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推薦｜一代國學大師熊十力的學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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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薦：

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獨創精神、不喜好依傍門戶的哲學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專門家或某一學派的“經師”，更不是那種只會咬文嚼字的所謂“學究”。他很有抱負，很有氣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說的“驕傲”，他做學問的態度非常嚴肅認真。——中國哲學史專家、教育家 石峻

《新唯識論》是當代中國哲學界以縱貫旁通、辨析入微的系統結構來闡明推擴體驗身心之學的奇書。——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著名學者 杜維明

熊氏的哲學，博大宏深，自成體系。他的哲學是深造于大乘佛教及易經哲學的結晶。他解悟佛學大乘之弊，乃反歸于易道之生生思想。這有賴于宋明理學之承受佛道影響而歸本于儒家易學。但他較諸宋明諸家更能正用佛釋，吸收其精華，但在根源上卻認同儒家，積極地開創了一個以儒家思想為宗的哲學網絡。——世界著名哲學家、美籍華人學者 成中英

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熊十力（1885-1968）堪稱一位獨特而耀眼的人物。他是中國著名哲學家，也是新儒家代表性學者，更是一位富有宏大氣魄和創新精神的狂儒式學者。今天，讓我們跟隨《熊十力傳》一起走進這位哲學大師的精神世界。

《熊十力傳》是全面展現熊十力先生人生道路、思想與學術體系的大家傳記作品。從放牛娃到自學成才的著名哲學家，熊先生曲折的成長道路、為學的堅韌不拔，以及他宏大的學術氣魄和強大的理論創新能力都給后輩學人以激勵和啟示。本書也是大眾了解新儒家、了解當代哲學發展狀況和脈絡的極佳參考書。

作者宋志明，哲學博士，中國哲學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2004—2018）、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情報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理事長等。宋志明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史研究工作，對熊十力先生的精神風貌及其獨創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有精深研究，他的寫作資料充實，持論公允，嚴謹的行文中透出傳主之神采，他的作品堪為大家傳記類佳作。

精彩搶先讀：

《熊十力傳》序言

熊十力先生，湖北黃岡人，早年投筆從戎，1911年參加武昌起義，以后脫離政界，受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執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專心培育人才，研究理論學術。他刻苦自勵，著作等身，是名揚海內外的哲人。

他早年曾經跟歐陽竟無大師在南京支那內學院研究過佛學，而且深有體會。但他并不一貫地相信佛教。用他自己的話說，只不過是作為“參考”而已。后來他對佛學，特別是大乘有宗法相唯識一派做了系統的批判。自然，他所批判的是否完全符合原意，那是可以商量的。過去也有人說熊先生是正統儒家。細想起來，這話似乎也不全對，因為他不是在一切理論問題上都遵奉過去儒家的學說。總之，他無論是對于佛家還是對于儒家，都可說是既有繼承，又有批判；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

如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具有重大意義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是推翻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政體，從而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失敗的方面則是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人民大眾依然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此中更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并加以認真研究，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不少原來的革命黨人熱衷于爭權奪利，生活也轉而腐化墮落了，道德敗壞得簡直不成樣子。

這個歷史教訓，對一向富有正義感和進取心的熊先生產生了極大的刺激。他慨然脫離政界，想專門從研究學術思想入手來解決這個問題，力圖改變當時那種世風日下的社會狀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他之所以要研究佛學，雖然有偶然的人事原因，但主要的動機是想通過改造人心來達到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的目的。這本是過去戊戌變法時期激進派思想家譚嗣同乃至后來資產階級革命派著名學者章太炎等人曾探索和走過的道路，熊先生也不自覺地跟著走下去，盡管他們對于某些問題的理解并不一致。熊十力后來研究佛學久了，認識不斷加深，終于感到此路不通。于是，他開始下定決心，要從佛學中走出來，在思想上醞釀著如何有所轉變的問題。后來便大膽地創立“新唯識論”學說。這就是他的思想體系形成的社會時代背景。

熊先生的學術思想道路，斷然與近現代的“中體西用說”“國粹論”與“全盤西化論”都不相同。我們真可以說他是“獨辟蹊徑”。他博采各家之長，重新全面地加以改造，構造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哲學思想體系。即使對于儒家正統思想，該否定的東西，他也主張必須加以否定，決不盲目地跟古人一個鼻孔出氣。所以，把熊先生簡單地稱為“醇儒”或所謂“儒家正宗”，看來也不妥當。

總之，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獨創精神、不喜好依傍門戶的哲學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專門家或某一學派的“經師”，更不是那種只會咬文嚼字的所謂“學究”。他很有抱負，很有氣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說的“驕傲”，他做學問的態度非常嚴肅認真。

熊先生學無常師，涉獵甚廣。他一貫認為，有關宇宙、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識，絕不是單靠書本就可以從字面上尋得的。所以，他特別注意區分語言文字上表面的了解和那種對思想精神實質的體會。照他看來，一部書是真是偽，是中國人寫的還是印度人寫的，都不能成為衡量是非與有無價值的標準。他曾一再講過，目前像某些外國學者，雖然懂得梵文、巴利文，但并不等于說他們真的懂得佛學。簡言之，字面上的了解，絕不等于哲理上的深通。他這種特別強調“得意”的讀書方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熊先生雖一向主張青年們要博覽群書，但他又再三強調精讀有恒，并且提倡用現代的、活的語言來講明中國古代的哲學。看來這也是上述指導思想的具體應用。

熊先生雖極力提倡做學問應當放眼世界，但特別注意著眼于古代中國哲學的獨到之處和優良傳統，始終不忘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他真不愧是一位愛國學者。

熊先生的學術思想同中國古代哲學有繼承關系，絕不是“從天而降”的。關于這方面的情況比較復雜，這里不能詳說。僅以宋明理學中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之爭而論，熊先生比較接近陸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思想，乃至王陽明以“良知為本體”并主張“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偉大哲學家王船山的道器論、體用論、動靜論等，對熊先生思想發展的影響更是十分明顯。至于熊先生借用《易經》（包括《易傳》）上一個“生”字來代替一個“滅”字，引證“生生之謂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類的入世思想來改造印度佛教宣揚的涅槃寂靜的出世思想，則應當看作他思想的核心。稱實而論，他的所謂本體論證明的目的在于提高道德修養境界。

最后，可以肯定地說，熊先生是一位不斷要求進步的愛國學者。當然，他的思想也有歷史局限，即注意改造主觀思想意識居多，而注意改造客觀世界偏少。他經常有“知我者希”之嘆，這大概就是他思想局限性的具體表現。對此，我們不能片面地苛求前人，而應當認真地總結近現代中國理論戰線上的思維教訓。

本書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宋志明同志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史教學與研究工作，著有博士論文《現代新儒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對于熊先生的學術思想，早有一系列專題論文發表。現在，他在總結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了本書，不僅資料充實，論點亦屬公允。其中有貢獻于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者，當無疑義。是為序。

石 峻

1993年元月于北京

編輯｜王蕾雅

復審｜李 鵬

終審｜張弋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