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婦孫瑞芹的心事

她想起自己早早嫁人，每天睜眼就是干活、做飯、帶孩子，像個陀螺轉個不停，大半輩子幾乎沒有什么真正屬于自己的時光，用她自己的話說，“一點兒選擇權都沒有。”

文丨新京報記者咸運禎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劉軍

?本文7506字閱讀10分鐘

67歲的農婦孫瑞芹忘不了在濟南“上臺”的那一刻。

去年八月，她從牟家院村前往濟南，參加一場慈善人物頒獎典禮。出發前，她特意修剪了頭發，換上自己最體面的一身衣服，一件粉色羊絨衫，一雙洗干凈的運動鞋。會場人很多，門口立著一面簽名墻。她拿起馬克筆，在墻上端端正正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輪到她上臺時，光束落下，屏幕上亮起兩行字：孫瑞芹，螢火蟲圖書館館長。臺下坐滿了人，她不敢細看，深吸了一口氣，用盡量清晰的普通話說：“我叫孫瑞芹，來自山東濰坊牟家院村，是個普通農民。”聲音落下，掌聲響了起來。

這是她漫長的人生中，未曾想象過的高光時刻。

在此之前，孫瑞芹從未離開過牟家院村。她的人生軌跡和許多同齡的農村女性相似，少年失學，早早嫁人。灶臺、農田、兒女，構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婚姻也沒有成為她的港灣，丈夫的拳頭時常落下。往后很多年，暴力成了她無法擺脫的噩夢。

回首一生，她總結，“苦多，委屈也多，該認的、不該認的，都認了。”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2021年。那一年，她63歲。在兒子的鼓勵下，她開始提筆寫字，記錄過去的日常點滴。這些文字被傳到網上，引發了陌生人的關注與共鳴。不久后，螢火蟲公益組織來到村里籌建圖書館，她成了最合適的館長人選。

那之后，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她發現自己笑得多了，快樂也多了。那些淤積在心底半生的苦楚，仿佛終于找到了出口，被一點點沖淡了。而這份新的事業，像在封閉已久的屋子里推開了一扇窗，新鮮的空氣涌進來。

透過窗，她開始自由呼吸。

每天開館前，孫瑞芹都會提前去螢火蟲圖書館整理圖書、打掃衛生。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攝

館長“奶奶”

在山東濰坊牟家院村里，“藏”著一間特別的圖書館。

30多平方米的屋子，飄著舊紙張特有的味道。這里只有幾個簡易的書架，九千多冊書籍沿著墻壁整齊摞放，形成一道書墻。門口那張褪色的木桌是孫瑞芹的工位，她每天在這里為孩子們辦理借閱。靠窗的淡藍色布沙發總是坐滿小讀者，是圖書館里最受歡迎的角落。

傍晚時分，圖書館迎來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刻。

放學的孩子們陸續到來，“奶奶，奶奶！”聲音先于人傳進屋內。孫瑞芹站在桌子前，等著那些小小的身影跑進來。簽到時，孩子們迫不及待分享學校里發生的趣事，誰得了老師表揚，誰和誰鬧了別扭。她耐心聽著，在借書本上認真登記，然后像分享秘密般輕聲問道：“新到了幾本《米小圈》，要不要看？”

孫瑞芹珍惜眼前這種生活。不用在地里、家里無休止地干活。家與圖書館之間的20米路程，像一條分隔兩個世界的隧道，一步步走過去，辛勞和瑣碎被暫時卸下，安然進入一個由書本構建的、輕盈的天地。

初見孫瑞芹，她與任何一位農村老人并無二致。黑紅的臉膛，半白的短發利落地垂在耳上。身上穿著一件印著大朵牡丹花的紅色襯衫，腳上的運動鞋還沾著泥土。單看外表，很難將她與滿屋的書卷氣聯系起來。

一開口，她的與眾不同很快就顯現出來。盡管歲月在她臉上刻下皺紋，勞作讓雙手布滿老繭，耳朵有些背了，腰背也不再挺拔。但她的吐字清晰有力，言語間依舊邏輯分明。提到“書本”，孫瑞芹會哈哈大笑，表現出興奮和向往。

孫瑞芹生于1958年。父親在縣造船廠做工，母親操持家務。三年困難時期，村里人靠樹皮、糠菜度日，她家卻還能吃上餅干點心，甚至去市里的濰坊照相館拍紀念照。在她的記憶里，童年生活安穩富足。

這種安穩，在她12歲那年戛然而止。

1970年前后，“大集體”的浪潮席卷村莊，家家戶戶都要靠掙工分換取口糧。恰在此時，家中弟妹接連出生，負擔驟然加重。父親常年在外，母親需照料幼兒，作為長女的孫瑞芹，課余時間，自然而然地接過了掙工分的重擔。

不久后，求學之路被迫中斷。在校時，孫瑞芹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但1974年初中畢業時，由于當時升學會對家庭成分進行考察，作為“上中農”子女的她，獲得推薦上高中的機會微乎其微。縱有萬般不甘，16歲的孫瑞芹還是告別了校園，成為生產隊里一名正式的勞動力。

離開學校后的幾年，孫瑞芹嘗到了生活的第一種苦。

農耕時，天還墨黑就得起身，揣上個涼窩頭就下地去了。她至今記得，秋收時節打碾，背上的草捆，壓得人直不起腰。“一路上不敢歇，草捆一放下，人就再沒力氣背起來了。”除了隊里派的農活，自家還分了一塊“茬子地”，也得擠著空種。

別人家男性多，兩三人合伙，很快就干完了。但孫瑞芹要獨自推著堆成小山的獨輪車，往最遠的地里送。車輪常陷進車轍，她使盡力氣也拽不動，只能站在原地等路過的鄉親搭把手。車轱轆出來了，道謝，繼續埋頭往前走。

霜降后，地里的活剛停，隊里的彈棉花坊就開工了。六男四女分作兩班，孫瑞芹被安排在棉花弓前絮棉。棉絮飛揚起來，很快沾滿頭發、衣服，連睫毛都掛了一層白霜。

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孫瑞芹清晰地感知到，童年那段快樂的讀書記憶正在不斷流失。

但內心深處，她對“上大學”始終抱有一些幻想。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村里，“那時我很想很想參加。”可家里缺少勞動力，她怕父母反對，終究沒敢開口。

她在回憶錄里這樣描述自己的不甘心，“后來，我也就死了那條心了。遺憾，覺著理想沒實現。”但筆鋒一轉，她又寫：“算了，只要肯努力，日子總會越來越好。”

孫瑞芹將自己的故事寫在掛歷背后。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攝

破碎的生活

孫瑞芹曾對幸福有著極其樸素的想象。在出嫁前，她和父母談心時說，自己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不愁吃喝，做點喜歡的事，有個知冷知暖的愛人。但那些與家庭相關的幸福感和天真的幻想，在婚后，很快消失了。

1980年冬天，孫瑞芹22歲，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當時家里人仔細打聽對方的情況，家里窮，有繼父，兄弟幾個人擠在不大的土坯房里。父親第一個搖頭反對，認為兩家條件相差太遠，不值得托付。

但孫瑞芹看上了他。初次見面，他站在她面前，個子不高，但眉清目秀，不像別的農村青年那樣咋咋呼呼，說話聲音也不高。他告訴孫瑞芹，自己上過初中，平時愛寫字，閑時會臨帖。帶著賞識和少女對愛情的懵懂，她不顧父母反對，嫁到了距離娘家6里地外的牟家院村。

婚后的日子比她預想得更艱難。成婚不久，公婆提出了分家，算盤一撥，他們只分到三間舊瓦房，一畝半薄田，還有四千元外債。當時，丈夫在水產廠做臨時工，收入微薄且不穩定，養家的重擔自然而然落在了孫瑞芹肩上。

但她還是全心全意維護著這個家庭。養雞養羊，種菜種棉，只要能換錢的活她都做。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村里興起大棚種植，她咬牙借債建起兩個蔬菜棚。四年里，每天在悶熱的棚里勞作12個小時。“男人能干的活，我都能干，沒用誰幫襯，也把家撐起來了。”

兩個兒子相繼出生后，窘迫更是無處不在。天不亮下地，趕在露水干前割麥，正午時分給棉花打杈，黃昏趕回家做飯，等孩子睡了，再急急忙忙把棉花裝上板車，摸黑拉到娘家，托弟弟第二天用拖拉機捎去棉花站。

孫瑞芹回憶，最窮的那幾年，缺衣少食。大兒子的棉襖好幾年沒做新的，棉襖小了，就從下邊接一塊布；第二年又小了，就再接一塊，“外面穿上衣服，誰也看不見。”

直到后來，為了改善生活，他們改種黃金梨。孫瑞芹跟著技術員學剪枝、施肥，精心伺候著近6畝梨園。梨樹第六年掛果時，市價從預期的八元跌到一元。看著滿園的梨，她沒灰心，“糧食還不到一元一斤呢。”靠著高產量，扣除化肥、農藥等成本，這批梨最終讓家里經濟稍得改善。

比貧窮更沉重的，是婚姻的殘酷。

在丈夫的觀念里，媳婦理應包攬家務、順從長輩。于是，新婚時的和睦很快被婆媳矛盾、柴米油鹽消磨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丈夫落下的拳頭。孫瑞芹記得，最嚴重的一次，因晚飯晚了一刻鐘，兩人發生爭執，丈夫抬起腳，狠狠踹在她腹部。她瞬間倒地，在劇痛中蜷縮成一團，許久無法動彈，最后自己掙扎著爬到床上，躺了三天才能下地。

暴力帶來的傷害，不僅留在了孫瑞芹身上，也刻進了兒子的童年。在小兒子牟昌非的童年里，家里的氣氛永遠劍拔弩張。“什么話，只要從我媽嘴里說出來，就是錯的。”他認為父親固守大男子主義，甚至有些愚孝。更深層的是，父母活在兩個無法調和的世界，父親向往閑散度日，母親則終日為生存掙扎。

走投無路的時候，孫瑞芹不止一次想過離家出走甚至一死了之。她曾買回一瓶農藥，被鄰居大姐及時發現并奪下。對方勸她為了孩子，湊合過。她想年幼的兩個兒子沒了親娘該怎么辦，“如果我真的死了，他會不會撫養孩子長大呢？”

她也想過離婚，很快又被現實扼殺。“這個年紀離了婚，我能去哪里？”孫瑞芹既怕壞了名聲影響孩子們的婚事，更覺得違背祖上“從無二婚”的規矩，很丟人。思前想后，她最終選擇了留下，認命。

但這根刺，在她心里扎了整整40年。

牟昌非察覺到，母親隨著年齡增長愈發沉默，總是陷在往事里。只要開口聊天，說的永遠是對命運的控訴：“我的命不好，糟心事一樁接一樁。”負面情緒說來就來，仿佛被永遠困在了過去的陰影里，循環往復，不得解脫。

圖書館內沒有書架，9000余本書籍靠墻疊放。墻上是孩子們的畫作。 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攝

最合適的人選

命運的轉折，始于小兒子的歸鄉。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牟昌非，在牟家院村的田間長大。21歲，他考入煙臺的大學，離開家鄉。

2010年，回鄉的念頭開始萌生。雖然父母從小鼓勵他們離開農村，但他認為，這是老一輩人對鄉村生活的無奈認命。反復思量后，牟昌非還是決定回到牟家院村。

回鄉后，牟昌非與父母朝夕相處的時間多了。看著父母終日為瑣事爭執，他想為母親找點事做，分散注意力。于是，他把女作家姜淑梅的《亂時候，窮時候》和余秀華的詩集帶到母親面前。這些來自同樣飽經滄桑的女性故事，孫瑞芹很快讀了進去。

“姜淑梅60多歲才開始學寫字，現在也能出書了。”兒子告訴她。

孫瑞芹激動地說：“那這樣的白話文，我也能寫！”

“那你就寫吧。”兒子順勢鼓勵道。

她從最簡單的借條、收據開始回憶，再寫到鄰里往來、日常瑣事，最后觸及記憶深處的童年。在她的筆下，“割麥子要趕在露水干前”“推獨輪車最怕遇上下雨天”。遇到不會寫的字，就用方言諧音或拼音代替。起初用筆記本，后來嫌紙太小，換行麻煩，索性攤開舊掛歷，在光潔的背面寫。

漸漸地，她發現那些困擾多年的往事，一旦化作文字，竟不再那么沉重了，“寫出來了，心里好像就放下了一點。”

寫下十幾萬字后，兒子將她的作品整理成《寫在掛歷紙背后的故事》，發布在網上，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起初孫瑞芹有些忐忑：“我怕被人笑話。”但很快也就釋然了。

寫作，意外地為她打開了一扇窗。

當時，兒子牟昌非正與濰坊螢火蟲公益助學發展中心的鄭鳳鳴籌備“螢火蟲圖書館”項目，希望為鄉村做些實實在在的事。他們要在村里尋找一位能長期管理的本地館長，考慮過好幾個候選人，但有的在城市務工，有的家中負擔過重，一直找不到合適人選，建圖書館的事也就被擱置了一年多。

直到有一天，鄭鳳鳴看到了牟昌非發在微信公眾號上的回憶錄，他立刻找到牟昌非商量，提議讓孫瑞芹做館長。在他看來，“沒有誰會比一個從閱讀中獲得巨大改變的人更適合做館長了。”

然而，對于一個整日在家操持家務的農婦而言，作出決定并不容易。

孫瑞芹接連問了鄭鳳鳴好幾個問題：“我字都認不全能行嗎？”“小孩要是不愛來看書怎么辦？”“圖書館交給我能放心嗎？”孫瑞芹顧慮重重，怕自己做不好。鄭鳳鳴向她解釋了公益圖書館的運作機制：圖書館會尋找50個固定月捐人，每月捐贈30元，一個月就有1500元作為運營費用，其中800元是館長的工資。

最終，孫瑞芹接下了這個差事。不只是為了工作，也是圓她未竟的心愿。

她說，十幾歲時，盡管農活繁重，她在學業上依然刻苦。她愛讀書，《海島女民兵》《大刀記》里的情節，至今還記得清楚。那時候，晚上干完活，她總要點燈寫作業、看書，母親催她睡覺，她也只當沒聽見，“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每天傍晚，圖書館開門后，孫瑞芹會仔細登記孩子們借閱的圖書。 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攝

“不再是勺子碰鍋沿”

每天傍晚五點半，孫瑞芹簡單扒拉口晚飯，便走向離家20米的螢火蟲圖書館。

這里有一張屬于她的書桌，上面放著筆記本和她正在閱讀的書。她的一部分個人回憶錄就是在這里完成的。不寫作時，她喜歡坐在這里讀書、曬太陽。“完全不一樣了。”她說，與從前整天圍著鍋臺轉，和丈夫“勺子碰鍋沿”的日子相比，是人生里程碑式的改變。

暑假最忙碌時，她做了一個令家人意外的決定。賣掉了家中養了多年的母羊，那只羊每天能產好幾斤奶，曾是家里重要的營養來源。丈夫勸她三思。她卻說：“人的精神食糧跟上了，身體自然就好了。”

孫瑞芹的生活重心徹底改變了。

擔任館長的第三個月，她開始嘗試給孩子們讀書、講故事。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記下來，等兒子回來請教。漸漸地，她還學會了整理圖書，用略帶稚拙的字跡在登記本上記下借閱信息，寫錯了就用橡皮擦掉仔細修改。“建圖書館，當館長，表面上是幫助孩子們。”她說，“實際上，也幫助了我自己。”

談起圖書館帶來的改變，孫瑞芹強調，最重要的就是“又有時間看書了”，還有“孩子們特別單純，跟他們在一起，覺得世界都變美好了”。看著孩子們在館里讀書寫作業，她常常想起自己的童年：“看見他們就高興，好像我也能像他們一樣，有朋友，還能認字讀書。”

在這種松弛的狀態里，她日復一日地堅持了下來。孫瑞芹與孩子們之間，也漸漸建立起一種質樸而溫暖的情感連接。

為了讓孩子們有個表達心情的地方，她和兒子特意在圖書館和自家外墻上留出空間，任由孩子們涂鴉、寫字、互相留言。有一次，一個孩子用彩筆寫下：“真開心，今天作業好少啊！”很快就有另一個孩子在下面回應：“這還算少？”看著這些稚氣未脫的對話，孫瑞芹常常被孩子們的純真感染。

孫瑞芹和兒子將自家外墻和圖書館外墻設計成涂鴉區，孩子們用丙烯畫筆自由涂鴉。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攝

而孫瑞芹的內心世界，也在圖書館的浸潤中舒展開來。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農村姑娘的愛情生活。在他們看來，也許沒有文化就等于沒有頭腦；沒有頭腦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實際也許和這種偏見恰恰相反。真的，由于他們知識不多，精神不會太分散，對于兩性之間的感情非常專注，所以這種感情實際上更豐富、更強烈。”

在圖書館值班的間隙，孫瑞芹讀完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她說自己記憶力不如從前，許多情節讀過就模糊了，但讀到這兒，賀秀蓮這個人物卻讓她深受觸動。她覺得生長在農村的女性，并不是沒有情感，沒有理想，只是在長年累月的勞作和貧窮中一點點消磨殆盡了。一旦丟失，很難找回。

在書中，秀蓮自幼失去母親，遇見孫少安后義無反顧地嫁給他，全心全意付出卻遭遇家暴，最終積勞成疾。孫瑞芹合上書，久久沉默。秀蓮的隱忍與付出，她太熟悉了。“如果沒有圖書館，我大概也會像她一樣認命地過完這一生。”

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

在她生活的山東農村，“女性要安分守家”的觀念根深蒂固。安于現狀既是大多數女性一輩子的信條，也是一種無形的束縛。她身邊的同齡女性，大多過著相似的生活，操持家務，照料家人，將自我深深埋藏。而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事業，成了她們心底秘而不宣的渴望。

執著于經營圖書館，還有一個深埋心底的原因，通過這份事業，她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嚴。

隨著圖書館漸漸受到關注，不少媒體前來采訪報道。去年，孫瑞芹受邀前往濟南參加頒獎典禮，獲得了五千元獎金。后來，她又隨兒子去了北京，參加一場藝術分享會，順便游覽了天安門和故宮。“就這兩件事，能讓我多活10年。”她難掩激動。

再回到村里，她察覺到一種微妙的變化。鄉親們看她的眼神不同了，說話的語氣也多了幾分敬重。“有面子的，說話好像也更有分量了。”她坦言，“大家開始覺得，因為我，我們家在村里的地位都不一樣了。”這種轉變，對一個在農村生活了大半輩子、幾乎從未被重視過的老人來說，非常意外。

究竟怎么才能獲得尊嚴？孫瑞芹自己也說不清楚。沒有明確的標準，身邊也沒有同齡人可以參照。在她看來，贏得尊重的方式其實很簡單，如果有能力做些事情，還能為他人做點事，你說的話自然就會有人愿意聽。“這證明你活得明白，有見識。”

更具體地體現在，為了確保孫瑞芹能準時去圖書館“上班”，家中延續近40年的分工悄然改變。兒子特意召開家庭會議，鄭重宣布：“以后娘的主要精力放在圖書館，爹多承擔家務，負責一日三餐。”起初丈夫有些不愿，但最終還是接受了這個安排。一家人甚至將晚飯時間提前了一小時，支持她的新工作。

除此之外，許多老人和年輕父母都對她的新事業流露出羨慕之情。每到放學后和周末，總有人主動把孩子送到圖書館來。他們常說，“讓孩子跟著孫奶奶，我們放心。”在這里，孩子們不僅有人照看，還能靜心讀書寫字。孫瑞芹覺得，來自周圍人的信任，比任何稱贊都更讓她感到自豪。

牟昌非能清晰地感覺到，母親的笑容變多了。他記得從前的母親神情木然，她常常獨自枯坐，想著想著又默默流淚。而現在，她會在家里輕輕哼歌，也比從前更愿意結交朋友。有一次，母親甚至主動提議：“可以多為孩子們組織些有意義的活動。”這個變化讓牟昌非既驚訝又欣慰。

在回憶錄里，孫瑞芹寫道：“自開館以來，除了周一休館，圖書館的大門一直敞開著。這里對孩子們來說，就是一個宇宙，塑造不同類型的人……而那些舊時代給我們帶來的傷害，就讓它過去吧。”

十月，新京報記者來到圖書館采訪。一同整理圖書時，發現桌上有一本被翻得起了毛邊的《秋園》。孫瑞芹介紹，這是她最近讀過的書，她最佩服作者楊本芬，年過八十才開始提筆寫作，把一個普通中國女性的一生娓娓道來，最終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那你現在最想做什么呢？”記者順勢問道。

孫瑞芹沉默片刻，“最盼著的，最想做的，還是昌非能早點兒結婚成家。”話音剛落，她自己先笑起來，帶著一點兒自省地說，“你看我，還是老觀念，說到底，還是沒有真正解放自己。”

她想起自己早早嫁人，每天睜眼就是干活、做飯、帶孩子，像個陀螺轉個不停，大半輩子幾乎沒有什么真正屬于自己的時光，用她自己的話說，“一點兒選擇權都沒有。”對于未來的生活，她并沒有太多奢望，只希望困了她大半生的東西，能一點點松開，“少一些束縛，多一些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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