到，女騎手對于自身 “強” 與 “弱”、“做女人” 與 “做騎手” 的矛盾性不僅僅來自勞動實踐，同時也來自周邊男性的言語和反饋。他們可能是自己的另一半、同事或者路人。走上街頭也就意味著女性身體和勞動的可見性不斷增加，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諸多意見、判斷、感知，這些難免會反過來加重女騎手跑外賣的矛盾心理。

洪大哥就是典型的一例。我對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話便是：“這工作不適合女娃。”2023 年 2 月的一個早晨，我在渭南街頭第一次碰到洪大哥。他皮膚黝黑，腫眼皮，笑嘻嘻。大約上午十點，他一手騎著電動車，一手提著一個早餐袋，慢悠悠地來到華潤萬家的樓下。他打開早餐袋，里面裝了兩個肉夾饃，表皮酥黃，熱氣騰騰，他邊啃肉夾饃邊喝百事可樂，跟我們聊天。發現我不停地向他提問，他就起了疑惑，問我是干嘛的。我表達了自己想跑外賣的想法，他一聽，連忙搖頭，表示不贊成。

女娃天生駕駛技術不行，馬路殺手嘛，都是專有稱號。而且也不安全。

他說，前幾天下雨，光他看見出車禍的女騎手就有兩個。他打量了我一下，繼續搖頭，連連說 “不行不行”，然后指著跟我一起做田野的男同學說：“你可以跑。你沒有問題。你是男娃，行。” 他咬了一口肉夾饃，繼續轉過臉來，對我說：

女娃，我給你指條路，去肯德基做前臺。跟顧客打交道，雨淋不著日頭曬不著，挺好的。我之前就在肯德基后廚，炸雞肉。那女娃雖說忙，但是不危險。…… 出去送餐，你就是自己一個人。什么都要（靠）自己。給客人送餐晚了，是你負責；出了事故，站長、組長不能第一時間趕到。但是在肯德基，值班經理、負責人都照（看）著你，不害怕的。女娃的話，最好不要干這個。

受到體力和駕駛的雙重 “標簽化”，很多女騎手在送單過程中會選擇遵從、援引傳統的性別規范來策略性地化解自身遇到的困難。例如，一些女騎手會在勞動過程中主動承認自己是一名體力弱、方向感差的女騎手，并樂意尋求男性騎手的幫助。這與馬丹所研究的女性卡車司機的策略不謀而合，即女性會靈活使用自身的 “性別工具箱”，“在不同的勞動情境下辨認出性別突出性之不同的程度與方向，以采取與該情境相對應的性別策略”。①這樣的傳統性別規范往往是女騎手 “翻盤” 的開始。

利用 “弱女子” 的身份，女騎手會積極調度自身主動性來尋求幫助。例如，有的餐品含有礦泉水、西瓜時，女騎手難以承擔其重量，會主動與顧客或者周邊熱心人士溝通，請求幫助；遇到路途較遠或者難以定位的情況，女騎手會求助身邊的其他騎手；甚至在送單超時引發顧客不滿時，女騎手會更加耐心地與顧客交流。部分顧客在看到來者是一名女騎手時，也會 “心生憐憫” 而化解不滿情緒。萊奧波爾迪娜?福圖納蒂（Leopoldina Fortunati）在談及女性的社會再生產勞動時也表示，溝通和交流雖然是家庭場域重要的 “非物質勞動”，但為社會生產提供了有力保障。②平臺資本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的依靠社會關系和熟人網絡所形成的供需關系鏈條，轉而關注服務的正規化和標準化差異，要求外賣騎手呈現情感勞動 “表演” 以建立與顧客的良好關系、突出消費者的 “至高無上”。①對此，相較于男騎手在情感勞動方面的無所適從，女騎手對于情感勞動的表現則更加得心應手、細致入微。

我在調研中發現，女騎手在 “示弱勞動” 中并沒有極力壓制自己的性別身份，而是有效地將性別身份與騎手身份進行對接和融合。通過繼承傳統父權制下的性別標簽，女騎手在平臺勞動中努力尋求自己的優勢。她們在這一過程中卷入了情緒、情感、身體表征等幫助與人進行交流、聯結的各種 “軟技能”。②下面是一些女騎手在訪談時給我傳授的跑單經驗：

和保安打交道，要嘴甜一些。不禮貌的話，保安有時候就不會給你指路，不告訴你這個小區有多大。

有些男的等餐著急了，跟餐廳干架。還是慢慢說比較好，人家也能理解你。

在平臺勞動情境下，精細化的數字管理落實到具體場景中時，具有很強的指令性和歸責性，留給外賣員 “自我發揮” 的空間較小。雖然女騎手的身體示弱、溝通、交流、耐心等是傳統性別分工下的刻板標簽，但是在平臺勞動中，這些標簽也可以成為 “弱者的武器”，即女性通過發揮自我主體認知和交流的能動性，有效利用這些性別化標簽來服務自己的勞動實踐，從而將自己的平臺勞動轉變為一種 “優勢勞動”。

下面是兩位女騎手講述自己在遭遇交通事故時，如何受到交警同志的 “特別照顧” 從而化險為夷：

出過小事。逆行取餐，餐廳在對面，必須逆行過去天橋。下雨天，我淋透了。我把他車刮了。我逆行。他讓我賠他一千塊。我說我沒錢。他說不行，不給就報警。交警來了。交警看我一個女的，渾身濕透了，頭發也濕了，就問他（小轎車司機）怎么回事。那人（小轎車司機）一直想跟我要錢，說是我的責任。交警背對著我，跟司機聊。然后背后給我打了個 OK 的手勢，暗示我沒事。他一個車，也不是什么好車，幾萬吧，跑 “滴滴” 的。

拐彎讓直行。我是直行，但我逆行，和一個 “滴滴” 網約車師傅撞一塊了。速度慢，沒事。我倆平責。交警可憐我，威脅 “滴滴” 師傅，讓他把駕駛證拿來，要不先給他扣六分，要不讓我們自己解決。后來網約車（司機）同意協商。交警走了。網約車（司機）先降到五百，再降到兩百，后來我一分錢沒給他。我說自己沒錢。他不信，打開我手機，看我入職才沒多少天，賬號才幾十塊錢。他也泄氣了。我說我也是從農村來的。裝可憐。后來就這么過去了。

可以看到，女騎手的 “示弱勞動” 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對傳統的父權制性別分工的順從與忍耐。在外賣產業里，“女性身份” 本身已經被概括為一個 “弱者的形象”，這使女性有意無意地受到了來自他者的苛責為難或者有意保護。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女性 “示弱勞動” 的圖譜復雜性，它并不是單一的強弱對抗，而是糅雜了弱者同情、男權主導等諸多因素，這樣的復雜性為女性創造了一定的優勢，使她們的 “翻盤” 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