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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們的SAP?
近期,SAP、OpenAI和微軟共同宣布了一項三方合作:OpenAI的大模型能力將首次通過SAP的Delos Cloud,以符合歐盟數據主權要求的方式,服務于德國的公共部門。
消息并未引起過多關注。這家來自德國的軟件公司,此前很少成為生成式AI世界中的主角。合作也并不涉及新的模型發布或突破性技術,僅是一場“部署路徑”的談判落地。但對公共部門而言,這場合作的意義不同于以往。
它讓OpenAI的能力,第一次可以在不違反歐盟隱私和數據出境法律的前提下,被正式引入到政府業務流程中。這不是一次“模型出口”,而是一次“制度層集成”——模型能力、監管政策與本地合規機制的三方接駁。
SAP不負責建模,也不是提供算力最多的那一方,卻承擔了最關鍵的角色:做政府可信任的中介。
如果說消費級AI的重點是“模型能做什么”,那么企業級、政務級AI的落點,是“誰負責,誰守門”。后者的落地,不僅取決于技術本身的性能,還要看它能否嵌入到一個復雜的本地合規系統中,成為制度的一部分。
AI如何在制度中生長、在信任中運行,是下一階段最核心的問題之一。SAP、OpenAI和微軟給出了一個新的結構提案。
也許,未來幾年,我們可能會看到“法國版”“沙特版”的OpenAI。它們的共同特征不僅僅是技術領先,還是合規、可控、可信。
德國正在率先做一次試驗。而SAP這家老牌軟件公司,在這一輪試驗中,扮演的是一個不太硅谷、但很關鍵的角色。
一場三方協作,卻各有邊界
這場“德國版OpenAI”計劃,看上去是三家公司——SAP、OpenAI與微軟——的合作。但他們分工明確,邊界清晰,各自的戰略訴求也并不相同。
這恰恰是它能落地的前提。
OpenAI:輸出模型,但不承擔主權責任
OpenAI提供的是其核心資產——大語言模型能力,包含ChatGPT系列。但它不直接對接終端客戶,也不接觸德國政府的數據。
在此次合作中,OpenAI提供API接口,能力由Delos Cloud調用。它是這套系統的“模型引擎”,但不負責合規、不處理數據、不參與部署。這對OpenAI來說,是拓展全球政企市場的一種“最小權限”策略——保留技術控制力,規避數據主權爭議。
Sam Altman在項目宣布時說:“德國是工程與技術先驅,已有數百萬用戶在使用ChatGPT。我們希望把AI的潛能擴展到公共服務領域。”
這是一種間接落地模型能力的路徑:技術供給者把合規和運營責任交由合作伙伴,自己只提供“能力層”。
微軟:作為“隱身的主權云提供商”
微軟在這場合作中提供的是Azure平臺技術。但德國政府與SAP的要求是:“數據必須完全本地化,運行在物理隔離的基礎設施上。”
SAP運營的Delos Cloud,基于Azure Stack,但在德國本地獨立建設,數據不與微軟全球網絡互通。微軟不擁有數據訪問權,也不參與日常運維。這是典型的“主權云”部署方式。
微軟CEO Satya Nadella表態:“我們將確保平臺在數據隱私、法規遵循與運營韌性方面達到最高標準。”他強調的是能力支持,不是控制權。
對微軟來說,這是一個可接受的角色——它更關注基礎設施層的全球滲透,而不是每一個客戶數據的擁有權。
SAP:承擔信任與落地的核心責任
SAP是這套結構的“中間層”,也是它能成立的關鍵。
SAP既是這場合作的“運營方”(Delos Cloud為其子公司),也是“集成方”(負責將OpenAI模型接入業務流程),更重要的是——它是“信任代理方”。
德國政府之所以接受這套結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SAP的身份:
·德國本土企業;
·服務公共部門超過二十年;
·理解政府流程、行業語言、合規細則;
·有運營本地數據中心的經驗和能力。
這使SAP成為一種新的角色——技術中介者×合規背書人×落地運營商。
它不建模,但決定模型如何被使用;不主導基礎設施,但負責系統集成與政府信任。它是這場協作的“制度橋梁”。
三方協作的真正意義:模型能力+主權技術+合規代理
這套架構不是一家公司的閉環產品,而是三家公司的制度拼圖。
它的組成要素是:
·一個全球領先的模型(OpenAI);
·一個本地合規的云底座(Azure in Germany);
·一個深耕政務與行業的運營商(SAP)。
任何一個角色缺位,這種組合都無法成立。
它也揭示了一個趨勢:未來的AI大模型要進入政企市場,靠一個廠商是不夠的。它需要“制度結構能力”——有人供能力,有人保合規,有人做背書。
為何德國選擇從公共部門開始?
這次合作中最特別的部分,是誰來用這個AI。
OpenAI并不是第一次向海外市場拓展,但這是它首次明確定位服務對象為“公共部門”,包括德國政府、行政機構和研究機構。
SAP×OpenAI×微軟為此做出大規模改造:物理隔離的數據中心、合規審計機制、本地法律框架適配。而選擇將這些資源優先用于公共系統,并不是偶然。
德國政府要推動AI,也必須維護主權
德國的數字化進程長期以來節奏緩慢,尤其在公共部門——政務流程、社會保障、醫保、交通、司法等領域,大量系統依然運行在上世紀的邏輯之中。
2023年,德國政府提出《數字戰略2030》和《高科技議程》,將AI寫入國家經濟增長目標:到2030年,AI驅動的價值創造要占GDP的10%。但真正的問題不是“有沒有AI”,而是能不能安全地使用AI。
歐洲市場對數據主權的敏感,遠高于其他地區:GDPR是全球最嚴的數據保護法;德國國內長期對“美式科技控制論”保持警惕;政府系統尤其強調“本地運行”“本地監管”“本地服務商”。
這意味著任何一個AI系統要想進入政府流程,必須先回答兩個問題:
1.數據會不會離開德國?
2.系統出了問題,誰負責?
如果不能給出明確答案,它就不會被采購,不管多智能。
公共部門是最難攻克、但也最具象征意義的領域
相比企業市場,公共系統的數據類型更加敏感:財政預算、居民醫保、勞工檔案、國有資產、能源調配。
這些系統更新極慢,但一旦更新,也會綁定數十年。德國政府正是想借此項目做一件事:證明生成式AI可以在監管要求最嚴苛的領域中,以合規形式運行。
如果這能成立,那么AI的制度可接受性就能被擴大,推動整個社會對其的采納。
這是一種策略性的“高門檻先落地”路徑:不是從最簡單的客服場景開始,而是從最難落地的主權場景入手。這也是SAP所擅長的路徑——政務、醫療、公共事務,它做了二十年。
對SAP來說,這不僅是一個項目,也是平臺重建的機會
SAP過去幾年在云轉型與AI能力建設上動作緩慢,曾一度被外界認為“掉隊”。
但它有一個別人難以復制的優勢:對歐洲政府系統流程的長期理解與粘性關系。這一次,它把這個“行業門檻”變成了“AI集成門檻”。
它不需要擁有最強的模型,只需要構建最可信的通路,把模型能力安全地“帶入體制”。
SAP在宣布該項目時承諾:未來十年將在德國和歐洲投資超200億歐元,用于AI數據中心、軟件系統與公共服務數字化。這是一種新基建,也是一次戰略級平臺再造。
公共系統的接受門檻,是AI模型的制度檢驗線
ChatGPT能寫文案,能寫代碼,但不能自動被允許介入預算審批系統。
這就是制度邊界與能力邊界的差異。
SAP×OpenAI在德國做出的架構,是對模型能力制度化的一種回應:它不僅強調模型能生成什么,更強調模型是否能在“政務制度”中安全存在、穩定運行、可追溯回溯、可以被問責。
德國政府選擇從這里切入,是因為它要的不僅僅是“好用”,還是“可用”。可用,首先必須是可信的。
德國的結構能被復制嗎?
SAP×OpenAI×微軟在德國完成的合作,被稱為“德國版OpenAI”。它提供了一種可信架構:生成式AI技術可以在一個擁有高監管、強數據主權意識的國家,以可接受的方式落地。這為許多希望部署AI的政府和高敏行業提供了參考。
但這套架構并不輕易可復制。
1. 三個角色缺一不可:模型公司、云基礎設施、本地整合者
這套結構成功的關鍵,是角色分離且邊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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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復制德國模式,必須在本地也具備這三種能力的組合體:技術能力+本地合規中介+政府信任關系。問題在于,并非每個國家都擁有“自己的SAP”。
2. 誰可能成為下一個復制點?
法國
特點是:法國政府長期推行“數碼主權”(Souveraineté Numérique)政策;擁有Atos、Orange、Thales等本地IT服務商;正在推動“法國云”計劃,要求政務系統上本地運營商控制的云;歐盟框架下與德國合規標準相近,有能力復制“SAP結構”。
但是,難點在于,法國本地服務商的產業能力仍低于SAP,在整合模型能力方面經驗有限。
沙特/阿聯酋
這些中東國家,政府意志強,資金充足,對AI表現出強烈戰略投資興趣;擁有主權基金、大型國有云計算平臺、強行政執行力;沙特近年與華為、谷歌、OpenAI、AWS都有深度合作嘗試;更可能采取“模型外采+本地部署+政府運營”的結構。
其優勢在于,決策鏈短,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快。但難點是缺乏長期的政企技術服務商生態,“制度代理人”角色不清晰,尚未建立開放式責任框架。
印度
印度市場的特點是:擁有大量本地云計算公司和外包開發能力;印度政府鼓勵本地模型訓練與政務數字化;具備將AI模型“服務化”接入政府平臺的技術人才與操作經驗;有可能構建印度本地的“主權大模型服務版本”。
問題在于本地云基礎設施與監管標準尚未形成統一框架,存在“多云碎片化”風險。
巴西/墨西哥/非洲部分國家
這些國家和地區,AI市場需求在增長,政府系統數字化起步;更有可能成為未來“開放式合規AI服務”的市場,而非制度定義者;若復制德國模式,通常會依賴外部云廠商與國際模型公司本地落地。
但是,他們的合規機制薄弱,本地技術服務商能力有限,無法承擔“信任代理”職責。
3. 主權AI服務結構的復制難點,不只是技術,還是制度接口
德國模式看起來是一個“產品結構”,實質上是一個“制度結構”。
復制它,不是找到三個技術服務商就能落地,而是必須滿足:
1.強數據主權意識與法律支持(如GDPR);
2.本地可信的技術集成商/運營方,能為模型接入承擔責任;
3.政府采購體系能接受“多方協作+權責分離”的運行結構;
4.外資模型公司愿意接受“去控制化”合作模式。
這意味著德國模式的復制門檻很高,不只是因為技術難,而是制度復雜。
盡管復制德國結構的前提苛刻,但它揭示了一個清晰趨勢:生成式AI在全球范圍的政府與企業級部署,不會是一種結構,而將是“主權變體”下的多版本共存體系。
我們可能會看到:“法國本地化大模型”運行在OVHcloud;“沙特主權模型”部署在阿美石油的數據中心;“印度模型市場”由多個中小公司提供API,通過政策引導構建沙箱;“拉美國家”使用微軟或AWS云,但設置本地數據緩存與訪問中轉層。
結構不同,但共同點是:數據留本地;服務商身份本地化;模型公司退居能力提供者;合規流程內建。
OpenAI在德國落地,靠結構妥協,因為SAP能幫它變成一個“合規系統的一部分”。
它教會市場一件事:在高敏行業與政府場景中,AI的“產品”落地的關鍵,是它能否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可治理、可問責、可持續運行。
這套邏輯,未來幾年將在不同國家、不同場景中被反復試錯、局部采納。
德國不是唯一答案,但是一個明確的方向。
誰是我們的SAP?
生成式AI的全球化,不只是技術出海,更是制度適配的能力出海。
不是“我們有大模型”,就可以在全球復制ChatGPT的成功。
如果要進入歐洲、進入中東、進入南亞……任何一個具有數據主權意識、監管約束復雜的地區,我們也需要找到自己的“ SAP”:能讀懂當地行業語言;能承接合規責任;能嵌入已有政企流程;能代表本地信任體系;能讓技術以“安全形態”被采納。
大模型公司需要的,不僅僅是代理商,而是像SAP這樣的結構性搭檔。
他們負責把模型轉化成制度允許的形態,把技術能力變成商業結構中可以被接受的一環,他們的價值在于“能否讓一個異地技術成為本地系統的一部分”。
那么,誰是我們的SAP?
誰能幫我們的模型,在他國的制度邊界內“合法存在”?
誰能替我們的技術,完成一場信任的中介與結構的整合?
中國AI如果要走出去,走向全球,這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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