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開始發聲：解讀“全球南方”的力量 | 社會科學報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不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推倒重來，也不是在現行國際體系之外的另起爐灶，而是增強現行國際體系和國際機制的執行力、有效性，以更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更好服務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也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聯合自強，就是在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基礎上尋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存，不斷縮小南北差距，推動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走上正軌。

原文 ：《“全球南方”推動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作者 |復旦大學教授 肖巍

圖片 |網絡

聯合國成立80年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然而，與“大變局”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相比，“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時至今日，聯合國宗旨和原則仍未能得到有效遵循，部分安理會決議不了了之，單邊制裁等違反國際法、破壞國際秩序的事件屢有發生；特別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展遲緩，以及南北差距、貿易紛爭、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數字鴻溝等全球治理問題有待解決，迫切要求更能反映“全球南方”利益與訴求的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作為近年頻繁出現的新概念，具有比“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更豐富的內涵，并日益成為國際秩序變革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全球南方”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

冷戰終結，全球化浪潮撲面而來，“全球南方”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是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競爭合作關系，以及要求全球治理體系進行改革的一個寫照。當前全球治理備受詬病的就是并沒有體現“全球性”，南方國家的代表性缺失，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仍然被忽視。2008年美國爆發并蔓延開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促使原來由七國集團（G7）倡議、部分南方國家參加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領導人峰會，這是“全球南方”話語權提升的重要事件，也為“全球南方”參與全球治理活動提供了重要平臺。此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繼推出增加發展中國家權重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措施。聯合國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就先后提出四個“發展十年”戰略，新世紀又提出了千年發展目標（MDGs，2000年）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2015年），全球治理的發展權重越來越突出。2009年金磚國家組織（BRIGS）應運而生，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開始扮演越來越積極的全球治理角色，“全球南方”也在更多場合取代了“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的稱呼，影響不斷擴大。

“全球南方”的崛起，需修正北方國家壟斷全球治理資源配置權和規則制定權的不合理現象。“全球南方”已不再是國際秩序的依附者、全球治理的被動接受者，已經表現出不容置疑地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意愿與實力；2023年“七十七國集團和中國”峰會通過《哈瓦那宣言》，呼吁國際社會為發展營造開放、公平、包容、非歧視的環境，以及全面改革國際金融結構，反對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單邊制裁。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2024年）終于就增設脆弱國家“損失與損害基金”達成協議，“全球南方”話語權的強化又進了一步。近年來除了聯合國大會，包括G20峰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各方也在熱議“全球南方”。2022年以來，印尼、印度、巴西和南非連續擔任G20輪值主席國，“全球南方”都是其峰會的主要議題。

全球南方國家擁有世界五分之四人口，在亞非拉都有相當體量的新興國家。目前南方國家的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PPP）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六成（1990年不到四成），出口貿易占全球份額四成以上，來自這些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OFDI）約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指數看，南方或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的0.513（1990年）上升到0.69（2022年），年均增速（0.95%）也明顯快于發達國家（0.41%）。按世界銀行2022年全球購買力平價GDP排序，中國、印度分別位列第一與第三，印尼、巴西也進入了前十。這是“全球南方”崛起的經濟基礎，并日益超越經濟屬性，形成更有分量的國際政治權力。

除了廣受關注的金磚機制，“全球南方”還有不少區域一體化及跨區域組織體系。中國通過中非合作論壇和非洲聯盟、中國-拉共體論壇、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推動和深化與南方國家的合作聯系，為“全球南方”爭取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

“全球南方”面臨“大變局”的復雜態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新興經濟體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2023年，非盟（前身是非洲統一組織即“非統”）被吸收為G20正式成員，成為該集團繼歐盟之后第二個區域國際組織成員。相對而言，北方國家或發達經濟體的世界經濟權重不斷下降，其越來越疲于承擔國際責任，也無力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反而出現了愈演愈烈的保護主義、孤立主義跡象。

2023年，金磚國家約翰內斯堡峰會通過“擴容”方案。“大金磚”人口占世界45%，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金磚“擴容”為有關國家提供了更多市場和投資機會，提高了貨物貿易份額，擴大了能源和礦產資源、農業和糧食生產等方面的稟賦優勢，為促進世界可持續發展發出更強的金磚聲音。不斷改進的“大金磚”合作分層機制，也意味著“全球南方”從松散的國際力量正朝著兼顧效率和差異的制度化方向邁進，并成為全球治理變革中最堅決的力量。

然而，“全球南方”既包括金磚國家，又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南方國家在規模體量、資源條件、歷史文化和發展水平等方面大相徑庭，不少國家處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低端，彼此間還存在競爭關系。這些結構性問題也使得“全球南方”至少目前還不可能成為具有足夠凝聚力的行為體。許多南方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不足、貧困人口眾多、基礎設施薄弱、科技教育水平落后，仍然受到社會不平等、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嚴重困擾。也正因為如此，它們更加關注減貧、糧食和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也更愿意以地區和次地區、跨地區、“地區+”和“三方合作”（即在南南雙方基礎上加北方伙伴的發展合作新模式）等多領域、多層次、多樣化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方式實現聯合自強。

中國支持“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展現集體力量，充分發揮多樣化的多邊合作機制，推進全球治理真正的多邊主義實踐，而不是畫地為牢、選擇性排他的多邊主義，構建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全球南方”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作貢獻

“全球南方”最關注的是發展問題，主要是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全球資源、權力與機會的不平等問題。“全球南方”敘事就要不斷強化發展主導性，不斷消除發展赤字，這是改善全球治理的頭等大事。

增持發展資源。發展資源匱乏乃是許多全球性問題產生的最基本原因。2022年人類發展指數出現了199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近年聯合國系統的發展援助資金大多流向地區沖突和人道主義災難、防疫抗災，而作為長期目標的發展議程卻被擱置了。南方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年度投資缺口高達4萬億美元，延宕了關鍵領域的進展。由于償債成本嚴重擠占發展資源，國際金融機構的債務減免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使得33億人還生活在償債開支超過健康或教育開支的國家。南方國家在全球供應鏈、價值鏈中大多處于中低端，它們的產業升級和發展轉型仍然缺乏足夠資源支持。

緩解氣候壓力。由于氣候變化帶來的自然災害在過去50年增加了5倍，南方國家更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的影響。南方國家限于發展能力使得投入的氣候資金有限，缺乏長期性、系統性的應對規劃和戰略，政策制定和執行也比較滯后，北方國家承諾的氣候資金又遲遲不到位。北方國家不僅未能較好兌現在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承諾，還對南方國家實施碳關稅等單邊制裁措施，更加重了后者的減排負擔，限制了它們的發展空間。全球氣候談判態勢復雜，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欠發達國家尤其是小島國訴求差異大，打破“全球南方”的氣候困境還有不短的路要走。

跨越數字鴻溝。國際電信聯盟（ITU）發布的《2024年事實與數據》報告顯示，高收入國家有93%的人口使用互聯網，而這一比例在低收入國家僅為27%。大多數南方國家只能靠進口跨入數字門檻，這就可能產生技術主權和數據安全風險問題。數字鴻溝還表現在南方國家被迫產生的嚴重對外依賴上，它們在數據主權、技術標準上基本沒有什么話語權，在技術迭代方面很容易被邊緣化，即使有了網絡覆蓋，也還會面臨數字技能的“使用鴻溝”。北方國家和跨國企業在數字資源創造和處理方面的壟斷優勢迫使南方長期受困于數字附加值的較底層。

提高治理效能。“全球南方”內部利益分散，合作協同難度大，且受到來自外部的分化和干擾，由北方國家主導的規則制定、議程設置、項目實施與輿論傳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南方國家參與治理的行動能力。南南合作總體上增強了議價能力，但在許多具體議題上仍有不小分歧，這就為“攪局者”提供了挑撥的空間。由于“全球南方”協調方面的脆弱性，共同訴求難以轉化為共同行動，平衡多方利益、形成統一立場和行動，不僅需要擁有科學的原則、戰略和理論，更要注重建章立制的話語權，真正成為重塑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建設性力量。

當代中國與“全球南方”共同致力于推動發展問題重回國際議程中心位置，依托聯合國、有關國際組織及區域次區域多邊機制，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采取積極行動，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未來契約》，克服分歧，凝聚共識，團結合作，消除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斷強化合作機制，創新合作模式，拓寬合作范圍，豐富合作形式，從南方國家實際利益和發展需要出發，積極提供發展資源、分享發展經驗。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正逢其時，堅持主權平等，各國都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在全球治理進程中平等參與、平等決策、平等受益；堅持國際法治，確保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平等統一適用，不搞雙重標準，不強加于人，尤其是大國要帶頭維護國際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堅持多邊主義，全球事務大家一起商量，治理體系大家一起建設，治理成果大家一起分享，不能搞單邊主義；堅持以人為本，只有以人民的獲得為目標，不斷為民眾提供信心和穩定預期，全球治理體系才能得到廣泛支持并有效運作；堅持力求實效，發達國家要切實履行責任，提供更多資源和公共產品，發展中國家也要聯合自強，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不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推倒重來，也不是在現行國際體系之外的另起爐灶，而是增強現行國際體系和國際機制的執行力、有效性，以更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更好服務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也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聯合自強，就是在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基礎上尋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存，不斷縮小南北差距，推動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走上正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4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社會科學報》2025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