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新潮：40年，中國文化遺產理念的進步

2025年9月22日下午，第十屆清華同衡學術周主題分論壇“世界遺產·四十載同行”隆重召開。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ICOMOS China）理事長宋新潮以《40年，中國文化遺產理念的進步》為題發表主旨報告，回顧了中國世界遺產保護事業40年發展歷程，分享了中國如何構建起兼具國際視野和中國特色的遺產保護理念的過程。

宋新潮

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理事長

1. 加入《世界遺產公約》，開啟文化遺產保護新篇章

20世紀中葉，因戰爭破壞與戰后大規模的城市化與現代化建設，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普遍受到威脅，隨著全球對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意識的提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旨在確保對人類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和自然瑰寶能夠得到有效保護，并完整地傳承給子孫后代。

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官員致函希望中國能夠加入《世界遺產公約》。1985年，侯仁之、鄭效燮、陽含熙、羅哲文等正式提交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的政協提案，同年，該項提案獲得全國人大批準，標志著中國正式成為這一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重要成員，也為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開辟了新的道路。

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后，中國迅速展開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工作。1987年，中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長城、北京故宮、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和泰山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國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中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

40年來，中國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領域不斷開拓前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2025年7月11日，在巴黎召開的教科文組織第47屆大會通過決議，將“西夏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數量達60項，其中文化遺產41項、自然遺產15項、混合遺產4項，位居世界第二。

教科文組織第47屆大會現場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分布圖

2. 國際交流與合作持續深化

（1）國家文物局主導的國際文物保護合作項目

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后，中國國家文物局積極組織了一系列國際培訓活動，如1993年與蓋蒂聯合舉辦石窟寺遺址管理云岡培訓班、1995年與教科文組織合作清西陵木結構培訓班。

此外，通過多項重要的國際合作，如陜西省與德國巴伐利亞、意大利修復中心的合作，以及教科文組織開展的唐大明宮含元殿保護、龍門石窟保護、新疆石窟保護等外援項目，將我國傳統與國際經驗相結合，促進文化遺產保護形成科學方法與科學程序。

石窟寺遺址管理云岡培訓班

（2）參與國際申遺相關的主題研究——絲綢之路主題研究

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中國積極支持并參與了5次大規模國際聯合考察。自2002年起，我國與中亞多個國家共同討論潛在遺址清單和申遺計劃，并對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進行策略研究。至2013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首例跨國聯合申遺項目，也是全球范圍內第一段列入遺產名錄的絲綢之路遺產。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

宋新潮理事長指出，通過“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世界對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知發生了轉變，即絲綢之路并非一條路，而是連接東方、西方以及中亞地區的網絡體系，由約54條道路構成，并分為主要與次要道路，體現了人類之間的文化的交互。

絲綢之路網絡體系

（3）參與國際有關遺產申報的主題研究——亞洲茶景觀主題研究

2016年，ICOMOS策劃開啟“全球茶文化景觀主題研究”項目，并將研究重點放大至亞洲地區，明確為“亞洲茶文化景觀主題研究”。由西班牙文化景觀遺產專家莫妮卡·盧恩戈牽頭，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七國共同參與本次主題研究。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深度參與了該研究報告的編寫工作。

《茶文化景觀研究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與《亞洲茶景觀主題研究》

2019年，為繼續推動“亞洲茶文化景觀主題研究”，在云南景邁山召開了“景邁茶文化景觀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為景邁山文化景觀申遺奠定了深厚基礎，也為“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找到實現的路徑。至2023年，中國“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全球首個“茶主題”世界文化遺產，填補了全球“三大非酒精飲品”（茶、咖啡、可可）中沒有茶類世界文化遺產的空白。

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

3. 國際保護遺產理念的持續中國化

20世紀上半葉，是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理念成型時期，也是這一體系進入中國的時期。1930年，民國政府頒布了《古物保存法》，其吸收了大量國際遺產保護理念，主動將國際通行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如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傅汝霖協助翻譯《各國古物保管法規匯編》。《世界遺產公約》誕生后，諸多國內學者都在國際文件、《世界遺產公約》及操作指南的影響下，致力于向國內傳播國際遺產保護理念，如建筑理論學家陳志華經過對《威尼斯憲章》系統深刻的認識，在清華開設“文物建筑保護理論課程”，并翻譯介紹有關國際文物保護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等重要文獻；建設部建筑科學研究院王瑞珠從建筑史的角度也介紹了歐洲文物建筑的保護歷程、理論發展和保護實踐。

由此可見，我國文物保護建立伊始，便具有國際理念與本土經驗相交融的特性，在宋新潮理事長看來，近代意義的文物保護理念，即我們始終走著一條國際理念與本土經驗融合之路。

《古物保護法》（左）與傅汝霖先生（右）

1993年2月，國家文物局召開文物建筑保護理論研討會，提出要加強文物建筑保護的科研和理論建設，應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古建保護維修理論體系，將文物建筑保護納入法治化軌道。在ICOMOS的指導下，中國與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研究制定了《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并于2000年首次發布。《準則》歸納了中國文物保護70余年的經驗，同時吸收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新理念，是我國第一個將國際理念“落地”的文件。

《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

隨著國際文物保護合作項目等實踐的開展，以及對遺產保護國際文件、概念的引入，中國不斷汲取國際經驗，并逐步探索且形成了符合自身國情的遺產保護理念和方法。

4. 文化遺產概念的實踐的范疇不斷擴展

中國遵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精神，對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遺產進行鑒定、保護、保存與展示，并積極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將眾多文化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與此同時，通過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深化認識，我國逐步拓展了文化遺產保護范疇。從單體、靜態的、具有突出歷史與藝術價值的古物、古建筑、古遺址等，到逐漸將“文化線路”“運河遺產”“歷史城鎮”等《世界遺產公約》及其操作指南中的新類型遺產作為申報世界遺產的重點。

在這一背景下，盡管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尚沒有寫入新遺產類型，但在實踐中，已經將上述新類型的遺產納入到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體系中，比如大運河、茶馬古道、哈尼梯田等，這一趨勢體現出了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不斷與時俱進的特征。

5. 遺產保護的管理制度不斷完善

2006年，文化部頒布《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標志著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從初步探索進入了法制化、規范化和精細化管理的新階段。辦法中吸收借鑒了《操作指南》中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要求和相關概念，尤其是明確提出了要編制專門的保護管理規劃。同時，《文物保護工程管理辦法》第八條專門闡述保護規劃編制、審批和執行要求，從法規層面規范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工作。《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參照《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的理念，把管理規劃作為保護工作的最重要環節，并貫穿保護管理工作始終。中國逐漸建立了“規劃先行”的科學管理模式。

2006年起，出臺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巡視管理辦法》《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數據總表、元數據表與監測指標》等監測規范。建立了分級負責、屬地為主的監測管理機制，以日常監測為核心基礎上，建立重大干預活動監測、反應性監測和定期報告等監測預警工作制度，極大程度的提高了文物保護的管理能力與水平。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預警平臺

報告最后，宋新潮理事長呼吁清華同衡等機構為行業繼續培養兼具國際視野、本土情懷和新技術應用能力的人才，鼓勵更多青年加入遺產保護行列，讓文化遺產在新時代煥發新活力，推動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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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排版｜王淑蕓

文內圖片｜由報告人提供

供稿｜清華同衡 文物保護與活化利用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