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軍中將赴臺不久被捕，被蔣介石下令處決，85年被國家追認烈士

1950年7月，一國民黨軍中將徐會之啟程赴臺灣，不料在到臺灣后不久，即被國民黨當局控制。并在隨后被投入到監獄中

當時，國民黨當局剛敗退臺灣沒有多久，為了便于統治，在臺灣省全境實施長期戒嚴。

應該說徐會之將軍來的很不湊巧，因為當時國民黨保密局剛剛破獲了“中共臺工委”，其中還涉及到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等國民黨軍高級將領。

有關徐會之被捕的情形，原國民黨總政治部二廳三科少將科長皮天澤有過詳細回憶：

徐會之到臺灣后不久，就因涉嫌“匪黨”被高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逮捕。徐會之即求見警備司令彭孟輯，將帶來的《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建議書》親呈給總裁。 不料彭司令將徐帶來的建議案面呈蔣總裁時，蔣則大聲怒吼：“可恥的叛徒，罪該萬死！彭孟輯馬上飛回高雄，將（叛匪）徐會之就地槍決！”

一直到許多年以后，徐會之是中共黨員的消息才被紕漏，人們才驚奇的發現，這位幾十年前在臺島遇害的國民黨軍將領，當年是受黨組織委派去臺灣的。

1985年，徐會之將軍被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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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會之將軍是黃埔一期的，可能大多數人都想象不到。

1901年，徐會之出生于湖北省團風縣總路咀鎮宋坳村，父親徐映奎早年曾參加同盟會，在徐會之三歲時犧牲，不得已之下，徐會之隨母親寄居在外婆家，并進入黃州高小、中學堂學習

1919年，徐會之考入湖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不久后又改入湖北中法高等學校學習。

“五四運動”期間，徐會之在武漢參加了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和林育南領導的武漢學生聯合會和湖北教育研史會。因受到影響，后來惲代英、林育南在武漢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徐會之那時雖然還不是黨員，卻積極參加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1923年時還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京漢鐵路大罷工。

那時，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徐會之后來加入了國民黨。

1924年3月，徐會之在中共武漢地區負責人包惠僧、馬念一推薦下到廣州報考黃埔軍校，因為本身就有文化基礎，徐會之順利考入黃埔一期，并被編入第一隊。

在黃埔軍校期間，徐會之參加了由中共以及國民黨左派組織建立的“青年軍人聯合會”，1924年下半年，徐會之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時國共有約定，不公開發展黨員）。

由此可見，徐會之的革命資歷那是相當老的。

盡管當時徐會之也面臨很多選擇，但無論處境如何艱難，他都堅持跟隨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徐會之還被被組織上派往北平、天津從事地下工作。

北伐戰爭期間，徐會之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中共黨務科長、后任該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

不過很遺憾的是，隨著后來大革命失敗，徐會之因中共黨員的身份被迫離開部隊，并失去了與黨組織聯系，他逃到天津以后，出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務大隊大隊長。

值得一提的是，徐會之那時雖然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但仍然堅持革命工作，為此他還花費數百銀元將黃岡農民運動領袖胡亮寅營救出獄。

1929年11月，以鄧演達為首的國民黨左派授意黃埔同學在上海成立了黃埔革命同學會。徐會之率先參加鄧演達領導的黃埔革命同學會（即中國民主農工黨前身）。

1930年5月，著名國民黨左派將領鄧演達回國后，組織第三黨反蔣，徐會之積極參與鄧演達組織的“黃埔革命同學會”，并任宣傳科長，還主持出版發行反蔣刊物《黃埔周刊》，署名撰文公開譴責蔣介石。

1930年冬，徐會之在天津成立了黃埔革命同學會華北分會，并親任會長。

圖|鄧演達

遺憾的是，由于叛徒出賣，鄧演達在1931年8月被捕，隨后被蔣介石下令殺害，徐會之當時是同鄧演達一同被捕。

出乎預料的是，當時蔣介石并沒有殺徐會之，而是將之從獄中放出，徐會之因而轉投國民黨陣營。

后來有人猜測，蔣介石之所以不殺徐會之，一方面是惜才，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拉攏其他反對自己黃埔畢業生為自己效力，故意把徐會之樹立一個典型。

為此蔣介石授意曾擴情在南京成立了一個自新同學招待所，公開宣布凡屬黃埔同學只要悔罪，既往不咎。

從此開始，徐會之隱藏身形，在國民黨軍之中逐漸展露頭角。至1936年西安事變時，徐會之已經出任了西安行營政訓處長。

1938年7月，武漢行營政訓處改為第五戰區政治部，徐任政治部少將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并參加武漢外圍會戰。年底，調任川鄂湘黔邊區綏靖公署政治部中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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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很多文章里面稱徐會之是一生奉獻隱蔽戰線的最高級別的潛伏人員，但是沒有任何公開的資料表明，他送出過什么樣的情報資料。

有文章稱，徐會之是1924年秘密入黨，借此來說明徐會之是我黨的潛伏人員，但實際上在大革命時期，國共雙方有規定，中共不能公開發展黨員，只能秘密發展，但這不代表徐會之就是中共地下黨員。

還有文章稱董必武曾評價徐會之是“中共諜王”，但這個說法我也沒有找到出處，而且有關“中共諜王”的說法很不一致，大概率上這是一個非官方的說法。

從現有資料表明，徐會之在大革命失敗以后，就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后來在三十年代重回國民黨軍陣營后，因為擅長做政治工作而備受重用，他與同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生的賀衷寒、曾擴情、袁守謙并稱為國民黨政工“四大干將”。

有意思的是，國民黨軍雖然派系眾多，但沒有任何資料表明，徐會之加入過哪個派系，而且根據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回憶稱，徐會之與國民黨當局中任何一個派系的人都相處很融洽，當時徐的好友劉牢一還戲稱徐為“武甘草”（對應還有文甘草）和麻將牌中的“聽用”，即政治上很圓滑的武將。

不過，徐會之一生都是在為革命工作，處事多以大局為重，在整個抗戰時期，徐會之為了“國共合作”，做了不少工作。

徐會之在抗戰全面爆發后，曾公開喊出值此危亡之際，應該遵循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的遺訓。按說這在當時是比較犯蔣介石忌諱的，可徐會之卻并未受到任何影響，反而被逐漸提拔。

也不難看出，當時蔣也不敢過多的拂逆民意。

1937年9月14日，中央視察團到石家莊視察，當時視察團成員都是由國共雙方高級將領（領導組成），其中就有周恩來、彭德懷。

那時徐會之在保定（時任保定行營政訓處處長），不僅親自打電話到石家莊，要求加強守備，還親自前往石家莊迎接。

盡管整個過程中，徐會之表現都很得體，但據當時人回憶，徐會之全程都對周恩來十分尊重，親自隨侍身邊，還執弟子之禮。

整個抗戰時期，徐會之都在不遺余力的為國共合作奔走，后來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大捷，徐會之第一時間組織在《中國軍人》月刊上刊載文章，祝賀八路軍所取得的光輝戰績，并號召華北地區所有的國民黨軍向八路軍學習。

不僅如此，徐會之在抗戰時期還多次保護過民主人士以及進步學生。

1938年春，徐會之主持第五戰區政治部工作，當時任政訓處第一科科長的劉牢一向他匯報，稱第三科上校科員詹云青言論有些偏激（即私下里有許多對國民黨不滿的言論），本來這在當時應該嚴肅處理，但徐會之卻悄悄替詹云青遮掩：

“讀書人嘛，看問題是和我們軍人有所不同，只要他的言行不是背叛國家民族，是抗日救國的，我們都應該歡迎，我們應該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人，改掉過去老一套的關門做法。”

1939年，徐會之調任川鄂湘黔邊區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下轄第四大隊中女生隊長潘炎、分隊長趙亞夫，隊員張全心、陳國均、王云、龔承平被人指控是“激進分子”。并且有被害的風險、

徐會之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去將他們全部調離，并暗中保護起來，事后才知道，這些被保護起來的人都是當時中共外圍組織成員。

應該指出的是，在抗戰勝利后，徐會之曾為和平不遺余力的奔走，但在后來意識到和平無望后，便毅然決然投奔光明。

1945年9月12日，抗戰勝利后，徐會之出任了武漢市市長，在此期間，徐會之曾掩護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中共武漢黨組織的地下負責人程維黃同志長期住在他家，中共武漢城運工作部長曾惇同志也多次出入徐家。

程維黃后來受華中局指示入川，在重慶地下黨的配合下策動國民黨軍三個軍近八萬人起義，有力的促成了重慶乃至四川的解放，據說這其中也有徐會之將軍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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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徐會之是如何赴臺從事地下工作的，沒有任何公開的資料說明。

其實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我黨的地下工作，根據分工的不同，則有情報、統戰、學運、兵運，比如情報就是打入敵人內部直接獲取情報；統戰就是針對敵人內部統治高層做工作；學運就是學生運動；兵運就是策動敵人的武裝力量起義等。

從徐會之的工作性質不難看出，他是屬于統戰這條戰線的。

圖|徐會之故居

1950年7月，徐會之赴臺是專門從事統戰工作的，這一點是不同于吳石的（吳石將軍很明顯是我黨情報戰線的）。

時至今日，也無法從查到的資料中發現，徐會之將軍是受誰的委派去臺灣的。

根據多方面資料顯示，當時去臺灣從事統戰工作的并不在少數，其中有段徽楷、謝小球、徐繼武、陸建芳等人，只是很不幸的是，他們后來多數因為暴露被捕，并犧牲。

段徽楷等四人是在2000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徐會之赴臺玩是孤身一人，后來他的夫人劉先知多年后回憶起當時情形，仍不免落淚：

“徐會之告訴我，他要去執行一項特殊任務。在未去臺之前有人勸他不要去，他卻認為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沒有選擇的余地，即使是獻身也是值得的。”

徐會之將軍離開家里是，只給家里留了100塊錢，因為他自己也是身無長物，他的夫人劉先知問他什么時候回來，將軍也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

“勝利的那一天， 就是我們見面的那一天。也許勝利的那一天是你為我，帶著家鄉的黃土、帶著祖國的鮮花，放在我的墓前，那就是我為祖國捐軀的那一天。”

也就是說，徐會之將軍在赴臺之前，就已經意識到自己可能兇多吉少，但他依然義無反顧的動身出發。

徐會之將軍赴臺后不久即被國民黨當局秘密殺害，因為遠隔海峽，有關消息并不為人所熟知，一直到許多年以后，徐原來的老部下、原國民黨總政治部二廳三科少將科長皮天澤訪問大陸，才揭開了徐將軍犧牲的過程。

原來徐會之到到臺灣后不久，就以涉嫌“匪諜”被高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逮捕，當時徐拿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建議書》要警備司令彭孟輯給蔣介石，結果蔣介石看后大怒：

“可恥的叛徒，罪該萬死！彭孟輯馬上飛回高雄，將（叛匪）徐會之就地槍決！”

要知道徐會之并不是一般人，盡管他不屬于國民黨當局任何派系，但同任何派系均有不錯的交情，在其被捕以后，包括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陳誠、國民黨元老、蔣介石同學張群等紛紛出面說情搭救。

根據臺灣解密的檔案顯示，徐會之被捕以后，昔日的同僚出面轉圜，并在之后審判中，以“自首”為由，擬判處徐會之有期徒刑五年，可蔣介石并不批準，還親自批示“不是自首”，后來有關方面擬加重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結果仍被蔣駁回并批示：

“應即判處槍決。”

1951年11月18日，徐會之將軍被押赴刑場，在臨刑之前，將軍被灌下大量的燒酒，在行刑完畢后，有關記者上前拍照，并將照片呈遞蔣介石。

徐會之將軍犧牲時年50歲。

事實上，時至今日，我們也不知道徐會之將軍到底為我黨地下工作做了些什么工作，大部分的資料中要么是沒有提及，要么就是語焉不詳。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徐會之將軍在解放戰爭時期，確實參與我黨地下工作，而他赴臺，也是受黨組織委派去的，從事的是統戰方面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在1985年，徐會之將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這無疑是公開肯定徐會之將軍的貢獻。

2013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建設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廣場內刻著846名烈士的名字，其中就有徐會之將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