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 報道 | 東京國際電影節專訪導演張律：彷徨時一定不要丟掉原來的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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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律導演新作《春樹》入圍了第3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該片講述了一個女演員因忘記家鄉話而事業受挫，回到家鄉尋找新生活的故事。

張律這位游走于多個民族、國度之間并屢獲國際大獎的電影導演，近年的華語片作品《漫長的告別》《白塔之光》在中國取得很好的口碑，兩部電影都是在不同的地域空間下，表現人與人之間的復雜而生動的關系。

導演張律

此次前后腳拍攝的《春樹》和《羅目的黃昏》，則分別取景于四川的成都和羅目古鎮，又分別入圍今年東京和釜山兩大電影節競賽單元，后者已然拿下大獎，前者自然更是備受期待。

在位于東京銀座的酒店咖啡間，我們采訪了張律，在行人游客步履匆匆的東京，探究讓生活節奏慢下來的《春樹》，別具風味。這部呈現時代媒介變遷、人與地域情感歸屬的電影，從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廢墟里生長發芽，又在白百何、王傳君和劉丹的即興演繹中長成參天大樹。

《春樹》海報

一切始于空間：峨影廠和金棕櫚

張律的電影往往不來自故事，而總是始于一個空間。由于近幾年和峨眉電影制片廠合作，他在成都生活了兩年，老峨影廠建于1958年，正要被計劃重新改造。張律發現這里的廢舊空間實在難得，得趕緊在拆掉之前拍下來。這就成了新作《春樹》的創作起點。

"廠區里有很多東西還堆在那邊，時間感特別厚重。"張律描述著走進這個空間時的感受，"我本來就對那種'原來有人、后來沒用'的空間很感興趣。原來有人在這里熱火朝天地工作，現在安靜了——這些人的情感是真的不在了嗎？"

這種對空間與時間關系的敏銳感知，貫穿了張律的創作生涯。"那里堆積的是一些已經不能用的膠片，還有與膠片有關的電影器材。雖然我們在一個數碼的時代，但從膠片里走出來，你會思考：時代是要前進，但哪些東西我們要珍惜、繼承？在那個空間里，感情非常復雜。"

《春樹》劇照

張律也將這種復雜性看作人生的縮影："換句話說，如果你有一定的生活經歷，你會感慨：原來我們的前輩還在，現在不在了；我們突飛猛進地變化，連表達情感的器材也變了。這里都有恍惚，有感慨。"

他不否認這是對膠片時代的懷念，但并不悲觀。“我認為這是一個過渡期。觀影方式這一百多年來，現在的變化最大，大家可以用手機看、用投影看……這是一個彷徨的時期，和人一樣。彷徨的時期一定不要丟掉原來的好東西，而是要堅定地在新的形式下往前走。”

片中劉丹與白百何仿演了一段費穆電影《小城之春》的內容，背景是改造中的老棚和雜草叢生的廢墟，前景是兩個不同時代的演員進行與經典電影的對話，構圖猶如一個舞臺。這種新舊交織的空間特性，恰好呼應了角色之間復雜的情感關系。

《春樹》劇照

白百何飾演的春樹是一個落寞的37歲女演員，她曾經懷揣電影夢想，她的助理也把戛納影后掛在嘴邊，好不容易要和一位有望進軍戛納的導演合作，卻因身為成都人不會說成都話而失去了機會。

當她回到家鄉成都，發現了一座名為“金棕櫚”的小區，臺階上的紅毯甚至與登上戛納電影宮的紅毯鋪得一模一樣，于是她想要在這里拍照留念，甚至想要住在這里。當了解戛納的觀眾看到這個小區場景，都樂了起來。

張律笑言：“金棕櫚小區是真的，離我住的地方不遠。只不過紅毯是劇組放上去的。”片中頻頻提到戛納，也是因為這個小區名，“假設它是金熊小區，那可能我們提到的就是柏林電影節了。”

《春樹》海報

除了峨影廠和金棕櫚小區，張律的鏡頭也延展到了成都這座城市，它同樣成為了一個有生命的角色。攝影指導樸松日以細膩豐富的鏡頭語言，將成都的城市氛圍不帶刻意地描摹出來——有時喧鬧，有時寂靜，韻味悠長又不失地氣。

片中春樹與男友分手時，帶走了一起養的貓咪，這只貓也成了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樸松日為此嘗試了“貓咪鏡頭”，用手持的方式模擬出貓咪在家里跳上跳下的主觀視角，“當時我們說，鏡頭成功了就留下，不成功就換一種。”幸運的是，他們成功了。

原來貓也一直在觀察人類，幾次跳躍的視角變化，似乎是為了和主人的視線持平，這為影片增添了生動的氣息。

白百何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紅毯

即興美學：

好演員的價值體現，白百何完成突破

《春樹》的演員陣容呈現出奇妙的化學反應。尤其是女主角白百何，在這部電影中完成了一次令人驚喜的蛻變。談及選擇白百何的原因，張律坦誠地說："我原來不認識她，只看過她的《失戀33天》，記得她在電影里很‘活’，對她印象很好。準備《春樹》時，朋友給我列了這個年紀的女演員，而白百何當時正好有檔期，和她見面后我就覺得，她能完成這個任務，質感會很好。一兩天里我們就定下了合作。"

而春樹母親的選角過程就沒那么順利，適齡的成都籍女演員當時都在各地拍戲，張律就讓身為成都人但沒什么表演經驗的制片人彭錦出演此角。因而電影里，春樹有了一個樣子很年輕的媽媽，這也讓母女倆同框時的狀態，變得更有意思。

張律的即興創作是“真即興”，前一天晚上他寫好臺詞，第二天演員才會拿到，直接就開始拍攝。白百何雖然是第一次用即興方式拍電影，但展現出驚人的適應力。她生活化的演繹讓一切看起來非常輕松自然，幽默感也把握得很好。這個角色讓她找到了全新的表達載體。“聰明的人就是有這種爆發力，假如你的臺詞功力不行，肯定完蛋。好演員就是好演員，她只是之前沒有這種契機去做即興。”

《春樹》劇照

劉丹也是影片的一大亮點。她飾演的是春樹的表演老師張梅，已經患上阿爾茲海默癥，整日游蕩在峨影廠的廢墟中，念叨著《小城之春》的臺詞。

劉丹外表和語氣上的理性，讓她那種隨時在清醒與迷糊之間切換的狀態，顯得相當合理。這個角色不僅是個體命運的寫照，更是整個電影產業變遷的隱喻。當她游走在廢棄的辦公樓之間，仿佛穿梭于一個時代的廢墟，成為了膠片電影時代的活體紀念碑。

王傳君在片中飾演的電焊工冬冬，是張老師的兒子，小時候就見過春樹，這次春樹回來，他近乎順理成章地就愛上了她。王傳君依舊是那個萬金油，演這個“心思重”的好男人形象，也很有說服力。他在即興中的自由發揮，給張律留下深刻印象。

《春樹》劇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建筑師劉家琨的跨界出演，他也擔任了《春樹》的藝術總監。張律解釋說，建筑師和導演很像的地方在于，都要處理時間和空間的問題。

“他的事務所成了我們的器材存放地，他也常來片場，還把咖啡廳借給我們拍攝。”劉家琨在片中演一個書屋老板，但他提出，自己沒法像演員那樣說好臺詞。所以張律就將這個角色設定為一個只跟貓說話的人，“他的事務所里有好多貓，他真的每天跟貓說很多話。”就這樣，無意中的退卻，反而創造出了又一個有趣的角色。

時代觀察：大道理要容納小道理

在東京電影節《春樹》的映后見面會上，白百何談到春樹，依舊沉浸其中，“我從一開始讀完這個劇本，到我決定在一個電影里去演一個女演員，我就已經做好了準備去致敬我做女演員這個職業的決定。”

她說：“當我們有不理解、困惑，或者是一個職業的瓶頸期的時候，我也想回到我的家鄉，但是當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我也發現我好像有一段時間離它特別特別遠。我很開心春樹有這樣的選擇，我也很開心這個點讓我們兩個人產生共鳴，這說明從我們選擇做演員一開始，至少我，到現在20年，初心是沒有變的。”

《春樹》主創在東京國際電影節映后見面會

不同于上一部《白塔之光》，《春樹》由女主角的視角出發，在張律看來，女演員比男演員更難，“一個女演員受挫時的情感起伏，比男演員更令人心痛。”

與此同時，春樹與冬冬雖然職業天差地別（演員和電焊工），但相似的是，他們都是那些在大城市難以為繼又人到中年（過了35歲裁員年齡）的男男女女，只能找個借口來到一個生活節奏慢下來的地方，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

這個設定把主題擴散到了當代人普遍面臨的困境，也讓這部即興生發的電影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意義。

張律觀察到，這幾年，人們確實有35歲被裁或主動變道的情況。這個時代是在巨變。但他拒絕將這個問題簡單化，而是讓問題繼續走下去，看看人們會生長到何處。“一個人在挫折后，想變道或休息時，往往會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因為那里有安慰自己的東西。但是真的到了那兒，一樣沒有。”

導演張律

談到造成春樹失業的方言問題，張律尖銳地指出："語言也有權力關系。在中心大城市說北京話或上海話，和說方言的人，感受完全不同。語言和情感也非常有關系，你從小的語言就是你的情感的節奏，換了語言之后，那個東西就被打斷了。”

春樹少時跟張梅老師學習表演，當年電影一直推行普通話，張老師也要求春樹說好普通話，導致她逐漸忘記了家鄉方言。誰料時過境遷，需要她用方言演戲時，她卻說不出來了。她回鄉找到張老師，想要質問她，但失憶中的張老師依舊在重復著當年的教條。

張律形容片中的普通話就像一個“大道理”，而方言就像一個“小道理”。春樹的困境正是“大道理”不容納“小道理”的代價。“當一個‘大道理’在實行的時候，不能容納一些‘小道理’，那它是有問題的。”

這不僅是關于語言的思考，更是關于文化、關于時代、關于每一個具體的人在宏大敘事中的處境。當“大道理”能夠包容很多很多的“小道理”時，它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推動時代向前，而不至于讓任何人成為時代的代價。

《春樹》主創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紅毯合影

此次連續入圍釜山、東京兩大電影節，在張律看來，電影節就是鼓勵電影人的一個場域，每個電影節或是每屆電影節，都有自己的主題，沒入圍說明主題不符合這屆電影節的眼光，而入圍了，說明正好你的眼光與電影節一樣，能得獎當然好，不得獎也不代表影片就不好，“現在搞電影越來越孤獨了，所以要熱鬧一下，鼓勵一下。得獎的人可能再往前走點兒，沒得獎的人會更努力地走，多少有些安慰吧。”

“還是要堅持自己，其他都是身外的東西。”

采訪&撰文 秦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