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循證視角下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內涵與現實指向

“新質生產力”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戰略下提出的重要發展概念，正快速成為國家宏觀政策引導、社會輿論關注與學術研究探討的核心議題。基于政策文件、輿情文本和科技文獻等3類數據，運用LDA主題模型和代表詞共現分析方法，識別并比較三大話語體系中的主要主題與核心詞匯，構建“新質生產力”知識圖譜，揭示其認知共識的結構特征與形成機制。研究發現：3類話語體系在“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未來產業”等關鍵詞上達成語義共識，但在立場定位、功能訴求與演化進程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顯示，新質生產力在政策、輿情和研究維度上均呈現出從概念提出到理論建構、從頂層設計到地方實踐的系統演進趨勢。此外，通過對地方政策文本與實踐舉措的分析，提煉出我國不同地區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的多維路徑特征，其核心維度涵蓋組織機制、政策體系、區域策略與產業協同等方面。研究結論不僅有助于深化對新質生產力認知共識的理論闡釋與政策落地路徑的學理解析，更為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完善與實踐創新提供了知識支撐和決策參考。

在全球經濟格局與技術體系加速演變的背景下，生產力的形態特征和結構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變革。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新質生產力”概念；2024年1月，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又系統闡釋了其核心內涵，明確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這一新概念不僅回應了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綠色發展等新興領域的實踐需求，也折射出生產力內涵的拓展與演化——從傳統物質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向以知識、技術、數據和創新等復合要素為主導的新型發展模式轉型。

“新質生產力”引發廣泛關注，緣于其兼具戰略性、理論性與實踐性等多重價值。一方面，它體現了國家在頂層設計層面對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制度安排，強調創新驅動、技術賦能與產業升級的協同推進；另一方面，它引發了學界對生產力理論內涵的再思考，聚焦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制度結構等多維度，探索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邏輯和發展路徑。同時，社會大眾和產業界對“新質生產力”所蘊含的經濟機遇及可能引發的結構調整表現出強烈關注，推動該概念在政策話語、學術研究與公共傳播中形成多元協同的認知場域。

然而，當前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框架和內涵界定，相關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讀和概念闡釋，缺乏系統化的結構分析；其二，政策制定、輿論傳播與學術研究三大領域間的知識互動關系尚未得到系統梳理，難以全面揭示不同話語主體協同塑造概念發展邏輯的內在機制；其三，地方政府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實踐路徑、區域特色及政策協同機制仍缺乏系統性研究與比較分析。

基于此，本文整合政策文件、輿情文本和科技文獻等3類數據，借助LDA主題模型與代表詞共現分析方法，從話語體系識別、主題演化分析、地方政策實踐等3個層面展開研究。通過分析政策、輿論與學術三大話語體系中圍繞“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主題與知識結構，構建多源知識圖譜，揭示其認知共識的形成機制與多方協同的知識邏輯。基于歷史數據追蹤“新質生產力”相關主題的演變路徑，挖掘其內涵拓展與外延變化的動態規律。同時，結合地方政策文件和實踐舉措，探討不同地區因地制宜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實踐模式。研究旨在通過多維度分析，為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完善、政策落地及高質量發展提供系統性參考。

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包括：①“新質生產力”在政策、輿論和學術話語體系中的主題結構及核心共識是什么？②這些主題在不同時期是如何演化和擴展的？③地方政府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多維路徑與策略有哪些？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深入探討，以期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深化、理論建構及實踐推廣提供新的分析視角與實證依據。

1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1.1 文獻綜述

“新質生產力”概念自提出以來，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論構建與實踐探索兩個層面。在理論層面，學者們主要圍繞新質生產力的內涵詮釋、本質特征、提出邏輯、指標體系、發展動能及時空演進等方面展開討論。周文和許凌云提出，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通過顛覆性技術突破形成的先進生產力形式，是對傳統生產力的超越，其發展需要匹配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陳勁和葉偉巍從生產主體、生產資料、生產對象等3個維度，辨析了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之間的本質差異；高帆指出，中國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既是經濟發展取得顯著績效的實踐結果，也是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更是應對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主動選擇；王玨和王榮基從勞動者、勞動對象和生產資料三大維度出發，構建了新質生產力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薛美慧等系統闡述了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為抓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張媛媛等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與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內在關聯出發，探尋了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機理和發展態勢。

在實踐層面，研究聚焦于探索新質生產力與行業發展、產業升級、教育科技人才、成果轉化、人工智能等融合的實踐路徑，試圖將理論成果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實際動力。徐政等提出，新質生產力的實踐路徑包括逐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補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短板、培育“人才紅利”，以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胡洪彬強調，必須始終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提升資源整合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優化生產關系，堅持擴大開放與實現合作共贏；袁野等總結出以創新聯合體賦能新質生產力的多條實踐路徑，包括加快培育先導能力、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等；石長慧等提出構建全鏈條科技創新服務體系、完善“四鏈融合”生態系統、強化戰略科學家培養機制等實踐建議；朱為宏等指出，亟須健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全鏈條發展機制，營造“政產學研用”協同生態，形成新質生產力培育合力；何元浪和袁健紅發現，人工智能作為新型勞動工具的典型代表，主要通過增強創新能力、提升能源效率和提高數字化水平等3條渠道促進新質生產力提升；陳勁指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綜上所述，當前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研究正逐步從理論深化轉向實踐探索，體現出學界對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高度重視與多維思考。

1.2 理論探討

“新質生產力”作為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提出的戰略性發展概念，其內涵突破了傳統的技術進步或效率提升等單一維度，蘊含著對生產力構成要素、驅動機制及演進路徑的系統性革新。本文將“新質生產力”置于現代經濟學理論脈絡中進行系統定位，辨析其與相關概念和理論的異同。首先，傳統全要素生產率（TFP）主要衡量既定技術條件下，扣除要素投入貢獻后的“剩余”產出增長率，核心在于要素投入的配置效率；而新質生產力更強調生產力質的躍遷。其次，內生增長理論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以及技術進步的內生性對長期增長的驅動作用；而新質生產力更強調新要素的協同性、系統演化的復雜性、國家戰略的引領性。最后，演化經濟學認為，技術變遷受限于認知模式、制度結構和社會慣例的路徑依賴；而新質生產力的演化本質上是認知范式革新、制度結構適配與前沿技術突破三者深度耦合、協同演化的結果。

基于上述辨析，本文從演化、系統與能力等視角對“新質生產力”進行闡釋：從演化經濟學視角來看，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典型的路徑創造過程，其演化路徑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試錯性與非線性特征；從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視角來看，新質生產力的蓬勃發展高度依賴于國家或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整體效能；從國家能力理論視角來看，新質生產力的培育過程深刻體現了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戰略引領能力與制度供給效能。

2 研究設計

數據循證是一種以系統性數據挖掘與分析為基礎的研究范式，融合量化工具（如主題模型）與質性方法（如內容分析），從多源異構數據中提取可驗證的證據以支持科學決策。本文選取官方政策文件、政策輿情文本和科技文獻等3類數據，主要基于以下考慮：政策文件能夠體現政府的戰略意圖與制度設計，屬權威性證據；輿情文本能夠反映政策實施過程中的社會反饋，屬實踐反饋證據；科技文獻則承載了學術界的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成果，屬理論支撐證據。3類數據的整合提供了從政策制定、落地執行到學理建構的全景視角，通過交叉驗證形成多維證據鏈，為解釋“新質生產力”的內涵演進與實踐路徑提供系統性支撐。

2.1 多源數據的搜集與預處理

本文采集的數據包含3類文本：一是國家各級行政機構頒布的法律、規劃、法規等官方政策文件；二是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形成的報告、演講、訪談、評論、辯論和新聞等輿情文本；三是中國知網收錄的相關科技文獻。其中，政策文件和輿情文本來源于北大法寶法律法規庫（http：//www.pkulaw.cn/）和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檢索詞為“新質生產力”，檢索時間范圍為2023年9月—2025年6月，檢索時間為2025年7月7日。經初步搜集，共獲取政策文件6 556份（含中央級657份，地方5 899份），政策輿情文本141份，科技文獻19 584篇。

為確保政策文件的準確性與代表性，依據“強關聯性、有效性、權威性”等3項原則，對其進行篩選與清洗：僅保留標題出現“新質生產力”或正文中“新質生產力”出現頻次不少于3次的政策文本；限定為公開、現行有效的正式文件；僅納入省部級及以上部門頒布的政策文本，剔除批復、答復、函件等非正式文件，保留法律法規、規劃、綱要、辦法、意見、方案、通知、公告、指引、細則、條例等能夠體現政策意圖的正式文件。最終，共獲得有效的官方政策文件250份。具體如表1所示。

自2023年9月“新質生產力”概念提出以來，其發展經歷了“是什么”（2024年1月）、“釋放政策信號”（2024年3月）和“怎么干”（2024年6月）等3次深化。依據關鍵事件節點，本文將“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歷程劃分為3個階段：萌芽期（概念初現—討論漸起）、起步期（政策試探—討論升溫）和發展期（政策密集出臺—學術研究深化）。階段演化趨勢如圖1所示。

2.2 新質生產力的縱向時序分析

多源數據的主題識別及其演化分析，旨在從縱向時序出發，動態追蹤新質生產力的內涵演變路徑。政策主題往往反映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的關注重點與主要目標。本文采用能較好識別政策文本中的共性與潛在主題的LDA主題模型，基于250份官方政策文件、141份政策輿情文本及19 584篇科技文獻，通過模型的詞頻分布結果識別出不同數據源的主題，并分析其演化趨勢。具體流程為：①對多源數據進行預處理，即借助文獻關鍵詞構建自定義詞典，利用jieba分詞工具進行分詞處理，并去除停用詞。②構建BOW稀疏向量，計算TF-IDF值，根據模型困惑度確定最優主題數目，利用LDA建模進行主題識別，并構建多源數據的代表詞共現圖。③通過計算文本與各主題的相似度，將文本與主題進行匹配，并對主題匹配的文本數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各主題在各時間點的熱度值。

2.3 新質生產力的橫向主體分析

各地新質生產力的政策部署及其實踐分析，旨在從橫向主體出發，揭示政策制定者與實踐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內容分析法作為一種客觀的文本定性研究方法，通過對文本內容的解讀、編碼、分類及語義判斷，可有效剖析文本的信息含量及其演變特征。本文以各地方的官方政策和輿情文本為樣本，按照發布的時間順序對其進行編號，隨后通過閱讀相應內容，對相關政策和具體做法展開梳理。

3 新質生產力的認知共識及其形成機制

從與“新質生產力”相關的政策文件、輿情文本及科技文獻中識別出的主題，能夠從多個維度反映新質生產力的內涵構成、現實關切、發展路徑與社會認知。本文通過LDA主題模型分析政策文件和輿情文本中“新質生產力”一詞所在的段落，根據模型困惑度確定最優主題數目，共識別出7個政策主題和5個輿情主題；同時，基于關鍵詞識別出科技文獻的7個研究主題（見表2）。3類主題在關注重點上存在明顯差異，各自體現出不同的立場與訴求。

事實上，通過對不同時期、不同來源文本的主題進行對比分析，可以觀察新質生產力從提出到被接納、理解、應用的語義擴展路徑與話語建構過程（見圖2）。其揭示了概念如何在國家層面被定義，在輿論層面被討論，在學術層面被理論化，進而反映了認知共識的形成機制。

3.1 政策維度

政策主題主要體現出國家在宏觀層面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總體規劃與戰略導向。“新質生產力的區域化發展”和“新質生產力的產業布局”是戰略指引，“新質生產力的績效驅動機制”和“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是機制建設，“新質生產力的科技支撐體系”和“新質生產力的基礎設施”是要素保障，“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路徑”是實踐路徑。

在萌芽期，政策主要集中于理念構建與初步制度響應，尚未形成完整體系。此階段，“新質生產力的產業布局”主題熱度最高，“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和“新質生產力的區域化發展”主題也出現早期動向，說明產業轉型、制度支持及區域引導是政策萌芽時期的重要抓手。到了起步期，政策從方向引導轉向制度化、系統化建設，通過要素聚合和能力構建，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支撐。此階段，各主題熱度全面上升，尤其是“新質生產力的區域化發展”和“新質生產力的績效驅動機制”主題成為焦點。進入發展期，政策關注重點從“做什么”轉向“怎么做”，呈現多主題協同并進、發展路徑細化、實施落點明確的特征。此階段，“新質生產力的區域化發展”成為核心主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路徑”主題熱度逐步升溫，體現出政府愈發強調政策方案的落地和實操。

3.2 輿情維度

輿情主題更多反映了社會公眾、媒體和產業界對于新質生產力在現實經濟中的表現和影響的關注。“生產關系重構與理論引領”主題探討了新質生產力是否蘊含生產關系的變革、新型發展范式的構建，以及其背后的制度支撐與理論邏輯；“科技創新與核心技術發展”和“深化改革驅動的新興產業”兩大主題顯示出輿論對創新能力與產業形態的高度敏感性，且聚焦于技術原創性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國家戰略轉型與政策引導”主題表明輿論對政策信號有所反應；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主題則是輿情從宏觀敘事向現實議題轉化的典型體現。

在萌芽期，輿論關注主要集中在“生產關系重構與理論引領”主題，說明“新質生產力”作為新興概念，在輿論場中尚處于概念釋義與內涵解構階段。此階段，“國家戰略轉型與政策引導”主題同樣表現出一定的關注度，反映了社會對政府所釋放的政策信號具有響應能力。到了起步期，輿論重心開始向更具體的技術與產業方向傾斜。此階段，“科技創新與核心技術發展”和“深化改革驅動的新興產業”兩大主題熱度顯著提升，顯示出輿論對“如何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現實路徑和實踐抓手的深入討論。進入發展期，“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核心話題，表明輿論逐步從理論概念解讀、政策導向關注過渡到地方具體實施路徑、區域模式差異及多元發展邏輯的深度探討。

3.3 研究維度

研究主題則集中于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建構、機制解析和系統支持。“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機制”主題聚焦其基本概念、結構邏輯、內生機制等的理論探討；“人工智能與社會治理現代化”和“創新驅動的新質生產力”兩大主題體現出學術界對科技賦能的關注，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如何嵌入社會治理體系并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人才根基”“產業結構現代化轉型”“教育—體制—產業融合發展”和“共同富裕與制度結構變革”等主題則反映了學術界對人力資本、教育供給等要素基礎的關注。

在萌芽期，“共同富裕與制度結構變革”主題的高熱度反映出新質生產力在最初被提出時，學者們普遍將其與國家發展戰略、制度重構相聯系，試圖從宏觀制度安排中追溯其理論根源；而“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機制”主題迅速升溫，標志著對新質生產力基本概念與內涵邏輯的學理界定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性焦點。到了起步期，理論研究持續深化，“人工智能與社會治理現代化”和“創新驅動的新質生產力”兩大主題熱度持續上升，表明學術界開始探索技術賦能新質生產力的具體路徑。進入發展期，“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機制”仍為核心研究主題，學術界的持續探討為其他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礎；同期，“產業結構現代化轉型”主題顯示出研究從理論層面向應用層面的進一步延展；“新質生產力的人才根基”和“教育—體制—產業融合發展”主題則體現出學術界對人力資本、教育供給的關注持續增加。

3.4 三維交叉

本文從政策文件、輿情文本及科技文獻等3類數據中，分別提取TF-IDF權重排序前30的代表性詞語，以此構建詞共現矩陣并導入Gephi軟件，選擇Fruchterman-Reingold權重布局算法進行可視化運算，最終形成“新質生產力”知識圖譜，如圖3所示。在該圖譜中，節點顏色用于標識代表詞來源，節點大小反映代表詞的度中心性，連線粗細表征代表詞的共現強度。由圖3可知，不同社會主體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關注重點、話語邏輯與功能定位存在顯著差異，反映出政策、輿情、學術多維話語體系的協同與分野。具體而言，3類話語體系對“新質生產力”的關注既存在交集，也各有側重。“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未來產業”“人工智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引領”等詞匯，共同構成政策制定、輿論關注和學術研究的共識核心。這些詞匯既集中體現各界對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技術驅動和產業升級的高度認同，也代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性語義框架，更是實現多方協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認知基礎。

雙重共有詞揭示了不同話語體系之間的邊界融合特征。具體來看：政策與學術話語體系共同關注“數字化”“數字經濟”和“新發展理念”，表明政策制定吸收了部分學術理論成果以支撐制度構建；政策與輿論話語體系則在“產業鏈”“科技成果轉化”“因地制宜”“制造業”“產業創新”“新材料”“傳統產業”等關鍵詞上存在重疊，體現二者在產業轉型路徑與區域實踐方向上達成共識；輿論與學術話語體系共享“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核心概念，顯示出輿論層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備對發展范式與制度變革的理論認知能力。

此外，部分未形成邊界交疊的詞匯進一步體現了社會不同主體的角色差異與關注重點。其中，政策話語體系的獨有詞匯如“知識產權”“新型工業化”“人力資源”“中小企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突出其在頂層設計、制度安排、組織動員與政治引導方面的功能，既體現了政策話語的規范性與執行導向，也有助于理解國家在生產力結構轉型中的戰略意圖與實施路徑。輿論話語體系的獨有詞匯如“新動能”“新模式”“新優勢”“新技術”“新能源”“新賽道”“智能化”“高端化”等，則更多關注技術熱點、市場趨勢和社會焦點，表現出輿論層面較強的現實感知力和以傳播為導向的話語特征。學術研究話語體系的獨有詞匯如“數據要素”“新型生產關系”“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產教融合”“綠色發展”等，更側重于對新質生產力本質內涵、演化機制與結構邏輯的系統性探討，既反映新質生產力在學理層面的知識生成機制和研究前沿，也為政策形成提供科學支撐，推動概念從政策口號向可操作理論轉化。

4 新質生產力的地方實踐及其互動機制

在政策逐步凝聚社會共識的背景下，各地積極響應《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提出的“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要求，立足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結合區域特色與實際需求，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4.1 地方政策部署的多維路徑與戰略取向

本文通過搜集不同地方政府發布的新質生產力相關政策文本，梳理并分析45個地方政府的戰略重點和發展方向，識別政策演化趨勢和核心內容，進而構建新質生產力政策框架（見圖4）。由圖4可知，各地區圍繞科技創新、產業體系、體制改革、綠色轉型、人才支撐五大維度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并從政府層面提供相應的保障措施。

從各地政策部署情況來看，地方政府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在政策主體、政策內容、政策路徑、政策體系等方面呈現出一些特性，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4.1.1 政策主體多元，強調組織協同

地方政策的發布主體日益多元，涵蓋省、市、區三級政府，人大常委會，行業主管部門，產業功能區管理機構，以及金融、財政、稅務等職能部門。這些機構依據自身職責分工，形成差異化功能定位。例如：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江蘇省科技廳等聚焦產業技術突破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江蘇省、寧波市、廈門市等地人大常委會從制度和法治層面提供支撐；臨港新片區、青島高新區、鎮江國家大學科技園等則突出場景應用與資源集聚；山東省、安徽省等地通過財稅金融手段強化資源保障。這種跨層級、跨系統的政策協同機制，構建了縱向協調、橫向聯動的政策執行體系。

4.1.2 政策內容廣泛，注重系統性和集成性設計

地方政策的內容覆蓋科技創新、產業體系、體制改革、綠色轉型、人才支撐等多個維度，力求構建全鏈條政策支持體系。例如：湖北、四川、杭州、貴陽、青島高新區等地將新質生產力作為高質量發展的統籌抓手，推進資源、技術、人才、制度、平臺等融合聯動；山東注重“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產業孵化”全鏈條構建；寧波、江蘇、重慶等地強化對“專精特新”企業與“獨角獸”企業的精準支持。各地普遍注重創新生態建設，通過財政支持、知識產權保障、法治環境優化等措施提升政策效能，展現出系統性思維和全局性謀劃。

4.1.3 因地制宜發展，凸顯區域差異化路徑

地方政策普遍體現因地制宜的差異化發展特征：發達地區多強調基于原有優勢的結構優化與產業躍升，如深圳聚焦新興產業集群升級，上海楊浦打造以數字經濟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杭州濱江強化科技園區的資源與產業集聚效應；而中西部與資源型地區則更多關注資源重構與優勢重塑，如湖北強調綠色轉型與科技創新并進，陜西以產業集群培育與“六個1”機制推進區域創新，青海立足生態優勢強化開放合作。此類政策既符合地方實際，也有助于國家整體戰略的多元化落地。

4.1.4 產業領域廣泛，強調政策系統整合性

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已廣泛覆蓋數字經濟、智能制造、新能源、科技金融、信息技術等多個重點領域，突出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重要地位。地方政策通過“縱向整合+橫向聯動”推動產業鏈協同，如深圳、陜西、東莞等構建產業集群以提升集聚效應；大慶、北京、山東等著力打造全要素支撐體系，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協同。同時，不同行業主管部門也積極融入新質生產力發展邏輯，如福建林業局、湖北住建廳積極推動綠色制造、城鄉融合、智能建造等領域的產業升級。這種系統性政策布局既推動了各類要素的高效整合，也為地方構建未來競爭優勢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地方政府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多元主體協同+系統化內容設計+區域差異布局+全產業覆蓋”的多維政策體系。這不僅體現出地方層面對國家戰略的積極響應，也展示了地方在因地制宜、融合創新中的主動探索與制度創新能力。

4.2 地方推進新質生產力的實踐特征與政策反饋機制

本文通過梳理33條地方相關報道，總結各地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舉措，并提煉出地方發展路徑的4個主要特征，進一步揭示政策部署與實踐操作之間的互動機制。

4.2.1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優化創新發展環境

各地普遍通過改革破除制度壁壘，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為創新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安徽在知識產權保護與科研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先行探索，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落地；浙江依托平臺建設與政策支持，激活科技潛能；江蘇則強化人才引進與制度協同，構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人才保障機制。體制機制改革不僅優化了創新生態，還加速了新技術、新業態的涌現。

4.2.2 強化基礎研究投入，推動科技創新賦能產業升級

各地高度重視基礎研究與科技攻關的戰略作用，紛紛加大原創性研發投入，并推動產學研協同。黑龍江、陜西、廣東等地聚焦科研成果產業化，提升區域創新效能；江蘇則打造產業科技創新中心，推進“應用基礎研究特區”建設，賦予科研機構更大自主權。科技創新已成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支撐，推動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良性循環體系。

4.2.3 統籌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發展，前瞻布局未來產業

多地在致力于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同時，系統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福建推動傳統制造業數字化升級；江蘇通過技術賦能提升鋼鐵等傳統產業的競爭力；北京、上海等城市聚焦6G、量子信息、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謀求構建世界級產業集群。通過“補鏈、延鏈、升鏈、建鏈”，各地正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

4.2.4 因地制宜發揮區域優勢，推動區域協同發展

各地高度重視結合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例如：四川聚焦量子科技產業培育；山西重視綠色能源開發利用；內蒙古、青海等地以新能源和新材料為重點發展方向，契合國家“雙碳”戰略。與此同時，江蘇、廣西等地強化區域協同與產業鏈整合，構建跨區域合作格局，推動資源共享與產業互補。

綜上所述，地方政策部署與實踐推進之間已形成良性的雙向反饋機制。一方面，政策為實踐提供戰略框架與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實踐反饋不斷豐富政策內容，實現從“戰略設計”到“落地執行”的有機閉環。成功的政策實踐不僅依賴前瞻性頂層設計，更需要因地制宜、動態調整的能力。這一機制確保了新質生產力在地方層面的高效、可持續發展。

5 結論與展望

5.1 研究結論

本文從政策制定、輿論關注與學術研究三大話語體系的多維比較出發，揭示了新質生產力在理念構建、認知共識形成、政策推動與實踐落地等多個層面的運行邏輯及發展機制，為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完善與地方實踐創新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與實證依據。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多方共識與差異并存。三大話語體系圍繞“新質生產力”形成了基礎認知共識，但各自立場與重點存在顯著差異：政策話語強調頂層設計與制度安排，輿情話語體現現實感知與社會預期，學術話語則聚焦理論建構與結構解析。三者在“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未來產業”等核心關鍵詞上達成共識，為跨主體協同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了概念基礎與價值錨點。

第二，階段性演化與互動傳導。三大話語體系的核心主題呈現階段性演化特征，反映出“新質生產力”由提出到落地、由理念到實踐的認知深化過程。從萌芽期的概念界定與政策信號回應，到起步期的制度建設與技術路徑探索，再到發展期的落地執行與系統轉型，各方關注點逐步趨向細化與可操作化，形成跨階段、跨領域的知識傳導與話語互動。

第三，地方實踐的多元路徑。各地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政策部署與實踐舉措，呈現多元協同、系統布局與區域差異并存的特征。地方政府依托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多元化的主體協同機制和系統性政策體系，有效驅動新質生產力在不同區域和產業中的創新實踐，體現出國家戰略與地方行動之間良好的政策響應機制與實踐反饋機制。

5.2 不足與展望

展望未來，“新質生產力”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其研究與實踐仍面臨多重挑戰并具有拓展空間。理論層面須針對新質生產力的數據制度、場景驅動、協同治理等獨特機制提出研究命題并進行實證檢驗，提升其理論解釋力與路徑可操作性；政策與實踐層面須進一步深化區域差異化發展路徑研究，關注體制機制創新與要素配置效率，推動實現從“認知共識”到“制度供給”再到“應用突破”的完整鏈條構建；此外，還需要以前瞻性視野防范“新質生產力”的潛在風險，如技術迭代引發的就業沖擊、分配失衡、資源錯配等問題。

在方法和數據層面，建議未來研究強化跨學科整合與多模態數據分析，積極引入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新型研究工具，實現對新質生產力概念邊界擴展、演化路徑動態刻畫和實施成效精準評估的深度融合與協同賦能，為政策制定和理論創新提供更具科學性的決策依據與知識支撐。同時，未來研究可進一步聚焦企業、科研機構、地方政府等主體在新質生產力領域的應用場景與科技成果，并補充英文文獻、國際專利及海外輿情等數據，構建更加全面的多源信息體系。此外，也可引入多源社交媒體數據以拓展分析視域，特別是利用情感分析與話題識別方法，更加全面地揭示“新質生產力”在社會輿論場域中潛在的爭議焦點與認知分歧。

本文來源于《創新科技》雜志2025年第9期。陳悅，大連理工大學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楊嘉敏，大連理工大學博士研究生；高道斌，大連理工大學博士研究生；崔林蔚，遼寧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博士后，講師；劉啟巍，大連理工大學博士研究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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